兰波在1871年的秋天来到巴黎，当时魏尔伦和妻子的父母一起住在蒙马特的尼科莱街。由于被怀疑同情巴黎公社，他丢掉了公务员的工作；但是，造成他被辞退，或者说不再被新政府续任这件事的部分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工作不力，且有纵欲的恶名。在动荡的战争和革命时期，他回归了单身汉的生活，并且再一次开始酗酒。为了让他远离这种诱惑，他的母亲让他和玛蒂尔德·莫泰·德·弗勒维尔（mathilde mauté de fleurville）结婚。此时的他只能挣些外快，再加上年轻妻子的嫁妆；他们的经济状况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布尔乔亚式的舒适生活了，而当时玛蒂尔德已经怀上了孩子。因此，这对年轻的夫妇搬去和莫泰·德·弗勒维尔一家同住，他们在蒙马特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有一栋带花园的小别墅。

玛蒂尔德·魏尔伦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这个被她依旧看作自己家的地方；比起和丈夫一起过波希米亚人一般的生活，她更喜欢在父母的家中过轻松、享乐的日子。在回忆录中，她带着一种幼稚的自豪感，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栋豪宅的赞美：一楼有两间大客厅和一间餐厅，全都面对着精心修剪过的花园；父母和她同母异父哥哥的房间在二楼，三楼则留给了“新婚夫妇”。房子里还有一间藏书室和一间客卧。[190]

莫泰·德·弗勒维尔一家并没有合法的贵族血统，但也是受人尊敬、富裕的资产阶级家族。尽管并没有记录，但他们的财富很可能来自生意上的成功；他们在姓氏中加入“德”这个助词，让它听上去像贵族的姓氏，因为这才和家族的财富相称；这种做法在第二帝国时期很常见。莫泰·德·弗勒维尔先生在年轻时取得了巴黎大学的法学学位，但他从未从事法律相关的职业；他的女儿对勒佩勒捷（lepelletier）把好友魏尔伦的岳父称为“公证员”而耿耿于怀。她自豪地表示[191]，她的父亲一生中连一分钱都没有挣过，“他什么都不用做，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在战争和巴黎公社运动结束后，他生活无忧、受人尊敬，在蒙马特舒适的家中和妻子、家人生活在一起。

莫泰·德·弗勒维尔夫人熟稔于艺术，也结交了很多艺术家，为此，她感到十分自豪。她第一次婚姻中的儿子，夏尔·德·西夫里是一名轻音乐作曲家，在当时小有名气，她自己也是颇有名声的音乐教师。在1871年，年轻的克劳德·德彪西当时就是她的学生。她也很为自己的女婿保罗·魏尔伦骄傲，他在当时最顶尖的文化圈里评价很高，前途光明，她也曾听到声名显赫的帕尔纳斯派诗人和学者对他赞誉有加——她对那些受到过表彰的荣誉人士信任不疑。她很高兴能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杰出的文化人，也愿意忽略他那些不检点的传闻；她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巴黎人身上不可避免的野性罢了，只要坚忍强硬就可以在婚后消除这些瑕疵。她喜欢把自己看作一个艺术赞助人，一个鼓励、发掘未成名的年轻艺术人才的人。当魏尔伦说起在外省的文学地平线上正冉冉升起一颗璀璨的新星时，她充满了兴趣。她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她可以在这个年轻诗人成名前就表明是自己发掘了他；她想象自己对着未来的仰慕者和观众，告诉他们是自己从贫穷和困惑中拯救了著名诗人兰波，是她敞开了自家的大门让他得以从此出道。她的女婿说，兰波的身上有超越维克多·雨果的潜质。正是她建议保罗邀请这位年轻的朋友来她家借住的；当时，她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引狼入室。她听说他很年轻，因此她期待着看到一位长着波提切利画笔下天使面容、年轻版本的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浪漫主义运动为公众塑造了一个诗人应有的固定形象。其中知名的有夏多布里昂的画像：他用梦幻般的眸子望向大海，风吹过他的鬈发，簇拥着他贵气十足的眉头。其他知名的形象还有年轻的拉马丁，他像天神一般高贵优雅；还有德·维尼，他看起来一丝不苟、与众不同。但人们最喜爱的还是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穿着文艺复兴时期侍从服装的画像。

莫泰·德·弗勒维尔夫人并不希望这个当代诗人能与她青年时代的诗歌诸神相抗衡，但她期待他至少能看起来非同凡响。就算他长得不像西班牙贵族出身的埃雷迪亚（hérédia）那样高贵，至少也得像马拉美那样看起来像一个令人尊敬的学究。她完全没有想到，当她第一次见到兰波时，发现他的样子和高贵、知名的人士一点儿也沾不上边；她拒绝相信一个像兰波这样外表的人能做出什么好事来。她只在林荫大道下的长椅上见到过这副样子的人；战争爆发以来，警察们变得很松懈，不再约束这些流浪汉。她家里从来没有接待过这样的人。

兰波的造访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灾难。魏尔伦和夏尔·克罗去火车站接他，但由于一些失误而错过了他。对于在乡下长大的兰波来说，走点路并不要紧，因此，在发现没人来接他后，他便独自步行前往蒙马特；他风尘仆仆、带着一身汗抵达了目的地，让莫泰·德·弗勒维尔夫人和她的女儿吓了一跳。玛蒂尔德永远都无法忘记她和母亲当时的惊愕：这个乡下青年走进会客厅时，她们正坐在那里等待魏尔伦带着他一起回来，好奇着他的模样。但她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粗鲁的农民青年，双手粗糙、双颊泛着风吹日晒导致的红晕。那时他刚刚开始抽条，去年的旧衣服已经不合身了；衣袖无法遮住他骨节粗大的手腕，那条著名的灰蓝色裤子的裤腿也吊在他母亲亲手织就的蓝色棉袜上方。除此之外，他还看起来肮脏不堪；他的头发就好像从没梳过那样根根竖起，他的领口拴着一根肮脏的绳子当作领带。最可怕的是，他身边没有任何行李，没有牙刷，没有梳子，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192]

一直以来，兰波都对周遭的氛围很敏感，这种敏感难以解释，就像是动物的直觉；此刻，他很快就知道自己给别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他立刻感觉到，在这对母女教养良好的礼貌态度下藏着对他的敌意和否定。魏尔伦和克罗从火车站回来时，母女俩正试着招待兰波，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尝试克服巨大的困难以完成她们这种上流人士的社交义务——她们并不在意客人是否得到了周到的招待。

当看到坐在会客厅里的不过是个孩子时，魏尔伦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他本以为来人应该超过二十岁，和他年龄相仿。撞进他眼中的却是一个长腿的男孩，他的头发散乱，举止笨拙；他仿佛是个还在长身体的少年，不知道怎么去活动自己粗笨的四肢，也不能控制变声期粗哑的嗓音。在这个骨瘦如柴、笨手笨脚的青春期少年身上，他看到了一张孩童的面孔；双颊圆润粉红，还有一双他所见过最纯净、最凌厉的蓝色眼睛。他坚称这一时期的兰波长相俊美，还对他十六岁时美丽无比的脸庞做了描述。相形之下，玛蒂尔德·魏尔伦和其他许多说兰波粗鲁、丑陋的人仿佛充满了偏见和恶意。

第一天的晚餐是一次巨大的失败。魏尔伦夫人和莫泰·德·弗勒维尔夫人那明快、毫无意义的谈话让兰波手足无措，而他当时也还没习惯和女性在一起的场合。她们不断向他抛来无止境、无意义的问题，问他的旅途如何，他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她们还带着巴黎人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询问他对法国外省生活的看法。兰波对这个话题的看法是绝对不能在任何讲究礼仪的场合中说出来的。夏尔·德·西夫里像一个典型的巴黎人那样，用脆利的声音喋喋不休，这也让兰波感到厌烦；很快，他就不再掩饰自己对主人们的轻蔑。如果那顿晚餐进展顺利的话，他会发现夏尔·克罗其实很同情他，但当时他感到很不自在，也很困扰；因此，当克罗向他抛来关于美学原则和文学理论的问题并公开分析他的作品时，他感到更加不安。兰波觉得十分疲倦和困惑，而且他从来也不是一个能顺畅地和人谈天说地的人；此时，他舌头打结、陷入了阴沉的静默之中，只肯用只言片语来回答那些对他来说相对善意的问题。他看起来很粗鲁，情绪也不太好；但事实上，他陷入了比人生中其他时刻更加深沉的悲哀、痛苦和失望中。

后来，在回顾这一晚上发生的事时，魏尔伦只能想起兰波发表的一段观点，和文学毫无关联。晚餐时，房间里有一条小狗，它是莫泰·德·弗勒维尔夫人最宠爱的宝贝，是一条被打扮得漂漂亮亮并受到无限溺爱的小可爱；但它脾气很好，也很乖巧。当时，小狗在人们脚下跑来跑去，求他们分一点食物给它，也想得到人们的关注和抚摸。兰波当时很是古怪；他很快感到烦躁，于是居高临下地看着那条可爱的小东西，用极尽轻蔑的口吻说道：“狗都是自由主义者！”[193]

随着晚餐的进行，兰波也变得越发笨拙和无礼。晚餐结束前上咖啡时，他做了一件让在场的女士们又惊又怕的事：他从口袋里拿出脏兮兮的烟斗，跷起了二郎腿，像在一个低级酒馆里那样把胳膊支在桌上，让臭不可闻的烟草味充斥着整张餐桌。

那个夜晚本该因振奋人心的文学谈话而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然而事实上，它很快就草草结束了。莫泰·德·弗勒维尔夫人宣布，由于兰波旅途劳累，他一定不想继续留在这里聊天；因此，在晚餐结束后不久，她很快就给出了各自回房休息的信号。

在做客期间，兰波一直无法摆脱第一晚失败的阴影，他也没有继续努力向女主人证明自己；事实上，他的观点和举止都无底线地触怒着她。他决心为她对他的厌恶提供更充分的理由。有一天，当魏尔伦回到家，他发现自己的朋友正在屋子前面的石子路上伸开四肢躺着，一边享受着十月的阳光一边抽烟。任何从这条街上路过的行人都能看见他，住在这一受人尊敬的街区的人们则站在一边诧异地盯着他。这个地区很快充斥着关于莫泰·德·弗勒维尔夫人家古怪的客人的传言；人们一致同意，她会让自己的女婿和这种小流氓为伍确实是一件怪事。传言越来越广，这条街区每一栋房子的管理员都知道了他的事。

莫泰·德·弗勒维尔夫人坚信是兰波腐蚀了她的女婿，是他怂恿他败坏道德、公开地进行反叛。她这么想其实并不公平，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魏尔伦对婚姻的不忠从兰波来巴黎前就已经开始了。毕竟，魏尔伦比他年轻的朋友要年长十岁；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在拉丁区四处游荡；青年时期的他被指有鸡奸行为，在和玛蒂尔德·莫泰·德·弗勒维尔结婚时他就已经是一个真正的酒鬼了。婚姻初期，由于新婚生活和年仅十七岁的妻子带来的新鲜感，他在岳父严格的管束下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在认识兰波之前，他就已经感到已婚人士所谓的体面很是乏味，尤其是后来妻子怀孕后身体变得非常脆弱，让他偏好纵欲的感官无法再享受肉体的快感，而这种快感正是一直以来让他还能忍受婚姻束缚的重要原因。更加接近事实的情况应该是，他帮助兰波完成了他“打乱所有感官”的目标。毫无疑问，兰波是一个聪颖的学生；他鼓励了年长的魏尔伦，让他做出更为大胆的举动，并煽动他对抗家庭的约束。那时的魏尔伦知道，就算是他最不讲理的行为都会得到支持，他再也不用独自面对来自严厉的岳母的指责，因为现在兰波首当其冲成了被非难的对象。

1871年10月30日，乔治·魏尔伦出生。在接下来整整三天的时间里，一切都很顺利。魏尔伦表现得和任何一个自豪的年轻父亲并无二致。他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整晚都陪伴在妻子身边。第四天，做一个模范丈夫的压力让他一心向好的决心一下子土崩瓦解了。他到凌晨2点才回家，整个人都处于重度醉酒的状态。酒精，尤其苦艾酒，是他永远渴求的毒药；醉酒归来的他脑中充斥着污秽，并对每一个见到的人语出威胁。回到家后，他径直去了妻子的房间，拒绝了她让他回自己房间休息的哀求。产褥护士受到了惊吓，威胁要去找他的岳父母来帮忙，但玛蒂尔德不想打扰他们。接下来，尽管受到了抗议，他还是在妻子的床上躺下，穿着出门时的全套衣服，脚上的靴子也没脱下来；他把满是污泥的脚放在玛蒂尔德脸旁的枕头上，就这样很快进入了酩酊大醉的睡梦中。第二天早上，当莫泰·德·弗勒维尔夫人来看女儿时，她惊恐地看到女婿还穿戴整齐地睡在那儿。玛蒂尔德还提到，当时，一贯善良宽容的母亲变得出离愤怒。[194]

同一时间，老莫泰·德·弗勒维尔结束了乡间的狩猎聚会回到家中。带着家中男主人的威慑力，他立刻做出了决断。他激烈地质问着家里的女人，为什么会容忍这种不端的行为继续发生，还说他决不能容许这个外来的闯入者在他家里待着。他告诉女婿，必须立刻给这个讨人厌的朋友另寻住所。

兰波离开后，玛蒂尔德在收拾客卧时发现枕头上爬满了她从未见过的小虫，这让她又惊讶又恶心。但她的母亲明显更有经验，她告诉她那是虱子。玛蒂尔德把这一发现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希望能让他对这位朋友感到恶心，但保罗只是对着她大声地嘲笑，还说兰波喜欢在头发里留着这些寄生虫，以便把它们扔向街边路过的神甫。[195]

但兰波没有在原地等着被莫泰·德·弗勒维尔一家赶出去，也没有等魏尔伦为他另寻住所。他自己决定逃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儿——这也十分简单，因为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他一无所有。但魏尔伦觉得自己对他有责任，出于他的善心，一想起他那身无长物的年轻朋友在巴黎街头举目无亲地独自游荡，他就感到非常烦恼。因此他在能想到的地方四处寻找，但并没能成功找到他。几周之后，他才偶然在街头遇到他，当时的他改变之大让魏尔伦非常惊讶。他曾经那种田园生活带来的健康气息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苍白的面容和深陷的双颊；他衣衫褴褛，身上到处是寄生虫。离开蒙马特后，他试着找工作，但一无所获；为了不至于饿死，只要有机会，他什么不三不四的营生都做过，其中一项就是在街头兜售钥匙链。[196]这段时间他的生活就和上一次来巴黎时一样一贫如洗。魏尔伦为他的窘迫而落泪，请他饱餐一顿后，把他带到了夏尔·克罗和安德烈·吉尔那里，让他们在能找到长久的解决方案之前先照看兰波。[197]魏尔伦接着找到了泰奥多尔·德·邦维尔，后者对未成名的穷苦艺术家十分慷慨，有口皆碑。邦维尔记得这个年轻诗人的名字，他曾两次从夏尔维勒给他写信。他为兰波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租下了没有家具的阁楼，房子位于布奇街，就在圣日耳曼大道旁边；他的母亲为阁楼添置了最紧要的几件东西。从邦维尔的幼年起，他的母亲邦维尔夫人就一直照料着自己的独生子，她鼓励、培养了他在诗歌上的天赋，为自己比儿子那不幸的朋友波德莱尔的母亲更出色、更理解孩子而感到自豪。此时的邦维尔已经接近五十岁，是当时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但她仍然给他令人嫉妒、无微不至的照料。外省来的年轻诗人还只是个身无分文的孩子，赤手空拳地在冷漠的巴黎城中打拼，这让她想起童年时的儿子，心下不免有所触动。

她和她的儿子让兰波得以有瓦遮头，但为他提供食物的则是夏尔·克罗——这一信息来自一封写给普拉德尔（pradelle）的信，属于贝雷斯（bérès）资料的一部分，日期为1871年11月6日。最后，几个作家一起出了三法郎一天的钱供他开销。这些钱并不能让他变得富裕、自我放纵，但至少能保证他不被饿死。

兰波却没有在布奇街久留。据说，邻居们向邦维尔抱怨家中住客的行为，因此他被要求离开此处。据说当他穿着爬满寄生虫的肮脏衣服，头一次走进新的房间时，他无法允许自己把这样一间舒适、干净的居所弄脏。于是他脱下所有衣服，赤身裸体地站在打开的窗边，把这堆肮脏的衣服全都扔到楼下的通道上，这让住在街对面的人感到十分惊恐。

据说他就是在这里写下了《捉虱女人》，灵感来自发生于一年前的一件事。不考虑主题本身，这首诗中那些极为精致的诗句有一种激发人心的力量，让人想起波德莱尔的一首诗：

鲜红的痛痒溢满孩子的头上

在寻求白色的朦胧梦境时，

两位美丽的大姐走近他的床边

她们有着银色的指甲，十指纤纤。

她们让孩子坐在敞开的窗边

碧波荡漾的空气里盛开着缭乱的花朵

孩子厚厚的头发沾满露珠，被分开了

用美丽而又可怕的纤纤玉指，指甲在搔抓

孩子在倾听可怖的气息奏成的歌

玫瑰花蜜发出甜蜜的香气

在孩子忧伤的叹息声中歌儿断断续续

浮上唇边的是恶心，是接吻的欲望？

香气四溢的沉默中，眨巴着睫毛

孩子悄悄地倾听，充满了懒散的醉意

她们的手指在华美的指甲下抖动

是一只只小虱子崩命的声响

懒怠的醉意爬满了孩子的头颅

那是充满狂奋的口琴的呼吸

顺着缓缓的爱抚孩子的心中

不断涌出潸然泪下的欲望又悄然释去。

离开布奇街后，兰波和作曲家卡巴纳（cabaner）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他睡在作曲家的沙发上。卡巴纳的住所在异乡人酒店，就在离奥岱翁街不远的拉辛路上。卡巴纳是一个非常心不在焉、精神恍惚的人，他从来不知道、也不在乎有多少人在他的房间里过夜。除了艺术之外他从不考虑其他，连普鲁士军队围攻巴黎这件事，他都只是模糊地知道一点点。巴黎第二次被凡尔赛政权围攻时，他说道：“什么！德国人又来了？”然后，他发现听他说话的人脸上都露出了惊奇和厌恶，于是他又说道：“天哪！都围攻了这么久了，我想着这会儿也是该换别的国家来干这事了。”[198]

他的身形很瘦弱，几乎是个纸片人，他的脸上似乎只有一丛随风飘动的柔软胡子和一双似乎在梦中的大眼睛。魏尔伦曾经说他是“喝了三年苦艾酒后的耶稣”。[199]

在兰波和卡巴纳住在一起时，德拉艾来见过他，这也是自他离开夏尔维勒后他们第一次见面。德拉艾在酒店里肮脏的小房间里找到了他，周围是一群文人，而他在沙发上躺着，明显是睡着了，完全不知道周围有哪些人。突然之间，他伸了个懒腰，揉着眼睛坐起来，然后做了个充满厌恶的鬼脸。他刚经历了一场海吸希带来的昏睡，这一体验让他很是失望。他本打算躺下、享受最美妙的通灵幻象，但他看见的只是一群黑白色的月亮互相追逐，它们的速度各不相同，穿过整个天空。这应该是他第一次体验毒品带来的幻觉；当时的日期是1871年11月。

德拉艾于是再一次打量了自己学生时代的朋友，他意识到在巴黎的过去两个月中他身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长高了许多，他不再是个小男孩，而是一个高挑瘦长的青年，他的瘦弱让人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他看起来肮脏不堪，瘦削的肩膀上挂着满是皱褶的二手大衣，看上去比他的尺寸大了好几码，头上还戴着一顶被打扁了的灰色旧毡帽。德拉艾的内心深处还是一个体面的资产阶级，此情此景让他很是震撼。

在卡巴纳尽到地主之谊后，兰波在接下来几星期的时间里辗转于不同的工作室，在任何愿意收留他过夜的人那里寻求一夜的庇护。但魏尔伦最终还是给他在蒙帕纳斯大道附近的一条小路康帕尼—普雷米尔街（rue campagne-première）上租了一个房间，今天这条路上有很多的艺术家工作室。1872年1月，兰波搬进了这间房间，一直住到3月他回到夏尔维勒为止。这间房间“充满了日光和蜘蛛的声音”[200]，也是多次见证了兰波和魏尔伦一起寻欢作乐的场所；这种行为最终导致兰波被逐出首都。5月再回来时，他住在王子先生街（rue monsieur-le-prince）和位于维克多—库赞街（rue victor-cousin）十分肮脏的克吕尼旅馆，距离索邦大学不远；他在那里一直住到7月，之后便和魏尔伦一同去了布鲁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