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1888—1935）。毕业于牛津大学，1911年在中东从事考古工作。因在1916—1918年的阿拉伯大起义中作为英国联络官而出名。著有回忆录《智慧七柱》。⁑
阿拉伯的劳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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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大战结束后，我才见到劳伦斯。那是1919年春，和平缔造者或者至少是和约签订人都聚集在巴黎，整个英国沉浸在战后的骚动中。因为大战的压力过巨，规模太过宏大，而法国的大战役占据了首要地位，因此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沙漠阿拉伯人的起义在艾伦比的行动中发挥的作用。但是现在，有人对我说：“你该见见这个出色的年轻人。他的功绩是个传奇。”于是劳伦斯来吃午饭。这一时期，为了表示对埃米尔·费萨尔（emir feisal）的利益和当时正在激辩中的阿拉伯人主张的支持，他在伦敦和巴黎通常都穿着阿拉伯服装。但这次他穿了便服，一眼看去，与在这场战争中获得提拔和荣誉的众多干练的年轻军官没什么两样。在场的只有男人，我们的谈话也漫无边际，但是不久，有人相当不怀好意地讲述了他几周前在一次授勋仪式上的举止。
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拒绝接受国王在一次正式仪式上即将授予他的奖章。我是陆军大臣，因此立即说他的行为错得离谱，对作为绅士的国王是不公平，对作为君主的他是大不敬。任何人都可以拒绝一个头衔或奖章，任何人都可以在拒绝时声明导致其做法的主要原因，但选择陛下依宪法职责即将仁慈地亲自给他授奖的场合，作为一次政治示威的场合，这令人震惊。因为他是我的客人，我只能说这么多，但以我的官方地位，我说得再多都不为过。
只是到了最近，我才得知事实真相。那次拒绝确有其事，但不是在公开仪式上。10月30日，国王想和劳伦斯谈谈，接见了他。同一时间，陛下觉得可以顺便将劳伦斯已被宣布获得的巴斯勋章（commandership of the bath）和杰出服务勋章给予他。当国王即将授予奖章时，劳伦斯请求说他可不可以拒绝它们。当时国王和劳伦斯单独在一起。
不管劳伦斯是否看出我误会了那次事件，他都没有做出淡化它或为自己辩解的努力。他坦然接受了驳斥。要唤起国家最高当局认识到，诚信对待阿拉伯人事关大不列颠的荣誉，他们将叙利亚人的要求出卖给法国将是我们历史上一个永久的污点，他说，这是他能做到的唯一方式。应该让国王本人意识到正在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事情，而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我说这根本构不成他所采用方法的理由，然后将谈话转到其他更愉快的方向。
但我必须承认，这段插曲让我渴望更多地了解那场沙漠战争中实际发生了什么，让我看到了正在阿拉伯人胸膛中燃烧的火焰。我调来报告，仔细研究它们。我与首相谈论它。他说法国人一心想要叙利亚，从大马士革统治它，什么都改变不了他们的主意。我们在大战期间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2]使原则问题错综复杂，只有巴黎和会可以决定互相冲突的主张和许诺。这个问题无解。
数周后，我才再次见到劳伦斯。如果我没记错，那是在巴黎。他穿着阿拉伯袍子，完全显露出他无比的从容镇定。他言谈举止之庄重，意见之清晰明确，谈话之范围和质量，所有这些似乎都被辉煌的阿拉伯头饰和服装强化到惊人的程度。高贵的面貌、刀刻斧凿般的嘴唇、满含热情和悟性的明亮双眼从这些松散的布料中闪现出来。他看上去是他本来的样子——大自然最伟大的造物之一。这一次，我们的相处融洽多了，我也开始形成了自此从未改变的对他力量和品质的印象。不管他穿着乏味的英国日常服装，还是之后的空军机械师制服，自此在我眼中都是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那幅杰出铅笔素描的样子。
我开始从曾在他指挥下战斗过的友人那里听到更多关于他的事迹，而且实际上，军事、外交和学术等等，每个圈子里都有关于他的无尽谈论，似乎他同时是士兵和专家、实干家和考古学家、阿拉伯游击队员和杰出学者。
他的事业在巴黎进展不顺，这一点很快显而易见。他作为朋友和翻译形影不离地陪着费萨尔。他很好地表达了费萨尔的意见。相比他认为的对阿拉伯人的义务，他对他的英国人脉与他自己职业生涯的所有问题都不屑一顾。他与法国人冲突。他在长期反复的论战中直面克列孟梭。这是一个拥有钢铁意志的对手。这只老虎有和劳伦斯一样凶狠的脸，同样毫不退缩的眼神，和棋逢对手的意志力。克列孟梭对东方有很深的感情；他喜爱勇士，欣赏劳伦斯的功绩，承认劳伦斯的才华。但法国觊觎叙利亚已有上百年。在佛兰德斯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法国，在大战结束后居然分不到一块占领地，这个想法是他不能忍受的，他的国人也绝不会忍受。
此后发生的事举世皆知。经过在巴黎和在东方的长期激烈论战，巴黎和会将叙利亚划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当阿拉伯人武力抵抗时，法国部队在一场战斗后将埃米尔·费萨尔赶出大马士革。阿拉伯一些最勇敢的酋长死在这场战斗中。法国人牢牢占领了这片大好河山，极其严厉地镇压了之后的起义，在一支庞大军队的协助下一直统治到现在。[3]
所有这些都在进行之际，我没见到劳伦斯。确实，当那么多事情都在战后的世界冲撞时，阿拉伯人的遭遇似乎没什么不同寻常。但是当我的想法时不时转向这个问题时，我意识到他的情绪会有多强烈。他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在绝望中，在对生活的厌恶中，他不知所措。在他出版的作品中，他声称所有的个人野心都在战争最后阶段，他胜利进入大马士革之前死掉了。但我确定，看着受到如此不公对待的阿拉伯朋友的无助，这样的痛苦经历一定是决定他最终放弃在重大事务上的所有权力的主要原因。他曾向那些朋友做出承诺，并且将它看成是英国的承诺。战争期间，他精致的天性承受了最为惊人的压力，但是当时，他的精神支撑了它。现在，正是那精神受到了伤害。
1921年春，我奉派去殖民事务部接掌我们在中东的事务，让形势重回某种正轨。那时候，我们刚刚在伊拉克镇压了一场最危险最血腥的反叛，在那里维持秩序需要多达4万人的部队和每年3000万英镑的花费。这不可能持续。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随时可能采取实际暴力的形式。被赶出叙利亚的阿拉伯头领们带着众多追随者——他们全是我们不久前的盟友——愤怒地潜伏在约旦以外的沙漠中。埃及也在骚乱中。因此整个中东呈现出一幅最阴郁最吓人的图画。我在殖民事务部组建了一个新部门来履行这些新责任。来自印度事务部和战时曾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工作过的五六个非常精干的人组成了核心。如果能说服劳伦斯，我决定让他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都很熟悉他，其中几个还在战场上与他共过事或受过他指挥。我向他们提起这个计划时，他们大吃一惊——“什么！你要驯服那头沙漠野驴？”这就是他们的态度，不是出于小小的嫉妒或对劳伦斯品质的低估，而是因为他们真心相信，以他的精神状态和脾性，他决不可能去做一个公共部门的常规工作。
不过我依然坚持。劳伦斯得到一个重要岗位。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尽管不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立即接受了。细述我们不得不解决的混乱而棘手的问题在此不太合适。最基本的轮廓就够了。现场处理那个问题是必要的。因此我在开罗召集人员开了一次会议，叫来几乎所有中东问题专家和权威。在劳伦斯、休伯特·扬和空军部的特伦查德陪同下，我启程赴开罗。我们在开罗和巴勒斯坦待了约一个月，向内阁提交了下述主要提议。首先，我们扶植埃米尔·费萨尔登上伊拉克王位，将外约旦政府交给埃米尔·阿卜杜拉（emir abdullah），以此修复给阿拉伯人和麦加王室造成的伤害。其次，我们将从伊拉克撤出几乎全部军队，将它的防卫委托给皇家空军。最后，我们建议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目前的争议事项做出调整，它将作为未来关系的一个基础。
前两个提议招来极大反对。法国政府将埃米尔·费萨尔看成一个失败的反叛分子，对我们给予他的优待深为不满。英国陆军部对撤军提议感到震惊，预告这将导致屠杀和毁灭。但我已经注意到，当特伦查德开始做任何一件事时，他通常会把它做到底。我们的提议被接受，但是让如此匆忙做出的决定生效还需要一年最艰难、最紧张的行政工作。
劳伦斯任文官这段时期是他生命中一个独特的阶段。人人都惊讶于他冷静圆滑的举止。他的耐心和乐于与人合作的态度让许多最熟悉他的人惊奇。这些专家间肯定有过大量交谈，紧张关系有时肯定会达到极限。但就我而言，我总是从两三个最好的人那里得到统一的建议。与他们共事一直是我的幸运。将新政策大获成功的全部功劳归于劳伦斯一人是不公正的。令人惊奇的是他能够藏起自己的个性，放弃专横的意志，将他的知识投入集体使用。这是他的伟大个性和多方面才华的证据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履行他向那些阿拉伯头领做出的承诺，在那些广阔地区重建尚可接受的和平，他看到了希望。在那项事业中，他可以做一个乏味的——我冒昧用上这个词——官员。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意图达到了。
快到年底时，形势开始向好。我们的所有措施逐个得到贯彻。英国陆军离开了伊拉克，空军围绕幼发拉底河建立了基地，巴格达拥戴费萨尔为国王，阿卜杜拉忠实而舒适地在外约旦安定下来。一天，我对劳伦斯说：“所有这一切都安顿好后，你想干什么？如果你愿意在殖民部门开辟新事业，最好的职位等着你。”他露出他平淡、愉快、神秘的微笑，说：“几个月后，我在这里的工作就结束了。任务完成了，它将延续下去。”——“但是你自己呢？”——“对于我，你只能看到地平线上的一小团灰尘。”
他言出必行。我相信，那时候他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他的薪水是每年1200英镑，地方长官和高级指挥职位当时随我分配。什么都没用上。作为最后补救，我派他去突然出现麻烦的外约旦。他拥有充分的权力。他以旧有的魅力运用它们。他解雇了军官，使用了武力，恢复了全面安定。人人都对他任务的成功感到满意，但什么也劝服不了他继续下去。满怀伤感，我看着“一小团灰尘”消失在地平线上。几年后，我们才再次见面。我详述他的这部分活动是因为在一封最近出版的信里，他给予它的重要性大过了他在战争中的作为。但这个判断不对。
接下来的故事是他的图书《智慧七柱》（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的写作、印刷、装订和出版。现在也许是述及这个英语文学宝库的恰当时机。作为对战争和冒险的叙述，作为对阿拉伯人于世界的全部意义的描绘，它无与伦比。它跻身英语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图书之间。如果劳伦斯只写出这么一部纯虚构作品，其他什么也没做，“只要地球上还有人说英语”——借用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那句陈词滥调——他的名声也将永存。《天路历程》《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在英国家喻户晓，而这是一部趣味和魅力不输给它们的独创故事。但它实际上却不是虚构的，而是事实。作者也是那个指挥员。恺撒的《高卢战记》涉及的数字更大，但在劳伦斯的故事里，战争和帝国领域内发生过的事一样不缺。当无数大战文学的大部分被淘汰，被节录、评论和后代的历史所取代时；当庞大军队复杂和代价高昂的行动只能吸引军校学生的兴趣时；当我们的兴趣逐渐褪去和从更真实的意义上看待这场战争时，劳伦斯的沙漠起义故事还会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我们听说他开始了写作，听说他认为值得那份尊重的一些人被邀请以30英镑订购一本。我很高兴地订购了。在最终到我手里的那本书上，他间隔11年题了两次词。虽然自那以后有了很多变化，题词也远远脱离了实情，我还是非常珍视它们。他不让我为书付钱。它是我应得的，他说。
基本上，他的故事结构很简单。与埃及作战的土耳其军队依赖沙漠铁路。这条纤细的钢轨穿过数百英里的酷热沙漠。如果它被永久切断，土耳其军队肯定完蛋，接下来肯定是土耳其的毁灭，随之而来的就是那个强大日耳曼国家的垮台，后者正将它出自万门大炮的仇恨投向佛兰德斯平原。这里是阿喀琉斯之踵，正是对着它，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发动了英勇卓绝、异想天开的袭击。我们读到一个又一个这样的袭击。骑着骆驼穿过太阳烤焦的枯萎土地，自然环境的极端荒凉令旅行者惊恐。乘上一辆汽车或一架飞机，我们现在可以审视这些令人生畏的荒僻土地，无尽的沙漠，风吹日晒的滚烫岩石，月光下的炽热山谷。穿过这些，物资极度匮乏，疲惫不堪的战士骑着骆驼，带着炸药去摧毁铁路桥，去赢得战争，并且，如我们当时希望的，解放世界。
这里我们看到了战士劳伦斯。不仅是战士，而且是政治家；唤起强悍的沙漠民族，看透他们的神秘思想，带他们到选中的作战地点，并且经常亲手引爆地雷。书中给出了激烈战斗的细节，在他的指挥下，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小股部队在这些地狱般的火山岩地带作战。这里没有群体效应，一切都是紧张的、独特的、可感知的——然而却是在似乎禁止人类生存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一个想法、一个灵魂、一份意志，贯穿始终。一首史诗、一个奇才、一个痛苦的故事，在它中心——一个真正的人。
* * * * *
劳伦斯的品格留下的印象生动地活在朋友们心中，痛失他的感觉从未在同胞心中暗淡下去。对于他离开我们，人人都感觉更坏了。这些日子里，危险和麻烦在英国及其帝国头上聚集，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杰出人物。劳伦斯不仅拥有服务国家的无比能力，还有那种公认的但没人说得清的天才。不管是在他的冒险和指挥作战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自我克制和自行消失的后期岁月，他总是能主宰他接触到的人。他们感觉自己面对着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们觉得他潜藏的力量和意志力深不可测。如果他起而行动，谁能说，什么样的危机他不能克服或平息？如果情况正急剧恶化的时候，你看到他从拐角处冒出来，该有多高兴啊。
这种振奋人心的支配力量的部分秘密当然在于他对生活中的大部分利益、愉悦和舒适的轻视。世界会很自然地敬畏一个似乎对房子、金钱、地位甚至权力和名声漠不关心的人。世界不无某种担心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它管辖范围外的人；一个它的诱惑摆在面前也不为所动的人；一个不可思议地自由、野性、不为传统所束缚，独立于人类行为的常规潮流行事的人；一个随时能够做出暴力反叛或最大牺牲的人；一个孤独、简朴的人，生命对他只不过是一项义务，然而是一项需要忠实履行的义务。他是一个真正的山巅居民，那里的空气寒冷、清新而稀薄，在晴朗的日子里可以俯瞰世上所有的王国及其辉煌。
劳伦斯属于那些生活步伐比普通人更快、更紧张的人。一如飞机只能靠对空气的速度和压力来飞行，他在飓风中飞得最好最轻松。他与普通人并不完全协调。大战的狂暴将生命的力度提高到劳伦斯的水平。民众被裹胁而前，直到他们的步调与他一致。在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他发现自己与人和事维持了完美关系。
我经常很好奇，如果大战再持续数年，在劳伦斯身上会发生什么。亚洲各地，他的名声以惊人的动力飞速传播。大地在好战民族的盛怒下颤抖。所有的金属都被熔化。一切都在运动中。没人可以说什么是不可能的。劳伦斯也许意识到拿破仑那征服东方的年轻梦想；他也许会在小亚细亚和阿拉伯半岛众多部落和种族的支持下，于1919年或1920年到达君士坦丁堡。但那暴风来也突然，去也突然。天空放晴，停战的钟声敲响。人类怀着难以言表的宽慰，回到被长期打断的无比珍视的日常生活，而劳伦斯再一次被独自留在一架以不同速度飞行的飞机上。
当他的文学杰作写成、失去、再写成时；当每一幅插图都经过深思熟虑，每一个排版和段落差错都一丝不苟地解决时；当劳伦斯骑着自行车将这些珍贵的书册带给少数人——他认为有资格阅读它们的极少数人——时，他高兴地找到了另一个鼓舞和安慰他灵魂的合适工作。他与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看到了空中力量的前景和它在交通和战争中的全部意义。他在一个空军人员的生活中找到了高级职位或高级指挥官位置无法给予的宁静和平衡的慰藉。他觉得，过上一名皇家空军士兵的生活，他会给那个光荣的职业增光，帮助吸引我们所有最敏锐的青年男子进入一个最迫切需要的领域。为此他奉献了生命的最后12年，因为这一服务和榜样，我们另外欠了他一笔债。它本身就是一份慷慨的礼物。
劳伦斯具有非常全面的各种才能。他掌握着打开多种宝藏大门的万能钥匙之一。他是专家和士兵，考古学家和行动家，有成就的学者和阿拉伯游击队员，机械师和哲学家。他的阴暗经历和不光彩背景似乎只是更明亮地展示了他陪伴的魅力与快乐及他天性的慷慨庄重。那些最熟悉他的人最为怀念他，但我们的国家特别怀念他，尤其是现在。因为在这个时代，那些长期居于他思想和行动中心的重大问题——空军问题、我们与阿拉伯民族的关系问题——在我们的事务中占据了更大空间。尽管他屡次放弃职位，我还是一直觉得，他随时准备接受新的召唤。劳伦斯活着时，人们一直感觉——我当然强烈地感觉到——某个压倒一切的需要将使他离开他选择的普通道路，再次开始他在重大事件中心的全面行动。
事与愿违。那个到达他，并且他也同样为此做好准备的召唤，属于另一个类别。它如他所希望的那样，驾着速度之翼，突然飞奔而至。他到达了他一生英勇历程的最后一跃。
一切都结束了！舰队猛冲，
猎狗飞奔，挣脱皮带，
鹰飞，鹿跳，
疯狂的蹄声落在身后，
冷风冲肺，
众声嘈杂。[4]
乔治五世国王写信给劳伦斯的弟弟：“他的名字将彪炳史册。”确实，它将活在英国文字里，活在皇家空军的传统里，活在战争记录和阿拉伯半岛的传说里。
注释
[1]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已经刊在《回忆劳伦斯》（t. e. lawrence, by his friends，1937）一书中，还取自我在他的牛津学院的纪念碑揭幕仪式上的讲话。在此重印是出于使之完整的目的。——丘吉尔
[2]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是英法两国关于奥斯曼帝国垮台后其中东领土划分的秘密协议。⁑
[3]写于1935年。†
[4]出自亚当·林赛·戈登（1833—1870）的诗《最后一跃》（“the last leap”，1850）。戈登是澳大利亚诗人，赛马骑师和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