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后的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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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全非同寻常的程度上，阿斯奎斯这个人知道他对于生活和事务上每一个问题的立场。在我最熟悉他的时候，学问、政治、哲学、法律、宗教，在所有这些领域，他似乎都形成了明确意见。总之需要的时候，他的思维如炮的后膛一般平滑而准确地开开合合。他一直留给我这样的印象，即根据不变的标准和确实的信念衡量公共和议会生活中所有那些变幻不定的难解形势——也许这对一个处于下属地位的年轻人是很自然的。他还有一种轻微但并不总是完全掩盖的对争论、人物甚至事件的轻蔑感，那些事件不符合他凭借渊博的知识和深入的思考坚决采用的模式。
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局限。世界、自然、人类并非如机器一般运动。事物的边缘绝非轮廓鲜明，而是永远参差不齐的。自然画出的线总会有脏污。条件千变万化，事件出人意表，经验矛盾冲突，以至判断的灵活性和对外部现象采取某种谦虚态度的意愿完全可以在一名现代首相的技能中发挥作用。但阿斯奎斯在他生命全盛期的意见已经固化。大量知识、忠实的努力、深思熟虑确实是他的天性；如果按生活的动荡起伏中不可避免的那样，他被迫屈服于他人的意见，屈服于形势的力量，屈服于一时的激情，那也经常带着几乎不加掩饰的抵触和轻蔑。如果要选择他的最大特征，不论好坏，这种坚决的断然态度都高居于其他特征之上。
他有能力将他的知识财富和与生俱来的勇气中的相当一部分传给他两次婚姻所生的孩子。他第二个幸存的儿子从少尉升到准将，在最险恶的战斗中多次负伤，获得带有两只银质棒状扣的杰出服务勋章和十字勋章。他的遗产极其完美地传给了长子雷蒙德。雷蒙德对任何事似乎都轻而易举。他无须多大努力就重复了父亲在牛津大学的全部成功。与父亲一样，这个儿子无疑是同年中最优秀的学者和大学辩论会上最娴熟的演讲者。无论是诗还是散文，希腊语、拉丁语还是英语，法律、历史还是哲学，像它们30年前为亨利·阿斯奎斯所掌握一样轻松地为雷蒙德所掌握。聪明的短句、辛辣的讽刺作品、尖锐且不一定费力的答辩、某种谦和但相当正式的举止，如同之前父亲的表现一样，年轻的儿子也在这些方面出类拔萃。对话时的谈吐和魅力，对词语的良好品味，刀笔和更犀利的嘴巴，诚实和独立的清楚姿态以及从这些品质里生出的下意识的优越感，这些都似天生权利一般属于这两人。现在，我们在第三代里看到，雷蒙德的儿子，现在的牛津和阿斯奎斯伯爵，也在大学继续着同样成功的学术生涯。
当那个时刻到来时，直面死亡和牺牲对雷蒙德·阿斯奎斯似乎相当容易。1915年11月和12月，我在前线看到他时，他穿行在寒冷、肮脏和危险的冬季战壕里的样子，似乎已经超越和免除了肉体的寻常病痛，成为一个包裹在优雅的铠甲里，泰然自若甚至刀枪不入的存在。大战试出那么多人的深浅，却从未弄清他的底细。当掷弹兵近卫团（grenadiers）大步踏进索姆河的激战和隆隆炮声中时，他冷静、坦然、坚决、优雅地走向他的归宿。并且我们深知，他那正承担着国家最重大责任的父亲会很自豪地与他并肩行进。
亨利·阿斯奎斯的女儿维奥莱特·伯翰-卡特夫人的政治活动当然广为人知。她父亲——年老，权力被架空，他的政党分裂，权威遭蔑视，甚至长期的忠实支持者也疏远了——在女儿身上发现了一个甚至在一流的政党演说家里都算得上厉害的支持者。自由党群众在联合政府时期的软弱和混乱中惊喜地看到一个耀眼的人物，她有能力以热情、雄辩和刻薄的机智对付最重大的问题。在父亲有需要的那两三年里，她展示出英国政界女性无出其右的力量和才华。1922年的一次演讲中一个迅速传开的句子足以说明。当时被指令人不安和有好战倾向的劳合·乔治政府已经倒台。博纳·劳要求一个“稳定”授权。“我们不得不，”这位年轻的女士对着一大群听众说，“在一个患舞蹈病和一个得昏睡病的人里选择。”看到他创造的这个精彩的人儿在身边张牙舞爪，跃跃欲试，这对暮年的亨利·阿斯奎斯一定是人类最大的快乐。他的子女是他最好的纪念碑，他们的生命重现和复活了他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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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了解他的时候，他正在权力的顶峰。绝大部分人在议会和国家支持他。站在他对立面的是英国所有那些迟钝的保守势力。持续的冲突在国内年复一年地增长到危险的程度，而在国外，将要毁灭我们这一代的阴沉的飓风正在聚集。我们的日子花在从《爱尔兰自治法案》和上院否决权法案生出的激烈党争上，同时在地平线上，致命的轮廓一直在增长或消退，甚至在阳光灿烂的时候，空气中也飘荡着奇怪的风声。
他一直对我很好，看好我的思维方法；我写的许多政论显然打动了他，博得他的赞同。一份条分缕析的论证，清楚地打印出来，由他从容不迫地阅读后，经常蒙他准许并此后得到他的坚定支持。他条理而严谨的思维钟情于理性和构思。花上许多小时，以最简洁有效的方式为首相阐明一件事总是物有所值。实际上我相信，他屡次三番给予我的高级职位提拔主要归功于我关于政府事务的秘密著述，而不是对谈话或讲台或议会上的演讲留下的任何印象。给人的感觉是案子呈到一个高级陪审团，重复、冗文、虚饰、虚假论证被冷淡而无情地丢弃。
在内阁，他的沉默引人注目。确实，在内阁会议上，如果可以不置一词就达到目的，他一个字也不会说。他像个大法官一样安坐着，无比耐心地听着各方陈述情况，时不时插入一个问题或一段简短评论。这些或锐利或意味深长的问题或评论将事态引向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最终，在巧妙而激烈表达意见的一片混乱和交锋中，他做出总结，之后他至此可观察到的沉默很少不转为鸦雀无声的。
他不喜欢在工作时间外谈“业务”，绝不鼓励或加入关于公共事务的零碎交谈。我认识的大部分议员随时准备谈论政治，在想象中过一遍那飞速变幻的场面。贝尔福、张伯伦、莫利、劳合·乔治都会热情地投入到当前事件的讨论中。对于阿斯奎斯，“法庭”要么开庭，要么休庭。如果开庭，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案子上；如果休庭，你敲门也没用。这在某些方面或许也是个局限。那些成天想着自己主要工作的人学到了很多；尽管同时怀有强烈兴趣和能够在更轻松的时刻摆脱它是很出色的才能，但有时候，阿斯奎斯似乎摆脱得太容易，太完全。他在工作与闲暇之间画出如此严格的一条界线，以至你几乎认为工作对他失去了吸引力。这个在忙碌的律师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案子了结，扔过一边；判决形成，送达，不需要再回顾。轮到下一个案子在合适的时间被调取。当然，他自己内心肯定有过深刻的检视，但我相信不及大部分身处国务顶峰的人。他的思维敏捷清晰，知识丰富，训练有素，一旦他听到整个问题已经讨论明白，结论倏然而至，而每个结论，只要是他的责任范围，都是最终的。
在大事上，他也有一种为势所迫的无情一面。1908年，向我提供他的政府内阁职位时，他对我重复了格莱斯顿先生的话：“首相的第一个基本要求是做个好屠夫。”接着他补充说：“有几个人现在必须砍掉。”他们给砍了。虽然对同事忠义，但是当时机到来和公共需要要求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开他们，不再起用。个人友谊能保留的还会保留着。政治关系断就断了。但除此还怎么治理国家呢？
他给同事的信类似于他对政府事务的处理。它们是他言辞的对应。他天生保守而传统，不喜欢也不屑使用电话和打字机。他在公众面前讲话轻松自如，但从没学会口授。所有的信都是他亲笔写下的。他的书写漂亮而实用，快速，正确而清楚，用词尽可能少而没有误解的可能。如果说理或警句或幽默出现在纸上，那也是因为它们在受到约束前就从笔下滑出。他也写出不用这样压缩的信件。它们是给明亮的眼睛看而不是透过政客的眼镜窥视的。
工作完成后，他就去放松。他热烈地享受生活；他喜欢女性的陪伴；他对会见一个新的有魅力的人物总是很感兴趣。各种年龄的女性都渴望与他共餐。她们迷恋他的快活和机智，以及他对她们各种活动的明显兴趣。每天晚上，他会以有限的赌注打上几小时桥牌，不管屋子周围如何电闪雷鸣，也不管明天的考验会多快地强加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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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最令人愉快的环境下与他有过最亲密的接触。大战前的三个夏天里，他和妻子、长女每次都来海军部游艇盘桓一个月。蔚蓝的天空和闪亮的大海，地中海、亚得里亚海、爱琴海；威尼斯、锡拉库萨、马耳他、雅典、达尔马提亚沿海；庞大的舰队和船厂；皇家海军的宏大排场；严肃的工作和快乐的巡航填满了这些非常快乐的休闲时光。整整一个月里，在国内动荡不息、海外忧虑增长的时刻，在所有重大事务上，他对与他如此接近、随时待命的我维持着一种打不破的保留态度。一次而且只有一次，他主动与我讨论。重大的变化即将在政府发生。他问了我对人员和职务的意见，以最信任的态度表达了同意或分歧。他不偏不倚地权衡了相关人员，接着结束并且锁上这个话题，将那把看不见的钥匙放进口袋，重新仔细研究起一篇关于斯巴拉多（spalato）的纪念碑和碑刻的专论来。我们的游艇刚刚将锚抛在这座港口城市前。但数周后，那些任命完全根据这次讨论的精神实施了。
其他时间里，你会以为他什么都不在乎。他是最肯下功夫的游客。他对旅行指南相当熟悉，拿它考考女士，解释和说明一番，显然很享受这个时刻。他经常让一整群人比赛谁能在五分钟内写下最多以“l”开头的将军名字，或“t”打头的诗人名字，或以其他字母开头的历史学家名字。他有这些游戏的无数个玩法，而且总是玩得非常好。他与船长和领航员大谈船舶、航线和天气。他在议会的反驳“阁下务必等等看”当时很出名。《笨拙》（punch）杂志上有幅漫画描绘他问驾驶台的年轻军官：“为什么船今天上午晃得这么厉害？”对此的答复被说成：“嗯，要知道，先生，这完全是个重量和海[2]的问题。”虽然这只是个杜撰的双关语，但值得流传下去。
再有时间，他就晒日光浴，阅读希腊文。他写出思想深刻、韵律复杂的完美韵文，以更简洁的方式改作他不喜欢的古典铭文。在这上面我插不上手。但我随时关注我们每天收到的密码电报，并且我们当然一直用舰队的新电台。
一天下午，我们驱车走在卡塔罗——一个当时有特别意义而不仅仅是风景优美的港口——附近一条美丽的路上。突然，我们遇上长得望不到头的骡和农用马队伍。我们问它们去哪里，干什么。他们告诉我，“它们正在解散，演习取消了”。1913年的巴尔干和欧洲危机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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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法将斯彭德先生那本尚可接受的传记[3]看成对我们时代最重要、最可靠、最正直人物之一的一份全面或最终的记忆。作者审慎的思维习惯和讨人喜爱的理性（除先入为主的意见外）众所周知。在我们历史上最动荡可怕的时期之一，一个固执、野心勃勃、智力上自负的人以毫不留情的冷酷奋力前行，而作者在这幅巨大画布上绘出的图画，风格如此克制，用色如此吝啬，甚至都没有再现出他的形象或个性。他的同胞要看到对这个伟大的政治家、法学家和民众领袖更生动有力的描绘，恐怕还要等待来日。阿斯奎斯一生的道路一点也不像斯彭德先生字里行间暗示的那般平淡坦然和轻松宁静。他本该用更强烈的笔触、更明亮的高光和更深的阴影来描绘阿斯奎斯及其时代的图画。它将更符合现实，而他的主人公形象在此过程中不会有任何损失。阿斯奎斯政治生涯的两个主要事件——与上院在《爱尔兰自治法案》上的争斗和宣布与发动对德战争——包含了褒贬人物的许多重要理由，它们在叙述中要么被遗漏，要么被大幅软化，因而失去了特色。
所有大的争议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件的发端。阿斯奎斯先生和自由党全心忠于《爱尔兰自治法案》的路线，但不应忘记，他们上台依赖的80张爱尔兰选票本身就是要求采取行动的激励，并且1906年，当一个独立的自由党多数有望时，《爱尔兰自治法案》被严格排除在党的宣言和纲领之外。正是这80张爱尔兰选票——现在令人高兴地永远退出了下院——的邪恶影响造就和毁灭了政府，影响了英国两大政党的命运，荼毒我们的公共生活近40年。北爱尔兰新教徒认为，《爱尔兰自治法案》不是英国信念的结果，而是由这股爱尔兰选举势力的影响推动的；北爱尔兰的非法抵抗将由历史结合这一事实来做出评判。北爱的非法示威带来许多重大不幸，这一点无可置疑，但如果北爱仅仅将自己局限于合宪的煽动，那它逃脱被强制并入都柏林议会的可能性极为渺小。
这些是冷冰冰的事实。大战前的岁月里，阿斯奎斯先生怀着尊严和决心为爱尔兰事业和自由党而奋斗，但他自己不可能意识不到，他为他们奋斗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首先，他对爱尔兰选票的依赖削弱了这个基础；其次，他的追随者拒绝将给予北爱的自由同样程度地适用于爱尔兰南部的做法也削弱了它。记起这一点时，我们将看到，他作为领导在这场激战中的经历并非如斯彭德先生字里行间所暗示的那样是无辜长期受损害的例子。争斗双方都有鲁莽和错误之举。与上院的冲突以议会法案的通过而告终，这一冲突不能抛开与之紧密交织的爱尔兰争议来评价。我当然不会停止对无法忍受的党派偏见的谴责，因为这偏见，上院打破了自由党在1906年重获多数的功绩。要不是爱尔兰的长期争端这份险恶的外来影响，事情绝不会陷入它们陷入的那种困境，英国的手足同胞也不会被带到——至少在表面上——内战边缘。正是在这场双方都有激烈和不公平做法的野蛮斗争中，阿斯奎斯通过力量和手腕占据着最突出的位置。
一般人没意识到他在大战爆发时的行事魄力。阿斯奎斯意在让不列颠帝国团结一致地加入这场对抗德国侵略的战争，这是没有疑问的。德国这场侵略不仅针对比利时，还针对法国。他对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支持一刻也没有动摇过，战前八年里，也没人比他更始终如一地呵护着海军霸权。这份霸权确保了我们的安全和干涉能力。作为战时领导人，他在几个引人注目的时刻表现出精心策划或粗暴行动的能力。7月30日，我只向他一个人吐露了将舰队转移到作战位置的意图。他严厉地瞪着我，算是给予了某种准许。我没有其他任何要求。他几乎挥手之间就打消了费希尔男爵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担忧。在皇家海军于1915年3月18日试图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前的近一个月里，他没有召集内阁会议。这当然不是因为健忘。他意在让这件事经过一番检验。可惜对他自己和其他所有人，他没有将他的信念贯彻到底。当费希尔男爵于5月辞职，反对党威胁发起争议辩论时，阿斯奎斯毫不犹豫地解散了内阁，要求所有大臣辞职，结束了一半同事的政治生命，将霍尔丹置于险地，让我挑起达达尼尔海峡的重担，[4]他则胜利地作为一个联合政府的首脑继续前进。不是“所有事都可以友好解决的”！不是所有事都可以用玫瑰香水解决的！这些是一个铁腕处理事件的实干家和野心家的剧烈挣扎。
从斯彭德先生对1916年12月的联合政府破裂的描述中，你可以想象阿斯奎斯先生是某种圣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式的圣人，被迫害者的箭射穿时还带着天使般的笑容，毫不抵抗地站着。实际上，他用上他的强大武库里的各种武器来保卫他的权威。从中产生的首相的权威地位和超脱姿态使他得以使用时间这个威力强大的工具，在国内事务方面频繁取得优势。通过拒绝允许一项决议的形成，他一次又一次防止了政府的破裂或重要大臣的辞职。“今日所闻发人深省；在下次会议前，让我们都想想怎样才能达成共识。”在和平时期，在处理空洞肤浅的党派和个人争论上，这一做法常常奏效。战争、不驯服者和不留情面的家伙很快打破了这一策略。他在和平时期用过的“等等看”说法不是真的意在拖延，而是带有一种威胁意味。它损害了他的名声和政策，虽然冤枉，但也刚好真实到危险的程度。尽管在他判断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做出每一个重大决定，但苦难中的国家并不满意。它要求最高领导人有暴风雨般的精力，要求他努力推动而不是明智审慎地评判事件。“陆海军将领给出了专家建议，根据那一证据，下述结论水到渠成”——不是他的原话，只是风格——被证明是一项不足以应付大灾大难的政策。人民要求更多，要求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求速战速胜，政治家是通过无情的结果测试来评价的。热情、巧妙、机智、敏捷的劳合·乔治似乎提供了一个更光明的前景，至少会做出更艰巨的努力。
对阿斯奎斯政府的倒台最全面权威的描述可见于比弗布鲁克男爵（sir maxwell aitken，1st baron beaverbrook）那些揭示真相的文字。[5]这是我们时代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之一，而且它的断言基本上没有争议。在此我们看到，劳合·乔治时而凭着圆滑敏捷的技巧，时而借助勇往直前的冲锋，迈向他的目标。我们看到阿斯奎斯先生走投无路。他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做法又得到了新的阐释。他当然不是对手认为和他的传记作者描绘的那种无助的受害者。他误解了博纳·劳先生给他的关于各保守党大臣态度的描述，犯下一个致命错误，与劳合·乔治先生达成实质上的和解。第二天上午，确信他在内阁拥有自由党和保守党压倒性的支持，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与劳合·乔治一争高下。发现自己处于弱势时，他拖延和撤退；发现自己强势时，他全力反击；最终，当他决心在能组成一个政府还是完全丧失信任这方面试试对手时，他同时扮演了固执和诙谐的角色。他以钢铁般的镇静玩起这场豪赌，以坚毅和爱国精神承受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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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也搞不明白，在1916年冬的危机中，有自由党多数支持的阿斯奎斯先生为什么没有采用秘密会议这项权宜之计来寻求下院的帮助。那里是首相身处危难时的最后堡垒。平时或战时，他都有权将内阁、派别、社团和报纸的阴谋上诉到议会，并且只接受议会对他职务的解除。没人否定他的那一权利。然而，1915年倒台的自由党政府，1916年下台的阿斯奎斯联合政府，1922年倒台的劳合·乔治联合政府，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秘密的令人费解的内部程序被推翻，公众现在对此只知个大略。我认为，在每个例子里，诉诸议会的信任的结果将是时任首相的胜利。
情况不会是那样：议会茫然地听着紧闭的门后那些冲突的议程隐隐约约的声音，忠实地宣布最后涌现出的胜利者。劳合·乔治就这样拿到了国家的权杖。作为不列颠帝国的最高警官，他开始了他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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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先生也许是我们历史上最好的和平时期的首相之一。他的智力、洞察力、开阔的视野和勇气让他一直处在公共生活的最顶峰。但在战时，他没有执行官应有的谋略和精力、先见之明和勤勉的管理这些品质。劳合·乔治拥有他缺乏的所有品质。这个国家通过某种本能甚至近乎神秘的过程，发现了这一点。在抛弃阿斯奎斯，以旁人取而代之这件事上，博纳·劳发挥了关键作用。阿斯奎斯在那个艰巨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的时刻下了台。他输得有尊严。他坦然承受逆境。不管在不在台上，无私的爱国主义和刚正不阿是他的唯一原则。永远不要忘记，他在国家的危急关头一直和它站在一起，为了民族事业，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他的个人或政治利益。在布尔战争期间，在大战期间，不管是作为首相还是反对派领导人，在总罢工对宪法的大践踏中——在所有这些重大危机中，他坚定不移地支持国王和国家。闪亮的奖章，国王在他晚年授予他的伯爵爵位和嘉德勋位，只是对他一生工作恰如其分的承认。整个民族用以照亮他晚年道路的荣耀和尊敬是对他所做贡献，更是对他所具品格的评价。
注释
[1]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曾任内政大臣及财政大臣，1908—1916年出任英国首相。限制上院权利的1911年议会改革法案的主要促成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头两年的英国领导人，大战爆发后两年由劳合·乔治接任首相。1925年获封伯爵，晚年遂以牛津勋爵通称。⁑
[2]英文中的“等等看”（wait and see）与“重量和海”（weight and sea）谐音。⁑
[3]the life of lord oxford and asquith, by j. a. spender and cyril asquith, 1934. †
[4]尽管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是内阁的集体决定，但大部分指责都落到丘吉尔身上。随后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既没有证明他无罪，也没有使他蒙羞，但他的名声已经大大受损。⁑
[5]politicans and the war, 1914—1916, vol.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