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约翰·莫利$

约翰·莫利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治下那段长期和平、繁荣和发展的时代长大、发达。那是英国的安东尼 [2]时代。这个时代养育出来的人不理解，它为什么没有早点开始，或者它为什么还要结束。法国大革命已经平息；拿破仑战争也终止于滑铁卢；英国海军沐浴在特拉法尔加[3]的长期恩泽下，全世界的海军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它那敦实的力量。伦敦及其金融体系主导了世界金融。蒸汽成倍地增加了人的力量；棉都在兰开夏郡确立；铁路、新发明、无与伦比的优质煤供应，这些在岛上随处可见；人口增长；财富增加；生活成本下降；工人阶级的条件随着他们数量的扩张而改善。

英国人确信他们已经为生命的物质问题找到了圆满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政治原则经历了各种考验。现在需要的只是更全面地适用它们。媒体和个人自由、贸易自由、选举权的扩大、代议政府和议会制度的完善、特权和腐败的清除——所有这些都将和平地在实质上实现——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政治家、作家、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全都怀着希望和乐观，怀着形势一片大好和一切会更好的确信而前行。

任务鼓舞人心而风险很小。在一片

从判例到判例，

自由在那里慢慢扩展到下层。[4]

的土地上，活跃的激进派改革者大有用武之地。他不需要害怕专制权力的镇压，也无须害怕革命成功的暴力。世界似乎摆脱了野蛮、迷信、贵族暴政和王朝战争。可以争议的话题很多，但没有一个会影响到生活或国家的基础。一个形形色色的精英社会，在外部形式上谨守着传统道德，发展它自己的文化，同时急于将它的福利更广阔地扩散到整个国家。安全感，对快速开启的发展道路的骄傲，对政治智慧和公民道德的回报是无尽的福祉的信心，这些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的生活和行动所依据的确定基础。我们能怀疑吗？每一次进步都带来快速收获的好处：选举权越扩大，国家越稳定；税收越少，收入越多；货物进入这个岛越自由，从海外获得的市场就越多、越丰饶。那么过朴素的生活，娴静地走在财富的阳光下，回避外部的冒险，避免错综复杂的义务，在政府厉行节约，释放国内人民的天才，让财富的果实落入人民的口袋，让职业生涯广泛自由地向每个阶级的有才干者开放，这些都是深深地标记出来，非常容易踏上的康庄大道，走上这些道路是明智的，令人愉快的。

莫利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精神门徒。莫利坐在他脚下，以他的智慧为食。“在我关于政治原则之类的观点上，”他在1907年的印度预算案演讲中说，“我的联盟领导人是穆勒先生。他是智慧和人性的一盏伟大而仁慈的明灯，我和其他人在那盏灯上点燃我们的小蜡烛。”对于我，当我第一次看到约翰·莫利先生的“小蜡烛”时，它已经成为一道非常明亮的光束。我欣赏它，无须借助它的光芒。我走到足够近，在它的光下阅读，感觉到它舒心、亲切、愉悦的温暖。从1896年起，我开始与他会面，享受他的陪伴。罗斯伯里的谈话常常更令人印象深刻；亚瑟·贝尔福总是更随和更令人鼓舞；张伯伦更威严有力，但莫利的谈话里有一种充实和积极的品质，在警句和戏剧性说法的灵活运用上不输给我曾聆听过的最令人愉悦和最聪明的四人中任何一个。他的神态举止令人着迷。他在私人谈话上的做法是理解对立的观点，以相当的同情和耐心对待它，同时坚持自己的看法，以至听的人常常得出结论，认为他们自己与他意见一致，至少尚存的差别很小而且不是决定性的。这有时候引来失望；因为莫利虽然在谈话中灵活优雅地围绕着自己的观点打转，向另一方发出他的致意和旧式战争的轻松赞美，但总是返回他的堡垒营地去睡觉。

* * * * *

作为一个演讲人，不管是在议会还是公共讲台上，莫利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的雄辩中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特征。他喜爱华丽的辞藻，也喜爱独特的用语，他的演说的许多段落常驻在我的记忆里。如你可能猜到的，他在一个确定的场合比在一场动态的辩论中表现更好。他为不受欢迎的目标辩护的勇气和真诚为他赢得了议会的尊重。他的才智和品质得到各方赞赏。我年轻的时候，他已经老了。有时候，他的活力在长时间演说的压力下消退了，那时他就处在失去议会支持的危险下。但我清楚地记得1901年，他谴责布尔战争时那些激烈而动人的措辞。“血流掉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女性成为寡妇，成千上万的孩子失去了父亲。凭借辛勤劳作和技艺积累的成百上千万的财富被丢进深渊……1.5亿英镑的支出带来了物质方面的混乱和罄竹难书的毁灭、没有消除的和长期难以抑制的种族敌意、一项无比艰难的政治重建任务，及这场战争的其他无须我赘言的后果。我认为这是一场可恶的战争，一场毫无理性的愚蠢战争，一场伤害得不到补偿的战争，一场错误无法弥补的战争。”

然而我们终将找到一个比他的预见更好的结果，并且为之共同奋斗。

当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爵士的政府于1905年12月组成时，我敢说，他曾想当外交大臣。那次大选直到新年才举行。在此之前，我去印度事务部那间虽小但装饰华丽的圆形房间去见他。我发现他很沮丧。“现在，”他说，“我在一座镀金的宝塔里。”他对即将到来的大选没什么指望。他有了长期的失败经历，培养不出一份乐观的希望。他说到保守党对英国具有的天生力量。我和他说着鼓励的话。“它会是一次〔赢得〕绝大多数〔的选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结果真是如此。

在印度事务部，他独断专行，执行纪律一丝不苟。几年后，他形成了关于印度代议政府的第一份温和提议，今称《莫利-明托改革法案》（morley-minto reforms）。作为爱尔兰自治政府的狂热信徒，在宣称他对任何“印度自治法案”之类的敌意时，他没有一点矛盾感。他不遗余力地挑战自由党激进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一次动人的演讲中，他向自己的支持者警告了在广袤的印度适用他赞成在爱尔兰和南非适用的原则的危险。“我知道有一种想法，认为我们也许该理智地退出印度，认为印度人可以比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任何人，如果他想象一下随之而来的无序和血腥混乱，他也许会摒弃那个险恶的决定。”还有：“穿越那黑暗的路途，你们会听到阴沉的咆哮和屠杀与混乱的尖叫，你们的心会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而责备你们。”他的所有思想和见解都给我留下强烈印象。但时代已变，我活着看到了保守党魁首纷纷走上激进的莫利害怕踏上的道路。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他的恐惧有没有依据。

他的文学产出非常丰盛。他以笔谋生。他关于“妥协”的著名文章多年来是自由党青年人的指南针。在生活的每个领域，就每一个信条和制度，他的文章都坚持独立的个人判断，这在那些极权邪说盛行的日子是一剂健康的补药。他是个令人畏惧的批评家和评论员。他编辑了“十二名英国政治家”（twelve english statesmen）系列，罗斯伯里的《皮特、皮尔、伦道夫·丘吉尔》即为其一。在对这部作品的一致赞扬声中，莫利的评论奏响了一个不和谐音：“没有比它读来更愉快，或写得更聪明的了。不过它也有一丝滞重，这部分因为名词的过度使用，部分因为取悦作者的意图和意见的愿望过于强烈。”尖刻！

另一个更大的系列是“英国文人”（english men of letters），对此他贡献了《柏克》（burke）。他和我父亲相处甚欢，这份友谊让他对我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一生》（life of lord randolph churchill）的校样青眼相加。类似罗斯伯里伯爵，他对这份记录产生了浓厚兴趣。我有一卷极富教益的长信，那是他就此写来的评论和建议，都用他那漂亮的字迹写成。他自己的作品在每个精打细算的现代图书馆里都占据了一长串书架。他的《格莱斯顿先生的一生》（life of mr. gladstone）不仅是一部杰出的传记，也是关于《爱尔兰自治法案》之争的一篇最权威的当代描述。它本身将永远在我们的文学和历史记录中占据一席之地。他的《克伦威尔》（cromwell）、《科布登》（cobden）和《沃波尔》（walpole）是质量极高的作品。他深入研究了自《百科全书》编纂者及其颂扬的大革命时期以来的现代法国历史。《狄德罗》（diderot）、《伏尔泰》（voltaire）和《卢梭》（rousseau）“是，并且也许将一直是，”摩根（john h. morgan）将军的赞语中写道，[5]“英语作品中最深刻、最协调并且信息最丰富的研究成果。”“他的风格，”同一个作者说，“朴实无华。它的优雅胜过魅力；它光芒四射，但从不发热……他是我们伟大的散文作者里最客观的。”确实，他允许自己在雄辩中运用的色彩只是很有节制地用在他的写作中。

他和我父亲一样相信英国人民。一天，我向他提起伦道夫勋爵的“我从不害怕英国老百姓”和“相信人民”，说我就是听着这个长大的，他说：“哦，太对了。英国工人不是我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那样的逻辑学家。他考虑的不是新制度，而是在这个制度下获得更公正的待遇。”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

从1908年起，我在内阁中的位子就在他旁边。六年连续的、友好的，并且对我很有促进的近距离接触！一周又一周，经常一周几次，我们并肩面对国家、党和个人的困难和一个激烈政争时期的职责。内阁里坐在一起的人如果是朋友，他们会有私下交流的天然倾向，尤其是关于他们的同事及其表现。悄声说出和匆匆写下的评论来来往往。外表上，他们从同一个角度审视委员会的现场；私底下，他们互相吸引。对我，约翰·莫利一直是个有趣的伙伴，一个连接过去的人，我父亲的朋友和同代人，伟大原则的代表，有历史性争议的角色，英语散文大师，注重实际的学者，政治家作者，在几乎每个有实际意义的话题上都有广博知识的宝库。我有幸得以在重大和令人困惑的事件的飞速变幻中，跨越35岁的年龄差距，平等地与他共同商讨安排。

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当然，他们在英国政坛也绝无仅有。民主的潮流和战争的火山爆发已经将海岸一扫而光。我看不到任何类似或让人回想起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党政治家的人物。要迎头痛击那个时代的贵族统治，这个兰开夏郡的小伙子，布莱克本（blackburn）一个无钱无势的医生的儿子，需要每一种智力武器，需要最高超的个人技巧，需要学识、举止、尊严和坚持所能赋予的一切。现如今，按莫利辛辣的评论，当“任何人都不比别人差”时，一切都不成问题。特权阶层的领导权已经失去，但还没有为卓越人物的领导权所承继。我们进入了群众效应的领域。空缺了若干年的基座现已拆除。然而，世界还在前进；而且前进得那么快，以至只有少数人来得及问一声——去往何方。回复这些少数人的只有嘈杂声。

但在约翰·莫利的全盛时期，道路是清楚而自觉的，那些问题也没有大到超出人类控制。

* * * * *

1910年，我这位朋友开始感觉到年龄的重压。他当时已过了70岁，印度事务部成为他无法轻易承受的负担。他把辞职的想法告诉了阿斯奎斯。阿斯奎斯无疑意识到存在于莫利和格雷间的外交政策分歧。总之他同意了。听说这事后，我很伤心，于是给首相写了下面这封信：

致首相：

1910年10月22日

谨就一件阁下可能认为在我职责之外的事务，谦卑地致信阁下。

昨与莫利一席谈话，我发现他心中明显有种觉得轻易就被丢弃的失落感。对于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当然会对我非常恼火，至于我将此告诉阁下，他肯定更为生气。但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坚持认为，莫利在这个阶段完全离开政府，最终会对我们非常不利，也是因为我对他有很深的私人感情，在内阁与他并坐也令我自豪。

从他昨天所说，我相信即使现在，你也可以在某个没有行政职责的重要部门保留他的职务。这样一个部门此时还有空缺；因为克鲁不仅是殖民事务大臣，还是掌玺大臣。因此，我恭敬而真诚地斗胆建议阁下邀请莫利留在我们中间。给他的职位将减轻对他而言非常沉重的行政负担，与此同时以一种有效而特别的方式将他与阁下的政府联系起来。如果阁下能做出此等提议，内阁将免于承受顾问和荣誉两方面的重大损失。

另外，我今天上午见到财政大臣，他授权我转告阁下，“他认为莫利此时完全离开我们是非常危险的”。

请原谅我就此话题致信阁下的冒犯。唯有它的重要性和我乐见阁下政府成功的愿望才促使我这样做。无论如何别让莫利知道我写过这封信。

几周后，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调动的实现，尽管是通过一个稍有不同的方法，而我尊敬的伙伴也作为枢密院议长继续坐在我旁边的老位子上。

* * * * *

大战终结了莫利的政治生活。他死后五年，也是大战爆发后15年，他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公开的《辞职函》是一份有趣而且有长久历史意义的文件。它的特点是对日期和事件发生的顺序相当模糊。当然，它是一份不完全的个人记录。即使如此，它对英国内阁内部那次大战危机的描述之真实生动不输于任何已有或将有的描述。一切尽在其中。相比出自无数人的那些严谨准确、卷帙浩繁的叙述，这些精心选择、编排妥帖的片段是了解真正事实的更好参考。它的风格吸引了对陈词滥调感到厌倦的眼睛。以这种风格，莫利部分有意地，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无意识地揭示了与大战所意味的过去的决裂，及他自己在理解现代世界的崭新规模和暴力方面的无能为力。

经由与他的近距离亲密接触和友谊，我见证了大战对这个政治家的可怕影响。他比当时活着的所有人都更能代表维多利亚时代和格莱斯顿的传统。我发现这个邻居还活在一个远离可怕现实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他的历史感没有了指导意义，反而成为障碍。回顾克里米亚战争、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假设与这些战争的宣告或进程相伴的任何政治反应现在会再来一遍，这样的做法徒劳无益。我们面临着整个人类体验中绝无仅有或史无前例的事件。这件可怕可恶的事被人们悄声谈论了很长时间，现在真的搁到了我们头上。所有的大敌都在动员。1200万到1400万名战士正穿上铠甲，举起致命的武器，通过每一条公路和铁路，奔向早就指好的目标。

莫利坚决支持中立，倒不是不惜一切代价，而是——在我看来似乎如此——以致命的时间代价。他全神贯注在谈和、自由主义的命运和党派形势这些想法里。他穷其一生在议会、在支持者中、在民族思想中打造反战的屏障。想必所有这些公共意见的城墙不会一起轰然倒塌。他老了，他很脆弱，但在这间内阁办公室之外，就没有激进民主的力量强大猛烈到足以迎头痛击那份疯狂吗？那疯狂正横扫欧洲，甚至，哎呀，正影响最初由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本人组建的自由党政府。另一方面，我的责任是确保不管发生或不发生别的什么，英国舰队都会做好准备，及时出现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涉及在采取某些措施的时机成熟时由内阁逐步提出要求。于是在这个火热的一周，我们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坐在一起。

内阁多数意见是随法国、德国和其他大小国家怎么打，莫利则被一个聚集起来的团体看成领导人。但问题模糊不清，错综复杂，有比利时和对条约的信守问题，有不设防的法国海岸线和德国舰队“在我们家门口”轰炸加莱的可能性，而作为与我们的默认协议的结果，法国主力舰则驻扎在地中海。莫利既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狂热派。“家门口”的理由对他起了作用。它也说服了内阁。约翰·彭斯（john burns）独力反对，辞了职。内阁一致同意应告诉德国人，我们不会让他们进入英吉利海峡。这是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从那一刻起，莫利也开始了灾难性的急剧下滑。那一周慢慢过去。英国舰队悄悄进入北方基地。内阁批准了“预警期”措施。

“那些日子里，有一次，”莫利写道，“温斯顿在我这边坐下时，我拍拍他肩膀：‘温斯顿，我们到底还是打败了你。’他愉快地笑了。哦，他也许很高兴。o pectora caeca !（拉丁文，大意：哦，他们的心多么盲目啊！）”

但他要打败的不是我，是旋风，是雪崩，是三国同盟咆哮向前的地震。因此他后来告诉我说他必须辞职时，我说如果他再等两三天，一切都会明朗起来，我们的意见会完全一致。德国人将会让每个人心安理得。他们会承担所有责任，打消一切疑虑。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涌过卢森堡，接近比利时边境。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回头或转向。他们已经发动，此刻迫在眉睫并且确定无疑的灾难将史无前例地说服大英帝国，让它团结起来。“他们现在停不下来。如果尝试这样做，他们会陷入一片混乱。他们必须继续前进，不顾边境、条约、威胁、呼吁，借助残暴和恐怖，一路蹂躏，直到他们遇上法国陆军主力，直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战役开打。记住，所有其他人也在进军。”

我提出在地图上演示形势。但他转到另一个方向。“你也许是对的——也许是——但我在战争内阁不会有什么用，只会妨碍你们。如果非打不可，我们必须以一往无前的信念战斗。这样的事务里没有我的位置。”对此我无言以对，只能重复说一切都会很快明朗，说48小时后，比利时，也许还有北海，将要发生的事件会让他对情况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但他依然坚持。他温和地，几乎是快乐地，从我们中退出，从未通过言辞或暗示去妨碍老朋友或给国家增加负担。

我只能猜测，要是听从我的意见，他会怎么做。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比利时国王和人民的抵抗，列日的抗争，鲁汶的恐怖，所有这些对他坚定、英勇和威权性的精神会有什么影响？私底下，我相信，只消等上48小时，他会一心一意地行进在他的国民前列。但回首往事，我很高兴自己没能说服他。他“作证”——不管多么无力——及对奔涌而至的洪流竖起无用的抗议和指责之手，这对他，对他的名声，对他所体现的伟大时代和观念都更好。文化和品质、等级制度和传统、价值和礼仪的旧世界应该有它的支持者。它注定要消亡，但并不缺乏自己的旗手。

最终，莫利成了孤家寡人。我试图向他预告的事件带来的压力很快给那些支持过他的同事提供了足够的理由、机会和借口，他们靠着各种运气和不同的解释留了下来。劳合·乔治非常成功地适应了新形势，成为首屈一指的不屈不挠的战争领导人、“致命一击”的支持者、无可争议的制胜大师。莫利辞职函里最尖锐的指责正是留给这些走回头路的同事的。“我如慈父看待儿子一样看待的温斯顿”从来不是他的责备对象。我对此感到高兴。当一个人回首他一生那已经褪色的漫长旅程时，与一位敬重的朋友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强烈对立而不失去他的友谊或谅解，这里本身就有一些持久的慰藉成分。

莫利在一个灿烂的充满希望的世界登上高位，成为老人。他活着看到那个美好的世界分崩离析，它的希望化为泡影，它的财富付之东流。他活着看到那场可怕的大决战，“这场可怕战争的愤怒景象”，各个国家在这场人类最大、最具破坏性和近乎最残暴的争斗中扑向对方。他活着看到他为之奋斗和相信的几乎一切毁于一旦。他忍受了火与剑的大灾难，但他也活着看到他深爱的这座孤岛在这场终极考验中再一次胜利崛起。他甚至活着认出了巨大的、诱人的然而神秘莫测的新的增长。在他熟识的建筑的废墟中，到处都可以见到它们正喷薄而出。

注释

[1]约翰·莫利（1838—1923），英国大臣，作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双周评论》编辑和《明星晨报》主编，宣传政治和宗教信仰自由。1883—1908年为下院议员。历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6、1892—1895）和印度事务大臣（1905—1910）。1908年封为子爵，进入上院。1909年与印度总督明托共同提出关于印度立法会议改革的草案（《莫利－明托改革法案》）。著有《论妥协》《格莱斯顿传》《克伦威尔传》等。⁑

[2]安东尼·庇护（86—161），罗马帝国“五贤帝”中的第四位，在他统治时期帝国达到全盛。⁑

[3]英国海军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大胜法国海军，从此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

[4]出自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的诗“you ask me, why, tho’ill at ease”。⁑

[5]john, viscount morley, by j. h. morgan, mur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