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关于人的新科学
建立新社会的第一个要求是认识到，这一努力将要面临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人们不愿花力气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主要原因之一或许是对这些困难认识不清。许多人认为：“为何要追求不可能呢？不如就按照我们地图的指引，让我们的航程把我们带到既安全又幸福的地方。”那些无意识里感到失望却戴着乐观主义面具的人未必是明智的；而那些没有放弃希望的人只有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抛弃一切幻想并充分认识到面临的困难，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这种冷静标志着清醒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与做梦的空想家之间的区别。
我在这里仅仅列举一些建设新社会所必须解决的难题：
● 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工业化生产模式，同时避免完全集中化——即避免最终走上老式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走上笑容可掬的“技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 必须将整体规划与高度的去集中化结合起来，放弃“自由市场经济”这种几乎是虚构的东西。
● 必须放弃无休止的增长目标，改为选择性增长，规避经济危机的风险。
● 必须创造不以获取物质利益而以其他精神满足为有效动机的工作条件和总体精神风貌。
● 必须进一步促进科学的发展，同时又要防止其实际应用把科学发展转变为对人类的威胁。
● 必须创造各种条件使人们体验到幸福和欢乐，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享乐欲望。
● 必须给个人以基本的安全感，使他们不必依赖官僚体系的供养。
● 必须恢复人们在生活中的个人主动性，而并非仅在商业上如此（不过人们在商业上的主动性早就不复存在了）。
就像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有些困难似乎难以克服，上面列举的难题现在看来也难以解决。但技术方面的困难终究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一门新的科学建立了，它提倡观察的原则，宣称认识自然是征服自然的条件（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1620年）。十七世纪的“新科学”至今为止仍然吸引着工业社会中最优秀的头脑，从而实现了人类梦寐以求的技术乌托邦。
而在大约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科学。我们需要一种人道主义的关于人的科学，它是社会改造这门应用科学和艺术的基础。
技术乌托邦——例如飞行——已被新的自然科学所实现。弥赛亚时代的人类乌托邦指的是生活在团结与和平之中的新人类联合起来，共同摆脱经济的制约以及战争和阶级斗争。只有当我们为实现人类乌托邦所付出的精力、智力和热情与实现技术乌托邦同样多时，人类乌托邦才能实现。就像我们不可能读了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就会制造潜水艇，我们也不可能读了预言家们的著作就能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
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科学是否会让位给一门新的社会科学，没有人知道。假如这事真的发生了，我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不过它能否实现还取决于一个因素——有多少聪颖、有学识、守纪律、关心他人的男人和女人被人类面临的这个新挑战所吸引，并深刻认识到这次的目的不是控制自然，而是控制技术以及不合理的社会力量与制度，因为它们威胁着西方社会乃至全人类的生存。
鉴于对当前危机的认识，我坚信我们的未来取决于那些最优秀的头脑能否动员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门关于人的新人道主义科学之中。因为他们若不能齐心协力，就无法解决上述问题，也就无法实现下文所要论述的目标。
有些发展蓝图以诸如“生产资料社会化”为总体目标，结果却变成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陈词滥调，主要用来掩盖缺乏社会主义实质内容的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或“知识精英”同“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国家概念一样模糊不清，容易引起误解。从马克思到列宁，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并没有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制定一个具体的发展计划，这是社会主义的巨大弱点。
新的社会形态将成为存在型生存模式的基础，如果没有大量的设计、模型、研究和实验在必要性与可能性之间架设桥梁，新的社会形态将无法形成。这些努力将最终形成长期的总体规划和短期的初步发展提议。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意志和人道主义精神。当人们能够看到光明的前景，同时认识到通过具体的步骤就能够一步一步地实现目标，他们就会深受鼓舞、充满热情，而不会畏缩不前。
倘若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领域要服从于人的发展，那么决定新社会模型的必须是没有异化、以存在为导向的个人所提出的要求。这意味着人既不能生活在非人道的赤贫中——这依然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不能像工业国家的富人那样被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法则强迫成为“消费人”（这些法则要求不断扩大生产，因而迫使人们不停地增加消费）。人类若想最终获得自由，不再通过病态的消费来维持工业的发展，就必须对经济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们必须结束现状，因为现在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必须以人的健康为代价。我们的任务是为健康的人建造健康的经济。
要实现这个目标，第一个关键步骤就是使生产为“理性消费”服务。
传统表述“生产的目的是使用而非利润”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界定是哪一种使用，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棘手的实际问题——由谁来决定哪些需求是健康的，哪些是致病的呢？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由国家来决定公民该如何消费，哪怕决定是正确的，也绝对是不应该的。官僚机构可以有力地管控和限制消费，但这只会使人们对消费更加饥渴。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时，理性消费才会出现。而只有当社会为人们提供一种比他们已习惯的消费模式更加吸引人的消费模式时，人们才会希望作出改变。这一切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也不可能通过法令来实现，它需要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的职能是为健康的消费确立规范，以杜绝病态、随意的消费。这些规范原则上是可以确立起来的，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根据各个领域科学家的专业意见，通常经过长期的实验来决定哪些食品和药物是有害的。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也可用同样的方式，由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以及各种社会和消费者团体代表组成的专家咨询组来决定。
但是，考察什么对生命有益、什么对生命有害，则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为解决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相比，这样的研究工作要艰巨得多。针对需求的本质所做的基础研究，过去很少有人触及，现在必须由关于人的新科学来完成。我们需要确定哪些需求源于我们的有机体；哪些需求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哪些是个人成长的表达；哪些是人为的，是由工业社会强加给个人的；哪些需求“使人积极”，哪些需求“使人消极”；哪些需求有病态的根源，而哪些则根源于健康的心灵。
与如今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同，新人道主义专家团体做出的决定不会强制执行，只会作为指导方针提交给国民进行讨论。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食品健康问题，专家们的调查结果将帮助全社会更好地认识其他所有理智和病态的需求。人们将会明白几乎所有的消费都使人消极，对速度和新鲜感的需求只能通过消费主义得到满足，它反映了人的浮躁以及同自我的疏离。人们将会意识到，不停地寻找新鲜事或最新潮的玩意儿只不过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为的是避免同他自己或别人靠得太近。
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来促进真正有益的商品生产和服务，让它们有利可图，如此就能大大推进这一教育过程。与此同时，要开展大规模的教育宣传，提倡理性消费。可以预料的是，只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激发人们理性消费的愿望，消费模式是很可能被改变的。即使我们避免使用工业社会目前采用的洗脑式广告方法——这一点很关键——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种努力将会有不亚于工业宣传的效果。
选择性消费（以及生产）计划的指导原则是“什么能促进幸福？”通常它遭到反对的理由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消费者购买的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没有必要进行“选择性”生产。这一论断的假设前提是消费者想要的是对他们有益的东西，这当然是睁着眼说瞎话（就毒品或者更能说明问题的香烟来说，没有人会以此为论据）。这一论据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是由生产商制造出来的。尽管不同品牌互相竞争，但广告的总体效果是刺激了消费欲望。所有公司都通过他们广告的基础影响而互相帮助，顾客只能在那么几个互相竞争的品牌之间做选择，他们的选择权是次级的、是值得怀疑的。有些人争辩说消费者的意愿非常强大，通常给出的例子是福特公司“爱泽尔”（edsel）牌汽车的滞销。爱泽尔虽然营销失败，却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它的广告宣传也是对购买汽车的宣传，所有品牌的汽车都能从中获利，除了不幸的爱泽尔。再者，工业生产影响人的品位，因为它不会去生产那些对人更有益处却利润率低的商品。
只有当我们彻底限制大企业股东和管理层的权力，使他们不能完全依据利润和扩张情况来决定生产，理性消费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这种改革可以通过法律来实现，并且无需改变西方的民主制度（实际上为了公众利益，我们已经制定了许多法律来限制财产权）。但问题的关键是对生产的监管权，而不是对资本的所有权。从长远看，一旦广告的诱惑力没有了，消费者的爱好将最终决定商品的生产。现有的企业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设备，以满足新的需求；若这点办不到的话，政府就必须花费必要的资金来生产人们所需的新产品和服务。
所有这些变革都只能在征得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逐步展开。它们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经济体系，它既不同于如今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瑞典全民福利的官僚体系。
很显然，大企业将从一开始就利用它们巨大的权力来阻止这些变革。只有公民们一边倒地支持理性消费，才能粉碎大公司的阻挠。
公民们展现消费者力量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掀起一场强硬的消费者运动，以“罢购”为武器进行威胁。比如，试想一下20%的美国消费者决定不再购买私家车，因为他们认为与便捷的公共交通相比，私家车在经济上很浪费，在生态上有毒害作用，在心理上有破坏力；它就像是一种毒品，创造出虚假的权力感，助长人们的嫉妒心，使人与自己疏离。虽然只有经济学家才能确定这将给汽车工业（当然还有石油公司）造成多大的经济威胁，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这样的罢购运动发生，以汽车制造业为中心的国家经济必将陷入困境。当然，没人希望美国经济陷入困境，但假如这种威胁确有可信度（比如停用小汽车一个月），那么消费者将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手段来促使整个生产体系发生变化。
消费者罢购的巨大优势包括：无需政府采取行动，并且难以抗衡（除非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迫使公民购买他们不愿意购买的东西），而且不需要先征得51%的公民同意再让政府实施各项措施，因为实际上占人口20%的少数派就足以有效地促使变化发生。消费者罢购可以打破政治路线和口号的壁垒，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抑或是“左翼”的人道主义者都可以参与其中，因为一个共同的动机将他们联合起来，那就是渴望进行理性的、人道的消费。要想结束罢购行动，第一步是由激进人道主义消费运动领导人同大企业（以及政府）进行谈判，提出改革要求。他们的方法基本上与为避免或结束工人罢工所用的谈判方法相同。
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使消费者意识到：（1）他们或多或少都在无意识里反对消费主义；（2）一旦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消费者组织起来，他们将会有巨大的潜力。这样的消费者运动将体现真正的民主——个人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以一种积极主动、非异化的方式改变社会发展进程。当然，这一切都是以个人体验而非政治口号为基础的。
但只要大公司的权力仍像现在这样强大，即使是有效的消费者运动也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尽管民主依然残存，但它注定要屈从于技术法西斯主义，屈从于一个由饱食终日、毫无思想的机器人组成的社会，这正是人们十分惧怕的社会。要想避免如此，就必须打破大企业对政府与日俱增的控制，以及通过洗脑对民众的思想控制。美国有限制巨型企业权力的传统，这表现在它的《反垄断法》中。强大的公众情绪可以将《反垄断法》的精神推广应用到那些超级大公司之中，使之分解为较小的单元。
要建立一个以存在为基础的社会，全体人民都应当作为公民积极地发挥他们的经济职能。因此，我们只有完全实现工业民主和参与式政治民主，才有可能摆脱占有型生存模式。
大多数激进人道主义者都提出了这一要求。
工业民主指的是每一个大型工业或其他组织的成员在组织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每一个人都充分知情并参与决策，从个人自己的工作流程、健康和安全措施这一层次开始（瑞典和美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尝试），直至最终参与更高的、总方针层级的决策。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在各个共同决策团体中，代表工人的是雇员们自己而不是工会代表。工业民主也意味着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技术机构，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机构，在其运转的过程和方式中，每个成员都是积极主动的，因而也是真正关心它的。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政治民主的实行。民主能够抵制集权主义的威胁，其条件是从一种被动的“旁观者民主”转变为主动的“参与式民主”，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公共事务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与他们的私人事务一样重要，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的共同福祉成了每一个个人所关心的事。通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人们会发现生活更加有趣、更振奋人心。的确，真正的政治民主可以定义为一种让生活变得趣味盎然的民主。就其本质而言，这种参与式民主完全不同于“人民民主”或“中央集权式民主”，它不带有任何官僚主义色彩，并会创造一种社会风气，让蛊惑人心的政客几乎毫无立足之地。
为参与式民主制定施行办法似乎比详细描述十八世纪的民主章程困难得多。缔造参与式民主需要大量有才干的人付出巨大努力，制定新的原则和实施方法。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许多可行建议之一，我想重申二十多年前我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建议：应当成立几十万个直接面对面对话的团体（每个团体约五百个成员），使之成为常设机构，就经济、对外政策、卫生、教育以及实现大众福祉的途径等问题进行审议、作出决策。这些团体能获得一切有关的情报（关于这种情报的性质待后文详述），并展开讨论（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然后对议题进行投票表决（以我们现有的技术手段，所有表决票可在一天之内收齐）。所有这些团体将形成一个“下议院”，它的决策将同其他政治机构一起，对立法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民意测验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探出全体民众的意见，为什么还要制订这些详尽的计划呢？”这种反对意见涉及意见表达最为棘手的一面——作为民意测验之基础的“意见”究竟是什么？民意测验得出的，不过是一个人在没有获得充分的情报、没有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所拥有的所谓“观点”。此外，参加民意测验的人知道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因而不会起什么作用。这些意见仅仅构成人们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有意识的想法，它们无法告诉我们一些潜在趋势，这些趋势在外界情况发生变化时有可能导致人们形成相反的意见。与之类似，参加政治选举的选民们知道，一旦他们把票投给某位候选人，他们对事件的进程就不再拥有任何实际的影响力。在某些方面，政治选举中投票的方法甚至比民意测验更糟糕，因为选举中类似催眠术的那一套方法使选民的思维变得迟钝。选举变成了刺激的肥皂剧，候选人的希望与抱负比实际的政治问题更加引人入胜。选民甚至可以通过投票选举自己所拥护的候选人来亲自参加这场闹剧。尽管有很大一部分民众拒绝参与，但大多数人都对这种现代版本的罗马角斗场面如醉如痴，只不过上场比拼的不是角斗士而是政客们。
要形成真正的信念至少有两个要求：一是充足的情报，二是知道自己的决定会产生效果。毫无权力的旁观者给出的意见不会传达他们的信念，对他们而言这只是场游戏，类似于表达对这个或那个香烟品牌的青睐。出于这些原因，人们在民意测验和选举中所表达的意见构成了最糟而非最高水平的判断。这一事实可以通过两个例子得到证实，人们在其中展示了最佳判断，即在这样两种情况下人们的决策远胜于他们的政治决策水平：其一，在私人事务中，尤其在商业上，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已经清楚阐明的那样；其二，当他们成为陪审团成员的时候。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他们往往必须在非常错综复杂和难以理解的案件中作出决定。但是，这些专门小组的成员可以掌握所有相关信息，有机会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并且知道他们受到委托，他们的判断将决定那些接受判决的人的命运和幸福。结果就是，他们的决定总的来说体现了绝佳的洞察力和客观性。相反，既没有权力又无法获得各种情报，并且处于半催眠状态中的人，不可能真正表达自己的信念。看似以民主的方式表达的意见，在缺乏情报、审议和让自己的决定行之有效的权力的情况下，只不过相当于体育赛事中的喝彩声罢了。
想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就需要在整个工业和政治领域最大限度地非集权化。
由于现存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企业和政府日渐庞大并最终变成庞然大物，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机器集中管理。人道主义社会的一个前提就是阻止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广泛实行非集权化。这其中有几个原因。如果一个社会变成芒福德所说的“庞大机器”，即整个社会（包括它的人民）成为一架庞大的、由中心统一控制的机器，那么从长远看，法西斯主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1）人民变成了听话的小绵羊，他们失去了批判思维的能力，感到毫无权力、消极被动、茫然无知，寄希望于一位“知道”要做什么的领袖；（2）任何一个能接近这台“庞大机器”的人，只要揿下适当的按钮就能启动它。这台庞大机器就像一辆小汽车，本质上能够自行运转——也就是说，位于汽车方向盘后的那个人只需揿下适当的按钮，把握好方向盘和刹车，并注意其他一些同样简单的细节就行了。在汽车或别的机器中有许多轮盘，在这台庞大机器中有许多不同层级的官僚管理机构；甚至一个智力和能力都很平庸的人，只要登上权力宝座，就能轻易地操纵这台国家机器。
政府职能不应下放给各州，因为这些州本身就是庞然大物。应该下放给相对较小的行政区，那里的人们仍然能够互相了解，能对彼此做出判断，因而能积极参与本地区的公共事务管理。要在工业领域去除中央集权，就必须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企业中的较小部门，并将庞大的公司分解成小的实体。
要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地参与民主生活，还必须用人道主义的管理模式取代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
绝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每一种大规模的管理形式都必然是“官僚主义的”，即异化的管理形式。但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官僚主义风气把人变得多么麻木不仁，不知道这种风气如何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是最难察觉的地方（比如医生和病人、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中）。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可以这样来定义：（1）把人当作物来管理；（2）进行数量上而不是质量上的管理，以便使量化和控制变得更简单廉价。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由统计数据支配，官僚们作决策的基础是那些由统计数字得出的死规则，而非与活生生的人面对面作出回应；他们决定事务依据的是统计数据显示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而不惜伤害并不适合这种状况的5%至10%的人。官僚们害怕承担个人责任，总是拿规章制度作挡箭牌。他们的安全感与荣誉感来自于对规章制度的忠诚，而非对人心法则的忠诚。
艾希曼（eichmann）便是这种官僚主义者的极端例子。艾希曼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送向死亡并不是因为恨他们，他既不爱任何人也不恨任何人，他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他将这些犹太人处死，只不过是忠于职守；当他负责将犹太人赶出德国的时候，他同样是在尽忠职守。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遵守规则，只有当他违背这些规则的时候才会产生犯罪感。艾希曼曾说（他这样说恰恰不利于为自己辩白），他只在两件事情上有过犯罪感：一次是孩提时逃学，另一次是在空袭中没有去找防空洞掩护因而违背了命令。这并不是说艾希曼和其他许多官僚没有虐待狂倾向，即通过控制其他活物来获得满足感，而是说这种虐待狂式的性格是次要的，官僚主义者身上的首要特质是缺乏与人的共情以及坚持对规则的膜拜。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官僚主义者都是艾希曼式的人物。首先，许多在官僚体系中供职的人在性格上并不是官僚主义者。其次，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并没有完全被官僚主义的态度侵蚀，其人性的一面也没有被扼杀。但在官僚主义者中间有不少艾希曼式的人物，他们同艾希曼的唯一区别仅在于他们不用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但如果医院中的官僚拒绝收治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因为根据规定病人必须由医师送来，那么这位官僚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艾希曼。如果社会福利工作者宁愿让一位需要帮助的人饿死也不肯违背某条官僚制度的规定，那么他们同样与艾希曼没什么两样。这种官僚主义的态度不仅仅存在于管理人员当中，它还存在于医生、护士、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当中，也存在于许多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中。
一旦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贬低成一个代号，真正的官僚主义者就会干出极其残忍的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被残酷的本性驱使才干出这样的暴行，而是因为他们感受不到同平民之间人的情感联结。尽管这些官僚主义者不似虐待狂那般邪恶，但他们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在他们身上甚至没有良心与职责之间的冲突：他们的良心就是履行他们的职责，在他们的眼中不存在共情与同情的对象——人。
在老的企业或福利部门、医院以及监狱之类的大型组织当中，仍然能够看到板着面孔的旧式官僚。在这些机构中，一名官僚就能对穷人或者其他无权无势的人行使极大的权力。在现代工业中，官僚主义者通常都很友好，很可能一点虐待狂的倾向都没有，即使他们或许也从发号施令中获得一些快乐。但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再次发现官僚主义式的对物的忠诚——在这里是对体制的忠诚。他们对它深信不疑。企业便是他们的家园，而企业的规章制度是神圣的，因为它们是“合理的”。
但无论是新派官僚还是老派官僚，都不能与参与式民主制度共存，因为官僚主义那一套与个人积极参与的精神无法相容。新型的社会科学家必须制定计划，为非官僚主义的大规模管理设计新形式，这种管理以对人和具体情况的回应（response）为导向（“责任”的英文单词responsibility中就包含response这一词根），而不仅仅是照搬规章制度。只要我们重视管理人员身上潜在的自发性和责任心，不迷信节约与高效，非官僚主义式的管理就有可能实现。
成功建立一个存在型社会还必须采取许多其他措施。下面我提出一些建议，不过我并不以原创者自居。恰恰相反，正因为几乎所有这些建议都曾被一些人道主义作家以某种方式提出过，我便更有勇气将它们提出来。(1)
● 必须禁止在工业和政治广告中对民众进行洗脑。
对民众进行洗脑是危险的，不仅因为它迫使我们购买我们既不需要也并不真正想买的东西，还因为它会导致我们选出自己既不需要也并不真正想选的政治代表——假如我们能自主思考的话，是不会选择这些人的；但我们无法自主思考，因为催眠般的宣传方法将我们麻痹。为了对抗这种与日俱增的危险，我们必须禁止使用催眠式的宣传方法，无论是商品宣传还是为政客拉票。
在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中使用催眠的方法，会对人的心理健康，特别是对条理清晰的批判思维和情感上的独立造成危害。我毫不怀疑，深入的研究将表明，毒瘾造成的危害与洗脑造成的危害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从隐性暗示到半催眠的手段，这些洗脑的方法通过不断重复或者撩拨性欲来扰乱人的理性思考（“我是琳达，带我飞吧！”）。广告——尤其是电视广告——用纯粹暗示性的方法对人们狂轰滥炸，弄得人头昏脑涨。这种对个人理性和现实感的袭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看电视时，在公路上开车时，或是在候选人的政治宣传里，诸如此类。这些暗示方法的一个显著效果是营造了一种似醒非醒、将信将疑、失去现实感的氛围。
停止蛊惑和毒害大众会使消费者产生类似于吸毒者戒毒时的脱瘾症状。
● 必须消除贫富国之间的差距。
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毫无疑问将导致巨大的灾难。贫国已经不再把工业世界的经济剥削当作天赐。尽管苏联仍在以同样的方式剥削它的卫星国，但它利用和加强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把这种反抗当作对付西方的政治武器。石油价格的上涨是一个开端，标志着殖民地人民要求结束迫使他们低价出售原材料、高价买进工业产品的经济体系。同样，越南战争也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和军事统治开始瓦解。
假如我们不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缩小贫富差距，情况将会怎样呢？要么流行病大爆发，蔓延至白人社会的安全堡垒；要么饥荒使贫穷国家的人民陷于绝望，致使他们采取破坏性的行动，甚至动用小型核武器或生物武器在白人的堡垒中制造混乱，其间或许还会在工业国家中获得同情者的支持。
只有控制住了产生饥饿、饥荒和疾病的条件，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要做到这一点，工业国家的帮助必不可少。帮助的方式必须不被富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摆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原则传播到亚洲和非洲去的想法。很显然，什么样的经济援助方式最有效（尤其在服务领域），是应该由经济专家们决定的问题。
但只有真正合格的专家才能从事这项事业，这样的人不仅要有聪明的头脑，还要有仁慈的心灵来激励他们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法。要想召集到这些专家并听从他们的建议，就必须弱化占有的倾向，发扬团结、关心（而非同情）他人的意识。关心他人指的不仅仅是关心地球上的同胞，还包括关心我们的子孙后代。事实上，没有什么比掠夺地球上的原材料、给地球造成污染以及准备发动核战争更能说明我们的自私自利了。我们毫不迟疑地将这个被掠夺殆尽的地球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没人知道这种内在世界的改革能否实现。但有一点世人必须明白：如果没有这样的变革，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冲突将一发不可收拾。
● 引入有保障的年收入能使当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许多罪恶消失。(2)
这一思想的核心是，所有人，无论是否工作，都应无条件地有东西吃、有地方住。他们将得到维持其基本生存的必需品，不多也不少。今天，这一权利表达了一个新概念——每一个人，无论是否尽到“社会责任”，都无条件地拥有生存的权利。这也是一条古老的准则，基督教是如此要求的，许多“原始”部落也是如此执行的。我们把这样的权利给与我们的宠物，却吝于给与我们的同胞。
这一法则将大大拓宽个人自由的领域。任何一个在经济上依赖他人（如父母、丈夫、老板）的人，都不会因害怕挨饿而受到勒索；那些有天分的人如果想要一种不同的生活，只要愿意在一段时期之内作出牺牲，去过相对贫穷的生活，也可以如愿以偿。现代福利国家几乎接受了这个原则——说“几乎”，实际上是指“并非这样”。官僚机构仍然在“管理”、控制、羞辱人民。然而，有保障的收入能让任何人无需提供“证明”，就可以得到一间简单的房子和起码的食物，因而就没有必要成立官僚机构来管理本质上浪费又违背人的尊严的福利计划。
有保障的年收入将确保真正的自由和独立。因此，它不可能为任何一种以剥削和控制为基础的制度所采纳，尤其是各种形式的独裁制度。免费的医疗服务则是个例外，但也仅仅表面上如此，因为在这里，所谓的免费服务有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一个人只有生病了才能享受到。
鉴于如今维持一个庞大的福利机构所需的成本以及医治或处理身体疾病——特别是心理压力导致的疾病、犯罪和毒瘾的成本（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反抗压制和无聊的不同形式），如果为每一个有意愿的人提供有保障的年收入，其成本很有可能比我们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还要少。对于那些认为“人基本上生来就很懒惰”的人来说，这个观点是不可行以及危险的。然而，这样的陈词滥调并无事实基础，只不过是一种口号，用以辩解为何不能对那些无助的人放松控制。
● 妇女必须挣脱父权制的控制。
妇女挣脱父权统治是社会变得人性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大约六千年前，女人由男人统治的现象开始在世界上一些地方出现，那时农业生产的过剩使得雇佣和剥削工人、组织军队以及建立强大的城邦成为可能。(3)从那以后，“联合起来的男性”征服了女性。这些男人不仅征服了中东和欧洲社会，还征服了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化。男性对女性的征服是建立在男人的经济权力和他们缔造的军队基础上的。
两性间的斗争跟阶级斗争一样古老，但形式更为复杂，因为男人不仅需要女人像牲口一样劳作，还需要她们充当母亲、情人以及从她们那儿获得慰藉。性别战争的形式有时是公开、野蛮的，而更多时候是隐蔽的。女人屈服于强力，但她们用自己的武器进行还击，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对男人的嘲弄。
人类的一半受另一半压迫，这已经给两性带来了巨大危害并且仍在持续——男人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女人则成了受害者。即使在今天，即使对于那些有意识地反对男人至上的人，男女之间的关系也逃脱不了这样的诅咒——男人有优越感，而女人有自卑感。（弗洛伊德坚信男人的优越性。他荒唐地认为，女人之所以感到软弱无力，正如她们遗憾地声称的那样，是由于她们缺少阴jing；而男人缺乏安全感，据他们所说，是因为普遍“担心被阉割”。我们这里所谈的是两性冲突的症状表现，而不是两性在生物学和解剖学上的区别。）
许多证据表明，男人对女人的控制与一部分人对其他软弱无力的人的统治非常相似。我们以一百年前美国南方的黑人与当时乃至今日妇女的状况为例。当时人们把黑人和妇女比作儿童，认为他们感情脆弱、幼稚无知、缺少现实感，因而不可委以决策权；还认为他们不负责任，但很迷人。[弗洛伊德还补充道，女人不如男人有良心（超我），却比男人更自恋。]
对弱势群体行使权力是当今父权制的本质，也是对非工业化国家、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控制的本质。日益壮大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威胁着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权力原则——也就是说，妇女可以通过解放运动明确地表示，她们不愿分享男人控制其他群体的权力，比如对殖民地人民的控制权。如果妇女解放运动明确其作为“反权力代表”的角色和职责，妇女将在建立新社会的斗争中产生决定性影响。
妇女解放运动已促成了基本的社会变化。也许今后的历史学家会写道，二十世纪最具革命性的事件就是妇女解放的兴起和男性霸权的衰落。然而，为妇女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来自男性的阻力不可估量。男人与女人的整个关系（包括性关系）都是建立在男人自称的优越性之上的，面对那些拒绝承认“男人更强”这种鬼话的女人，男人们已经开始感到非常不自在和不安了。
与妇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的是年轻一代的反权威转向。这种反权威主义在六十年代后期达到高潮，而后经过一系列的变化，许多曾经反对“当权者”的年轻人如今已基本上成为“安分守己”的人。但是对父母和其他权威的传统崇拜已不复存在，几乎可以肯定，以往那种对权威的“敬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摆脱权威的解放运动可与摆脱罪恶感的性解放相提并论——性不再是难以启齿的罪恶。无论人们对性解放各个方面的相对价值持多么不同的看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性不再使人们感到害怕，它不再能被利用来使人产生罪恶感，因而不能再拿来迫使人屈从。
● 必须建立一个最高文化委员会，其任务是在一切需要专业知识的问题上为政府、政客和公民提出建议。
文化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国内知识界和文艺界的精英，这些男人和女人的人品应毋庸置疑。他们将决定如何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扩大化的新机构，并挑选人员来负责信息传播。
对于谁是文化各领域的杰出代表，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因此我相信为这样一个委员会找到合适的成员是可能的。当然，至关重要的是，该委员会也应代表那些对主流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例如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中的“激进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但困难并不在于找到这些委员会的成员，而是如何将他们挑选出来，因为他们既不能通过大众选举产生，也不能由政府来指派。不过别的挑选方式总是可以找到的。例如，可以先选出三至四名核心成员，再逐步扩大直至满员，比方说达到五十至一百人的规模。该文化委员会必须有充足的经费，这样它就能开展针对不同问题的专门研究。
● 必须建立一个高效传播有效信息的体系。
信息是形成有效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必须禁止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隐瞒或篡改信息。但即使没有这种不正当隐瞒信息的现象，目前仍存在的问题是普通公民能获得的真实、必要的信息几乎为零。不仅对于普通公民如此，大量事实表明，大多数获选代表、政府官员、国防军首脑和商界领导也都耳目失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由各政府机构传播并由新闻媒介重复的虚假信息误导。不幸的是，上述大多数人至多也只具备操作和执行的智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去理解表象之下起实际作用的各种力量，也就不能对未来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更别提这些人的自私自利与欺诈，关于这些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了。但仅仅依靠诚实、智慧的官员也不足以解决世界所面临的灾难性难题。
除了少数几家“很棒的”报纸外，甚至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如实报道都很有限。那些所谓的优质报刊虽能较好地提供信息，但也产生更大的误导，因为它们没有不偏不倚地报道所有新闻，还使用带倾向性的大标题，且标题往往与报道内容不符，所写的社论貌似有理、道貌岸然，实则偏袒某一党派。事实上，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从事的是商品生产，它们把各种事件当作原材料生产出新闻联结体。只有新闻可以售卖，于是新闻媒体决定哪些事件是新闻、哪些不是。这样所能产生的最好情况也不过是，信息是现成的，只涉及事件的表面，而公民几乎没有机会透过表面去认识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只要新闻销售是一种买卖，就很难阻止报刊杂志寡廉鲜耻地刊印好卖又不得罪广告商的报道。
要使人们依据真实信息形成意见、作出决策，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信息问题。关于具体的解决方法，我仅举一例。最高文化委员会的首要功能之一就是收集和传播全体国民所需的所有信息，尤其要能满足参与式民主中面对面团体讨论的需求，因为充足的信息是这种讨论的基础。这些信息应当包含各领域的基本事实和可供选择的基本方法，以便作出政治决策。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当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和多数人的意见都必须予以公布，让每一个公民，尤其是那些进行面对面直接讨论的团体都能知晓内情。最高文化委员会将负责监督这个新的新闻报道机构的工作。当然，在传播这种信息的过程中，广播和电视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 科学研究必须独立于工业和国防应用之外。
虽然对追求知识加以限制会妨碍人类发展，但若将科学思索的一切成果都转化为实际应用，那将是极其危险的。正如很多人都观察到并强调的那样，遗传学、脑外科、精神药物以及许多其他领域中的某些发现，很有可能甚至必然会被误用，从而给人类造成巨大危害。只要工业和军事利益集团能够自由地利用它们认为合适的一切新的理论发明，这一点将无法避免。必须停止让商业利润和军事权宜来左右科研应用。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任何新的理论发现要转化为实际应用必须得到该委员会的许可。毋庸讳言，这个管理委员会必须在法律上和心理上完全独立于工业、政府和军队。最高文化委员会将有权任命其成员并监督其工作。
● 尽管上述建议已经很难实现了，但若再加上新社会的另一个必要条件——裁减核军备，那么困难几乎是难以克服的。
我们经济中的一个致命伤是它需要一个庞大的军火工业。哪怕在今天的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必须削减在健康、福利和教育方面的开支，以便支撑国防预算的重担。一个国家花费大量钱财来生产武器装备，用以使自己和世界走向毁灭，这样的国家是无力承担进行社会实验的费用的。此外，现如今军事官僚机构权力日盛，并继续制造恐怖和屈从，个人主义和积极主动的精神是不可能在这种氛围中存在的。
新社会有可能实现吗？
鉴于目前大公司的巨大权力、普通大众的冷漠无力、几乎所有国家里政治领导人的不称职、核战争的威胁以及生态危机，更别提像气候变化这样的现象——仅此一项就能在全世界造成大规模的饥荒——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真的还有可能得救吗？从商业交易的角度来看，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如果只有2%的胜算的话，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押上他们的身家财产；同样，如果盈利的可能性很小，人们是不会进行大笔风险投资的。但在事关生死的问题上，“合理的可能性”必须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
生活既不是碰运气的游戏也不是商业交易，因此我们必须以别的领域为例来理解得救的现实可能性——比如以治病良方为例。如果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还有一线生机，一位负责任的医生一定不会说“我们放弃吧”，或者仅仅采取姑息疗法。相反，他会采用一切想象得到的方法来挽救患者的性命。同理，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我们也要付出同样多的努力。
从赌博或商业的角度而非从生命的角度来考虑当今社会得救的可能性，这是典型的商业社会的思维。当下流行的技术统治论观点认为，我们让自己忙于工作和娱乐，让自己不动感情，这没有什么大问题，即使有什么问题，或许技术法西斯主义总归是不错的。这种观点非常不明智，而且是一厢情愿。技术法西斯主义必然会导致灾难。人类如果失去人性就会变得疯狂，长期来看他们将无法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短期看他们将无法阻止自己使用核武器和生物武器从而导致自己的毁灭。
但也有几个因素能使我们受到鼓舞。首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梅萨罗维奇、佩斯特尔和艾利希等人所言非虚。他们曾说：要想西方世界不被彻底毁灭，哪怕纯粹从经济角度来看，也必须形成新的伦理、对大自然的全新态度以及人类的团结与合作。即使不涉及情感和伦理，这种诉诸理性的观点也会改变很多人的想法，将他们动员起来。这一点不容小觑，历史上很多国家一再做出有损自身根本利益甚至违背其求生欲的行为。这些国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其国民受到领导人的蛊惑，并且说服自己，他们面对的不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样的选择。然而，一旦他们认识到真相，正常的神经心理学反应就会出现——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生死攸关的威胁，必然会采取相应的防御行为。
另一个给人以希望的迹象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现出对现有社会体系的不满。人们愈发感受到了“世纪之恙”——他们感到抑郁，尽管用尽各种办法去抑制，可还是能感觉到。他们因为孤独而不快乐，即使在人群中也会感到空虚；他们觉得很无力，生活失去意义。很多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感受；有些人即使感受没有那么明晰，但当他人表达出来时，也完全能够感同身受。
截至目前，在世界历史中，空虚的享乐生活曾经仅限于一小部分精英阶层。这部分人能基本保持理智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拥有权力，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必须思考以及采取行动。今天，空虚的消费生活属于整个中产阶级，他们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个人责任感。西方世界的大部分人都已了解作为消费者的快乐和它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多享受这种好处的人开始发现它的不足。他们逐渐发现，拥有很多财富并不能带来幸福。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了考验，这一点可以从事实经验中得到证实。
只有对于那些没有享受过中产阶级奢靡生活的人，往日的幻想才丝毫未受影响，比如西方社会中下阶层的普通大众。事实上，中产阶级希望“通过消费获得快乐”，这种希望在还没有实现中产阶级梦想的国家最是闪闪发光。
有些人认为不可能战胜贪婪和嫉妒，他们提供的有力论据之一就是贪婪和嫉妒是人性中固有的。这样的观点经不起推敲。贪婪和嫉妒之所以盛行并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强度，而是由于身处狼群之中很难不去做一只狼，公众压力很难抵抗。除非改变社会氛围，否则价值观接受与否以及能否从自私转变到利他都无从谈起。
如此一来，我们再次回到这样的前提——存在倾向是人性中的巨大潜质。只有少数人完全受占有模式支配，同样，完全由存在模式支配的人也只有少数。两种模式都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至于究竟是哪一种则取决于社会结构。在一个以存在为导向的社会里，占有倾向会受到遏制，而存在倾向则得到扶植；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整体导向是占有型的，所以情况刚好相反。但新的生存模式一直都在，只不过被压制了。如果扫罗（saul）在信仰基督教之前身上没有一点保罗（paul）的影子，他是不可能受洗成为保罗的。(4)
从占有到存在的改变实际上是天平向另一端倾斜，因为在社会变革中，新事物受到鼓励，旧事物被放弃。此外，这并不是新人类与旧人类天差地别的问题，而是方向改变的问题。朝新方向迈进一步，紧跟着就会有第二步，只要方向正确，每一步都是极其重要的。
矛盾的是，另一个鼓舞人心的方面与大部分民众（包括他们的领袖）的异化程度有关。在前面对“营销型性格”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去人们贪婪地占有和囤积财富，现在已转变为仅仅想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当作商品一样进行交换，而自我空空如也。相较而言，异化的营销型性格要比囤积型性格更容易改变，因为囤积型性格的人疯狂地执着于占有财富，尤其是他们的自我。
一百年前，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独立的人，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对失去财产和丧失经济独立的恐惧和抗拒。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人阶级是唯一没有独立性的庞大阶级，也是马克思眼中异化程度最严重的阶级。今天，大部分人口都具有依赖性，几乎所有工作者都是被雇佣的（根据美国1970年人口普查报告，年龄超过16岁的总人口中只有7.82%是自主营业，即“独立的人”）。至少在美国，蓝领阶层还保留着传统中产阶级的囤积型性格，因此他们对于变革相对保守，不像今天异化程度更高的中产阶级那样持开放态度。
这一切导致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后果：虽然社会主义试图解放所有阶级，即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但它对“工人阶级”（即体力劳动者）具有最直接的号召力。然而与一百年前相比，今天的工人阶级愈发只占人口中的少数。为了获得权力，社会民主党派必须赢得更多中产阶级成员的选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社会主义党派就必须放弃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计划，转而进行更多的自由派改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作为实现人道主义改革的杠杆，就必然把社会其他阶层的成员置于对立面，使他们觉得自己的财产和特权会被工人阶级夺走。
今天，建立新社会号召的是所有遭受异化、受到雇佣并且财产并未受到威胁的人。换句话说，它关系到人口中的大多数，而不仅仅是少数。它并不威胁拿走任何人的财产。在收入问题上，它将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顶级行政官员的高薪不一定会减少，但如果新的社会体系运行良好，他们必然不愿成为旧时代的象征。
再者，新社会的理想将跨越所有党派界限：很多保守党人并没有失去他们的伦理和宗教理想（埃普勒称他们为“价值保守派”），很多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也同样如此。每个政党在拉拢选民时都会宣称自己代表人道主义的真正价值，但在所有政党身后只有两大阵营——关心人类命运的政党和对此漠不关心的政党。如果在关心人类命运的阵营中所有成员都能放下各自党派的陈词滥调，意识到他们怀有共同的目标，那么实现变革的可能性将会大得多，尤其现在大多数公民逐渐对党派忠诚和党派口号失去兴趣。今天的人们期待人类可以拥有智慧和信念，并有勇气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
即使存在这些能给人带来希望的因素，要实现必要的人的变革和社会变革，可能性依然很小。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对新社会的展望充满吸引力并带给人活力。在不改变社会体系的情况下提出这种或那种改革方案，从长远看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样的改革不具备来自强大动机的驱动力。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目标比今天领导人提倡的“现实主义”更加实际。新社会和新人类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有可能实现：旧的动机（利润、权力和智力）被新的动机（存在、分享和理解）取代；营销型性格被充满创造力（生产性）和爱的性格取代；控制论宗教被新的激进人道主义精神所取代。
事实上，对于那些并不真正信仰有神论宗教的人而言，关键问题在于培养一种人道主义的“宗教热忱”，它与宗教无关，也与教条和宗教机构无关。从佛陀到马克思都是无神论宗教热忱的代表，他们发动的社会运动为人道主义“宗教热忱”铺平了道路。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在自私的物质主义和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之间作选择。社会生活本身——包括诸如工作、休闲和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都将是对“宗教”精神的表达，因此没有必要再去信仰任何单独的宗教。提倡这种新的、无神论的、非机构化的“宗教热忱”并非对现存宗教的打击，但它意味着始于罗马官僚体制的罗马天主教会必须依照福音精神进行改革。这也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去社会主义化”，而是说它们虚假的社会主义应该被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取代。
中世纪晚期文化之所以繁荣兴盛，是因为人们追寻上帝之城的愿景。现代社会繁荣兴盛，是因为人们从尘世的进步之城不断发展的愿景中获得动力。然而，这一愿景在本世纪已沦落为巴别塔的景象。现在这一巨塔正开始崩塌，并将最终把每一个人埋葬于废墟之中。如果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是正题和反题，那么新产生的合题将是对抗混乱局面的唯一选择。这一合题把中世纪晚期世界的精神内核和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思想与科学发展统一起来。这一合题就是存在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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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避免本书内容过于冗长繁杂，我没有引用包含相似观点的大量文献，很多这类文献的标题可以在本书的“参考文献”部分找到。
(2)1955年我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提出过这条建议。同样的建议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一次研讨会上也提出过（由a. theobald编辑，具体信息见本书“参考文献”）。
(3)我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中已经对早期“母系社会”以及与之有关的文献进行了评述。
(4)保罗原名扫罗，原本信仰犹太教，还曾参与迫害基督徒的行动，后悔改并信仰耶稣，改名保罗。详情可见《圣经·新约·使徒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