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这一前提是正确的：只有人的性格发生根本变化，即从占有型生存模式占主导转变为存在型生存模式占主导，才能使我们免于心理危机和经济危机。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大规模的性格变化是否可能；如果可能，这种变化又会如何产生？

我认为，只要下述条件存在，人的性格就能发生变化：

第一，我们正在受苦，并且能意识到这一点。

第二，我们认识到了这种不幸的根源。

第三，我们认识到能有办法消除这种不幸。

第四，我们接受这样的现实——为了消除这种不幸，我们必须遵循某些生活准则，并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

这四点对应了佛教里的四谛。佛教四谛是佛陀教诲的基本内容，它们讨论的是人类生存的一般状况，而非特定的个人或社会环境所引起的人的不幸。

这种改变的原则带有佛教的方法特征，它同样也是马克思人类救赎理论的基础。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他认为共产主义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是要把人类从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解放出来，使人不再失去人性，不再成为物质、机器和自身欲望的奴隶。

马克思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向当时的工人阶级——这个异化程度最深、最不幸的阶级——揭示他们的悲惨状况。马克思试图消除工人的种种幻想，这些幻想使他们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向工人阶级揭示，产生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人的贪婪性格和依赖性。对工人（但不仅仅是工人）受苦受难之原因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著作的要旨，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

马克思采取的第三个步骤是证明，假如产生痛苦的条件被消除，痛苦也就随之消失。作为第四步，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系，它能使人摆脱旧制度必然导致的痛苦。

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本质上与之类似。患者来找弗洛伊德看病，因为他们正遭受痛苦，并且自己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痛苦的根源。精神分析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患者去除对自己痛苦的种种错觉，并找到他们发病的真正原因。对个人或社会疾病的性质作出诊断实际上就是作出阐释，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阐释。病人对自己病因的描述往往是最不可靠的诊断依据。精神分析过程本质上就是帮助病人认识到自己生病的原因。

病人一旦了解自己的病因，就会到达下一步，即认识到只要消除病因，他们的疾病就能治愈。这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意味着摆脱婴幼儿时期某些事件造成的压抑。但传统的精神分析似乎都认为第四点没有必要。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似乎都认为，只要深刻认识到自己所遭受的压抑，这种认识本身就能起到治疗的效果。在有些病例中情况确实如此，特别是当病人出现限制性症状时，比如歇斯底里或强迫症。但如果病人遭受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不幸，那么除非他们依照愿望做出性格改变的同时也相应改变生活方式，否则他们改变自己的性格就是多此一举，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改变不可能长久。例如，人们可以没完没了地分析人的依赖性，但他们获得的一切认识都无济于事，如果他们依然生活在获得这些认识之前的现实状况之中。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女人的病因在于她对父亲的依赖，即使她本人已深刻认识到这种依赖的深层原因，除非她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同自己的父亲分开，不接受他的恩惠，敢于承担追求独立可能带来的风险和痛苦——否则她的情况不可能发生真正的变化。认识与实践相脱离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的。

新人类

新社会的功能在于鼓励新人类的出现，这种新人类的性格结构将表现出以下特征：

●　愿意放弃一切形式的占有，以达到完全的存在。

●　相信自己，坚信自己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结，需要兴趣、爱以及与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安全感、认同感和自信心，而不是将它们建立在占有欲、贪欲和控制世界的欲望之上，把自己变成财产的奴隶。

●　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或物会赋予生命以意义，要彻底独立且不执于物，这是全身心地积极关爱他人、与他人进行分享的前提条件。

●　完全存在于当下。

●　从给予和分享中获得快乐，而不是从囤积和剥削中获得快乐。

●　热爱并尊重生命的一切形式，了解只有生命和一切促成其成长的东西才是神圣的，而非物质和权力这些死的东西。

●　尽自己的一切可能消除贪婪、仇恨和幻想。

●　去除偶像崇拜，不抱任何幻想地活着，因为人已经到了不需要幻想的阶段。

●　培养自己爱的能力以及批判思维、理性思维的能力。

●　抛弃自恋，承认人生中固有的悲剧性局限。

●　把自己和同胞们的全面发展当作生活的最高目标。

●　认识到遵守纪律和尊重现实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

●　认识到只有结构上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发展，而且必须认识到作为生命之属性的结构和作为毫无生命、僵死之物之属性的“秩序”之间的区别。

●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是为了逃避不堪忍受的现状，而是预判现实的可能性以期改变不堪忍受的现状。

●　不欺人，也不为人所欺；可以做一个天真无邪的人，不可做一个幼稚无知的人。

●　认识自己，不仅要认识自己所了解的那个自我，而且要认识自己所不了解的那个自我——其实人们对不了解的东西都有一个朦胧的认识，只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

●　意识到自己与一切生命体的同一性，从而放弃征服、控制、剥削、掠夺和摧残自然的目的，努力去理解自然，同自然合作。

●　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成为自己的可能性；自由不是一堆贪婪的欲望，而是一个精妙的平衡结构，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成长与衰败、生存与死亡之间的抉择。

●　认识到罪恶和毁灭乃是成长停滞的必然后果。

●　认识到只有少数几个人具备所有这些品质、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但同时并不怀有“达到这一目标”的野心；认识到这种野心只不过是贪婪和占有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　在不断增长的活力中获得幸福，无论命运允许人走多远。因为尽可能充实地生活已经能给人带来巨大的满足感，人们几乎不会去关心自己能不能获得成就。

人们如今生活在控制论和官僚主义控制下的工业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版本，而告诉他们该如何做才能打破占有型生存方式并扩大存在的领域，这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围。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另写一本专著，不妨恰当地称之为“存在的艺术”。但近年出版了很多书籍，它们都在告诉人们通向幸福的道路，其中有的很有帮助，有的却带有欺骗性因而是有害的。新兴市场迎合了人们逃避问题的希望，而这些书利用了这一市场。针对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真正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一些有价值、有帮助的书，它们可以在本书的“参考文献”部分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