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本教科书[46]

我们反反复复讲，我们反反复复思索。我们像是在穷追不舍。是针对一些人吗？当然不是。这些人诚心诚意执行了人们为他们拟订也被他们接受的计划，研究了人们要他们当作历史学的历史学。可是在我们看来，这种历史学没有用。是方法的问题，还是性格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是两种学派的明显的冲突，截然的对立。

瞧，这儿又有一本这样的教科书，这种教科书常常要刺激我们提些保留意见。书名是诱人的：《民主与资本主义》。这里得有多少问题啊！实际上，对于这两个大得让人摸不着边的主题，我们得要进行多少伤脑筋的思考啊！要给年轻人多少积极的批判性的教训啊！甚至还要给一些老人教训，他们不慎受到一块漂亮招牌上的许诺诱惑，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去翻开这本外表招人喜欢的大部头。

那就翻开吧。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是没有收入《民族与文明》丛书的几卷的倒数第2卷，这几卷如果收进去了，丛书就完整了。[47]它论述了1848年至1860年间的欧洲和世界。它像一本教科书那样论述，（对属于我们研究的固有对象）存在一些奇特的成见，还有一些同样奇特的疏漏。

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它没有给经济留下位置。它描述了“交通运输业的革命”和工业技术的进步，也预言了信贷业的诞生；但是关于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结构，却什么也没有说。论述事物嘛，还行。可是人呢？他们在克利奥的宫殿里干什么呀？

你看，关于资产阶级在这个社会事件如此丰富的时期的发展，该书什么也没说。关于这个时期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群众的发展，什么也没说。关于在人们身上体现的，以及在激增的对立群体中体现的观念之间发生的激烈冲突，同样什么也没说。该书让机器动起来了，却没有让人动起来。它不厌其烦地计算、枚举、清点。例如在第201页，它描述了“贝尔维尔的锅炉”、由米卢斯工业公司自行改进的“法尔科加热器”、都纳尔汽轮机、“1862年的埃里克松的热气发动机、1853年的弗朗肖的小功率热气发动机”，以及“1801年由勒邦发现原理，在1858年以于贡发动机，尤其是在1860年以勒努瓦的卧式机投入工业应用的燃气发动机”。我在想，这样絮絮叨叨地——日期、人名、机器、日期、人名、机器——表述的这些内容，对一位头脑不完全适应一种机械记忆的读者来说，是容易看懂的吗？枚举没问题，可是究竟在哪里说明了这些机器在人类生活中起的新作用呢？而且是什么作用？这些机器在比例上占多少？收效如何？简言之，尽管书名漂亮，但著作的全部内容写得似乎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不是历史书，而是教科书。又是教科书，怎么老是教科书？而且是最差的教科书。

最终还是教科书，我们需要这些教科书吗？确实需要。学校的孩子们需要一些经典书籍。可是《民族与文明》丛书发动的这些博学的作者并不该只为这群孩子写作。我提倡为这群孩子提供一些写得好的读物，包括一些简明的小册子，只要向孩子们传授的一切知识都面向生活就行。而且，如果它们收集了一些事实，哪怕是很少的事实，也是要经过精心选择的，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真正解释得透彻。尤其是，它们不研究公式，而是摈弃公式，那些可恶的公式只有靠死记硬背才能学会，而且免除了懒汉们毕生自己做判断工作之劳：那种工作是繁重的，大多数人对它们都望而却步……对开始在学院里学习的17岁到20岁的年轻人来说；至于成年人，尤其是为他们备课的老师——我坚决地认为，不要提供这种书。现成的情况都明摆着：《克利奥》丛书中已有一些出色的书籍（有一些，不是全部；但有了典范）。是的，那种促使或者能够促使人们去思考、去探索、去阅读的著作，我们可以要。一些“封闭”的教科书，以及其愿望仅限于尽可能详尽地描述任何外部事物的教科书，从历史学职业考虑：不要，不要，坚决不要！

请注意，经济方面确实是这样，艺术方面也是这样。作者拿库尔贝说事。这里我引用一段：“库尔贝因为他的革命热情，摆脱了任何谨慎态度，于1849年发表油画《碎石工》；1850年发表《奥南的葬礼》（我们把这幅画的真正名称还给这个絮絮叨叨的作者：《在奥南的葬礼》）；1851年发表《村姑》；1853年发表《摔跤手》；然后在1854年发表《筛麦妇》和《路遇》；1855年发表《画室》。”库尔贝摆脱了任何谨慎态度……这说法就很怪。实际上，我不相信一个叫库尔贝的人，会因为“不谨慎”，或者因为“革命热情”，就能画意大发，才思汹涌。这个我们就撇开不论了，这些画名和日期呢？这里论述库尔贝就跟论述蒸汽机一样。画名、画和日期、日期、画和画名。后来，芒德的青年迪朗，他从未见过一个叫库尔贝的人（和没见过一种法尔科加热器一样），还有贝济耶的青年杜邦，他具有历史学方面的天分（具有识途老马的记忆力，他在法语、哲学、拉丁语、希腊语方面成就不佳，对数学也不感兴趣，这使他无可救药地专攻历史学，这是一无所长的人谋生的手段）——于是这两位未来的“历史学家”就读啊，读啊，反复大声朗读，必要时，还以疯狂的热情朗读50遍这8个画名和8个日期；“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这样在考试时，它们自己就能从心底跳出来”。卡冈都亚式的优点。但是，卡斯特尔诺达里的青年马丹就显得机灵些，他也许无所顾忌，竟然另外从其他书中觅得一些日期和画名。就是嘛，他们为什么不会有库尔贝画作的另一份清单呢？如“1845年的《波德莱尔肖像》、1848年的《柏辽兹》、1849年的《手卡腰带的人》、1850年的《抽烟斗的人》、1849年的《奥南的餐后》、1853年的《浴女》、1855年的《十点钟时的岩石》和1858年的《围猎》”。作品一样多：8幅对8幅——而且，马丹这个完全还能（因为他具有这样的能力！）替换这两份清单里的名称的机灵鬼，成绩定会超过背书背得晕头晕脑、狼狈不堪的杜邦和迪朗，并会首先得到像雅诺图斯老师那样的学位！因为规则不就是要求完全按照考试的样子，用10行或者2页，或者10页，来叙述人们知道事实、名称和日期的所有事物吗？

几代历史学家就这样培养出来了，就这样流传下去了，他们没有观念，没有思想，没有智力要求，被人用名称、标题和日期塞得饱饱的。他们无所畏惧，在开始上课时，或者，唉，在开始读书时，就背诵并且将永远背诵那些堂而皇之的套话，学校的智慧和哲理就被封闭在这些套话中：“我们要研究的时期，延续了它前面的时期，也预示了它后面的时期。它因为它所摧毁的东西而值得注意，但是也因为它所建立的东西而引人注意”，等等——你说得太夸张了吧？哎呀，我只是在引述人家的文字呢（第1页）：“从1848年到1860年前后这一时期，它因为它所摧毁的东西和它开始建立的东西，在历史上打上了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说，1848年的运动属于前面的时期，并且结束了这一时期。不过，它也是一个开端，为未来定下了方向。”为什么不以“一般观念”（或者，如果人们更喜欢的话，甚至用“历史哲学”）这种哗众取宠的标题，并用填空的形式来发表这些文字和其他一些文字呢？我的意思是说，在日期和名称处留出空白来，让人随意填充。我记得非常清楚，拉美西斯二世的历史学家赛索特里斯就是这样开头的：“从……到……前后这一时期……在历史上打上了它的印记”，等等。

此后，人们就会对那么多有才智的人的愤怒和讽刺感到惊讶了。这些人研究历史时，以为这类书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可是读了过后又感到气愤，因为他们发现，花了那么多精力、金钱和优质纸张，只是要宣传这种指导思想，宣传这种概念，即历史学没有奥秘，没有生命，只是鹦鹉学舌。从这种历史学中，没有任何人能感受到，借用保罗·瓦莱里的话（我有意坚持引用他的话）说，“人们面对由伟大生活的重大感觉构成的不确定的东西时，所产生的那种挂虑，如诸民族在面临命运所系的战役时的感觉；野心家在即将获得荣誉，或者即将上断头台时的感觉；艺术家就要为他的大理石雕像揭幕，或者下令拆除还支撑着他的建筑物的拱鹰架和陈列台时的感觉”。而且要是只有这个就好了！

我指责这本书不谈任何人物。对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成长、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心理都毫不关心。会感觉、会思想、会痛苦、会行动、会享乐的人，在这本书里我们一个也没遇到。作者确实也提到三四次一个叫马克思的人的作用。或者在某些地方提到一个叫孔德的人的著作。提到叫这些名字的人：作者为什么对他们感兴趣？还是书名、人名、日期、日期、书名、人名，这就是全部答案。不过，作者不时也会引用一句话。比如列举了奥古斯特·孔德最后的一些著作：“在这里，情感要在才智旁边重新找到位置——而爱情要引导行为。”——“引导行为的爱情”和“在才智家里重新找到位置的情感”：其实是两个漂亮的徽章式的主题。可是我心里想，受到诱惑的杜邦和迪朗，他们大有可能一生就用这些铿锵有力的话来替代奥古斯特·孔德了，并且这些话会在他们荒芜不毛的脑壳中，在毫无思想与经验的虚无之境中回荡。这就是让我担心的地方。因为任何教学法都会引起严重后果，但历史学的教学法引起的后果也许会更加严重……

我们来总结一下：书中缺乏个性分明的个人。普通人和伟大人物之间没有区别。满篇都是平庸的人。人们寻思，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才能跟历史挂上钩。米尔热，拉普拉德，还有谁？好吧，再说一遍，而且这不会是最后一遍；再说一遍，而且无论对谁（需要这么说吗），我们都反复讲这些重要的事情。教科书从来不说这些事情，所以必须声明十遍，而不是一遍：“人，是历史学的价值，是它的唯一价值，而且是它存在的理由。”小时候，在弗朗什—孔泰，我们老家的宅子里，我发现在老人放床的凹室深处，始终供着一个加了黑框的“独自的上帝”像（dieu seul）。《年鉴》很乐意制作一些“独自的人”像（homme seul），足能满足个人需要，供历史学家们用。来吧，谁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