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达到瑟诺博斯[29]

人们如果想一想，就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半个世纪以来，法国一些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出于一种胆怯，避开了广泛的主题，我们不说“大主题”——那种说法会产生一些令人讨厌的学院式的共鸣——或者更确切地说，避开了那些超出专著的狭窄范围的主题。

我们没有花很长时间去找这种逃避责任的行为的原因。要找到这些原因，我们必须着手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史学的历史。我们只是注意到这种逃避行为的明显征象，那就是传统的字面意义上的法国史并不存在。

没有个人写的法国史，也没有集体写的法国史。最近的尝试是拉维斯做出的，竟能在出版界引起轰动，竟能促使维达尔·白兰士的杰作《地理学概览》问世。这种尝试同样还产生了一部著作，但概念并不一致，因此没有生命力。这是一套多卷本的丛书，其目的只限于向应试者提供实用观念。因此，如果真正意义上的读者被诱导去买这些书，那这些书就遭到滥用了。它们只能部分满足真正以实用为目的的读者的好奇心，并不能激发新的好奇心，无法让有学问的读者去了解最优秀的工作者的艰苦工作，那些工作是在远离人们经常提起的地方默默进行的，能拓宽人们的眼界。

这就出现一种可笑的现象，我们听到历史学家叫道：“人们无视我们！把我们撇在一边！”同时出版者还把大量的“小说化的传记”、“历史揭秘”、“内幕”和掺假的“新发现”，塞给渴求知识的读者，骗他们上当。的确如此。可是，话说回来，你们抱怨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似乎也没有道理。你们说，这些东西错误百出。这不是问题。让你们激动万分的著作，小册子的，大部头的，里面的日期和事件难道就非常准确吗？那种正确凭什么就必定能平息批评呢？你们指责这些书让读者心生幻想，以为它们是“讲历史的”，还认为它们的内容就是历史：甚至一些颇有头脑的人也抱有这种幻想。[30]而你们要想让指责一针见血，说到点子上，你们就亲自研究历史吧，去研究真实的历史，不是躲在你们的书柜后面研究，也不是为一些专家研究，是要面对读者研究，公开研究。人们要你们提供容易看懂的过去，人类鲜活的和真实的过去：再别把学校的教科书递给我们了。

现在，在我面前摆着两本小书，传奇故事那样的开本。[31]这是著作，一本是一位有意尝试另辟蹊径的评论作家的著作；一本是一位从事历史教学的著名专业人员的著作。两位作者在相隔几周的时间里，都向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史。哦！还有点细节上的差异，可从标题所用的词看出来：一本是“概要”，一本是“试论”；但最终还是用黑色或红色大字醒目地标出：“法兰西人的历史”，另一本是“法兰西民族史”。难道破了规定不成？我们就不带偏见地来看看吧。

一

朱利安·本达是评论作家。不用说，他有思想争论的癖好。他写过《永恒的终结》，这回他是作为有点忧伤的分析家对历史学家发起争论。他也指责他们保持沉默，并在他们闭口不谈的那么多大主题中，向他们指出了一个并不缺乏魅力的主题。

一个伟大的民族，尤其是其历史已经发展了20多个世纪的法兰西民族，一路走来，它是如何形成的？这不单单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只是继续看到一些浮夸的词句，或者一些联系不当的象征。这是个关于民族的基本问题，作者直接着力讨论了这个问题。是谁在世纪的铁砧上锻造了这个民族？是像人们常常说的那样，是它的始祖，是它的国王吗？抑或是它的全体成员？他们在形成团体和群体时，激发出了朦胧但强烈的集体意志？本达先生回答说（第16页），“法兰西人作为民族的实际构成，是他们曾经有的，而且是很早就怀有的一种意愿的结果；而不是像某个学派所说的，是一系列转变的结果，是他们在外力的影响下实现的，向现在这种组织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几乎是机械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至少在很多世纪里）跟任何倾向无关”。

人们了解命题的广泛性，也了解它牵涉到的一切因素。但是朱利安·本达不打算详细描述事实。他明智地说过，他不是历史学家。那他的意图是什么？是要把历史学家激发起来，引导他们去做他拟订了提纲的工作，尤其是要他们理解这工作的必要性。有人可能会用一种不正直的荒谬方式来评论他的著作：和害怕别人抢他饭碗的历史学小店主一样，带着痛苦，一页一页地挑毛病。可能还有另一种方式，一种完全合理的方式：一条一条地修改他的提纲，同意、批判、修正、改写……但这也可能是为他考虑，希望他能草拟出一部“法兰西人史”来。我们的审查只限于方法和思想，我们也劝作者本人来审查。他相信（第32页），他的论题会遇到“两类反对者”：一类反对者认为历史只是个人创造的；另一类反对者会声明：“当作现代论题研究，当然可以；但是要当作中世纪，和上古中世纪，以及起源的论题研究：不行，绝对不行。”——对不起，我希望我属于第三类反对者。

我不属于那些认为历史“只是个人创造的”的反对者。如果有意用一个很普通的词来表达的话，依我之见，历史是个人和群体共同创造的。历史中的个人——我曾在别的地方解释过[32]——更准确地说，历史人物，就是在群体中并且借助群体成长的。他曾经一时脱离这个群体，并为它指引了一些新的道路。但是，他要完成他的业绩——一种作为酵母使人类这个面团发酵的业绩——就必须融入这个群体，越快越好，成为该群体的一员；用现时的话说，这是退却，甚至说是倒退。是逃避者自己暂时做出的退却；或者是由其追随者做出的退却；或者是由其学说做出的退却，在经过多少有点长的时间的拒绝后，群众往往勉强以字面上接受的形式来理解这种学说，只有按照群众的方式修改，重新思考，使之变成群众可以领会的东西后，他们最终才领会它……

而且我更不属于另一种反对者，他们会天真地对你们说：所有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并且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现代的开端”出现的。我自认为对我们的16世纪是有所了解的。我想，我之所以能在某些问题上提供有关这个世纪的可信的表述，是因为我始终竭力抵制“它是一个开端”这种幼稚的观念。

我的态度简单。我希望这就是历史学家的态度。我面前有一个论题。有人明确地说，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论题。[33]我不太在乎这个。我只把它看成一种工作假设。而我用我的工具和职业技术开始干活。什么？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这么说太含糊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什么情况下，而且在什么条件下，假设可以被认为符合现实？问题就在这儿。

您说：“我相信，在法国，形成一个民族的意愿，不仅在最近的时代，在现代的世纪存在，而且在很久以前就存在。”不论是您的“相信”，还是反对您的人的“不相信”，这都不重要。请向我们说明，事情怎样才会发生，或者不会发生，那样我们才会听您的。

您肯定地说（第34页）：“我有其他证据，这就是按照历史学家们所说，每当法兰西人达到了一个让他们渐渐形成一个民族的条件，他们看上去都是挺高兴的。这些条件包括领地的联合、中央权力的发展、摆脱外国势力的吞并。”我立即揪住“外国”这个词不放，原来这就是贯穿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的整个历史的观念吗？对于“外国势力的吞并”——本达在别处（第16页）说到了“外国势力形成的从法兰西人手里掠夺土地的决心”——各个时代的法兰西人怎能真的回想得起来？这样的说法，连同在我们的思想中必然与之相伴的一系列明确的司法和政治的观念一起，真能表明，不论是克洛维时代的人，还是共和二年的士兵、查理大帝的臣民、1914年的法国兵，他们的看法和感觉方式都完全一样吗？而对我们来说那么浅显的其他说法，如领地的联合和中央权力的发展：在一部从起源到现代的“法国史”中，没有掩盖缺乏其他说法的事实吗？就“构成法国”的一代代法国人而言，唯一可以理解的说法是对本土领主的服从，对国王神圣人身的虔心，习俗、方言、交往、宗教信仰等真实感受到的亲缘关系，等等。

请再分析分析吧。把缺的和不缺的说法都一一列出来。您面对的又不是斯芬克斯，如果找不到谜底，也不会被吃掉。但是，如果您要求我们历史学家借助于逻辑上的肯定来解答一些历史问题，或者还靠求助一种假定贯穿20个世纪都不变的“民族心理学”的古老背景，而不是靠对被研究的各个时代的人特有的反应进行研究，那么您所做的工作都是白费力气。我们需要依靠的当然是人的反应，而人依然是人，没有变。至于群体的反应，我们往往把祖先算在这个群体内，因此从时间上看，他们是我们的近亲。但是，仅仅是在时间上，而且要加以mutatis mutandis[34]：不过，要“变”的东西极大，而且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着一大片开阔地，此处正是我们发掘和活动的领域。

您写到“民族”。可是什么是民族呢？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才有的？跟它相随的还有些什么近义词？怎样把这些近义词跟它区分开？尤其是在这些词背后，法兰西人堆积了哪些事实？只要您没说过这些，或者不试图说这些，那么在一个历史学家看来，您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您只是使用了对今天的人来说最明白易懂的词，它就好像一种舒适又安全的交通工具，让人坐上它沿着许多世纪的河流溯流而上，永远不需要换座位。形成民族是历史的总趋势，我很理解。我决不把这个人的“原子说”和那个人的“连续主义”对立起来。但是对于历史的总趋势，有两种方法来阐明它。一种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也可以说就是博絮哀的方法，因为本达援引了他的话。[35]另一种是历史学的方法。当我们探究我们这些1933年的人所指的各种观念、意识、反应，在13或16世纪与之相对应的东西是什么时，他们的说法是“反抗外国势力的吞并”，还有反抗“外国势力形成的从法兰西人手里掠夺土地的决心”——我们并不否认这样一种总趋势的存在，我们只是不愿把一种有年代错误的东西建立在一种连续性的基础上。我们不接受为一个真正的问题给出的浅易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在岁月的长河中，同一人类群体的一些基本意愿，是以什么样的相继的形式，通过哪几组变化的意识和观念表达出来的？”要解答这个问题，不是穿上华丽俗气的现代服装，在逝去的时代的整个变化的历史中溜达溜达就能完事的。

总之，我们这些业内人士怎样看待这本充满灵巧的好奇心，并且是由一位外部主教部分地特意为历史学的神职人员写的书呢？

我们首先把它当作一篇有关一些有学问的读者的精神状态的文献依据。朱利安·本达“不接受”（第8页）一种反对意见，即一个大历史学家，“就是由于他所知道的大量各类事实，才决不会同意把它们归纳为一个简单的观念”。他也不理解，一位“科学巨匠”，即使他有方法，也会有意识地拒绝表达他的深奥的哲学；他不认为，如果一位大历史学家表达他的历史哲学，会因为“它必定包含了专断的和富有想象力的东西”而“表达走样”。我们就别对这些话逐句分析了，只了解大意吧。它们证实了我们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所写的历史学家保持沉默的原因。

本达的著作还是另外一码事：他要求人们考虑“历史学家也许没有充分考虑到的”某种历史因素的干预（第42页），这种干预在历史上经常发生，而且重要。听着，例如，那些“超越群体成员的意愿”的群体意愿。确实如此。而这儿就存在一个大问题。

我已说过许多次[36]：那些主张只了解“事实”的人不明白，他们利用的大部分事实并不是以原始状态“提供”给他们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可以说是通过专深的艰苦工作编造出来的，从无数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得出的；因此那些偷懒的人只关心完整的文献中所记载的事实，这些自认为谨慎却只是知识狭隘的历史学家，其实是置他们的职业的首要条件于不顾。

“了解各个外省的普通民众怀着什么样的情感同意归并法国的问题，由于是把一种模糊而且无特征的人性作为对象，因此不被历史学家研究。”我们要注意本达的这些话（第12页，注1）。我当然不认为我国的合并的历史之所以首先是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历史，是因为“模糊而且无特征”的民众内心深处的情感特别难以了解。[37]可是，人们以为在涉及大人物时，并且在需要弄清楚可能从某个方面推动他们的因素，如领土的野心、家族的宿仇、被保护人的关系、世袭的效忠或反叛时，对情感的了解就会更加有把握吗？

其实，历史学家之所以沉默，是因为文献没有给他们现成答案；是因为他们习惯的不是把一些文献摘录摘录就一下子交出去，而是从中汲取它们所提供的东西。即使各省的档案馆保存了一些由菲利普——奥古斯都时代的省长，或者路易十一时代的检察长用行政手段建立，并且在封面上以漂亮的圆体字题有“舆情”字样的档案，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在接手这样提供的课题时，也会以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来对待这种问题。他们对待文献的态度的确总是消极的，而且他们认为甫斯特尔的格言（历史靠文献来研究）终究宣扬了一种有害意识。因为它教唆人们消极被动，不动头脑。

研究历史首先要有对历史学的意识和热情，唯有拥有了这种特殊禀赋才能证明人有资格从事这一种智力职业。奇怪的是，即使是数学家，甚至是哲学家，人们都同意他去研究历史；但在我们的大学里，谁曾经因此成功（即使他想到过）劝阻一个“不适合的人”研究历史呢？而在许多人看来，首先要求一个历史学家有“天分”，这难道不是很天真可耻的吗？

首先要有精神，其次还要有知识。没有完全适合历史学家工作的最起码的实用的学识，研究不了历史。而我还要补充一点，没有一套材料也研究不了历史，而谁都无权预先对这套材料加以限定，因为历史学工作的选择方式之一，就是增加材料的要素；就是在缺乏文献时，可以通过对地名的精明独到的研究，或者通过对某些词组的比较考察，或者通过墓地形式的分布、建筑式样的推广、教堂所冠的圣人名字的分布、宗教仪式、司法程式、礼仪或习俗等，来获得许多要素。还有什么？开动脑筋吧。碰到不知道的东西要积极主动。填补，替代，并使之完整：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工作。

历史学家的目的只有一个。是了解历史吗？这只是开端。是评价？不是。是预测？更不是。是真正理解，并且也让别人真正理解，这才是目的。

二

评论家的这本书出版一年后，教授的书才问世。人们在橱窗里见到它，可能会想：“怎么，他会消除霉运吗？终于有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来回答朱利安·本达的问题了吗？”于是人们打开了这本书。我直言不讳，为什么任何人读过它都必定承认感到失望呢；为什么它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而又一次，只是一本教科书，况且写得非常熟练，并且墨守成规一丝不苟；最后，为什么读者想要的书迟迟不能问世。我直言不讳，而且没有一点不可告人的想法：这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写的书，是关于一种我所抨击的历史观念的书；瑟诺博斯先生多年来凭着他的职位、他的个人影响和他的著作，能够靠一些有力的手段来向这种观念效力。[38]

这是一种我完全排斥的观念，而且通常就被我看作是导致历史学威信丧失的部分原因，这种威信丧失虽然有失公平，却又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历史学经常就被这些“门外汉”弄到这样的境地。这也是一种历史学。瑟诺博斯正是在这本让我们关注的书中，一心要向我们展示这种历史学的一个能说明问题的新概貌。

所以，我们这就来随便看一下两三个我们不该忽视，也不该夸大的问题吧。——人们猜中了，首先是标题。标题就令人不舒服，我同时请作者和他的同谋朗格卢瓦原谅我这么说，他引用了朗格卢瓦死后留下的证据。这位博学的索邦大学老师是想让一种时尚流行起来吗？而且还有人要和他比拼哪，这不，不久人们就看到安托万·梅耶发表了一篇《关于日耳曼语族一般特征的真诚论述》，还有乔治·迪马发表了一篇《关于感情的真诚论著》。我们已经有了一部《衷心的欧洲地理》；但这并不是地理学家的著作。顺带地说，是修饰语的修饰语，我原本希望瑟诺博斯最好尝试为我们弄一部《衷心的法兰西民族史》。他没让我们如愿。但是既然他也在等待公正的一击，我们还是要厉声问他：“告诉我们，您的真诚是什么意思？”

“真诚，是你们的良心与你们之间的事。你们说到科学和科学精神，那就请打开一本似乎把一个文明而礼貌的社会的全部精华，都浓缩成其中的精美格言的杰出著作吧；请打开优秀的吉拉尔神父的《法语同义词典》吧，我在读过这本书后，从来都是带着感激之情把它放回书橱的；你们读一读这句：‘真诚防止了言不由衷，这就是一种美德。’”[39]可是，历史恰恰根本不理会那些行善积德之人身上的“美德”，您回避了问题的实质。防止言不由衷，必须这样吗？——对于个人，也许得这样，但是也要看对什么人和什么事吧？对他自己；对他的“意见”；总之，对他最私人的和个性化最明显的“自我”，对他的有偏见的、完全卷入世纪的激情，卷入职业、阶级、政党、宗教或不信教的联系的“我”，您可能是“真诚”（sincère）的。这不过是就您而言的，是就您的私密的思维和感觉方式而言的。［利特雷词典，第五卷，真诚（sincère）：“坦诚地表达所想和所感觉的东西。”］这其实是最有害的主观主义。诚实（véridique）对待您所采用的文献吧，诚实（véridique）对待你们所收集的事实吧；可是，根据利特雷词典在吉拉尔神父之后对您所用的这个不合时宜的词的定义，您还是不要真诚（sincère）为好。那就是您为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历史学提供的最大帮助了。

“真诚”的历史，因此是“勇敢无畏”的历史：美德是一条很滑的下坡路。我们来听听瑟诺博斯在其序言中所说的：他说话将“毫无保留，不考虑任何公开的意见，不拘泥于正式的行为准则，不敬重名人和既定权威”。崇高的誓言。这么勇敢，成果呢？也就是520页中三四个突然冒出的念头。

其中一个就是奥索瓦山上的韦辛格托里克斯。身手敏捷的夏尔·瑟诺博斯，攀上这位阿莱西亚之役战败者雕像的凄凉的底座，要轻轻地捋捋他的小胡子（第30页）。这是一位民族英雄！对别人说吧，我可不信！而虚构这种“追忆出来的爱国者”，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在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时代，高卢还不存在“民族”，您的斩钉截铁的断言，就一准能轻易推翻“非真诚的高卢史”的相反的结论吗？大家知道，为了写《高卢史》，卡米耶·朱利安可是花了一生的心血呢。因为高卢人“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个民族”，所以韦辛格托里克斯不可能是高卢人的“民族英雄”。证明完毕。

瑟诺博斯在这里似乎对“民族”应该表达的意思有精确的概念，这个我们不去管；我们就要看出，他本该在他拟订撰写计划时就利用这种精确性。我们也不问韦辛格托里克斯“实际上”是什么人。他是“曾在罗马军队里服役过的阿尔维尼人首领”，瑟诺博斯回答说（第30页），而且，由于“一场全面起义”在高卢爆发（是全面的，而不是民族的，你们完全能够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他受命领导一个“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联盟”。这么说，他是一位结盟部队的总司令？那好，我们就把韦辛格托里克斯看作“高卢多民族的英雄”吧，而且别再提他了。“追忆的爱国者”在这里可能得到晋升，而瑟诺博斯的真诚也得到了完美的阐释。

还有贞德……果然不出预料。她是爱国主义的化身？得了吧！这是米什莱式的谬论，那个稀里糊涂的米什莱。（这不妨碍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直到现在还能看得懂的贞德，还是米什莱的贞德）——贞德吗？一个教徒，仅此而已（第201页）。“她忠于她那一派别的国王，而不是忠于法兰西民族的国王。”这不新奇，也很简单；简单得我都理解不了。首先，如果说两派之一的勃艮第派是作为外国盟友出现的，那么贞德那一派确切地讲就不是吗？尤其是，我不懂派别的国王，民族的国王之间的区别。但是，我想知道在这个时期，在人们的共同信念中，法兰西的国王是谁。这才是整个问题所在。

因为，作为历史学家，人们不要求他说（除非在报纸上，当有人采访他时；但这时又跟历史无关）韦辛格托里克斯和贞德是否配得上“民族英雄”的称号。人们要求他“解释”这两位历史人物。“抵抗外敌”，我再来谈这一点，如果这位历史学教授促使我在这点上纠缠他这个“好空想的人”，这错不在我：我想知道，在举行“全面”起义来反叛罗马的高卢人的思想里，就观念和情感而言，这种说法能向我们表达什么？毫无疑问，他们的观念和情感，与我们的观念和情感是截然不同的。从而我还想知道，这场抵抗运动的共同首领，韦辛格托里克斯真正体现了什么？我还想知道，查理七世时代“阿马尼亚克人”“反抗为英国国王效劳的帮派”的斗争其可能的背景是什么？换句话说，告诉我激励贞德及其战友进行斗争的因素是什么，他们反对的王是谁，支持的王又是谁。这就是我向历史学家要的东西。而且，如果他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至少要说一句：“我找过了。我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些。我没找到任何答案。将来也许有人比我走运……”

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始终是有的。我们要积极进取，不要自暴自弃。要有一些研究计划，不要突然冒出来一些念头让读者甲觉得无聊……或是把他的业绩对读者乙吹嘘……真诚吗？那是您的事。而我们需要的是历史的意识。我指的是，要不惜一切，付出坚忍的努力，让自己，也让读者进入过去的人的角色。

话说回来，瑟诺博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想告诉我们什么？“法兰西民族史”，书名就是答案：这正是本达所需要的，他的论题和瑟诺博斯的论题是截然相反的[40]，而且他不让人对民族所表达的意思有一丝怀疑：“我想概述一下法兰西人民的演化史。”这么说，法兰西人民跟法兰西民族是一码事了？肯定吗？瑟诺博斯继续说，“我想证明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以及出于什么动机，产生了在我看来构成法兰西民族基础的习俗、制度、生活条件……”这就根本不是本达所说的“社会史”中的民族，即那种在各个时代，由各种条件、各种状态、各种文化的法兰西人构成的社会的民族了吧？那些法兰西人，像领地的检察官所说的那样，都是强者帮助弱者的。——这也是肯定的吗？瑟诺博斯写了上百段文字，来说明他的“法兰西民族”的一个颇受多数人赞同的概念。这一让他操心的概念就是群众。他还按照一种逻辑，为了这个概念而冷落了艺术、科学和文学[41]，这种逻辑很奇特，而且揭示了一种极其奇怪的概念，一种可能起到一些观念以及传播这些观念的方式的作用的概念。他冷落了艺术、科学和文学，却把日常生活上的事情献给这个概念：它们不就始终是“绝大多数人在个人生活中主要关心的事情吗？”什么呀？把我们弄糊涂了。这说的是民族的历史，是法兰西人的历史，还是法国人民的历史，还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啊？这一大堆混乱不堪的东西，难道说是为公共教育用书树立的一个好榜样？

书的页边应该还要注上几个感叹号。而且，既然是从这里说到中世纪，感叹号还会增多。

瑟诺博斯不喜欢中世纪。这就算不是历史学家的权利，也是他私人的权利。

他认为中世纪幼稚，还往往对它的“天真”表示怜悯。他在专门阐述中世纪人的宗教信仰的20行中（第186页），“天真”这个修饰词就重复了许多次，甚至到了强迫症的程度：天真的信仰、天真的换位、天真的想象；结尾再来个天真的基督教。“天真”，如果我们就这样用一个词来了结所有问题，就不天真吗？我不信。不过我们还是不谈这个吧。瑟诺博斯以前专心研究过中世纪，是在他听了甫斯特尔的课后，进行《勃艮第的封建制度》的论文答辩时。我在想他那时是不是更糟。人们对于自己在30岁左右自以为已经知道的东西是绝不会忘记的；而现在瑟诺博斯要论述在50年前所操心的问题，必须忘掉多少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接受的观念啊？

作者还用四章篇幅按优先次序论述了平民、贵族、有产者和教士，如果说在1895年，或者在1900年，他的论述还能让人满意的话，那么到1933年就不行了。特别是关于城市和资产阶级的章节，显然表明作者没有一直参与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开展的一种工作，这种工作非常活跃，一直处在深化、转向、矛盾和扩展中，几乎到处都在进行，但中心处于比利时，由亨利·皮雷纳及其门生的工作主导；在法国本土则是依靠乔治·埃斯皮纳和其他一些人的工作（尽管我们大学的历史学家们常常被指责不参与）。尤其是，一些和他的“真诚”同样明显的成见，往往让他书中的群体人物带上奇怪的特征。例子不胜枚举，其中一个便是他断言“贵族只把领地作为他的收入来源来关心”，这就接近潜在的经济唯物主义了，这让我们感到困惑。[42]同样，再看看（第177页）他所描绘的18世纪的“城市场景”：“在这个时代，城市的生活与农村完全不同。保护居民不受外敌侵犯的城墙，迫使他们挤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生活……他们几乎不出城；乡村十室九空（？），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们（？），为了防止盗匪在市郊出没，树木被砍光了；他们觉得那里不安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会去那里散步。”他臆想的这幅图景要让他的读者吃惊、怀疑、困惑达到何种程度啊。这些读者知道，在16世纪，城市和乡村还紧密相融，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在那些已经比较“现代化”的城市里，鸡、鸭、狗、马就在马路上溜达，猪儿遍地乱跑，每天一大早，市镇的牧羊人把城里街上的羊群赶拢起来放牧，到了晚上，狭窄的街道上，马嘶狗吠，不绝于耳。更不用说，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在还紧闭着的城门前，就已经有一些身背背篓、拿着工具的市民在等候着，守门人一醒，吊桥一放下，他们就冲出城去，扑向葡萄园和菜园，与此同时，农夫们则车拉肩扛，带着柴火、水果、麦草，逆向涌入城市。

这些场景是我想象出来的吗？当然不是。在那些时代，老百姓钱包里的钱太少，很少丢失，小市民的精神的满足，必定不是在大百货商店花钱买日常必需品（更确切地说很少！），他们本来就没有钱[43]，而是在离城市尽可能近的地方拥有一块地，面积够让三四个人耕作一天就行，自己去耕种，或者雇人耕种，为自己提供一些吃喝，如果有可能，还提供麻纤维做衣服。我这是说梦话吗？城市里保留了宽阔的空地、花园、苗圃、草坪和葡萄园。我这是说梦话吗？“乡村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们。”从观赏美景的角度来说，或许说得不错；应该是先吃饱肚子再欣赏，就像在我的家乡，人们常说，“美景不能当饭吃”。不过乡村的出产是吸引人的，甚至会强烈吸引。“他们不去那里散步？”当然。野营活动不是从13世纪开始的。人们去那里是“劳作”，是去做买卖，到阳春四月还会去采摘山楂花和紫罗兰。当时的人为了自娱自乐，为了颂扬创造自然美景的上帝，在古老的教堂里用石头雕塑了我们历法上的收获者，谁会认为他们不理解我们所称的大自然的意义呢？而且就在这时候，大商人就在他们上了锁的钱箱前盘算着，梦想有一天能买到一大片领地……

城乡差别？这是比较历史学的好主题[44]，可惜好机会没有了！他应该了解一下，按照这种观点，这种深刻差别使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发生分裂，因为其中城市实际上都是自我孤立封闭，对外戒备森严，很少照顾政治规章、法律、文化都跟它们完全不同的乡村，而乡村的报复则是削弱城市。然而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乡村很早就城市化了，并从城市法律中吸收了对它们有用的东西，然后建立了这种比较同质和一致的文明，这很早就成了我国的一个特征。

可是实际上，在夏尔·瑟诺博斯看来，中世纪一无是处。

有问号，也有了一些感叹号：但是，页边空白处也应该写上一些“很好”这个评语吧？当然应该有。可是在那么多资深评论家——记者、政治家、道德家和其他人——告诉我可以标记上“很好”的地方，我也并不总是会在那里写上一些“很好”的。

“没有主角的历史，啊，不可思议！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章节，你们看到米拉波了吗？没有；丹东呢？没有；卡诺、维尼奥、德穆兰、埃贝尔？……都没有！这是何等豪放的胆量啊！”胆量是真的，豪放就免了吧。

但是，先别高兴，我们想起了瑟诺博斯追随甫斯特尔制造了他的头几样武器。虽然民主并不习惯于把《古代城市》的作者甫斯特尔尊奉为它的一个创始人，可是他已经相信，社会现象的唯一动因就是民众。而且人们可能在合上甫斯特尔的《法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一书后，却对达戈贝尔特、查理大帝、虔诚者路易或秃头查理一无所知，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可是，瑟诺博斯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却样样操心，况且列举这些事实的方式也很怪：先是食物、衣服、居住条件，然后才是“家族习俗”，以及……私法，是作为附录列出的。我们当然要说说这些事实存在的方式，不是说这位作者阐述事实的方式，而是说他列举事实的方式，据说这位作者常常提醒读者，要求他们别去管他周围的一切能吸引住正在埋头工作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民俗学者、法学家的东西。“农民通常居住在狭小、潮湿、阴暗的茅屋里……，这些茅屋往往用木板（？）和泥土等材料建造。”这就是对法国的居住条件进行了五十年的研究所得到的成果（第140页），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关于全国各地极为丰富的乡村房屋的样式、设备和建造方式的一切，这就是在这个主题上产生的引人入胜的全部问题……“这位”农民和“这位”茅屋：在那个被瑟诺博斯瞧不上眼的浪漫主义时代，就没有被别人用其他色彩描绘过吗？

我们再往下看：“农民主要以稀粥、黑面包、黑麦、品种稀少的蔬菜、肥肉和干酪为食。”稀粥，不错；但是汤呢？（熬的汤，酸汤或甜汤。）面包，不错；但是没有简单的饼吗？再说，粥是什么粥？——还有一句话令我不安：“蔬菜品种稀少”。这就抹杀了食品供应这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我的意思是，本地收获的食用作物的品种数量一直在减少。人们长期地、努力地去精简，去改良，不是逐渐淘汰大量采集的野生作物或人工种植的次要作物；只用小麦来全部替代古时常用来做面包的多种谷类；最后用小麦面包和马铃薯替代18世纪法国人还在吃的小米粥和荞麦糊、各种饼和汤吗？而且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持续增加的新品种的蔬菜和水果，不是通过越来越快的人口逆向流动，通过建立庞大的世界产品流通网络，被带到人们的餐桌上吗？其中不仅有富裕市民的餐桌，也有工人和农民的餐桌。

精减、稳定、扩大，食物的质量归根结底得到提高。请把这一切告诉我们，概述一下就行。当您说到铁路的诞生时，至少要用一句话表明，它让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不再只靠土地生活了。当您说到中世纪时，也要说一句话，只要一句，指出法国的粮食供应并非一律只是自产自销；指出这些主要事实不只是法国才有——但是还要经常指出并非全法国都是普遍一样的；说到饮食和烹调时，要指出存在吃植物油的地区和吃黄油的地区之间的差异（而且关于黄油，也是有话要说的！）；要指出在法国，起码像存在着各种语言区域……或者各种植物区域一样，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烹调区域。

尽管如此，我还要补充说：关心一个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有关日常生活的事物，不能从1933年开始，也不用追溯到更久远。老蒙泰伊（阿芒——亚历克西）从1827年起撰写《各种职业的法兰西人史》时，就已经踏勘了这个尚不为人所知的领域。而时间与方法都更接近我们的是杰出的朗博，他编纂了《法国文明史》，我14岁时就从那本书里了解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

除了这些保留意见，瑟诺博斯的书还剩下一些有益的东西。但是没有重要的有益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他没有能够把无数零乱的细小事实集中起来，通过比较来解释它们，并且产生一整套包含大量的核实、推翻和重建的有成果的艰苦工作的重要假说：而这就是一门科学及其科学家的活动。倒是有一些深刻的小想法，却被压在有点残缺的常识的角落里，其力度和敏锐程度都受到限制。表达形式和方式也常常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是厌世的，而不是热情的：这就是瑟诺博斯的命。他的女神不让他快乐地为人指引新路，鼓舞旅行者去勇闯险境，冒险家去探索未知。他要嘲笑热情；要教训人们：出人头地就要冒大风险（比如会跌落陷阱、扭伤腰肢、碰断鼻梁……）。最后，在史学研究的大道上（以及十字路口和岔路口），要沿路竖起一些木牌，上书警示语：“当心，有生命危险！”——不错，这就是他的成就。这成就实在太大了。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来谈要点了。瑟诺博斯写书绝不是白纸黑字写着玩。要么是我完全误解了他的意思，要么就是他打算编一本可以大量发行的通俗教育课本。是课本，同时还应该假定它是历史学及其方法、意图、对象的启蒙书吧？从这个双重角度来评判，有真诚的历史什么事呢？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首先它的墨守成规就让人不理解。因为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传统的。[45]

主题的概念呢？瑟诺博斯是从公共领域获得它的。他在书中自始至终都把法国当成一个“现成的已知事实”，当成一张注定不平凡的床，从这本《真诚的法兰西民族史，试论法兰西人演化史》的第一页起，他就在这张床上铺上完全按天意制成的被褥，等待意中人去睡？我深思过这一问题，而在三十年前，维达尔·白兰士在其《地理学概览》中，就已经巧妙地提出这个真正的问题：探究一些情况各不相同的地区，在没有任何天命指示它们要结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最终如何以及为何会形成这个整体：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最早是在恺撒的著作中了解到这个整体的，他按照“自然界限”划出了一个高卢地区，这不就大致上预示了我们法国的形状吗？

但是，形成这么一个整体，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也可以说它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这个整体只有维持原状不变才有意义。原先可能形成过上百种形状不同的整体，不过都是暂时的，没有持续多久，因此都被我们忽视了，因为历史只记载成功的事。如何，为何，尽管有那么多“说法”，如拉维斯说过的，那么多法——英民族或法兰西——伊比利亚民族、法兰西——伦巴第民族、法兰西——莱茵河民族的失败的尝试，这些尝试有时只是出现隐约发生的苗头，有时则暂时实现成了事实。——在经历过许多动乱之后，高卢地区是如何、为何始终得以重新形成，并且围绕着一个根源（这是一种可以充分发挥的观念，可惜瑟诺博斯的书没有一处提到它），把因为一些重要事件，按我们所说是“偶然事件”，暂时与整体分离的零散的小块区域重新并到一起？那里实际上不存在“外部事件无意识的约束”吗？或者应该被本达想揭示的那些其他因素取代？还有，当我们在所谓“法国的”历史的开端就说到“法国人”时，并且在整个历史中都继续说到“法国人”时，我们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这些法国人，我们随便在哪个时代都能说他们是法国人吗？不需要分清谁是在某个时期才被我们称为法国人的人，谁是被我们排除在法国以外的人？以及我们不需要说明被排斥的、分离的法国人对把我们约束在一起的这些重要方面有何看法吗？

回避一个问题容易。但如果想要给读者上一堂真正的思想独立的课，需要说明的问题依旧存在。——维达尔作为大地理学家提出了这个观点，本达作为形而上学家也再三提出这个观点。可是瑟诺博斯作为历史学家却不愿面对这一点。因为对他而言问题的观念本身仍然是陌生的，由于他“反感”这种假说。他对一些旧观念忠贞不渝。

具有演变的意识，是历史学家的基本优点。这就要我们拒绝认为民族和政治结构具有一种永久的必然性，不能想当然地假定这些民族和政治结构千百年都不变。生活的趣味只在于破和立，在于聚和散。下面这句话，非常正确地提醒历史学家注意他的艰苦工作永远是相对的，而且这句话对丰富他自己的资历，不也是富有意义的吗？“社会在消亡；新社会又从它们的废墟上诞生出来；法律、风俗、习惯、信念，甚至道德准则，统统都在变……法国必须重新编写她的编年史，使之与智力的进步相称。”这是历史学的灵魂吗？是的。这是夏多布里昂给出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