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历史学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自省[2]

不回溯过去，就做不到反省。domine non sum dignus.[3]——当一个人第一次来这个学院讲学，为这么多看不清面孔的听众所围绕、所打量的时候，这句话就会自然地流到嘴边：他感到了肩膀上自己弱点的沉重。而我也将羞于掩饰这一点。再说，听课的学生和同行们对当选教授的期待，并不是一通情感的抒发，而是一个有关某种奋斗、某种精力奉献的坚定承诺。那么我要为之奋斗和奉献精力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呢？我是历史学家，要把这个事业说清楚，还只能直接按年代顺序来叙说。

1892年：阿尔弗雷德·莫里辞世后，法兰西公学院撤去已开设了一个多世纪的通史和应用历史学方法教席，为的是另设一个历史学教席，其最早的名字是历史学与伦理学，其风格多次变换，在多努执教时为古典主义，在米什莱执教时为浪漫主义，保证了教学卓越而富有新意。

1933年，即四十年后：学院创设了一个现代的通史与应用历史学方法教席——这是我个人对这个教席的随意叫法，其正规名称则是人们此后在学院的通告上所看到的那个现代文明史教席。

1892年和1933年，这两个年份其实体现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不得不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要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对我这一代人所接受的观念和所学到的方法进行不客气的质疑的话，希望你们不会认为我傲慢自负。其实我只是在明确地表达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为你们和我自己指明今后要一起走的道路。

一

学院在1892年撤销历史学与伦理学教席时，遵循的其实还是该教席的存在理由。它这样做不是要分享胜利，而是要抢先获胜。然而在1892年，当时人们所构想的那种历史学已经参赛而且获胜了。这种历史学已经进入拥有历史教师的公立高中，进入设置了历史学教席的大学，进入历史学专科学校。它还由此掌控了教学负责人、大学校长及公共教育部门的所有重要职位。它在世俗领域有权有势，在精神领域信心满满——但也有些昏昏欲睡了。

那么这种历史学的哲学原理是什么呢？那是由高中历史课所教的从奥古斯特·孔德、泰纳、克劳德·贝尔纳等人那里借来的一些套话草草构成的。尽管漏洞百出，但借助进化论这个又宽又软的枕头，这些漏洞倒也都能被遮掩住。这种历史学就在这些肤浅的思想潮流中恬适而自在地生活着，以至于我常常禁不住要说，历史学家没有太多的哲学需求。贝玑在他言辞最激烈的《半月刊》的某一期[4]中，曾发出过这样的嘲讽：“历史学家研究历史通常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和条件。他们大概是对的，最好各司其职嘛。大体说来，一个历史学家在开始研究历史的时候，时段最好不要做得很长，要不然他会一事无成的！”一想起贝玑的这段话，我就忧心忡忡，因为我发现直到最近，许多历史学家在读到这种貌似宽厚的言辞时，都还在点头称是，根本没有觉出这种奥尔良式狡黠的讽刺意味……

这还只是史学界之外的看法。而在史学界内部，情况则很简单，一目了然。

没有预先下好的定义：历史学就是历史学……但是，若有人偏要煞费苦心地给它下个定义，反倒显得奇怪，这个定义一定不是根据它的研究对象，而是根据它的材料——实际上只是根据它的丰富材料中的一部分——来下的。

“历史学就是文献学。”这个著名的公式，至今还没有穷尽它的真理性。这种真理性真是非同凡响。对于那些合乎情理地以博学意识为荣，并且正在跟浅薄无聊的历史作品作战的优秀史学工作者来说，它是命令，也是集结号。但是，要是有人格外小心一些，并且想一举颠覆紧密团结的人文研究总运动，那么这个公式就颇有些危险了。

这个公式是把历史与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在没有文献的情况下书写着人类历史最漫长的一些篇章——史前史（这个名称本身就奇怪地意味深长）。于是，经济史诞生了。这种历史首先应该是一部人类劳动史，而这种人类劳动史（其基本情况是弗朗索瓦·西米昂一年前在这里确定下来的），又如何能够简单地用纸张或羊皮纸（在人们还没有掌握造纸技术的情况下）来写就？同时，人文地理学也诞生了。这个学科引起了一些年轻人的注意，而这些年轻人也就迅速地加入了一些实际而具体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这些研究似乎让他们从单调沉闷的教室走进了天空和海洋，走进了村庄和森林，走进了整个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历史学即文献学”？如果还坚持这个公式，那么对历史现场的深入观察，对远近地理关系的敏锐理解，对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的艰辛劳作在人文化了的土地上留下的种种印记的考察，似乎都失去了意义。而正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在那片仍旧为森林覆盖或就要变成耕地的土地上，开始为后续时代奠定一些最早的历史类型，也就是人们如今已知的种种人类原始制度。

的确，古代社会的探索者们是幸运的，他们没有受制于“历史学即文献学”这一狭隘残缺的公式。因为考古发掘、人类活动遗址文物的发现，源源不断地为他们的研究提供着革新的动力。他们的研究与那些实际存在的东西息息相关：一把金属斧头、一只经过烧制的或未经烧制的陶罐、一杆秤及秤砣、一切人们可以用手触摸和拿取的东西，可以让人切实感受到它们的强度，而通过形态分析，人们又可以得到许多有关人类和社会生活本身的具体资料。此外，他们的研究还不得不与土地紧密相连，并为那种因地理学意识的获得而带来的地形学意识的觉醒所引导，从而不必服从“历史学即文献学”这种刻板的规定。

与之相反，在现代研究方面，年轻人在智力上为一种完全基于文献、文献研究、文献解释的文化所塑造，而且该习惯从只以诠释古文的能力为准来对他们进行水平评定的高级中学，到建议他们从事同样的文献研究工作的高等师范学校、索邦大学和各种学院，一直没有中断过。文献研究是常年伏案的文字工作，是关门闭户、拉上窗帘进行的工作。因此，从事文献研究的人就是一些似乎只把故纸堆当作沃土来耕耘的农夫。因此，他们是一些这样的领地占有者，其中谁也不急于知道他们会让自己领地生产出什么来，或者急于知道他们的产业在不同时期会以什么形式向他们体现——是以劳役或者以实物的形式体现呢，还是以人的忠诚或者以钱的数额来体现，都无所谓。历史学是位贵夫人，在她面前，卑微的经济现实只是个迪芒许先生。其研究者既没有钱也没有声望，从事的是某种抽象的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而这也就让历史学显得能够更好地分享文献和文学研究的尊严、体面、完美和贵族气派的无私了。她享受着这些研究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在法国享有的崇高敬意。如果在1933年（其实今天还是这样），大学培养历史教师时，只要求他们做四个有关历史的法文作业和做四次有关历史的尽可能“出色的”讲座；如果在要求他们复原那些过去社会的生活——所有那些过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它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时候，却不问他们能否看得懂一项统计资料，能否在必要时对其进行矫正或至少进行评判；不问他们是否了解法律及其演变这些基本知识；问不问他们是否听过一些相互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的课程，这一点我不清楚，但肯定不问他们能否对日常使用中的货币是什么，汇兑是什么意思，证券交易所内部和储蓄银行柜台后面真正发生的事情等问题做出准确的回答；而最有违常理的还是，大学甚至不问他们能否对一篇文献做出考订，仅满足于他们能说出某些词语、日期、地名和人名——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再回头想想“历史学即文献学”这个公式，我们大概就能明白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而且，我们真的通过文献发现事实了吗？是的，人人都这样说：历史学就是先确定事实，然后再实际利用这些事实。这话不错，也很清楚，但过于粗略，尤其是当历史学仅仅只是或几乎只是用事件编织起来的时候。某位国王是在某地某时出生的吗？他在某地决战并打败了他的邻国了吗？翻查所有提到这个诞辰和这场战役的文献，只挑出其中值得相信的内容，然后再利用其中最好的部分写出精确的记述：这一切，真的就会按部就班地顺利完成吗？

而且一些问题已经可以提出来了：为何图尔城的铸币里弗尔在几个世纪里会逐渐贬值？为何工资会在连续若干年里出现下降，或者说生活费出现了上涨？这些大概也是一些历史事实吧，而且在我们看来，这些事实比一个君王的驾崩或一个短暂条约的缔结更重要。而这些事实，难道是可以一下子就弄明白的吗？绝对不是。那是一代代苦心孤诣的研究者，通过无数次的潜心观察，借助从各式各样的档案文件中辛辛苦苦搜寻到的数据资料，缓慢而艰难地研究出来的：实际上档案文件本身从来就没有直接提供过这些事实。——但愿大家能同意“事实的收集并非事实本身”这一看法，因为我们都知道，事实这个号称历史学“原子”的东西，本身只能来自何处。亨利四世被拉瓦亚克刺杀，这是一个事实吧？可是仔细分析一下，找出其中的所有因素，再看看哪些是物质因素，哪些是精神因素，于是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非常复杂，是一些普遍的规律、一些特定的时空环境，以及在这个悲剧里起过作用的每一个已知的和未知的人的具体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你们看，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一个事实就成了一团乱麻……那么事实还是自然呈现出来的吗？当然不是，那是历史学家无数次创造活动的结果，是借助种种假说和推测，通过一种呕心沥血和引人入胜的工作，发明和制作出来的东西。

由此可知，各个起源时期之所以能让历史学家们那么强烈地感兴趣，就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奥秘要破解，有很多情况要还原。要是我们能够让一股股甘泉从无垠的荒漠上涌流出来，并通过坚定执着的调查研究让一片片新知的绿洲从无到有地生成，那该是多大的乐事！

但这样一来，一个最近常为人们说道的信条可能就要被动摇了：“历史学家不可选择事实。事实也能选择？哪儿来的这种权利？依据哪条原则？选择事实，势必否定史学工作的科学性……”然而，任何历史学都是事实选择。

历史学是事实选择，首先是因为有偶然性存在。偶然性会让过去的遗迹在不同的地方存在或是毁灭。其次，人也会为历史学带来事实选择，因为文献资料一多，人就要删减和简化它们，突出一部分，放弃一部分。再者，历史学家还会创造出一些资料，或者说他们会再创造一些资料：历史学家不会漫无目的地在过去中闲逛，不会像拾荒者一样期待偶然发现；他在出发之前头脑里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目的，即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有待用工作来验证的假说。说“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只能反映出一种对科学及其条件和方法的无知。显微解剖学家凑着显微镜观察，就能立即掌握未经加工的事实吗？他的工作其实主要就是依靠一些通常是极其复杂的技术来“创造”他的观察对象。而在获得了这些对象之后，他就会去“解读”他做的一些标本切片。这种工作特别艰难，因为描述看到的东西并不很难，最难的是找到那些需要描述的东西。

确定事实，然后加以利用……这没错。但是要当心，不要因此就设立一种有害的工作分工，一种危险的等级制度。不要鼓励那些表面上稳重多疑，实际上消极盲从，漫无目的地收集完事实后就抄起手来，等着别人来把这些事实连接起来的人。历史学场地上的石块何其之多，那都是一些义务石匠开凿后扔在那里的，毫无用处。如果这些石块所需要的建筑师真的来了，我想他也会避开这些砾石散布的场地，找一块空旷的地方去盖房子。好像在史学界，可以让一些人干粗活，让一些人搞发明；让一些人在这边搬砖瓦，让一些人在那边盖房子：可这是不行的。任何地方都必须有发明创造，这样人的劳作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厘清一个事实就是建设。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说这是在为一个问题提供答案。而如果没有问题，那就只有一片虚无。

历史学家们常常与真相失之交臂，他们怀着对假说的极端恐惧培养弟子。假说被认为是有悖于他们所说的科学的最严重的罪恶（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总把方法论和科学真理的大话挂在嘴边）。在他们的历史学大厦的三角楣上，闪闪发光地镌刻着一句字字千钧的话：hypotheses non fingo[5]。而若要对事实进行分类，则只有一个准则：严格按照年代顺序……米什莱是这么说过，说得很机灵。可是众所周知，米什莱与历史学毫无交集。所以他说的什么“严格按照年代顺序”，其实就是在捉弄人。

人们过去一直在给我们讲述的历史（这里我使用的动词都是未完成过去时，你们也就能看出我不是那么天真了），人们过去一直在向我们展示的历史研究，实际上都只是一种借助过去对现在进行的神化。但这种历史学既不愿看到这一点，也不愿说出这一点。

看看法国历史吧。这部历史，从由恺撒在《高卢战记》的开头定义的罗马高卢，直到由1933年的国境线圈起来的法国，顺着时间流逝，不曾消亡，也不曾迷失方向。她没有因一些暗礁而搁浅，也没有因一些急流而沉没；到达旅行终点后，她下结论道：“你们瞧，我从高卢开始，一路顺风地走到今天的法兰西：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这样延绵不绝！”确实如此；但是从1933年起，历史学家开始追根溯源——辨认出所有的支流，排除那些走偏的支流（也就是那些不能直接流向恺撒的支流）。这一令历史学家着迷的庄严的寻根进程，却好像也把一种莫名其妙、矫揉造作的僵化带入了历史，让一部由种种灾变、悲剧、短暂的领土肢解和吞并构成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变得死气沉沉。

只要用新的眼光看看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那个被我们称为法兰西的国家，曾经有过许多不同形状的版图，而且这些版图之间的差异大得惊人。但无论怎样，这些版图千百年来都一直被叫作法兰西。如果我们能摆脱那副萦绕在我们脑际的当今法国的模样，我们的眼前就会浮现出这一连串在我们看来有悖常理的版图：但是如果其中之一的确存在过，那么毫无疑问，历史学就能通过溯源找到法国的诸多原型，如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混合体，法兰西与莱茵兰的混合体，或者法兰西与英格兰的混合体，法兰西与意大利的混合体，法兰西与荷兰的混合体……我不一一列举了。而如果避而不谈这许许多多的偶然现象、开国故事和权力更迭，那又如何解释一段历史在活力和趣味方面的损失？而且在这个讲台上，如果我能使用不同于科学术语的用语，那么又有谁能说明这种历史学可能带来的危害呢？

让我来设想一下莱茵河历史的撰写。[6]你们幻想着可以按事件的发生顺序忠实地编写它，但实际上却只能从溯源开始。莱茵河，在我们看来那是一条承载着民族仇恨的河流，是一条边界，是黩武政策的血腥赌注。你们就从这里出发，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那篇有名的文献《高卢战记》，这篇文献预言：“莱茵河，是高卢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分界线……”然后你们再顺着年代往下走。当然得老老实实地走。自由自在地走，好吧。可是在整个旅途之中，你们都忐忑不安地紧紧抓住防滑链的两端不放。你们已经把灼热烫手的现在这一端不由自主地投射到了已经冷却了的过去千百年里。如今你们又在那里发现了它，而它还是你们当初把它投射进去时的那个样子。这是一种逆退式推理，而你们却浑然不觉。不久前一个叫威廉二世的人主张过这种方法，还有这么一些人跟着他鼓噪——这些人以世界最终目的自居，认为整个过去只有作为他们的现时状态和计划成为的状态的准备和证明，才有价值。就算是这样，可是科学呢？科学在这种历史学里位置何在？

人们就这样走着，而历史学也在高奏凯歌行进。外界对它的威望钦慕有加，它却渐渐失去了它的本原。已经有人在说了：历史学不是一门有完备的内容界定的学科。它一直就是一种“方法”，而且还是一种正在变成人文科学领域中几乎可以通用的方法。一篇有名的文章还说，这是一种“用以构造历史的方法”，实际上它好像和所有科学的方法都不一样：也许是一种间接认知方法？历史学的影子还在，但这个“影子”已经离弃了它的真实躯体。而持这一看法的，主要是被亨利·贝尔集结在《历史综合评论》周围的那些人。亨利·贝尔1911年在他的《历史的综合》的前言里大胆而深刻地指出（第6页）：“有人断言，历史学因为有着过多的科学性，所以失去了与生活的关联。而我的看法正相反，我确信历史学失去与生活的关联，恰恰是因为它的科学性还不够。”——那些人大概正在为未来做准备，只是他们并没有掌握现在。

二

而这曾是一种醒悟，一种突然的和令人不快的醒悟。其发生之际，正是危机时期，周围疑虑重重。

有些疑虑源自战争。那是那些在战后重新过上平稳生活，但也陷入了一种困惑的人的疑虑。这个困惑就是：他们每个人现在所从事的职业，都不是他们自己想做的事——要是没有这次席卷全球的大战，他们肯定是另有所为的。而他们现在承担的，只是那些已逝去的人的任务，是经过战火的惨烈洗劫后只剩下一些伤残者的那两代人的工作，就像人们常常在前线稀里糊涂地穿过的那些噩梦般的森林……[7]“研究历史，教授历史，其实就是在搅动战争的余烬。这一堆余烬已经冷却，那一堆余烬余温尚存——而任何余烬，都不过是活生生的东西焚烧后留下的毫无生气的残渣……干吗还要去搅和它呢？不是还有其他一些更紧迫的事情（话说得大些：更有用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需要我们去贡献余力吗？”

还有那些嘲笑“历史学的大失败”的人的疑虑，这些疑虑的分量稍轻。因为，指责历史学没有预见，没有预言；讥讽一些“规律”的崩塌，还嘲笑人们打造这些“规律”只是为了通过揭露其无用来取乐；打着不容置疑的道德的旗号来批驳某种“经济唯灵论”，这种理论前不久还被一个叫弗雷德里克·劳[8]的人斥为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外衣；用萧伯纳的玩笑话——“有理性的人适应环境，无理性的人试图让环境适应自己，因此所有进步都是傻瓜造就的”——来回应那些有关环境及其限制的言论……所有这些胡言乱语都是不出所料的，也丝毫引不起历史学家的兴趣。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存在着这样一些不同的范畴，如认识和行动，如知识与灵感，如已经开始存在的事物和正在发生的创造。完美地建立起来的历史规律难道永远不会变成一种束缚吗？而且谁能肯定，在一定环境中，一种自主创造的意识对于反抗传统压力和制度惰性的行动不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谁能肯定，就未来而言，革新者的自主努力有可能正是他们与之斗争的社会体制造成的某种后果？

在精神领域，历史学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危机，而且更加严重。在这里，战争已不再值得关注。而在种种新思潮的反复冲击下，在那些动摇和摧毁着物理学古老基础的深层震动的作用下，一切都大面积崩溃了——包括这个我们为之骄傲、能为我们的活动提供安全舒适的场所的现代世界，这个为一种被看作“世界几何学”的物理学的一丝不苟的数学精神所统治的世界（这里，物质的一切质量都被掏空，剩下的只是一种纯粹的广延性）；同时坍塌的，还有那种一门心思只关注客观实在——一种不受思考主体（moi，我）影响，只承认量的价值而无视质的价值的客观实在——的自然现象学，更出奇的还有那种研究人文事实的科学，它形成于某些研究方法在人文领域的应用，而这些研究方法已经在某种注定要受制于决定论的物质的领域里，经过了长期的检验。

如此说来，旧观念、旧学说都彻底失败了，都被新观念、新学说扔进垃圾堆了？没有的事！没留下能证明其力量的“阶地”，就不会有地质学说的“海”。那么，这是一场理想的危机，是向一种原始的或发达的神秘主义的必然回归吗？恰恰相反。这当然是一种充实，是一种扩展。它在我们关注的关键问题上，在直到当时还在为一条鸿沟所分隔的自然的客观领域与精神的主观领域之间，隐约地显示了相互沟通，建立联系的可能性……

尽管没有多少科学的气息，历史学多少还是受到了科学的影响。至于历史学能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些关键点上，为那些观念的巨变所影响，现在还不是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过，即使还不能就这些问题写一本书，开设一门有关的课程还是应该的。其实只要简单地提出这些问题也就够了：在如此动荡的环境中，历史学怎能一仍其旧，还牢牢地抱着它的那些老习惯不放？我们怎么还感受不到把我们的观点与方法和其他观点与方法协调起来的必要性？——说得更直白些：旧的历史学既然已经破绽百出了，我们为什么不另起炉灶，重建一门历史学呢？

重建历史学——可是在什么基础上重建呢？我们不要舍近求远，就在应该被称为“人性”的那个东西的坚实基础上重建吧。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类过去的科学，而不是研究事物或概念的科学。思想是外在于人并为人所信奉的东西吗？思想，作为由各种外来影响、回忆、阅读和交谈构建起来的人的心智知识里的一些简单要素，是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的东西吗？惯例制度是与制造它们、尊重它们同时又不停地更改它们的人相分离的吗？

根本不是。只有人才拥有历史，而且人的历史是最广义的历史。当阿尔塞纳·达姆斯特泰尔撰写《词的生命》，并把语言当作他的书的主角时，我们知道，就在这里，就在法兰西公学院里，米歇尔·布雷亚尔对他的批驳是怎样地义正词严、雄辩滔滔。

历史学是研究人的，因而也是研究事实的——这没错。但这些事实是人的事实；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重新发现曾经经历这些事实的人，以及那些后来在自己头脑中产生各种观念来解释这些事实的人。

要研究文献，没错，但要知道这些文献是人的文献。甚至构成文献的词本身都充满了人文的内容。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发音，即使在它指称物体的时候，也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意指同一种实际的东西，意指相等或相当的品质。

文献也许很重要，但也要看到所有的文献都很重要。不光是那些人们为之建立了一种特许权的档案资料重要——那种特许权，像某个人[9]所说的，就是可以从中引述一个人名、一个地点、一个日期的特许权——此人还断言，一个日期、一个地点、一个人名，对于一个不关心现实的历史学家来说，那就是全部有用的知识。但是，一首诗、一幅画、一场戏，在我们看来也都是文献，都是鲜活的人类历史的见证，饱含了潜在的思想和行动……

文献显然是重要的，但重要的也不只是文献。档案材料，不论是哪一类的，也同样重要。人们用的那些年代久远的档案材料，尤其是那些由各种新学科——如统计学，如正在取代系谱学的人口学（反映了人民主权取代王公贵族主权的进程），如梅耶的语言学（主张任何语言现象都显示着一种文明现象），如从研究个体转向研究群体和大众的心理学，数不胜数——发掘出来的档案材料。几千年前，有树木的花粉从远方森林飘来，落入北方的沼泽地中。今天一个叫格拉德曼的人用显微镜研究这些花粉，竟发现了极有意思的古代移民研究的基础信息。研究人类居住状况的学科就必须承认做不到这么好——哪怕增加了对文献资料的地名或考古遗迹名称的研究也做不到这样好。这种几千年前的花粉就是一种历史档案。历史学要用它来酿蜜。历史学的大厦，就应该不加排斥地依托人的灵巧机敏所能发明和组合起来的一切来建立，以弥补文献不会说话的缺点和遗忘带来的损坏……

在关系或亲或疏的各学科之间，学者们经常通过协商达成新的合作关系；让性质各异的多股科学之光组成光束聚焦在同一课题上。这是极重要的工作，而且它在一种不受边界和分隔束缚的历史学所必须承担的工作中，也许还是一项最紧迫、最能出成果的工作。

我们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一些基本概念吗？有时真是如此。首先是需要借用方法和精神。独立自主的研究者难道应向他人求助？其实这在今天已经是通行的规则。也许明天各类教育工作者还会组成团队一起合作。我想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先由物理学家提出问题，然后由数学家提供运用科学语言的技巧，最后是天文学家在广袤的天空中挑选一些天体做观察和检验。这可能就是未来科学研究的模式。工作的私密性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科学研究将不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才干的体现。但它在个性方面失去的东西，是会在效率方面找回来的。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手工业时代在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我们这些做科学研究的小手艺人，跟其他小手艺人没什么两样，甚至把小手艺人的毛病和怪癖都当作好东西敝帚自珍。小手艺人什么都自己动手做——创建他的工艺设备、他的试验场所、他的研究方案。他是面向过去的，一心要与许多逝去的美重聚。然而，另一种美正在人世间呈现。

人与人的合作，带来的是方法的趋同和发展的平衡。比较语文学是语文学的一个分支，本身源于18世纪梵文的发现，而语言学这门新学科就是从比较语文学中脱胎出来的。然而，在转向对语言现象的静态研究，完成对语言史的提炼之前，它几乎只专心于比较语文学。这种演变过程，似乎是对历史学演变过程的一种来自远处的粗略预示：历史学在从对各种历史集合体（或者说，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全球性研究，以一种无法预先确定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是随其他邻近学科的未来发展而变化的），转向对历史事实的静态研究的过程中，终有一天也会完成这种演变。眼下，我们不妨谨慎些，除了提出一些人文问题之外，不要给历史学安排其他的任务。这样做，既是出于人文主义的考虑，也是出于对某一天历史学可能会变成“历史事实学”的担忧。

历史学是有法则的科学吗？也许是。一切事物都有赖于人们称为“法则”的东西。法则这个词矫饰浮夸，带多重含义，这些含义有时还互相矛盾。法则强迫人们行动——对此我们已经说过：没门。那就像把黄花鱼裹上面包粉油炸一样，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蔑视。我们还要提高嗓门再说一遍：历史学家们，正因为他们是历史学家，绝不受“法则”的胁迫。不受“法则”的胁迫，那么受不受“过去”的胁迫呢？无须胡思乱想，要知道人是记不得过去的，人总是在重建过去。孤立的人是抽象的，群体的人才是真实的。而群体的人绝不会像北方冰层里的猛犸被冷藏了数千年一样，把过去保留在自己的记忆中。他只从现在出发——而且总是通过现在来认识过去，解释过去。

需要举一个例子吗？这里就有一个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也是马克·布洛赫最近很恰当地援引过的中世纪习俗的例子。在好几个世纪里，一项法规之所以被认为有效，一笔佃租之所以被判定为合法，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项法规或这笔佃租古已有之。有头脑的法官断案前，总会先翻翻以往的案例：“在我之前人们是怎样做的？通行的习俗如何？”难道法律就必定因此而一成不变吗？其实，它一直在变，而且变得很快。一切都像从教会和平时期到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那样在发生嬗变……

似乎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人在面对一大堆旧时的事实、观念和习俗时，本能地做出的防御反应。将现在渗入传统本身，是抵御传统的最好办法。而客观历史学的反应肯定不是这样。它根本不听这些解释，只想直截了当、奋力一搏，按其原初形态复原那些观念和制度的演进历程。但它也看到了这种任务的艰巨性。它知道，它将永远启动不了那个无法找到的装置，该装置在沉睡了千百年之后，还能让它听到原汁原味的过去之音——那是被永久保存下来旨在启迪今人的先人智慧。于是它就来解释，就来组织，就来重建，试图给出完满的答案。它要为自己制作它所需要的过去。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没有冒犯人们为历史科学所设想的尊严。历史科学并非产生自象牙塔；它就是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而且是靠那些生活在尘世中的活人产生的。它与人的各种活动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它甚至常常受时尚的影响。历史学这门被普恩加莱称作“占卜过去”的科学，一直跟其他人文学科泡在一块儿，岂能不受它们的种种不安情绪的影响？

而在我们看来，历史学只对过去的某些部分做过“占卜”，目的是让它们重现。因为它感到，只有这些部分，在它为这个理想服务的时候，对它所服务的理想有利用价值……我还是回到我刚才谈的那个问题上来吧。

我刚才谈的是法则问题。法则，如果你们指的是那些把一直都是相互分离的事实通过归类形成系列的史学方法的话，那么这有什么不对呢？历史学将由此再次体验到科学的鲜活的统一性，并将更好地感觉到它与其他学科的姊妹关系——而如此一来，最重要的事情，在所有那些其他学科那里，就是要在逻辑性和现实性之间达成协调，而在历史学这里，则是要在制度性和偶然性之间达成协调。

这是个困难的任务。在当今的所有学科中，对立、冲突、自相矛盾无处不在。让我们在这里，在这座楼里，嘲笑那些笑话我们、认为我们无能的人吧。他们只是忘记了这一道理：任何科学研究，最初都得打破常规。科学的进步是争论的结果，就像宗教要靠异端来滋养自己、充实自己一样。oportet haereses esse.[10]

要把这些观点真正说清楚，那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啊！——我在本演讲一开始就深知这一点。请原谅我没有展开说说我所熟知的那些困难。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体系，而在于向你们介绍一个人，让你们了解他的意图、他的决心和他的弱点，以及他毋庸置疑的诚意。

法兰西公学院在建校400周年之际出版了一个在职50周年纪念册，装帧精美。其中有一份由保罗·阿扎尔还原的档案资料，读来令人动容。这是米什莱亲笔写的一页笔记——是他在这里上他最后一个系列课中的一堂课之前，以清秀的笔迹写下的笔记。这张纸上，已经振荡着这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大诗人的韵律。从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些文字：

“我没有党派……为何？因为我在历史中看到了历史，仅此而已……

“我没有学派……为何？因为我不夸大方法的重要性，因为我不想奴役任何人。相反，我想解放人们，赋予他们判断和发现的活力。”

在我今天开始的这门课程结束时，或近或远的某一天，希望我能获得这样的尊敬：“他在历史中只看到了历史，仅此而已……他在教学中没有奴役他人，因为他没有体系——没有克劳德·贝尔纳也曾说过的那些试图奴役他人的精神的体系：但是他关心观念和理论；他关心观念，是因为科学只有靠思想的原创力才能进步；他关心理论，是因为我们大概都清楚地知道，理论永远掌握不了自然现象的无限复杂性：所有的理论都只是一些连续的阶梯，科学怀着扩大人类思想范围的无穷欲望，会一级一级地去攀登它们，但他也很明白，要登上可以看到晨曦初现的顶峰，绝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