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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情感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爱国主义情感也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民族主义却是新东西。只是自18世纪以后，才有人做出有意识、有目的的努力，试图根据民族的分界线重画世界政治地图，在所有人的心灵和头脑里灌输对各自民族群体和各自民族国家的最高忠诚。
这一努力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便获得了辉煌的成功，不仅要归功于晚近这些时期某些十分有利的环境——工业革命和浪漫主义、民主信条的盛行——而且特别要归功于传播民族主义的巨大热情，先是在知识分子当中传播，然后是在人民大众当中传播。18世纪的一些事件预先在某些国家给民族主义做好了准备。19世纪的宣传使得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说到宣传，尽管因为它和最近战时政府为了把人民的爱国温度提升到沸点而使用的一些颇成问题的花招脱不了干系，而在某些方面臭名昭著，但至少应当把它视为一个中性词——即便不是一个十分正派体面的词。既可以宣传谎言，也可以宣传真理；既有魔鬼的宣传，也有福音的宣传。毫无疑问，就民族主义宣传而言，其开创者和推动者正是那些被最高尚、最利他的情怀所打动的学者和理想主义者；得知他们的传道后来被派上了某些用场，他们一定会感到难以言表的痛苦。宣传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可能是道德的，也可能是不道德的，但它始终涉及多少是有意识的努力，试图影响伙伴们的思考和行动。这正是宣传这个词的真正意义，显然适用于民族主义。因为，正如我们所定义的，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自然的、本能的事物；它是人为的，它的发展和传播可以追踪到人为的刺激——一言以蔽之，就是宣传。
在民族主义的宣传中，有三个因素或三组因素必须考量。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因素是精心构建一套民族主义的学说，构建者是一帮深受尊敬的“知识分子”——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第二个、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因素是一些公民群体对民族主义学说的拥护，他们从中得到了心灵的满足和愉悦，有时候也会给他们的口袋带来好处。第三，借助新奇的、但逐渐变得普遍的大众教育形式，这一学说被灌输进了民众的头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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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基本的，各种各样。它包含学术性的哲学论著、科学的民族史、带有注解的政治和经济学思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差异的艺术描绘，同样还有无数对这些博学而优雅的大部头巨著所作的通俗化工作，其形式包括摘要、教科书、小册子、杂志文章和报纸消息。很多真正的博学之士都不是公开承认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著作，自然在主题中反映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兴趣和抱负，因而是这样一种东西：他们的知识分子堂表亲——通俗化写作者——可以抓住并利用它们，服务于民族主义。
科学的比较语言学研究几乎不早于法国大革命。正是在1786年，威廉·琼斯爵士在他的《亚洲研究》（asiatick researches）中让学者们注意到了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及德语之间的相似性。打那以后，语言学进展神速。一些德国学者，例如j.c.阿德隆、a.l.冯·施勒策、格林兄弟和马克斯·缪勒，发展出了原初雅利安语言的理论：不仅梵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源自它，而且波斯语、亚美尼亚语、凯尔特语和斯拉夫语也是如此。这一理论想当然地认为，这些雅利安语比其他任何语言都要好；而且，由于马克斯·缪勒和他的某些同僚不辞烦劳地把语言与种族联系起来，这一理论很快便认为，雅利安民族优于其他所有民族。
但是，诸多现代雅利安民族当中，究竟哪一个民族在语言上最接近、因此在品德和勇气上也最接近于原初的纯种雅利安人呢？这里面有一个绝好的机会，让秘传的哲学科学得以在民族主义宣传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且，如果它的某个行过涂油礼的信徒太过谦逊或太过自尊，不愿意亲自上场，自然有大量的伪语言学家勇敢而自信地承担这项工作，来证明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纯粹、最勇敢的民族，或希腊人是最纯粹、最勇敢的，或者，兴许罗马尼亚人或立陶宛人才是。与此同时，一些博学的语言学家和那些不是那么有学问的语言学家同样忙于研究他们各自民族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阿德隆和雅各布·格林的卷帙浩繁的德语词典，就其民族影响而言，即便不是就其主体内容而言，可以与林德的波兰语词典、荣格曼的捷克语词典、罗蒙诺索夫的俄语词典、科拉伊斯的希腊语词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相媲美。
为了给语言学家们帮忙，集结了一帮研究比较法和法理学的学者，其中既有人研究印度人与欧洲人之间法律和习俗的相似性，也有人详尽追踪民族典章制度的兴起。一方面，习俗和法律相似性的研究看似支持下面这个论点：各雅利安民族彼此相关，都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另一方面，对制度生活中特性的研究为下面这个论点提供了很多强有力的支持：每个民族群体都有过漫长、有益而令人尊敬的存在，它的“灵魂”既可以在语言中找到，也可以在典章制度中找到。
在18世纪后期之前，似乎没有一个人怀疑，就其可以被视为动物而言，人组成了一个不可分的单一物种。但随着人类学的兴起，有人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在19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杰出的法国博物学家维瑞认为[1]，人类种族彼此之间如此不同，以至于必定有着各自不同的起源。维瑞的多源发生说及时地得到了其同行当中一些颇有声望的成员的认可，尤其是英国的劳伦斯，以及美国的诺特和格利登[2]，并十分奇怪地被德国浪漫主义者施勒格尔应用于新兴的语言学。施勒格尔的名言是quot linguae，tot gentes（拉丁语：有多少语言，就有多少民族）。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指出，把语言与种族等同起来纯属谬论，但它长期以来主宰着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强化了民族情怀。每一个民族的“灵魂”都被发现或发明了完全不同的种族躯体。由于从多源发生说得出这样的结论——种族是不平等的，于是有人同样认为：民族灵魂也是不平等的，有些灵魂的种族化身比另一些灵魂的种族化身更优秀、更纯洁、更健康。比方说，19世纪中期固执己见的伪人类学家和伪文学家戈宾诺伯爵就持这一论点；它基本上也是fin de siècle（法语：世纪末）极端狂热的亲德分子斯图尔特·休斯顿·张伯伦的论点；它依然是——有些变化和即兴的成分——两位有趣的美国时评家麦迪逊·格兰特先生和洛斯罗普·斯托达德先生的论点。
今天的人类学家一般不会操心多源发生说，他们对关于“种族”的笼统概括格外持批评态度；他们没有给民族主义的事业提供多少帮助。不过，我们可以斗胆猜测，可能还要花很长时间，他们的怀疑和冷淡才会像他们前辈的荒谬信念一样得到公众的认可。无论如何，所有人类学家，既包括今天的人类学家，也包括昨天的人类学家，都可以放心，民族主义者的子孙后代一定会充满感激地铭记他们把大量的学术注意力集中于民间生活方式和民间习俗上，这些正是民族群体的心跳。
比较法学和比较哲学——浪漫主义和18世纪末发生的一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更不用说了——都给历史书写带来新的转折。对克利俄（译者注：希腊神话中司历史的女神）的追求是一门非常古老的行当或业余爱好；但是，在19世纪之前，很少生产出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性格的历史。它一直是地方史、“世界”史或宗教史，是国王们的编年史，武士或圣徒的传记，论述上帝与人交往过程的哲学论文，但几乎从来都不是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史。然而，在19世纪，人们撰写的历史就范围或意义而言很少有不是民族史的。其中，一部分是“科学的”，但大部分处理的是对民族主义有利的材料。民族史处理的是一个民族群体的过去，是民族政治、民族生活、民族英雄、民族战争和民族外交的过去。在德国，民族意识在世纪初的苏醒伴随着《日耳曼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的印行。这部卷帙浩繁的史料集收录了德国历史的所有原始材料；不久之后，出现了爱国主义历史学家组成的普鲁士学派中几位巨匠级的人物：吉泽布雷希特、豪塞尔、德罗伊森、西贝尔和特赖奇克。
德国并没有垄断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在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为民族史的撰写编纂了史料集，组建了民族史协会，创作了大部头的民族史诗。如果我们要列出19世纪阅读最广泛、民众最敬重的历史学家，我们会到处记录民族史家的名字——法国的马丁、蒂埃里、米什莱、基佐、蒂耶尔、阿诺托和菲斯泰尔·德·古朗士，英国的麦考利、格林、斯塔布斯、弗里曼、弗鲁德和希利，美国的乔治·班克罗夫特、莫特利、普雷斯科特、帕克曼、菲斯克和罗斯福，意大利的博塔，波希米亚的帕拉茨基，西班牙的拉夫恩特，葡萄牙的卡瓦略，罗马尼亚的克塞诺波尔，荷兰的布洛克，比利时的皮雷纳[3]。这些只是最近历史编纂中压倒性的民族主义趋势一个微不足道的迹象而已。
跟政治史家比起来，更加直接的民族主义者是民族文学的历史学家。泰纳那部论述英国文学的辉煌著作是19世纪许许多多这种书的典型和例证。他在英国散文和诗歌连绵不断的特色中感受到了几乎是神秘的某种东西，并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这个东西是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混合的产物，而且是与生俱来的。从后来的人类学研究来看，这样一个假说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泰纳就像马克斯·缪勒一样，也把语言群体与生物种族混为一谈。但是，一般来说，文学史家和文学家继续欣喜若狂地对科学人类学视而不见，索然寡味地宣扬凯尔特人的神秘主义，斯拉夫人的忧郁，蒙古人的狡猾，日耳曼人的凶猛，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的常识理性，仿佛这些品质是在既定种族的范围内世袭似的。他们在民众的认可上赢得了奖赏，因为，凡是有一个人阅读论述种族问题的学术专著，就至少有一万个人读小说或看戏，而在这些作品中，民族品格被描绘为永恒不变的东西。
19世纪的文学家当中，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都是民族主义引人注目地成功的宣传员。在他们手里，民族特性和民族品格都刻板地套路化了，就像古希腊舞台上的合唱一样。普通人对法国人、德国人、爱尔兰人或犹太人的看法，不是得自广泛的个人观察，而是得自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所应用的原型。关于所有这一切，有某种传染性的东西。它刺激着一个民族设法达到被归到他们身上的那种品格；反过来，当他们表现出期望他们具有的那些特性时，他们的文学批评者和解释者便更加痴迷于最初的套路，在表达这些套路上就更加雄辩。毫无疑问，在任何特定的时期，民族群体都彼此不同，但我们在这里试图阐明的是：文学家们往往过于强调这些差异，把它们简单化和模式化，因此为下面这个流行的大众信仰提供了文学的基础——每个民族都有一个“灵魂”和一项“使命”。
民众相信，每个民族群体都有权拥有主权和独立国家的地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一信念自然源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训诫及实践；整个19世纪，一大群哲学家和法学家，用哲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中的真理、片面的真理和猜测，编织出了政治民族主义的学术外衣。费希特雄辩地宣布了民族群体的语言基础和真正国家的民族基础。施莱尔马赫热情地主张，一个界定清晰的地理单位天生就是一个国家的居所。黑格尔神秘地把国家构想为本身就是目的，构想为一个神圣的人，一个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有机体。萨维尼辛勤地研究了“族群”（他可能已经称之为“民族群体”），并把它定义为个体的集合——这些个体过着一种带有明确标志的生活，浸淫着一种共同的精神，其最显著的表现便是语言和法律；他补充道，一个族群总是不可抗拒地倾向于以外在的、看得见的形式，显露出它内在的、看不见的精神——这一形式便是民族国家，一个族群借助民族国家，获得真实的个性和行动的力量。布伦奇利漂亮地总结了早期的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他宣称，一个民族国家就是人的集合，他们作为政府和臣民，生活在一块明确的领土上，统一为一个社会-道德的、有机的、有力量的人；与此同时，一个民族群体是一群人的联合，他们在一个有着共同的精神、感情和种族的世袭社会里，有着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尤其被一个共同文明中的语言和习俗凝聚在一起——这让他们有了一种团结感，和一种区别于所有外族人的差别感，国家的纽带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最基本的学说就在这里——神圣的、排他性的民族群体，以特有的语言、种族、习俗和文明为标志，注定要把主权供奉于一个神圣的民族国家。可以给这一学说添加一些注解。一方面，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追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足迹，指向了民族统一的经济好处，并展示了一个民族国家如何可能通过追求经济孤立和自给自足的政策来巩固自己；在他看来，就像在很多政客看来一样，关税保护主义有点像民族主义的realpolitik（德语：现实政治）。另一方面，马志尼热情洋溢地理想化了民族群体，越来越多地谈论民族群体的神圣使命和人道义务，谈论它对人类的服务；这个意大利人乐观主义的看法，受压迫的臣服民族当中大量涌现出来的先知和预言家们也都有。而在另外一些大概更幸运的民族当中，很多自由主义者也抱持同样的看法，比如法国的欧内斯特·勒南、比利时的埃米尔·拉弗莱、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美国的弗朗西斯·利伯。
后来，几个超前的自由主义者越来越怀疑新福音的实际效力，把他们的精力和热情转向了国际主义的福音，正如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们所做的那样。但这样做的作用只不过是更醒目地凸显了极端民族主义学说，这样的学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盛行一时，不仅表现在莫拉斯和巴雷斯、特赖奇克和伯恩哈迪、荷马李、j.a.克拉姆和西奥多·罗斯福的著作中，而且还表现在全世界激进爱国社团的活动中。这些学说源自哲学、比较法学、人类学、博物学、文学和社会心理学等不同领域的思考，具体化为颇为连贯的政治哲学，就像两面神一样，对感伤主义者可能呈现出和平的、田园牧歌般的外表，而与此同时，却对现实主义者呈现出凶猛狂暴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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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学说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学者和文人的工作。但它不只是知识分子私相授受的一套秘传哲学。它既针对上层社会，也针对平民大众。
上层社会最早接受它。特别是，它最忠实的信徒和传道者都来自中上阶层，这很自然。上层资产阶级——银行家、商人和专业人士——通常都是有钱和有头脑的人。整个19世纪在欧洲，以及后来在美国，他们通常都在大学里接受过训练——在那里，民族主义的教授们通过授课和私人接触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此外，从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和他们的阶级传统中，他们很可能养成了追根究底的习性，并为自己“跟上时代”而自豪。如果新时代带来了新学说，那么，资产阶级精英就必须对这些新鲜事物有所了解，至少要对它们在口头上有所表示。中上阶层的成员买得起新书，哪怕是昂贵的书——既有学术书，也有畅销书；在大学讲堂那阴郁的高墙之内，一个人首先感觉到的兴趣后来在优雅舒适的私人藏书室里会坚持下去。
正是中上层阶级，受18世纪自然法、自然权利和人类自然完美性哲学影响最大——这套哲学在质疑超自然宗教和否定组织化基督教上走得最远。同样是这个阶层，立即在民族主义学说中发现基督教的情感替代品，以及自然原则的合理延伸，这难道不是更自然么？他们爱好科学，多半是更爱好“科学”这个词，而不是现实；民族主义学说就是以“科学”的名义从“科学家们”那里传授给他们的。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情感弱点，那就是他们对他们很高兴视为“人性”的那种东西的偏爱，而民族主义，尤其是马志尼的那个版本，令人欣慰地暗示：民族性是通向人性的垫脚石。作为一个阶层，上层资产阶级都是自由主义者——其中有些人是民主主义者——而民族主义，这里不妨重申一句，在历史上与自由和人民主权的信条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民族主义在19世纪任何欧洲国家的实际历程，我们就会对教授、律师、医生、商人和银行家们早期的重要性留下深刻印象。在大革命和第二帝国期间，法国最引人注目的民族主义者都是这些职业；1848年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和同年布拉格的斯拉夫国民议会的大多数议员也是如此。同样，在那些正在发展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和在最终产生了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中，中上层阶级的成员都很活跃。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还有在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当中，故事也是一样的。
职业民族主义者几乎总是来自资产阶级，这些人被彻底灌输民族主义学说，以至于他们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和资源，致力于它的传播。他们资助保持或复兴民族语言的社团。他们创办收集民族文物的博物馆。他们支持民族运动协会：德国体育协会和索科尔体育协会。他们资助民族主义的报纸。他们给最佳民族歌曲和最佳民族舞蹈的表演颁奖。他们鼓励穿民族服装。他们为改进或创办本土工业的每一次努力鼓掌喝彩。这些职业民族主义者的座右铭是“惟有我们自己”，或者，正如最近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复活的盖尔语所表述的：“sinn fein！”（译者注：盖尔语的“惟有我们自己”，这个短语后来成为爱尔兰新芬党的名称。）
资产阶级在精神上信奉新兴的民族主义学说，这里面是不是有经济因素呢？或许有吧，尽管在很多个例中很难察觉这样的因素。诚然，绝大多数中产阶级——都是有钱和有头脑的人——出于完全正当的经济理由，众所周知对专制政府的许多特点很不耐烦，并自然而然地被经济利益所驱动，要求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他们倒不是急于承担税收的整个重负，而是渴望在如何花掉他们缴纳的税赋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在旧政权的法国，他们开始愤恨把他们的口粮浪费在一群贵族和懒惰朝臣放荡无度的生活上；他们相信，如果征求他们自己的意愿，听从他们自己的建议，国家就可能得到拯救，免于沦入破产和毁灭。最后，他们开始支持人民主权的革命学说，以及统治依赖于被统治者同意的信条。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更显著的是在18世纪的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将削减经济开支放在人民主权这块磨刀石上。但是，人民主权有着民族主义的含义。
“人民”，不管他们在理论上是谁，在实际上却是一个民族群体。诉诸一个民族群体的政治民主涉及代议制政府。每一个其政府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国家，不管选举权是不是受到限制，其当选的代表、议员或下院议员（你爱怎么叫都行），都主要是中产阶级爱国主义者，尤其是律师和商人。
中产阶级一旦占据公职并负责领导公共事务，接下来就特别把国家——民族国家——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并热爱这个民族，它此前从未被这样热爱过。不妨再次引用卢梭的话：“一个人热爱属于自己的东西，甚于热爱属于别人的东西。”不久之后，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中产阶级发现，爱的回报并不只是爱。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卓越地位，获得有利于他们的经济欲望的国家行为；与此同时，还可以利用他们的爱来保障他们的卓越地位。通过向人民大众鼓吹民族主义，他们在显著程度上获得了尊敬和崇拜，而一些令人尊重的信徒并不会把这样的尊敬和崇拜献给精神领袖。通过获得人民大众的信赖和信任，他们更加能够把民族的抱负混同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在那些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地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对国家的颂扬中得到了表达；最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向前推进，在一种新重商主义——政府支持民族工业、民族贸易和国家银行——的发展中得到了表达。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这种重商主义席卷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及很多其他民族国家；其中最有势力并从中获益的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如果说，英国并没有像其他民族国家那样过分，给予其公民以补贴和贸易保护，那并不是因为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英国不如在别的地方势力大，而是因为英国在工业上依然领先于其他国家，英国中产阶级认为，维护贸易自由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经济利益。
在所谓的臣服民族或受压迫民族当中，资产阶级往往会猛烈抨击其帝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理由是：这一政策约束了他们，妨碍了有利于本国的银行、贸易和工业体系的兴起。在意大利人争取民族统一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以及在日耳曼人、马扎尔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波兰人、芬兰人、挪威人、爱尔兰人等民族同样的斗争中，情况始终是一样的。在每一个实例中，鼓动对抗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瑞典帝国或大英帝国的中产阶级煽动家都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员；而且，他们宣传的民族主义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不管他们是不是这样说了。
关于民族主义现象，资产阶级的有些人，尤其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得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他们发现，当人民大众被民族主义的魔咒所控制时，不仅不大倾向于批评他们的领导人，而且更倾向于接受经济事务中的现状。对于人民大众，可以利用民族主义，让它充当一种麻醉剂。如果能诱使一个劳工深深吸一口这种麻醉剂，他就会感到十分兴奋，至少暂时会忘记工厂、农田和矿井里时间过长且报酬过低的辛苦劳作，让他自己肮脏住所的现实迷失在民族伟大的美梦中。持续不断地吸入民族主义的麻醉剂，正如在国家大选或国际战争时期那样，甚至会减弱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社会革命或经济动荡的传道者们喧嚣吵闹的声音。
我们不应该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始终意识到了民族主义宣传对他们自己的经济好处。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去理解每一个人类行为压倒一切的直接动机，是一种太粗糙、太扭曲的观点；在这方面，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并无不同。大多数支持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是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而这样做，其中主要是情感上的和利他主义的理由。有些资产阶级可能发现，这一学说可以服务于经济的目的，但是，这样一个发现，通常是后来才推断出来的他们支持民族主义的一个理由，而不是有意识的初始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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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并非出产新兴民族主义得力宣传员的惟一阶层。在英国，土地贵族——世袭贵族和乡绅——都狂热地爱国。他们觉得，正是他们这个群体，使得英国成为现在的英国；事实上，英国贵族具有一个优良传统：连续不断地在军队、教会和政府中提供公共服务。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他们提供了很多民族主义的英雄和典范。在德国，普鲁士贵族也是这样长期而忠实地在军队、行政部门和教会中为国王效力；他们发现，很容易把他们无条件的、坚定不移的忠诚扩大到已经统一的王国，它的皇帝就是他们原先的国王。出于同样的理由，俄罗斯和西班牙的很多贵族也都是民族主义者。马扎尔贵族和波兰贵族也是如此。在法国，大革命剥夺了贵族的财产和特权，但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剥夺他们的民族爱国主义。事实上，随着19世纪的前进，看来旧法国贵族的后代也在试图从民族主义的宣传中恢复他们从前的声望。19世纪80年代围绕布朗热将军的旗帜发展出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20世纪兴旺起来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法兰西行动”，都指控第三共和国政府在民族问题上无能、在爱国主义方面懦弱；它们都得到了贵族的资助。
在很多臣服民族中，土地贵族不那么爱国，不那么民族主义。但不管在哪里，都存在这样的情况，这个不难解释，只要提到下面这个事实就行：在那些地方，贵族在社会关系上（即便不是在血统上）属于征服民族，而不属于被征服民族。波希米亚的很多贵族在感情上倾向于日耳曼人，而不是捷克人。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当中的贵族，或者，达尔马提亚的南斯拉夫人当中的贵族，在感情上和社会纽带上都是日耳曼人或马扎尔人。立陶宛贵族大多是波兰人，爱尔兰贵族和英格兰人的共同之处多于他们和爱尔兰人的共同之处。在这些臣服民族当中，“异族”贵族通常是帝国主义的支持者，是“外国”贵族的朋友，以及他们的庄园所在地的民族主义的死敌。在这样的地区，民族主义煽动既针对远方的“异族”帝国政府，也几乎同样针对家乡的“异族”贵族。
教士们也参与了民族主义的宣传，其程度则大不相同。那些已经民族化的教会，其教士很可能是新学说的狂热鼓吹者。俄罗斯教会，英国圣公会，希腊教会，荷兰与苏格兰的归正教会，普鲁士与斯堪的纳维亚的福音教会，它们的教士作为一个阶层在新的传道事业上十分突出。天主教牧师作为一个阶层则不那么突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严重怀疑新信仰的教义；庇护九世教皇及其继任者们对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实际运作颇多亲身体验，这足以让他们意识到，比起16世纪民族意识的苏醒，极端民族主义对20世纪的教会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麻烦和危险。然而，在“受压迫”民族当中，在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和爱尔兰人当中，民族主义肯定受到了天主教神父们、甚至是天主教主教们的教唆。在一些早就拥有民族国家的传统天主教国家，比如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教士们发现，很难挺身抵抗民族主义的汹涌浪潮，并经常认为，随波逐流方为审慎之策。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天主教徒构成少数派、少数派又主要由相对较晚的移民所组成的国家，教会经常被疯狂攻击为外国的和不爱国的，以至于很多教士（多半是无意识地）采用了一种防御机制，着手鼓吹一种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
每个地方的神职人员，不管是天主教、新教，还是东正教，可以说，某种程度的容易动感情往往与他们的使命感和职务有关，而民族主义学说最初披上的利他主义外衣就引发了他们许多人情感上的回应。毫无疑问，那些接受了民族主义的神职人员都是其极富感情的宣传员，因此对平民大众有很大影响。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特殊的宣传员从一个特殊的群体脱颖而出，可以称之为——我们并无恶意——民族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有些人希望在一个民族国家从政，希望把军需品、制服和补给卖给民族军队，希望管理民族学校，希望倒卖国旗、彩旗和鞭炮，以及新近时兴的各种行头和徽章——所有这些人全都投身于民族主义，就像鸭子入水一样自然。
在民族主义的宣传中，就像在任何教义的宣传中一样，对于那些喜欢站在聚光灯下、觉得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人来说，始终有机会。尤其是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主义这样能连续而迅速地产生效果的教义，则更是如此。主持一个爱国协会，在民族英雄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发表一通演说，佩戴绶带和勋章走在爱国游行队伍的前头，都很适合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同时增强一个人对这一教义的尊敬，正是这一尊敬使他能够变得如此引人注目，显得如此重要。虚荣可能是个缺点，但即便如此，它大抵上也是人性的缺点。牧师、贵族、商人和教授的身上，莫不显露出这样的缺点。它近来带给我们很多引人注目的民族主义宣传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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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学说，民族主义在很多国家都是由“知识分子”群体来发展和宣布的。作为一种信仰和作为一种向导，民族主义被很多个人、尤其是中上层人士所接受和鼓吹。但是，要不是今天的大众教育工具得到了完善并被用于大众宣传，民族主义也几乎不可能成为平民大众生活中的驱动力。民族主义是一个文化现象，不是“世代遗传的”；它不可能在生物学上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播；它是一个“获得性特征”，就像任何文化产品一样，它的获取方法是教育。
教育本身经常被认为完全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事实上，一代人有意识地影响下一代人所使用的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教育性的。家庭是首要的教育机构，它的教育影响往往特别强大。家庭圈子之外，个人交往的影响也可能很强大，既有个人的影响，也有社会群体的影响——一个“英雄”，一个街头帮派，一家俱乐部，一位德育教师。关于这种类型的教育，没有任何东西是最近或现代所特有的。公元1926年的人与公元前6291年的人并无二致，都是作为一个有肌肉运动感觉的动物开始他的生涯，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或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达到二十二岁之前也没有宣传在他的心里灌输任何信念；他将会经历一个教育过程，不管你是不是看到他坐在教室之内。
千百年来，大众教育是从个人交谈、政治家的演说、牧师的教诲和艺术家的朗诵中获得的，是从论坛、竞技场、剧院和教堂获得的；对那些识文断字的人来说，是从手抄本和图书中获得的。借助诸如此类的手段，观念得以传播，文化得以代代相传。此外，在一些地方和一些时期，所有这些手段都被调动起来，以支持某个特定的组织或一套特定的哲学。中世纪便是这样的情形——当时，很多代人的时间里，大多数欧洲人都接受天主教的教诲。19世纪，当“知识分子”和“上层阶级”为了支持民族主义而对平民大众施加影响的时候，古老而熟悉的大众宣传机构全都是这样的情形。
除了久已确立的、传统的宣传和教育机构之外，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还增加了一些新奇的手段和侧重点。直至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打仗才不再是规模相对较小的职业化军队的明确职责，而成为整个民族的本分和责任；打那以后，在大多数国家，强制性的陆军或海军训练成为一个理想，通常也是一项功绩。在民众当中，普遍的军事训练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和教育的手段。
直至工业革命，报纸才能够迅速而廉价地印刷出来，并被广泛地发行；自从伦敦《泰晤士报》（times）在1814年装配机械驱动的印刷机之后，新闻业在范围和影响力上便成几何级数增长，直至当代报纸被用于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有人情味的小故事、卡通漫画、“画报”和商业广告，正如普鲁东所暗示的那样，可能导致未来的地质学家把我们的时代定为地球形成的“纸草”时代。新兴的新闻业显然是宣传和教育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动机。
新的新闻媒体和新的军国主义都是在民族主义学说被知识分子阐述并被“上层阶级”所接受的那个世纪里发展出来的。因此，一点也不奇怪，民族主义者抓住了这些强有力的宣传工具，而反过来，新的军国主义，尤其是新的新闻媒体则在民族主义的大众教育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此外，从新的军国主义中，还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主义社团[4]，其成员越来越多地提醒平民大众：应当为他们独特的民族群体的光荣过去和昭昭天命感到自豪。这些社团尤其积极的行动是让这片风景布满了纪念标、纪念碑、纪念塔和纪念雕像，主要是纪念民族的战斗。然而，平民大众只是偶尔想到这些源自民族军国主义的爱国社团的存在，而且，少数对装饰物颇为挑剔的平民依然可以走在文明城镇的那些僻静小巷，而毋需遭遇纪念某位民族勇士的骑马雕像或还愿匾额。但现如今，平民百姓跑到哪里才能逃离这些持续不断、坚持不懈地宣传民族主义的报纸呢？在坟墓里，在摇篮里，或者，如果我得到的信息可靠的话，在某些新近创办的医院里，那里的看护试图提供一种安宁平静的氛围！在其他所有地方，报纸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而且，据它自己供认，通常也无所不知。报纸可能是保守主义的或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大都会的或外省的，城市的或乡村的，农场劳工的或资本家的，但在19和20世纪，除了少数例外，它在每一个地方都成了民族主义的[5]。
6
新闻媒体和军国主义都是新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大众宣传手段，但是，还有另一个手段同样新奇，却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新的正式教育，亦即正在兴起的国家指导和国家控制的强制国民教育体系。我们很难认识到这一体系究竟有多新。千百年来，迟至18世纪，人们普遍相信，学校教育是且应当是少数人的特权，而不是多数人的权利；教育的管理实施，不在国家的权限之内，而被交给教会或其他志愿机构；它所宣称的目标主要是“宗教和学问可以手把手地传授，而品格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发展”。就算它是为了培养公民，表面上也是为了来世、而不是为了今生培养公民。最重要的是，它不是强制性的义务教育，也不是全国性的教育。
然而，到了18世纪，学校呈现出新的重要性，其特征也有所改变。在很多善于思考的人看来，让平民大众识文断字并忠心耿耿是可欲的，而为了这个目的，国家应当建立并维持面向其所有公民的学校。因此，1780年批准的《马萨诸塞宪法》包含了下面这项规定：“通常在全体人民中传播的智慧、知识以及美德，对于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这些依赖于教育之机会与利益惠及全国各个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人群，因此，在本州未来的所有时期，重视文学和科学，及其所有的学校，都应当是立法机关和行政长官的责任，尤其是坎布里奇的大学，以及各城镇的公立学校和小学……”[6]在法国，1791年的宪法包含下面这项规定：“应当创立和组织一切公民所共有的公共教育体系，而且在传授那些对所有人来说都必不可少的学科上应当是免费的。应当在整个王国依据需要提供不同等级的学校。应当设立国家假日，旨在保存对法国革命的记忆，在所有公民当中发展博爱的精神，并让他们忠于宪法、国家和法律。”[7]在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二世国王在1794年颁布法令：“中小学和大学都是国立机构，负责向年轻人传授有用信息和科学知识；此类机构只有经国家的知晓并同意才可以创立；……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应当置于国家的监管之下，并始终服从于考核和检查。”[8]
从此之后，迄至今天，在所有受到民主主义或民族主义影响的国家，新式学校教育都扎下了根，并枝繁叶茂。在普鲁士，1807年创立了一个公共教育的政府部门；1825年，初级和中级教育受一个政府官僚机构的集中管理，并规定了强制入学[9]；学费的取消开始于1833年，完成于1888年；1872年精心设计了统一的、民族主义的课程。其他德意志国家都仿效普鲁士的榜样。在法国，初等学校全民体系的真正基础是拿破仑一世奠定的；强制入学的原则在1833年得以采用；根据1881～1886年的《费里法》，免费、强制、世俗的教育体系的整个上层建筑被培育出来了。在英国，政府在1870年担负起了初等教育的责任，1880年使初等教育成为强制性的，1891年使之免费，并在1899年设立了全国性的教育委员会。荷兰1806年开始建立正式教育的全民体系，希腊始于1823年，比利时始于1842年，葡萄牙始于1844年，阿根廷始于1853年，巴西始于1854年，西班牙始于1857年，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始于1859年，芬兰始于1866年，匈牙利始于1868年，日本始于1872年，秘鲁始于1876年，保加利亚始于1881年，暹罗始于1891年。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在1840年代染上了这个传染病；在地球的另一端，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1870年代染上了。如果我从这份冗长得令人痛苦的清单中漏掉了哪个国家，我愿意向这个国家的爱国者们道歉，因为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每一个自诩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民主或民族自觉性的国家，这年头都拥有一套国家支持和国家指导的全民学校体系。
美国也不例外。事实上，美国人的头脑早就被灌输了这样的信念——免费的公立学校应当由公共税收来养活，受公共官员的控制，不涉及任何宗教教义——以至于普通美国公民都想当然地认为，整个体系一直是美国所特有的，只是对它的来源抱有一点点怀疑：它究竟是源自朝圣者先贤们用魔法触碰过的普利茅斯岩，还是从神秘的前禁酒地区“葡萄之地”的莱夫·埃里克松那颗北欧头脑里突然蹦出来的。事情的真相是，深受崇敬的美国自由之父们都不是在世俗的公立学校接受训练的，全民学校教育在美国的建立既不快于也不慢于很多外国在全民教育上的精心设计。很难确定这个过程在美国的确切日期，因为，美国的宪法环境决定了这一发展并没有被联邦政府的具体行动所记录，而是被四十八个州散乱无章的活动所记载。在确立国家监管所有初等学校上，纽约州1812年领头，伊利诺伊州1825年紧随其后。为支持公立学校而征收普通税的做法，在新英格兰地区开始得相对较早，直至1824年才广泛传播开来。学费在1834至1870年间被逐步取消。1825至1855年间，在巨大的争论中，很多州都完成了公立学校的世俗化，亦即，脱离与教会的联系，并确立这样一项原则：任何公共经费都不得用于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直至1840年之后，中学才和小学关联起来，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直至南北战争时期，而且当时只在北方，那套今天被称作美国公立学校体系的完整轮廓才清楚地显露出来。它的填补充实是最近六十年的工作。尽管技术上分别由美国联邦四十八个组成部分在运作，但美国的中小学体系在范围和效果上如今几乎像——并不完全像——法国和英国的集中化体系一样是全民性的。
政治民主的福音所到之处，不管是在美国、法国、英国，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都会促进这一新的教育体系。教育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明显的和自然的。未来的一代人，不仅要教会他们尊重和珍视民主的原则，而且还要教会他们参与民主的实践——这需要全体公民具有最低限度的识字能力。但在19世纪，在像普鲁士这样的独裁国家，兴旺的新式教育体系完全就像在法国和美国一样显著，因此，一个合理的怀疑是：政府支持、政府指导的强制教育体系的存在，民主并不是其惟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理由。实际上，一个人越是思考这个问题，他就越发清楚地认识到：无所不在的新式教育的兴起更贴近于民族主义的传播，而不是民主的传播。
普鲁士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拿破仑一世的反击中，朝着国家控制的义务教育的创立迈出了最重要的几步，德国的历史中十分恰当把这段时期称作“民族再生的时代”；德国中小学统一的民族主义课程是1866至1871年间民族统一战争的产物。在法国，正是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革命者，勾勒出了全民学校教育计划的轮廓，但正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拿破仑开始实现它，也正是1870至1871年间法德战争中更加喧嚣的民族主义的受害人把它带向了成熟。加富尔伯爵更多地是意大利民族主义、而不是意大利民主的捍卫者；加富尔伯爵是意大利民族教育的资助人。尽管民主精神在英国逐步发展，但直至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直至新兴民族主义的帝国时代——也就是迪斯雷利、索尔兹伯里、罗斯伯里、约瑟夫·张伯伦、塞西尔·罗兹和鲁德亚德·吉卜林的时代——英国的中小学才被国家接管并全民化。
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19世纪和20世纪一切所谓臣服的或受压迫的民族当中，有影响的民族主义煽动者总是十分关注学校。捷克民族主义最早的倡导者对奥地利政府的最强烈要求是代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民族学校提出来的，他们的要求是：应当在这些学校讲授捷克的语言和历史，捷克民族主义者应当主持这些学校。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争相恳求匈牙利政府给予他们单独创办民族学校的权利。德国波兰人恳求在柏林的教育部成立一个单独的波兰局，借此让他们本地的义务国立学校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管理机构。爱尔兰新芬运动的创立者们起初更加强调民族学校体系的必要，而不是政治上与英格兰分离。爱尔兰国立大学恰好早于1916年的都柏林起义和对爱尔兰自由邦的承认。
在美国，被大肆吹嘘的免费公立学校并非直接产生于杰斐逊先生的《独立宣言》[10]，也不是产生于制宪会议的绅士们、华盛顿将军的告别演说或门罗主义。它的发展奇怪地平行于美国人民后来的向西扩张，以及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开始有力冲击东海岸的外国移民潮。尽管是无意识的，但正是这些目的——为了确保东部与西部之间的民族团结，为了保护民族的习俗和理想免遭外国人的污染——而不是关于政治民主的演绎推理，成为美国全民教育体系的有效动机。到了参加那场维护联邦统一的民族主义战争的那一代，这一体系已经清晰成型，它后来的次要修正更多地是被“新民族主义”、而不是被“新自由”所决定。
7
每一个地方的民族主义者都要求并得到了国立学校的建立和扩张。反过来，国立学校是在平民大众当中宣传民族主义最基本的和最可靠的机构。这样的学校有时候可能没能实现一些职业教育工作者的既定目标——他们在一些傲慢自负的场合告诉我们，他们的目标是要从学生身上“引出”什么东西——但事实证明，这些学校倒是十分成功地在学生们身上“注入”了一种最夸张的对民族群体和民族国家的崇拜。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这些学校存在，几乎都是一样的；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这些学校？在法国，它们反复灌输法兰西民族主义。在德国，它们反复灌输德意志民族主义。在日本，它们反复灌输日本民族主义。在马萨诸塞、纽约、弗吉尼亚、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它们反复灌输美国民族主义。同样，在美国和日本，在德国和法国，整体进程大抵是一样的，尽管细节上有很多变化。
在每个地方，民族主义者都影响了新式教育的内容：国立学校的课程。一门如此重要的必修课程当然被赋予了最重要的位置，常常是以民主的名义（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而且，它极好地服务于民族主义宣传的目的。如今各民族群体争相自夸，不仅吹嘘自己的物质财富和实力、美德和英勇，而且还吹嘘它们普遍的识字率；比方说，有人援引西班牙和普鲁士识字率的比较统计数据作为证据，以证明普鲁士人的文化远远高于西班牙人。然而，纯粹的识字并不会让人变得具有人道情怀或批评精神，甚或也不能变得聪明；在识文断字的民族中，大多数男孩和女孩的文化程度不超过小学低年级，他们所获得的阅读能力，只够让他们易于受骗，成为下列文字产品的受害人：廉价惊险小说、画报、耸人听闻的报纸新闻、广告招贴、电影字幕，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更廉价的报刊文章——它们往往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少数男孩和女孩从中学毕业了，他们有能力阅读更多、更好的东西；但是，由于他们更长时间地暴露于学校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下，他们的头脑可能被塑造，从而落入窠臼，更加容易终身反感任何可能削弱民族主义的发展。
最近，达特茅斯学院的梅克林教授指出，俄勒冈州的文盲率不到百分之二，中学毕业生的比例相对较高，然而该州却是一个极端组织的大本营，这个组织以打着宗教和爱国主义旗号的无知盲信而臭名昭著。“在一个如此轻易沦为三k党受害者的社群中，必定显著缺乏具有独立批评精神的舆情民意。你会觉得，尽管[11]只有百分之一点五的文盲，俄勒冈州的教育体系归根结底是一件非常机械的东西。她的儿女们，就像在她的姐妹州一样，踏着整齐的步伐走过了公立小学、中学和大学，吸收着外在的文化符号，然而，这些符号依旧是纯粹的符号而已——传统的、教育的和文化的陈规旧习。学校里没有教这些未来的公民们要批评性地分析他们的知识遗产。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到能够给他的宣传披上这些陈规旧习那熟悉的外衣，他就会得到欣然的、不加批评的接受。”难怪民族主义者欢呼并怂恿一个为民族主义宣传提供了巨大批发市场的机构。难怪民族主义新闻媒体的出版者、民族军国主义的领导人和爱国协会的官员都是全民识字的真诚倡导者。
普遍识字是新式教育的一个基本目的；而且，在目前情况下，它间接地促进了民族主义。但是，老实承认，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一个同样基本的目的是民族主义的直接灌输。小学生的头脑里挤满了民族主义的诗歌、极端爱国的传说、神话故事，而且总是还有英雄祖先的模范事迹。地理学通常强调一个人自己的国家在经济和领土上幸运的首要地位；学生们从地理学习中了解到，他们的民族是或者说应该是上帝的一切造物中最受人青睐的，它拥有或者说应该拥有“自然的边界”、巨大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财富。同样是这些学生，通过对公民学的学习，从而开始相信，他们的国家是全世界最自由的，最热爱自由的，最进步的，治理得最好的，也是最幸福的。通过对历史（通常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历史啊）的学习，他们对自己同胞的勇敢和价值有了一种言过其实的观念，而对外国人的邪恶和怯懦也有了一种同样言过其实的观念。正是从学校里，尤其是从学校里所讲授的民族主义历史中，正在成长的一代带来了民族主义的流行语和口头禅，比如“民族尊严”、“民族权利”、“国家利益”、“民族精神”、“民族使命”。
国立学校里富有穿透力的、振奋人心的全部课程——历史、公民学、地理、阅读和写作——是民族主义惯有的日常训练：吟唱民族主义的颂歌，一大堆与国旗或者与民族英雄和民族节日相关的典礼，与“备战周”或“爱国周”有关的庄严仪式，以及偶尔来访的爱国主义者对民族习俗、民族制度和民族英雄发表的特殊颂词。
在当代国立学校民族主义课程的背后，是今天社会生活中有意或无意怂恿民族主义的所有势力。政治家们把信念和理想的缺乏藏在国旗那宽阔的褶皱里，演员们通过在关键时刻展示国旗来弥补拙劣的表演，雇主们意识到爱国热情对股票债券市场的扰乱比经济批评更小，还有一些个人靠激发民众的情绪和偏见为生——所有这些人，都可以靠他们来支撑和加强学校里的民族主义宣传。
不过，对民族主义宣传的主要刺激是新兴的新闻媒体。当今时代更廉价的报纸迎合了大量已经在国立学校里接受过民族主义教育的人的需要；编辑们深知，如果他们让人民大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中小学里对民族主义的紧迫需要，以及想象出来的任何不足，他们就能够赢得公众的赞扬（还有个人的好处）。新闻条目，重磅头条，社论，“公民”来信，卡通漫画，全都以不断增强的效果列队而行。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大量的例证，我们这里仅举一例。它是一幅漫画，是从《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发表的许许多多同类作品中随机选择的[12]。它描绘了一个严肃、世故而庄重的山姆大叔，两腿叉开，岿然而立，一条手臂张开，伸向背景上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前景上，另一只手牢牢地抓住并无情地摇晃着一个可怜、卑微、戴着眼镜的小人，身上的标签写着“和平主义教育工作者”，从他瘫痪的双手中掉下了一堆纸条，上面写着“学校和平主义”、“反民族主义”、“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
任何时候，如果新闻媒体对国立学校更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刺激有过一次暂停，则可以依靠职业民族主义社团同时给学校和媒体煽风点火。在所有民族国家，都活跃着大量职业爱国者的社团——陆军联盟，海军联盟，为了让某些人民族化而成立的协会，某场战争的退伍老兵或退伍老兵的后代——这些特殊的、自命的现代民族主义守护人永不停息地工作，甚至别人都睡觉的时候，他们还在工作。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点也不奇怪，国立学校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教育专员、督导、校长等等——新式教育的官僚——发现，从本质上说，他们必须过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必须是导师，不断提高学校的水平，激发学生们的雄心壮志，为教师们树立最高理想主义的榜样；他们还必须是多少有点仆人性质的政府代表，要约束他们手下的教师，保护他们的学生免遭激进主义和新奇事物的影响，整体上维持学校的水平，使之能够忠实地反映纳税人的集体精神。这些行政管理者当中，有的人更多地是吉基尔博士，更少地是海德先生，而有些人更多地是海德先生，更少地是吉基尔博士（译者注：史蒂文森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但是，每一个吉基尔博士，如果渴望有一段很长的任期、薪水不断增长的话，他身上就应当有足够多的海德先生，以确保公共媒体和职业爱国者所宣扬的民族主义在学校里被讲授，确保那些被相当数量的纳税人指控缺乏民族主义——尽管其他方面无疑都很杰出——的教师或教科书被取消资格并被逐出学校。在这样的环境下，国立小学的教学似乎不大可能在品格或质量提升至高出全体公民的偏见的平均水平。在这些偏见当中，民族主义如今在每一个地方都占据着显著的地位。
不应该从前面几页内容推断出我被任何这样的误解所蒙蔽：公立学校如今是惟一存在的学校，或者说只有公立学校才灌输民族主义。新式教育并没有完全抹除旧式教育；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依然有大量的私立学校，其中很多学校是在教会的控制之下。在某些情况下，比方说在英国，这些学校得到了来自公共财政的补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半公立的。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尤其是在法国和美国，它们不得不依靠学费和自愿捐款。它们的生存主要是靠容忍，它们经常受到为帮助公立学校而设立的这样或那样的保护性关税的妨碍。无论如何，它们如今倾向于从国立学校那里拿来它们的格调、方法和课程。在所有重要的民族国家，公立学校的上学人数都远远大于私立学校，前者在资源和人数上的优势有助于在民众的头脑里灌输这样一个信念：公立学校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民族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毕竟，私立学校很大程度上像公立学校一样容易受到民众的影响；很少甚或没有证据表明，新教、天主教和不属于任何教派的私立学校不是一样孜孜不倦地讲授民族爱国主义。相反，有很多迹象表明，私立教会学校敏锐地意识到了对它们的偏见，并因此不得不加倍努力，以证明他们多么爱国；毫无疑问，那些带有军事院校性质的私立学校甚至比公立学校更热衷于专业化地传播民族主义。
国民义务教育——新式教育——是在平民大众当中宣传民族主义的基本手段。它惊人地有效。它在年轻一代的头脑中给19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们播撒的种子施肥，从此之后，得到了大量中上阶层的民族主义园丁们的辛勤灌溉和照料，被现代新闻媒体的暖风吹拂，被现代军国主义的雨水浇灌，被职业民族主义者的汁液喂养，从而开花结果。事实上，民族主义的传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伟大成就。它先是让空想家们浑身发热，然后在上层阶级那里发展得更加强大，最后控制了平民大众。从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民族主义“变成了观念，再从观念变成了抽象的原则；接下来成了炽热的痴迷；最后，到今天，它成了一种教条，不管你是欣然接受，还是避之唯恐不及”[13]。作为一种教条，同时也作为一种狂热的崇拜，我们必须稍加详细地处理当代民族主义。
* * *
[1] 朱尔斯·约瑟夫·维瑞：《人类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du genre humaine），两卷本（1801）；第二版三卷本（1824）。
[2] 参见威廉·劳伦斯爵士：《生理学、动物学及人类自然史讲稿》（lectures on the physiology，zoology，and natural history of man，1817）；j.c.诺特和g.r.格利登：《人类的类型》（types of mankind，1854）；以及j.l.迈尔斯：《人类学对政治科学进程的影响》（influence of anthropology on the course of political science，1916），第68～73页。
[3] 参见莫尔斯·史蒂芬斯：“民族群体与历史”，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二十一卷，第225～236页（1916年1月）。已故的史蒂芬斯教授说：“历史学家受盛行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他为今天的民族不宽容精神提供粮食，就像他的前辈们给过去时代宗教不宽容的火焰添柴加炭一样。”（第236页）
[4] 关于军国主义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民族主义方面，将在下文的第6章中提出。
[5] 参见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1922），以及露西·m.萨蒙的《报纸与权威》（the newspaper and authority，1923）和《报纸与历史学家》（the newspaper and the historian，1913）。
[6] 1780年的《宪法》，第五章，第二节。
[7] 1791年的《宪法》，第一条。
[8] 《普鲁士普通邦法》，第二部分，第十二条，第1、2、9节；（舍林编）第四卷（1876），第140～141页。
[9] 腓特烈大帝1763年便颁布法令，规定了强制上学，但在1825年之前，违背规定一直比遵守规定更受敬重。
[10] 有人回忆，杰斐逊先生本人就是国家指导的全民教育体系的一个早期支持者；早在1779年——《独立宣言》发表仅仅三年之后——他就向弗吉尼亚立法机关提交了一份全民教育计划。杰斐逊先生寿命很长，但还是没有长到让他看到自己的计划被采用。
[11] 我希望梅克林教授写的是“仅仅因为”，而不是“尽管”。我怀疑那样更准确一些。
[12] 1924年3月25日的那一期。《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每一期都谦逊地承认，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报纸”。
[13] 莫莱子爵：《政治与历史》（politics and history），《文集》（works），第四卷（1921），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