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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兴起于欧洲这个面积最小、而在现代却最有影响力的大陆。它的兴盛之路是在中世纪末通过欧洲各民族当中民族意识的活跃而铺就的。十字军东征尤其重要。总的来说，数量空前的欧洲人周游天下，学会了克服他们早期的地方主义。他们获得了更有把握的知识，不仅了解了大量说他们自己的语言或同源方言的人，而且还了解了大量用外国语言交谈的人；他们发展出了对自己民族群体更大的自豪感和对其他民族群体更明显的敌意。
特别是几次重要的十字军东征，在这些战争中，法国人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刺激了法国人的民族感情；所谓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尤其助长了拉丁基督教徒和希腊基督教徒之间充满妒忌的竞争和民族敌意。阿尔比派教徒的十字军东征提升了法国人的民族群体的地位，并在同等程度上降低了普罗旺斯人的民族群体的地位。从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冲突中，浮现出了卡斯蒂利亚人、葡萄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强烈的民族意识。正是条顿骑士们对异教斯拉夫人的圣战，结合汉萨同盟的商业活动和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们的政治努力，刺激了日耳曼人的drang nach osten（德语：向东进军），并最终激发了捷克人和波兰人的民族情感。世俗国王与罗马教皇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以及英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百年战争所导致的那些圣战，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民族意识在中世纪的活跃并没有直接导致民族主义的产生。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民族主义，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并不比在中国、印度和土耳其这些中世纪亚洲帝国或墨西哥和秘鲁这样的中世纪美洲帝国更加明显。依然有太多的因素妨碍民族感情的最终表达：普遍缺乏安全而简便的旅行和交流的手段；几乎普遍存在文学语言与本土方言之间的分离；跨民族的“世界性”宗教有着几乎普遍的影响；几乎普遍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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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已经在中世纪的欧洲各民族中得以活跃，在现代的开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如今，为民族主义准备的道路铺得更宽更远；因为，在15、16和17世纪，强化了民族群体之间某些关键性的差别。我们可以简便地把这些差别分为几组：（1）语言的和文学的；（2）政治的；（3）商业的和经济的；（4）教会的、宗教的和文化的。
希腊文，尤其是拉丁文，长期以来是欧洲各民族占支配地位的文学语言。它们盛行于罗马帝国之内，很早就分别成为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的官方语言，而且基督教神父和修道士们的大多数著述都是用拉丁文或希腊文撰写的。当然，与跨民族的书面语言一起，延续或产生了口头的民族语言——所谓的本地语（vernaculars）——其中的某些语言，比如巴斯克语、科普特语、亚美尼亚语、盖尔语和布列塔尼语，早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并幸存了下来；而另外一些语言，比如法语、意大利语、卡斯蒂利亚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和罗马尼亚语，则是从拉丁语方言中逐步发展出来的；还有一些语言，比如日耳曼语、斯拉夫语和芬兰马扎尔语，则源自“野蛮的”部落语言；最后是日耳曼语与法语的奇怪混合物，我们称之为英语。但是，这些本地语的文学作品起初在数量上微不足道，在内容上更多是宗教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就连必不可少的字母表和字母的形态也是从希腊文和拉丁文借用和改编过来的。
在西欧和中欧——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区域——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在整个中世纪都通晓拉丁文和本地语。他们因此不仅属于不同的民族群体，而且属于一个跨民族的社会。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学传统，拥有口头和书面交流的单一媒介，以及超越民族差异的相互理解。例如，伊拉斯谟依照出身是荷兰人，但他精通拉丁文，这使他成为一个跨民族的人物：他生活在受过教育的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和比利时人当中，他可以用拉丁文跟他们通信和交谈；他一度用拉丁文在法兰西学院授课；他写拉丁文信件给教皇，给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给他在威尼斯的著名出版商，以及欧洲各地他的众多批评者。
然而，在伊拉斯谟那个时代之前，受过教育的人就已经开始用本地语言著述，而且并不完全是宗教主题；不久之后，文学杰作既有用学者的古代语言写成的，也有用老百姓的本地语言写成的。在14世纪，但丁用意大利语写作，而乔叟用英语写作。打那以后，一种接一种的本地语成为精彩纷呈、各具特色的文学表达的工具。15世纪的两件大事帮助了这个过程。一件是人文主义者试图净化拉丁文，汰除它在中世纪趋向更为简单的发展，恢复古代的古典拉丁文，连同其复杂的句子结构和繁难的文法；这一努力极大地败坏了拉丁文作为一门鲜活文学语言的名声，使它的使用局限于教室、教会仪式和科学论文。另一件事是印刷术的发明，它有助于用铅版印刷平常的口头语言，固定文学用法的各个标准，使得民族文学在人民大众当中的传播成为可能。
本地语言学在15和16世纪的兴起往往会强调民族性；这是因为，即便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别指望他通晓欧洲的所有语言，绝大多数欧洲人只熟悉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英语写作者自然开始强调英国特有的东西，法语写作者对法国，意大利语写作者对意大利，都会做同样的事情。逐渐地，民族特征被富于想象地描绘，民族抱负发出深刻动人的声音。16世纪，马基雅维利对意大利人发出了雄辩的民族诉求，卡蒙斯公开颂扬葡萄牙人的民族功绩，路德向日耳曼人发表激发爱国情感的书信，塞万提斯奇思妙想地捉弄了西班牙人的特性，莎士比亚书写了对英格兰的赞美：
这一个君王们的御座，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
这一片庄严的大地，这一个战神的别邸，
这一个新的伊甸——地上的天堂；
这一个造化女神为了防御毒害和战祸的侵入
而为她自己造下的堡垒；
这一个英雄豪杰的诞生之地，这一个小小的世界，
这一个镶嵌在银色的海水之中的宝石[1]。
从莎士比亚到当今的民族文学，所强调的都是一个语言群体特有的东西，而不是基督教世界或全人类的典型特征。“这一个小小的世界”反复回响在戏剧、史诗、颂歌、散文和小说中。就其很多形式而言，民族文学灿烂地照亮了人类的民族性，却遮蔽和模糊了他们的共同遗产。
至少在西欧，民族群体的文学分化伴随着政治分化，也就是说伴随着主权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样一群国家的创立很大程度上是英格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连串精明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君主的功绩。英格兰的都铎王朝，法国的瓦罗亚王朝和波旁王朝，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葡萄牙的阿维斯王朝，瑞典的瓦萨王朝，其君主通常意志坚定，精力充沛。在中世纪末和现代之初，他们都忙着扩大个人权力，建立独裁统治。一方面，他们试图缩小天主教会的权力，后者保存了古代罗马帝国很多共同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极力压制自己的封建诸侯——公爵、伯爵和男爵——后者把年代更晚近的地方主义人格化了。他们的这些努力得到战争方法之改变的帮助——涉及火器的使用：这使他们能够把有效率的军队投入到战场上，对付国内和国外的敌人。罗马民法的复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格言，以及这些君主的很多臣民带有私心的合作，同样帮了他们的大忙。整个运动的结果，就是一些相当庞大、相当类似、绝对独立的国家在西欧的建立和巩固——英格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丹麦。在东欧，俄罗斯以同样的方式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脱颖而出。
这些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这更多地归于机缘凑巧，而不是出于主持其事的独裁君主的设计。正是战争的运气，迫使15世纪的英格兰君主放弃他们在法国的领地，把他们的活力全部奉献给了不列颠。正是联姻，使得西班牙统一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治下。16、17和18世纪的国王们由于家庭原因而发动了多次战争，要么是为了把一个特定王室的成员推上其他国家的王座，要么是为了他们的妻儿获得更丰厚的遗产。此外，这些国王都不是谨小慎微之辈，根本不会把他们的野心局限于说他们自己的语言、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的那些人。他们经常征服“外国人”居住的领土，把老百姓像牛羊一样换来换去。然而，在所有这样的王室冲突和家族交易中，每一个君主国的核心都继续是一个说着共同语言、有着共同传统、被灌输了共同的爱国主义的民族群体。在对个人和家庭利益的追求中，独裁君主可以依靠其大多数臣民的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多少有些无条件地支持他。那个时代的很多军人，被对国王和国家的忠诚所激励，效命前线，捐躯沙场，而战争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决定王位的继承，或者把某个省份纳入独裁君主的版图。
君主制在提升民族意识、激发民族感情上扮演了一个主导角色。君主是民族统一和独立的象征，而且国家的主权也归于君主。实际上，“君主”和“主权”是可以互换的两个术语。正是君主，铸造货币，征收税赋，维持军队，宣战与媾和。正是国民，出于爱国而默许君主的这些行动。正是围绕君主制，民族传统得以形成。正是在君主个人的资助下，大量的民族文学得以生产出来。有一点倒是真的：在17世纪，英国否定或压缩了其君主的主权权利，但宪政的精心设计并没有减弱英国人的民族爱国主义。它只是转变了爱国主义的对象。独裁君主制在英国已经完成了它的民族主义功能。对国王的忠诚转变为对国王所颁布法律的忠诚，如今由此转变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欧洲在中世纪末、现代之初的经济和商业大扩张，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正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统治者或公民，资助了探险和发现的新奇航行，殖民了遥远的地方，通过海外的贸易和开发获取了最大的利益。而且，在民族群体经济分化和民族意识提升上的效果，十分显著。
早先，欧洲人的经济事业，理论上服从于跨民族天主教会的道德神学和教会法，实际上被（市政的或行会的）地方权威所管理和控制。经济生活的单位不是国家，而是城市——威尼斯、热那亚、布鲁日、安特卫普、吕贝克，等等。但随着这次商业和殖民的大扩张，无论是地方主义还是普世主义，无论是城镇还是教会，都从属于民族商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都试图让它变成一个自足的经济实体；在这个实体中，整个民族的财富和权力将得到保障，并且为了这个目的而制定了很多法律，颁布了很多法令。外国的进口品被禁止，或者被课以保护性的关税。国内产品在各方面受到鼓励，尤其是借助于贸易补贴。殖民地被卷入母国的垄断性商业体系。国家海军建立起来，被用于民族贸易的保护和强力扩张。民族重商主义，尽管是从民族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表达的，还是自然会导致国际战争。正如17世纪一位牧师十分有趣地供认的那样：“在最近这些年降临世界角落的所有奋斗和纷争中，我发现，尽管其借口是美好的和高尚的，但其最终目的和真实意图是黄金、权势和俗世的荣耀。”[2]
在欧洲那个时期的扩张中，对黄金的寻求，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民族商业主义，肯定对民族群体的伟大和荣耀做出了贡献。当欧洲平淡无奇的王朝战争结合了公海上和海外神奇国度里更加丰富多彩的战争时，民族爱国主义便回应了一种新的强烈刺激。那些通过操纵民族商业主义而发家致富的人，十分恰当地领导了这场民族赞颂和感恩的大合唱，但他们有一群真正的民族主义追随者。对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平民大众来说，一大批新的民族英雄出现了——吃苦耐劳的水手和英勇无畏的发现者，征服者和随军牧师，走私者、海盗和大胆的海上冒险家。即便是个人所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也被描述为整个民族的资产；下面的做法似乎只能是恰当的和正确的：一个欧洲人任何遥远的经济事业都应当受到同胞们的欢呼喝彩，并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
很多欧洲民族群体教会的分化与经济、政治和文学的分化同步。组织化的基督教世界已经沿着东西之间语言差异的分界线而分裂成两半。在东欧，从很早的年代起，基督教会便落入了世俗统治者的管理和控制之下，连同信仰和仪式的变化，以及礼拜仪式语言的差异。因此出现了亚美尼亚人的、科普特人的、希腊人的和俄罗斯人的教会，每个教会都使用它自己的民族语言，要么正如俄罗斯的情况那样，在胜利和成功中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特色做出贡献，要么就像亚美尼亚人和科普特人的教会所证明的那样，在战败和臣服中巩固并保存一个民族群体。另一方面，在西欧和中欧，天主教会几百年来一直是跨民族的，而不是民族的；它的礼拜仪式和官方文学一律使用拉丁文，它的教义在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它的组织集中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宗教制度：罗马教皇的职位，它一直保持着明显不同于、在某种意义上也高于世俗国家和民族抱负。教皇和天主教主教们一直承认民族群体的原则，并对之作出较小的让步，但总的来说，他们严厉地顶住了任何带有民族主义味道的东西。他们和他们的教会构建了一种跨民族的——即便不是世界性的——文化和文明。
中世纪晚期，几次异教运动威胁到了这一文明的跨民族品格；这些运动受到了不断苏醒的民族意识的影响，带有民族的特征，比如普罗旺斯人当中的阿尔比派异端，英格兰的罗拉德派，波希米亚的胡斯派，它们差不多全都被16世纪宗教和教会的大动荡给摧毁了。民族群体的提升部分程度上是新教革命的原因；反过来，新教革命和天主教改革也是民族爱国主义发展的里程碑。除非你阅读了路德对日耳曼人、加尔文对法国人、诺克斯对苏格兰人发出的民族诉求，否则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宗教改革家们为什么获得了那样庞大而广泛的大众追随者。除非你研究了教皇给予民族君主——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君主——以更多的偏袒，并以他的名义发出民族主义的诉求，否则就不可能认识到这种交换如何设法保住了对数量庞大的基督教徒的控制。
民族主义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新教革命通过瓦解天主教会，并让基督教共同体服从于各种不同形式和实质的民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知识和道德的黏合剂——长期以来，正是这样的黏合剂把欧洲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同时给予每个民族中已经潜在的这样一个观念以宗教的认可：本民族且只有本民族拥有纯洁的信仰和神圣的使命。16和17世纪所谓的宗教战争，尽管其起源和结果绝不完全是宗教的——事实上，它们主要是经济战争和王朝战争——但都是民众性的，因为，这些战争都是以宗教的名义打起来的，而且据说是为了民族的宗教理想而战；它们肯定激发了更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改革主义信仰的忠诚把尼德兰北部地区统一在对抗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反叛中；这些地区对他发动的长期战争不仅使它们得以独立，而且在居民当中激发了坚定的荷兰爱国主义。与此同时，对天主教的忠诚导致尼德兰南部地区与它们的北方邻居分离开来，停止了它们自己对西班牙君主的反叛，并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比利时爱国主义。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路德教的普遍接受激发了丹麦和瑞典这两个民族君主国，使得瑞典人成了欧洲大陆的新教圣战分子。对长老派的忠诚唤起了苏格兰人的民族热情。在英格兰，新教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形式：民族君主建立了圣公会，民族爱国主义维护了它。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当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1588年把他的无敌舰队派去征伐英格兰时，英国人全心全意地聚集起来，支持“英明女王”；无敌舰队的覆灭被欢呼为一次光荣的胜利，既是英国新教的胜利，同样也是英格兰民族的胜利；打那以后，这场胜利本身在爱国主义诗篇和宗教传说中得到颂扬。
在新教国家，天主教徒长期以来被怀疑是不爱国的，因为他们并不重视大多数同胞的宗教习俗和传统。这无疑是天主教徒为什么在新教徒手上遭受迫害的原因之一，而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迫害也可以归为类似的原因。天主教在西班牙和法国是民族爱国主义的象征，正如新教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一样。正当英格兰人成为新教徒的同时，爱尔兰人保留了天主教信仰，这有助于延续并强调两个民族群体的差异，而英语的传播和盖尔语的衰落原本有希望架设它们之间的桥梁。英格兰君主越是严厉地试图通过把新教强加给爱尔兰人，从而使他们英国化，爱尔兰人就越是固执地坚持把天主教作为一个不同民族群体继续存在的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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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起，欧洲各民族便有了已经苏醒和正在苏醒的民族意识。16和17世纪，在欧洲的很多地区，宗教、政治和文学都民族化了。到17世纪，西欧的瑞典、丹麦、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这些国家都是真正的民族国家了。其中每个国家都组成了一个明确的地理区域，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人口都通过语言的差异而和他们的邻居区分开来；各国都有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追求独立的经济政策；而且，各国公民都珍视他们特有的习俗和传统。民族主义进程——把地方的、封建的和帝制的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已经开始。
但民族主义进程究竟是会前进，还是会倒退，依然是不确定的。地方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依然体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制度中；跨民族的帝国主义在奥地利、俄罗斯和土耳其实际上取代了民族主义。天主教会并不完全认可西欧的新秩序，耶稣会士们正在为进入中欧而英勇战斗。即便在西欧，由于缺乏国民教育、普遍的军事训练和廉价而有影响力的媒体，阻止了已经激发出来的民族意识修成正果，民族爱国主义继续主要与对君主主权的忠诚联系在一起。
然而，17和18世纪知识领域的某些发展加强和巩固了西欧的民族主义进程，尤其是在法国和英国。其中一个发展是从哲学上探讨了民众对英国独裁政府的颠覆，探讨了为法国政府提供更多民众基础的手段。另一个发展是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在自然科学与自然宗教、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中寻求超自然宗教的替代物，并且，至少是间接地和暂时地削弱了跨民族的基督教。但是，即便是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也不能完全废除人的情绪和人的情感，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始于对基督教迷信的攻击，却以对国家制度几乎是迷信般的尊重和对爱国主义情感的顶礼膜拜而告终。
第三个发展是古典主义的流行，阅读古希腊和拉丁作者的著作（常常是译文）风行一时；除了别的东西之外，人们从这些著作中得出了这样的观念：爱国主义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它真正的对象是非人格的国家，而不是个人君主；它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暴政的痛恨。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以希腊原文印行了很多不同的版本，以本地语译文印行了更多的版本，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爱国主义情感的需要，而斯多葛学派哲学的应用使得爱国主义情感变得更加坚定。献身公益是奉上帝之命，并得到上帝的赐福，这一观念得自西塞罗在《西比奥之梦》（dream of scipio）的公民论；忠诚于国家和自由本身就是奖赏，而无需世俗的成功或公众的认可，这一观念则是从卢坎和塔西陀那里学来的[3]。
诚然，罗马人和希腊人所论述的爱国主义，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并不是民族爱国主义，但17和18世纪的古典学者都毫不犹豫地把它拿来，使之适合于他们自己所幻想的需要：更庞大、更人为的国家。在一本出版于1664年的“摘自普鲁塔克等人”的奇特的格言集中，佩罗·德·阿伯兰库描述了斯巴达人的爱国主义颂歌，其方式暗示了后来的《马赛曲》，至少就其韵文的气质而言是这样。路易十四去世的时候（1715年），德·阿居瑟在巴黎最高法院的面前发表了一篇颂词，充满了古典隐喻，带有强烈的古代爱国主义的气味。18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文人阿尔菲耶里对希腊和罗马民众武装对抗暴君的自由顶礼膜拜。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屈尊撰写了“关于爱国主义的通信”（尽管是用法语）——其风格和精神，他认为是雅典人的，或者说尤其是斯巴达人的。在美国独立之父们的嘴里，古典爱国主义短语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帕特里克·亨利过分戏剧化的“不自由，毋宁死”，让人不由得想起“sic semper tyrannis（拉丁文：这就是暴君的下场）”。至于法国大革命领导人的古典主义背景，那就用不着多费口舌了；一种英雄主义的、加图式的爱国主义，在韦尼奥、罗兰夫人和卡米尔·德穆兰等人的言行中十分明显。
有一段时间，在某种程度上，爱国古典主义的流行与同时代的理性主义背道而驰。18世纪的很多知识分子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理性主义所通向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普世主义；就涉及的古代理想而言，他们所效法的不是加图，而是马可·奥勒留；他们期望在不远的将来（他们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民族差异的阴影将消失在清晰理性之光中，民族的公民身份将让位于世界公民的身份。卢梭武断地宣称：“不再有法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甚或英国人；只有欧洲人。他们全都有相同的品味，相同的激情，相同的习俗。”戈德史密斯承认：“整个世界只是一座城市，我并不在意我碰巧居住在它的哪条街道上。”莱辛宣布：“对国家的爱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英勇的邪恶，而没有这种邪恶，我十分满足。”托马斯·潘恩自豪地补充道：“世界是我的国家，人类是我的弟兄。”
不过，这些都是普世主义的电闪雷鸣，并没有什么损害，所起的作用不过是预报一场民族主义的瓢泼大雨即将来临。因为，普世主义和超民族人道主义的理论，很快就被政治与社会、工业与商业中的一场狂风暴雨浇得透湿，就此熄灭——这场暴雨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横扫了西欧和中欧。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工业革命中，同样在继理性主义之后的浪漫主义运动中，有一些明显的因素，最终消除了关于民族国家的未来以及时代趋势的所有怀疑——这一趋势最终将把每一个地方的民族意识转变成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民族主义。接下来，为了充分认识这些趋势和因素，我们将指出文学和哲学浪漫主义的某些特征，以及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故事中的某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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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先是向欧洲、然后向全世界传播了民族民主制的信条。它宣称，个人的权利不仅是要决定他们的统治形式，而且还要选择他们将属于的国家。换言之，它宣布了人民主权的学说和民族自决的学说。人民主权的理论基础已经由洛克、卢梭、杰斐逊甚至一些更早的政治哲学家给准备好了。此外，类似于民族自决权的某种东西，早就已经被某些民族群体所援引，在14和15世纪是法国人和波兰人，在16世纪是荷兰人，在17世纪是捷克人，在1776年是美国人。但正是法国大革命，第一次大规模地把这些学说付诸实施。政治民主在法国取代了君主专制，政治特权被砸碎了，地方和行省的差别被扫除了，欧洲所有说法语的人都被纳入了民族国家，并被灌输了民族精神。所有法国人都成了兄弟，他们一起体现了“la belle france（法语：美丽法兰西）”的民族主权。
法国大革命还宣布了新兴民族主义的利他主义和救世主般的品格。可以援引的恰当文献有很多，下面这段引自革命的和爱国的“胜利组织者”拉扎尔·卡诺的一份正式报告，特别能透露内情[4]：
让我们遵循写在所有人心上的法律，让我们不要试图去滥用它；只让民族的荣耀和法国的慷慨成为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可靠担保，这样的正义是你们欠他们的，应当归还给他们；在砸碎受压迫民族的锁链时，让这样崇高的情感超越于他们的希冀与他们的渴望。……法兰西自古以来的自然边界是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割裂这些边界的各方只是通过侵占才实现了这样的割裂；因此，遵循正常的法则，收复这些边界并不存在不公正，恢复我们从前的兄弟关系，或者重建只是由于野心而破裂的关系，也算不上野心。
但是，这些建立在古代属地基础上的外交要求，在我们的眼里就像在理性的眼里一样是无效的。每个民族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独自生活，或者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与其他民族统一起来，只要它们愿意。我们法国人不承认君主，只承认人民；我们的制度根本不是统治的制度，而是博爱的制度。
法国人如此确信新兴的民族主义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天赐之福，以至于他们无法设想，它怎么可能不赐福于其他所有民族呢。他们相信，传播这个新的福音——必要时甚至可以借助刀剑来传播——正是法国人的使命。他们将着手进行一场现代圣战，一场为了民主的民族主义而战斗的圣战。1792年12月，国民会议宣布：“法兰西民族……将把每一个拒绝或放弃自由和平等，希望维持、召回国王和特权阶层或与之谈判的民族，都当作敌人来对待。另一方面，在［法兰西］军队进入的领土上人民的主权和独立得以确立之前，在那里的人民接受了平等的原则并创立了一个自由而民主的政府之前，我们不会签署任何条约，也不会放下我们手里的武器。”[5]其他民族并没有立即听从这些新救世主的召唤。其中很多民族——日耳曼人、英格兰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实际上支持各自的君主武装镇压他们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过激行为”。大概，正如传教事业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些在圣战者看来似乎是利他主义的、救世主般的行动，在它们的受益者（或受害者）看来却是自私自利和彻头彻尾魔鬼般的行为。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促成了一连串的国际战争；在旷日持久的战争过程中，法国人自己倒是让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从属于（以拿破仑·波拿巴为代表的）军事独裁，为自己赢得了光荣，而不是为别人赢得了自由，并听任新兴的民族主义变得等同于自私和军国主义，完全像之前等同于和平与利他主义一样。无论是在革命早期，还是在后来的拿破仑阶段，这些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法国人的民族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最后，它们也在欧洲其他民族当中激发了民族主义的精神，但并不是直接通过作为民族自决权的福音传道者的法国人，而是间接地通过抵抗作为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之敌的法国人。从长远来看，法国大革命证明，民族主义与君主制的关联可能几乎就像它与政治民主制度的关联一样紧密。
法国大革命对后来几乎是普遍性的民族主义实践做出了许多确切而显著的贡献。它以牺牲教会的权益为代价，巩固了世俗国家；而且，在允许个人有加入教会的极大自由的同时，它还反复灌输这样一个学说：所有公民应当把他们最初和最后的忠诚奉献给民族国家，并规定了准宗教的仪式——在la patrie（祖国）祭坛前举行，面对“pour la patrie（为了祖国）”而牺牲的死者遗体。它开创了诸如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这样的民族主义形式。它坚持要求语言的统一。
关于最后一点，有几点思考可能富有启发意义。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曾作出努力，试图迫使本国公民或臣民使用一门特定的民族语言。无论是法国或英国的国王，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来都不认为，坚持要求语言统一是必要的或可欲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里说法语，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的宫廷里说意大利语，就连斯洛文尼亚语都是维也纳宫廷认可和使用的语言之一。拉丁文长期以来一直是匈牙利的官方语言；当立陶宛的亲王们成了白俄罗斯的主人时，他们采用了后者的语言，以至于损害了他们自己的语言。诚然，西班牙的君主颁布了一些法令，反对使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但这些法令的意义更多是宗教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然而，法国革命者认识到了民族群体的语言基础，决心要把民族忠诚提升至高于其他一切忠诚之上，还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警惕很多布列塔尼人的反叛行为，认为有必要把“核心的或民族的语言”强加给所有法国公民。有一项荣誉要归于巴雷尔和格莱戈瓦神父：他们是最早暗示为了一个主权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推行语言压迫和迫害政策的政治理论家[6]。
此外，正是法国大革命，制定了最早的全民初等教育计划。它将得到国家的支持，由国家指导，是强制的和普遍的。根据这一计划，将讲授民族爱国主义和民族义务，与三r（译者注：即读、写、算）教育同等。也正是法国大革命，采用并实施了“武装民族”的原则：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应当接受作战训练，能够应征入伍，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最后，正是法国大革命，赋予民族主义新闻媒体以推动力和品格，推动了如此廉价且如此有煽动性的报纸、小册子和杂志的出版，以至于它们吸引了全民族的主体民众，对半文盲的吸引力甚至比对受过良好教育者的吸引力还要大。
从法国大革命迄至今日，民主信条被证明是民族主义最得力的帮手[7]。个人对一个民族群体的忠诚感，当他们是臣民时和当他们是公民时不可能完全一样，正如卢梭一个半世纪前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热爱属于自己的东西甚于热爱属于别人的东西。当然，卢梭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说过人民主权只适用于一个民族群体。他以最含糊的方式谈到了“人民”；但后来的事件很快证明：政治民主，在一个语言统一或者至少绝大多数人民使用相同语言的国家，远比它在一个多语言帝国更加有效。如果人民要统治自己，他们就必须互相理解，能够说和读一门共同的语言。民族群体因此提供了民主统治的实践基础，而民主统治，或者说争取民主统治的斗争，反过来促进了民族主义。
民主信条所到之处，都会带来一些多少有些明显的推论。一个推论是要求：凡希望自治的人都必须识文断字，因此应当强迫他们到民主的学校里去学习读写民族的语言。另一个推论是确信：凡是希望塑造他们自己的政治和命运的人，都必须持续不断地得到相关信息——涉及对本国有影响的国内和国外问题，必须熟悉他们推选出来的代表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因此应当经常而迅速地为他们提供国家的新闻。第三个推论是义务：凡享有自治的权利和特权的人，同样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应当准备并乐意为他们的国家而战，付出最高的牺牲。实际上，政治民主总是创造出对国家指导的民众初等教育体系的需求，对普遍军事训练体系的需求，以及对增加公共杂志和报纸的需求。但这些机构也正是那些在19和20世纪极力宣传民族主义的机构。
很难想象，民主政府会在一个没有民族学校、民族媒体和民族武装的国家运转；但不难想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民族武装、民族媒体和民族学校在没有政治民主的国家里存在。看来，法国大革命所接受的民主信条直接得到了一些工具的增强，而这些工具被证明是民族主义的工具；然后，这些工具又被其他有或没有原创政治信条的民族据为己有。在19世纪，民主传播得很快，但民族主义传播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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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的政治革命同步，英国开始把机械推动的机器应用于制造业和商业。这个过程持续了整个19世纪，直至我们自己的时代，遍及所有的文明国家，在工业和社会领域，在生活、工作和旅行的习惯上，带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这场工业革命完全就像民主政治一样，也是当今时代的标志。
乍一想，工业革命和民族群体或民族主义似乎没多大关系；相反，它倒是为国际主义和普世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很显然，它让地球变得更小了，并用钢铁绳索把各种各样的人捆绑在一起。借助汽船和机车，电报和电话，汽车和飞机，电影和电台，它让全世界大多数民族紧密相连，比一个半世纪前13个说英语的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还要紧密。它清楚地建立了一个资本、原材料、制成品、劳动力和观念的供需国际市场。它难道没有推倒地方隔离和自给自足最后的壁垒吗？
是的，就地方隔离而言是这样。但它并没有战胜民族的隔离。仔细观察工业革命将会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可能很重要，但在民族国家疆域之内的影响则更加重要得多。正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工业革命有了它的开端；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也主要是向民族国家蔓延；而且，在几乎每一个实例中，这些国家都已经浸淫了重商主义的传统。借助新式机器，商品生产有了极大的增长，但生产组织依然是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之上。不管是民族内的交流，还是跨民族的交流，改进后的主要交流工具，有时候被民族国家的政府所拥有，并始终被它们所控制。外国的商品消费有所增长，但国内消费增长得更快。跨国贸易增长了，但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国内贸易增长得更快。货币、信贷和银行业，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命脉，固然有其跨民族的方面，但它们也依赖于民族国家的基础，并主要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被使用。劳动力，尽管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及其他国际主义者认为是非民族的，但往往沿着民族间的分界线具体成形，并证明了：至少在紧张时期，民族的爱国主义就像银行家和制造商们的爱国主义一样充满活力，感情强烈。
重商主义的传统并不是工业革命被用于民族主义目的的惟一原因。一个人与那些说着和读着己方语言的人做生意，比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更容易，更自然。即便是工业革命使之成为可能的观念和新闻的大规模传输，也由于语言的原因，带有显著的民族特色。搜集新闻的机构是在民族的基础上组织的，新闻的发表必然是以读者能看懂的语言。任何观念，不管多么具有世界性，都有可能被表述观念的语言媒介染上不同的色彩，并因此被每个民族群体的成员作为他们自己特有的观念而接受。
再者，工业革命还使得民族民主制的永久建立和迅速扩展变得切实可行。法国大革命表明，这样的民主制在理想上是可欲的。政治民主的形式很久之前就实现了，远早于18世纪，例如在古代雅典，或者在日耳曼人的原始部落当中，但人们从未把它们与今天的投票选举及代议制责任政府的制度联系起来，也不认为它们适用于一个庞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运输和交流手段的根本改进和民众社会生活的革命性改变，才有可能引入那种培育民族主义的政治民主。可以说，作为一种世界现象的民族主义，只有借助机器才有可能出现；实际上，它就是借助工业革命的机器而出现的。
在某个特殊的意义上，工业革命对最有效的民族主义宣传工具的打造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管是在民主制国家，还是在君主制国家。随着动力机器的出现，人口有了巨大的增长；而且，我们现代城市的庞大规模——这是工厂生产和批发贸易的一个自然伴随物，为大众教育提供了成果丰硕的用武之地。时间和空间被铁路和汽车大幅压缩了，差不多被电报、电话和电台给消灭了，以至于乡村社会被纳入了都市的教育轨道。像教育一样，新闻业和战争都被机器的发展和增长的人口数量给彻底改变了。由于工业革命，快速而廉价地印刷报纸和大范围地销售报纸成为可能。由于工业革命，武装整个民族对抗另外的民族和用科学方法大规模杀人变得切实可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及一战期间，军事装备、新闻媒体和国民教育在所有民族国家都十分显著地繁荣兴旺——如果没有工业革命，这是不可想象的。
6
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多少是无意识的过程，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但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学说，民族主义所获得的主要推动力，则来自19世纪头几个十年哲学和文学的“zeitgeist（德语：时代思潮）”——浪漫主义时代。浪漫主义，正如它伟大的传道者——德国的赫尔德和施勒格尔，法国的夏多布里昂，英国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所证明的那样，代表了一次知识上和审美上的反动，针对的是17和18世纪“启蒙运动”：既是针对它的伪普世主义，也是针对它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是对下面这句格言的一次抗议：人仅靠理性而活着。它也是一次富有想象力的逃离，为的是逃离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可怕现实。它重视情感，赞美平常的事物和平常的人；并且，为了一个自由与和平的光荣未来，在理想化的过去中——更多地是在中世纪的历史中，而不是在古代时期的历史中——寻找最崇高的理想。
浪漫主义有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它对平常人和平常事物的兴趣，刺激了民间习俗、民间传说和民间音乐的研究和复兴。它的诉诸历史，指的是诉诸民间史，是要装饰幻想出来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完整的“过去美好时光”的故事。作为一场文学运动，浪漫主义颂扬民间语言、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作为一场哲学运动，它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灵魂，以及内在的精神品质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作为一场情感运动，它往往把民族生活的特色奉为神圣，鼓励民众的民族崇拜。
在对约瑟夫二世（18世纪晚期杰出而又威严的普世主义者）的批评中，赫尔德写道：“一个民族还有什么比祖先的语言更宝贵的吗？在民族的语言中，居住着它的整个思想王国，它的传统、历史、宗教和生活根基，它的全部心灵和魂魄。剥夺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剥夺它永恒的善。……正如上帝容忍了世界上所有不同的语言，一个统治者也应当不仅容忍、而且还要尊重其人民各种不同的语言。……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不可能用外族语言来表达；它在本民族的土地上生长得最茂盛，而且，我可以说，只有借助本民族继承来的、并可以传承下去的方言，它才得以茂盛生长。随着语言一起被创造出来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那么多的民族——匈牙利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等等——难道不都高度关切为遥远的未来播撒幸福的种子，其方式正是他们最钟爱也最适合他们的吗？”[8]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1812年讲课时宣称：“每一个重要而独立的民族都有权——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拥有自己所特有的文学；最卑劣的野蛮行径是压制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语言，或者把它排除在一切高等教育之外。是纯粹的偏见，导致我们认为那些被人忽视的、或者我们不了解的语言不可能被带到更高的完美。”[9]斯洛伐克爱国诗人杨·科拉尔在1824年说：“用祖国这个神圣的名字来称呼我们所居住的这片国土是一个错误；真正不朽的祖国是习俗、言语与和谐，强权和欺骗都不可能压倒。”[10]
借助浪漫主义运动，学术本身被推进了新的通道。浪漫主义者们所唤起的对民间语言的兴趣导致了民族哲学的显著发展。他们对民间历史的诉求促使了盛行于整个19世纪的民族史的产生。他们对民间习俗的强调，给人类学、比较法学和比较宗教学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开始致力于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解释民族差异。通过突出民族性并为它提供“科学的”基础和“学术的”理由，他们正在偿还他们对浪漫主义欠下的债；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给民族主义雄伟的现代神庙添砖加瓦。
浪漫主义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的慷慨陈词或学术的批注诠释。一些浪漫主义歌曲——德国人当中有阿尔恩特和科内尔的，斯拉夫人当中有科拉尔的——意大利人中有马志尼不相上下的浪漫主义散文诗，都有效地刺激了民众为了民族统一和民族独立而行动起来。拜伦勋爵，弗朗西斯·利伯，以及很多支持希腊独立运动的其他人，都积极参加了希腊独立战争——这是浪漫主义对新兴民族主义海誓山盟的神圣象征。
7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16世纪和17世纪文学、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分化如何在欧洲——至少是在西欧——极大地激发了民族群体的自觉意识，以及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和浪漫主义的流行如何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开始把这种意识转变为民族主义。整个19世纪，迄至20世纪，民族主义的进程呈现出三个方面：首先，多亏了工业革命，它不再局限于西欧；它最终影响了欧洲的每一个民族群体和其他所有大陆的大多数民族群体。其次，它在一些多少算是偶然地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地方进展神速，比如在英国和法国。第三，多半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它侵入了一些非民族国家，比如哈布斯堡、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帝国，把它们分裂成了民族的碎片。
法国人在他们18世纪末那场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期间成为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久之后得到的、源自工业革命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完善他们的政治民主，随之而来的是民主主义的那些工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们同样也是民族主义的工具——国民教育、民族媒体和民族武装。由此，法国人不仅保留、而且强化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继卡诺、丹东和拿破仑一世之后，出现了蒂耶尔、拿破仑三世、甘必大、庞加莱和福煦。
在18世纪，英国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有着比法国人更加活跃的民族意识，但英国人强烈的民族偏见在一段时间里阻止了他们采用政治民主，认为那是法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同盟者和教唆者。然而，英国人把他们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观念融入了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熔炉里；最终，从工业革命中收获的丰硕成果确保他们得到了他们曾经拒绝直接从法国大革命获取的东西。逐渐地，军事装备、新闻媒体和公立学校，还有民族民主制所带来的民族化的影响在大英帝国变得十分明显。紧接着柏克、皮特、纳尔逊和威灵顿之后，出现了坎宁、帕默斯顿、迪斯雷利、索尔兹伯里、张伯伦和基奇纳。
就在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美洲说英语的人民自己建立了强大的民族政府。他们当中有些人钟情于英国早先的自由主义传统；另一些人则对当代法国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原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经历的共同苦难以及反抗英王“暴政”的胜利所留下的共同记忆让所有人团结在一起。这个利益共同体，不仅立即因一个共同政府的创立得到巩固，而且后来随着铁路线的修建和电报线的延伸，以及印刷报纸的使用和无所不在的“小小的红色校舍”的创设，得到加强。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彻底的政治民主；而且，尽管一场可怕的内战接踵而来，也同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美利坚合众国可能并没有组成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每个民族的单一民族群体，但是，就其公民对民族主义的热情而言——不管这样的民族主义可能多么不自然——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政治民主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在整个欧洲和美洲被那些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民族领导人所援引。一些古老的民族群体，长期以来臣服于外来民族的统治，在这样的感召下，它们开始为争取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一些长期以来被分裂成政治碎片的民族群体则被打动了，开始寻求民族统一和民族民主。而那些背负着君主专制重负的民族群体也被说服了，开始揭竿造反，要建立一个有着更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民主政府。19世纪20年代，欧洲出现了希腊和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这样的民族国家雏形，拉丁美洲则出现了一大群说西班牙语的共和国。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人成功地摆脱了荷兰人的统治；与此同时，波兰人反抗俄罗斯和意大利人反抗奥地利的造反则以失败而告终。在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同样确立了他们的民族独立。在所有这些实例中，民族群体的复兴部分程度上都是对过去的浪漫援引；从历史上讲，它是一场向后倒退的运动。但实际的驱动力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革命情怀，以及民众的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每个民族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事务[11]。在每一个实例中，结果都是助长了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兴起通常伴随着一场争取民族民主的斗争；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通常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但并非始终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德国的实例中，民族统一的最终实现，不是通过一个有民主思想的议会，而是通过一个军国主义的国王和一个贵族政治家。但是，即便是在德国，要不是手边有现成的强制义务教育、爱国主义新闻媒体和相当于民族军队的东西，俾斯麦和威廉一世也几乎不可能在法兰克福议会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此外，几乎是同时，日本的贵族政治家们正是借用了德国人的（也是欧洲人的）这些民族主义机构，并利用它们，联合日本的民族宗教，取代了政治民主，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促进力量。在专制的俄罗斯，也出现了民族主义；那里没有来自民族民主的帮助，来自民族教育的帮助也很少，但是，俄罗斯东正教会被证明是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别有效的工具。
许多年来，在俄罗斯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帝国之内，对“受压迫”民族的煽动一直在进行。德国人越是竭力把他们的帝国德意志化，波兰人、丹麦人和阿尔萨斯人这些臣服民族就越是试图保持他们的民族个性。俄罗斯人越是试图把他们的领土俄国化，臣服的民族——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等等——就越是努力争取民族的解放。在奥匈帝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在数量上实际少于臣服民族——捷克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等等；当这些人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时候，他们就让帝国成了一个极其不合时宜的、摇摇欲坠的结构——1914年的世界大战最终把它推倒，成为一堆可怜的废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正如人人都知道的那样，土耳其帝国就是“欧洲病夫”。它的病主要是流行的民族主义传染病：不仅它的基督教臣民——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而且还有“受压迫的”穆斯林群体，比如阿拉伯人，都因为民族主义的狂热而陷入了谵妄；与此同时，帝国本身，曾经相当理智而宽容，如今也发疯似的致力于把这片多语言的领土简化为土耳其统一体。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狂热民族主义者看来，他的民族群体没有必要人数众多。实际上，在他看来，小有一种情感和浪漫的价值，而纯粹的大，缺乏的正是这个。就算他小小的民族已经精通“外族的”语言，很久之前就不再使用祖先的独特语言，那也只是暂时的不方便而已。他们应当且能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哪怕是人为地使之复活，而且这件事很快就做成了。18世纪，大多数爱尔兰人只懂英语，但到了20世纪，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已经学会了——仿佛是学一门外语——他们本土的盖尔语。不自然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必须借助不自然的呼吸使之变得自然。后来，挪威民族主义者也强调他们的方言与其他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差异，实现了与瑞典的政治分离，并把他们首都已经拉丁化的名字克里斯蒂安尼亚改为古挪威语的奥斯陆。冰岛人的行事方式也是一样。一些崭露头角的小民族莫不如此：加泰罗尼亚人、普罗旺斯人、巴斯克人、温德人、佛兰芒人、白俄罗斯人、马恩岛人和马耳他人。
在19世纪，民族主义的潮水稳步上涨，大概在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最高峰。不过谁知道呢？民族主义宣传的滔滔洪流至今依然在汹涌澎湃。
浪漫主义、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共同使得普遍的民族主义进程成为可能——而且，也许使之不可避免；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里程碑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了。但是，有一些专门的宣传工具，主要由那些教条主义者打造出来，并对人民大众产生了非常有效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些宣传工具的帮助，这个历史进程所采取的形式不可能和现在完全一样，当下全世界如此普遍的民族主义精神状态也不可能完全是现在这个样子。对于这些宣传工具，对于它们的构造和功能，必须给予直接的关注，这一点很重要。
* * *
[1] 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第二幕第1场。译者注：这里引用的是朱生豪先生的译文。
[2] 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以w.布卢瓦为假名撰写的《现代政治：摘自马基雅维利、博尔吉亚及其他精英作者》（modern policies taken from machiavel，borgia，and other choice authors，1690），第1页。
[3] 斯图尔特和德雅尔丹：《十九世纪的法兰西爱国主义》（french patriot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23），第19页。
[4] “1793 年2月13日给外交委员会的报告”，载《卡诺通信集》（correspondence générale de carnot），埃蒂耶纳·沙拉韦编（1892），第一卷，第363页。
[5] j.b.迪韦吉耶（编）《法律、法令、条例、行政法院公报汇编》（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etc.），第五卷，第84页。
[6] 参见a.范亨讷普：“方言的消失与持续”，载《宗教、道德与传说》（religions，moeurs et légendes），第四卷（1911），第241～268页。
[7] 威廉·t.拉普拉德教授不赞成下面这个论点：“民主制带来了民族主义。”（《美国历史学会年报》［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15年，第226～227页）而且，如果我们同意他把民族主义定义为“现代民族感情”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不赞同他的结论。但上文所定义的那种民族主义肯定是紧随着人民主权学说而最早出现；它得到了政治民主普遍而有力的鼓动。成为民族群体的大多数国家，至少渴求政治民主。在某些情况下，民族主义领先于民主制，但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
[8] 《关于人类进步的通信》（briefe zu be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第一卷（里加，1793），第146～148。
[9] 《旧文学与新文学的历史：1817年维也纳讲稿》（geschichte der alten und neuen literatur，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17），《全集》（sämmtliche werke）第二卷（1846），第24页。这些讲稿中，第一篇和第十篇尤其有启发性。
[10] 关于科拉尔，可参看阿尔弗雷德·费舍尔的《世界大战之前的泛斯拉夫主义》（der panslawismus bis zum weltkrieg，1919）。
[11] 参见伯特兰·奥尔巴赫：《奥匈帝国的种族和民族》（les races et les nationalités en autriche-hongrie），第二版（1917），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