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每个人都在问一个问题：“会有战争吗？”这个问题让人紧张，空耗人们的精力而无任何补偿。更为有用的其实是询问：“战争能避免吗？”使用这个问法，这个问题就转变为一种去努力的动机。然而，即使这样来问，也难以深入，仍然是两个武装起来的国家集团以永恒的战争紧张状态相对峙的前景。所以，如果人类想要找到从这个噩梦中解脱出来的办法，我们的思考还须深入。我相信，是有解脱出来的机会的。这要靠理性的冷静灌输、广泛灌输，让那些沉浸于梦境者清醒过来。那些做梦的人，不仅包括独裁者及其民族，也包括被威胁国家中的许多人，这些人因受到威胁而情绪化地坚信：武力不仅要得到制止，而且要用武力来粉碎。这种想法，其实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它只能导致双方的自杀和文明的崩溃。人类，为了自己的拯救，必须被提升至认清某些基本的军事事实的水平。

不过，首先必须弄明白当前局势的深层真实及其由来。数年来，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一直在服软，随着它们每一次新的认输，那些侵略性的国家更为大胆——更为强大。在这一方面，如同火山一样，有三处活跃的爆发：欧洲有德国和意大利，东方有日本。这些地方反民主的熔岩之流正在地球表面蔓延。由于它们各自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它们的武装力量，它们能够相互勾结，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这个强权政治的三角游戏，不仅对法国和英国构成了威胁，而且对英联邦整体形成了威胁，对美国也是威胁。美洲大陆处在两把钳子之中，这两把钳子现在正深深钳住西欧和东亚。

较为隐蔽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一不祥局势所导致的一个进程。对国联（the league of nations）中那些弱小国家的不断攻击，就大战略而言，形成了对国联主要支撑——法国和英国——的间接进逼方式。这场“伪装起来的战争”，在初步行动中，后者就已被逼出了自己的战略有利之地，被迫退回到防御位置，而这个防御位置本身的侧翼和后方又是暴露的。一方面是面对德国——就武装而言，德国的人力相当于英法之和，实际的地面武力则超过了英法相加；另一方面是侧翼被意大利威胁，意大利的军力就数量而言至少超过了法国。英法现在还发现自己身后至关重要的海运补给线，可能被有敌意的西班牙所威胁，它与柏林—罗马轴心勾连起来了。

这样一种局势是怎么形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溯上一次“大战”之后的和平。曾经有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一个温和的和平条约会提供持久和平的最好机会。从历史经验看，越是展示出对失败者的照顾，它们就越有可能忘却失败的耻辱，将自身融入战后格局之中。这样的考虑，将会强化德国国内那些温和因素所能起到的影响。与之相反的看法，来自福熙（foch）元帅及其同伴，他们想把法国边界定在莱茵河，把德意志帝国分解为如同以前一样的几个国家。就与道德角度不同的实际角度而言，这个方案比起被采用了的温和方案来，无论如何都是较有前景的。

这种和平的前景，当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威尔逊总统的提议，撤回美国对国联的支持，拒绝保障法国的安全时，就摇摇欲坠了。当英国也相应地拒绝保障法国的安全后，和平前景就更为脆弱了。于是，法国就抛弃了一直愿意向德国展示相对仁慈的克列孟梭（clemenceau），用奉行严厉政策的庞加莱（poincaré）取而代之。然而，即使就其本身的复仇过程而言，这种政策的采用也过迟了，难以奏效。它让德国怨恨愤怒，但并没有打碎德国。结果，它反而是增强了德国所有的反作用力，同时又阻止英国去强化一个明显处在法国控制之下的联盟的集体安全体系。尽管庞加莱政府临近终结时，法国的政策有所缓和，但它与德国达成协议的步伐，总是要慢于德国缩回到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然后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步伐。

不幸的是，与此同时，战后的国联盟约中虽然体现了集体安全的影子计划，但却从来没有进一步实施，渐渐为主要缔约集团短视的自我考虑所消解。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也并不小。

在一个接一个的国际议题上，我们英国政府都想方设法避免我们的义务，而事实则是每一次放弃都导致了更糟糕的放弃，导致了我们自己局势的恶化，以及文明的恶化。

就中国东北而言，采取军事行动有困难，但施加经济和道德上的压力还是可以做到的。然而，我们却犹豫而不为。人们说，这不涉及英国的直接利益。于是，日本接着攻击我们在中国的利益。

就阿比西尼亚（现埃塞俄比亚）而言，战略之牌掌握在我们手中。用石油制裁，向阿比西尼亚人提供武器，我们可以让意大利的进攻严重受阻。意大利报复，向我们宣战，这种可能性不大。尽管意大利可能会给我们造成相当的损失——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未能采取及时和足够的步骤来整备我们的军队所致，我们还是能够打瘫它的。

就西班牙而言，战略之牌也在我们手中。只要德国和意大利的干涉没有真正确保佛朗哥的胜利，我们在地中海西部的战略位置就足够强大，会让我们的对手不愿在此地与我们交战。然而，由于拒绝表明反对德意干涉，我们就有了风险，一种强有力的位置变成了一种很危险的位置。

就捷克斯洛伐克而言，由于德国人拥有因地理位置而来的当下战略优势，我们很难有所作为。所以，他们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带很可能成功，但要征服整个国家却不大可能，除非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抛下去独自战斗。德国缺乏持久战所需的资源，所以最终的前景会对它不利。

长远地看待局势，有一个结论是靠谱的：整体而言，对侵略的反对，在战略上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即使有一张无法原谅的弱牌在损害着它，这就是英国抵御空袭的准备不足。因此，我们可能会遭受无穷无尽的损失，但敌人面临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它不可能像1914年那样维持持久拼杀，这就确保了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胜利。

《慕尼黑协定》改变了战略平衡，使我们明显地走向了劣势。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在军事上失去作用，法国人失去了一个非常珍贵的让德国力量不能集中针对他们的干扰因素。德国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人口的增加，而且有自身兵力的释放——这些兵力原本要去对付35到40个捷克斯洛伐克师。同样，捷克斯洛伐克的地理位置也曾是德国的焦虑——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成为一个让德国人不舒服的对德作战空军基地——它靠近德国的战略要点，现在这种焦虑也被解除了。

与战略形势的这种严峻恶化相比较，我们只能算一算一些不那么切实也不那么确定的政治收获了。一个就是德国不再拥有任何貌似可信的借口来遮掩它的侵略意图了——在苏台德德语区它曾经找到这样的借口。另一个是随着德国的所作所为，美国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愤怒。第三个是德国的那些邻居和远邻变得越来越担忧德国的目的，这在战略上是有利还是不利，注定要靠我们是否决定向它们提供支持——赶在它们被德国的压力压服之前。

英国迟疑于承认这种必要性，仍然执着于绥靖的希望，在德国3月占领波希米亚，紧接着又是威胁罗马尼亚、威胁波兰的震惊之前，什么决定都未作出。于是，英国被弄得只好停止自己长期以来要放弃集体安全的想法，扭转了原来的放弃进程。意大利夺取了阿尔巴尼亚，这又是一个新的刺激。英国向波兰提供的保证，现在把罗马尼亚和希腊包括进来了，同时还在与俄国和土耳其进行讨论——在东欧的任何防御构造中，这两个国家是基本的支撑，这种防御构造可以为东欧的反侵略提供安全，也有助于德国被迫减少在西欧的力量。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到了最后关头再来重建集体安全体系，现在的这种努力更容易导致战争；如果战争爆发，战争中的危险更大；即使由此而避免了战争，也是一个更重的负担。如果一开始就鼓励原来国联体系那种存在，情况会好得多。

欧洲现在的军事力量是个什么情况？自9月危机以来，英国的重整军备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与此相对比，我们不但必须把捷克斯洛伐克军力的损失考虑进来，而且要把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得到的东西考虑进来。他们的直接收获包括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工厂、矿产资源和武器装备。人们认为，这马上就使得德国的重型炮兵资源获得了翻番，而重炮是粉碎现代防御的主要手段。然而，更为重要的还有德国的间接收获。在控制东南欧的道路上，德国已经清除了一个主要障碍。一旦控制了东南欧，德国可能就具有了维持长期战争的能力，而我们最拿手的武器——封锁，也会失去它的大部分功效。

与此同时，法国人和我们自己“防守西部”的能力，也因西班牙共和国的崩溃而受损。已经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但要把佛朗哥党徒的西班牙从“轴心”国分离出来，让它中立，看来非常困难。数年前，英国政府曾经志满意得地相信这可以做到，于是允许德国和意大利怂恿佛朗哥征服西班牙。

要用自己近来的战略所获弄到好处，德国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来为自己延伸对中欧和东南欧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作好准备，需要时间来巩固对西班牙的掌控。然而，人们严重怀疑，德国的经济状态，或者说纳粹喜怒无常的性情，是否会让德国等下去，英国重整军备正在加快的步伐和扩大的规模，也隐含着让德国早早采取行动的刺激。

如果德国决定突然发动战争，它大可指望对它有利的地面力量和空中力量，除非把俄国的分量也考虑进来。即使把俄国对付德国的分量考虑进来，德国在总体数量上的差距也可以靠它自身中心位置的优势得到弥补，靠着它潜在地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威胁西方大国后方和海上交通的能力得到增强。另一方面，经济因素——尤其是石油供应，却对德国不利，除非它获得对东南欧的控制，在此之前是不行的。这个障碍会让德国考虑停一停，除非它相信一场短期战争就能顺利达到目的。

就经验而言，这样想是没有什么基础的。在过去一代多人的时间里，地面战争的经验清晰表明了防守胜过进攻的优势。进攻想要获得足够的胜利可能，攻方看来至少需要对守方有3比1的力量优势，而且这要用现代条件来考虑，不仅仅是人数上的，更是“火力单位”上的：火炮的机动性、坦克、用来支持地面力量的飞机，它们相乘形成的火力优势。把俄国和土耳其纳入，重建一个集体安全的适当体系，那么德国要获得所需的这种优势，就颇不容易了，在东部或西部，各国都有了保障，都将成为一种对德国的威慑。

而且，现代战争中的防御优势，因一个进攻者的目标与多个被攻击者的目标之不同而进一步突出。这个进攻者想要成功，它就必须去征服；那些防守者想要成功，只要让进攻者知道不可能征服，进攻的持续努力将带来更多损失而不是收获就可以了。所以，防守者可以打一场远没有那样精疲力竭的战争，他们这样做很明智，不必为“进攻即是最好之防守”的金句所误导，这个说法只有条件适宜时才是对的。在现代战争中——不同于如今这种“伪装起来的战争”的实际战争中，要找到进攻的适宜条件是很困难的。

我们输掉一场战争的主要风险，在于想要去“赢一场战争”，想在战场上追求决定性胜利的海市蜃楼。追求终极和平的前景，也是一种很糟糕的危险。如果你不顾一切地只要胜利，不去考虑其他后果，你可能就会耗尽精力而无法因和平获益。这种和平是一种糟糕的和平，也几乎可以肯定，它包含着另一场战争的萌芽。上一场战争的最糟糕问题，可能就是我们一定要打下去，直到我们得到德国屈服投降的胜利表象，而不是满足于现实，让德国的攻击力量被它自己的徒劳努力和经济压力消耗。

追求强力的国家认识到自身的徒劳，战争才会结束。现代防御正在增长的力量，带来了这种看得见的前景。然而，欧洲国家在看到这一点之前可能就已经终结了自己，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我们文明的主要希望，就在于无人去赢下一场战争。或者说，更好的是每个人都得以事先认识到，战争是不可能“赢得”的。这个真相传播得越广，避免战争的机会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