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战之后，交战双方都陷入精疲力竭。显然，那句古老格言“如果你希望和平，那就去准备战争”已是谬误。然而，对未来战争的可能性视而不见，亦是愚蠢。我提出了一句新的格言：“如果你希望和平，那就去弄懂战争。”我希望，这句格言有助于下一代避免我们这代人所遭受的那种毫无价值的毁灭。

战后岁月里，我以科学地研究战争来践行自己这句格言。这样，就有可能找到避免又一场军备竞赛的道路，或至少在又一场军备竞赛到来之时，可确保我们有足够坚实的立足点，防止局势坠入战争。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不是军力数量，而是技术效能，才是最好的安全保障。

我的研究成果以书面形式提交，主要呈交给那些专门关注安全问题的圈子。它们有助于定性式裁军原则的产生，这个原则几乎可以阻止重整军备竞赛，如果人们接受它迅速一点，就可能已经成功了。对于我们军力适应新的条件而言，我的研究成果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尽管在任何改革建议的提出与落实之间，多半会有数年时间的空耗。

因此，大约一年半前，由于新任陆军大臣的进取精神和开放心态，我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较为直接地对我们防守的现代化有所贡献。许多改革已准备就绪，但抵近观察，有一点逐渐变得明显：这个过程的进展不够快，赶不上危险的增长速度。在各方面的迟缓中，英国地面防空的建设尤其缓慢，这是最为危险的。

国际局势颇为紧张，导致了去年9月的危机(1)。在这场危机中，我们防御准备的不足和无效，暴露在公众和全世界面前。然而，这并没有导致迈出足够快或足够大的步伐以赶上形势。尤为凶险的是：人们仍在忽略一些正在损害我们战略立场的因素。在战斗开始之前，现代战争的输赢可能就已经确定了。

一个基本的战略真理就是：首先要有一个安全的基地。将这个真理不仅应用于我们的防御政策，而且应用于我们的外交政策，这才是明智的。对于一个科学研究者而言，我们防御准备的不足中，最为严峻的就是：就确保一个安全的道德基础而言，人们往往低估其重要性。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他们必然是未来的主力军。要让他们全心全意服务，就必须给他们一个理由，一个值得他们去服务和牺牲的理由。对于他们来说，较之物质利益，自由和正义的理想更起作用。对于某些民族来说，“保命”的本能用于战争可能就足够了，我们的民族则是为道义而战时最为勇敢。

还有一点也要想清楚，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过于聪明的想法太多，我们面对军事局势的态度受此支配。处理这些问题，我们不仅要让我们的结论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要有科学家的精神和科学家的方法，而科学家的基本兴趣是揭示真相。

我抵近观察各种事态的时间越长，就越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大部分错误和麻烦，不是来自判断上的自然失误，而是来自习惯——各方面的习惯，习惯于在我们所知的真实之外少说一些东西，或者是多说一些东西。无论是轻视还是夸张，对简单的事实进行扭曲，这几乎是普遍的做法。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党派、阶级或职业的利益。归根到底，这种所谓的忠诚，常常是自我利益。我们总是去“找到理由”，而不是找到真相。比起成为科学探究者的艰辛努力来，我们更喜欢扮演辩护律师或控方的角色，这要容易得多，也流行得多。

如同我在政府和公共管理领域观察到的那样，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基于原本可以避免的无知和干扰偏见来决策，而且从未间断。

自由的最高境界就是摆脱偏见，这听起来可能只是消极的美德。我同意，它的确消极，但并不“只是”消极。人们公认：一个问题，无论是数学问题还是军事问题，常常有多种解答方式，这些解答方式中任何一个都可能给出一个正确答案。然而，如果我们陷入某些错误之中，答案就永远不会正确。处理人生的那些普遍问题，也是如此，避免错误是确保进步的唯一可靠之路。这种避免错误的“消极”，铺就了“积极”之路。这就是间接法的哲学原理的一部分，我们的人生经验无数次地证明着它。

如同我们全都知道的那样，真相并不容易获取，但接近真相的最好机会，就是始终注意去避免虚假。这是人类学得很慢的一课，然而，这一课却深深地刻在整个历史过程之中。

如果我们以前用较为科学的态度处理问题，我们本没有理由忧虑于我们的军备状态，我们也可以做到并不这样需要它。态度优先于武器，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讲都是如此。

两个世纪前，一位中国政治家曾国藩曾对这个基本真理作过阐述，他政治上的一个学生李鸿章对此作了记载。感谢w.麦基奇尼上校让我注意到了下面这段文字：

“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

‘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

‘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请老师指教。’

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

‘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

‘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2)

对真相关注不足，由此而来的所有问题，就导致了我们今天这种局势。随着麻烦的增加，导致麻烦的原因也随之增长。我们越是接近于战争，就越难以显示准确判断局势所必需的事实，甚至难以去发现它们。如果战争到来，那些审查和宣传的要求必定大行其道。战争与真相在根本上就不能相容，所以，提供真相的时间就很短。

目前本书中可以看到的缺陷，有一些与时间因素有关，与本书原来构思的一些部分有关，其中对民防问题的详细研究尚未完成。同样，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事态发展的步伐迫使作者对书的结构作了改变。然而，尽管有着这些困难条件带来的限制，我还是努力去遵循曾国藩那一个字的原则——诚！

* * *

(1)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慕尼黑协定》。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和与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捷方于10天之内从上述地区撤退完毕，英法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边界安全给予国际保证。《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达到顶峰的标志。——译者注

(2)　这段文字见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