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纪部艺文三
《明皇论》唐·崔鶠
穆王戒太仆曰：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仲虺告成汤曰：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夫实凡也。而自以为圣，则偃然，以天下为莫己。若以天下为莫己，若则有罪不闻，有过不改，祸乱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谀臣之故，别加称号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其馀皆立虚名。而开元天宝之间，群臣至六上尊号。嗟乎，谀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辞，盖将自以为圣者欤。其播越流离，至于亡国，其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圣神文武之号，兼覆载之大美，极今古之徽称，彼其臣遂以为诚尔耶。直以为吾君好谀喜佞，故逢之也。以为诚尔，则天不以号，然后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后推其厚。三皇无有也，五帝无有也。自古贤君懿主皆无有，而吾祖宗亦无有也。彼其后世中君幽主独有之，是直以好谀喜佞，待吾君而以谀佞，逢之人君之贼也。圣矣，夫光武之为君也，诏天下上书，不得言圣，明矣哉。显宗之为君也，曰：先帝诏书，禁人言圣，自今有过，称虚誉尚，书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嗤也。呜呼，奸人之情得矣。其成建武永平之盛，有以矣夫。
《汉高祖论》宋·苏洵
汉高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尝先为之规画处置，使夫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盖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见也。帝尝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方是时，刘氏安矣，勃又将谁安耶。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虽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势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监叛。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如武庚禄父，而无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氏佐帝定天下，为诸侯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是故以樊哙之功，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呜呼。彼独于哙不仁耶。且哙与帝偕起，拔城陷阵，功为不少，方亚父嗾项庄时，微哙谯羽，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时哙出伐燕，立命平、勃即军中斩之。夫哙之恶未形也，恶之者诚伪，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吕氏，吕氏之族若产、禄辈皆庸才不足恤，独哙豪杰，诸将所不能制，后世之患，无大于此者矣。夫高帝之视吕后，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于杀人而已。哙死，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哙之死于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则吕禄不可绐，太尉不得入北军矣。或谓哙于高帝最亲，使之尚在，未必与产、禄叛。夫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而绾又最为亲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继以逆诛。谁谓百岁之后，椎埋屠狗之人，见其亲戚得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
《汉论上》石介
噫嘻，王道其駮于汉乎。汤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汤之道。汉革秦，不能尽循周之道，王道于斯駮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乡射，三王之礼也。学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齐，衣服以章，宫室以等，三王之训也。三王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五十者养于乡，六十者养于国，七十者养于学。孤独鳏寡，皆有常饩。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尽灭三王之道。汉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犹袭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乡射卒不举也，学校卒不兴也，度量卒不齐也，衣服卒不章也，宫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税，关讥而征，林麓川泽，不以时而入，用民之力无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养，孤独鳏寡无常饩，三王之道不复，非秦之罪也，汉之罪也。桀灭夏道，汤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归于商，不见商之政，而见禹之政。商之民归于周，不见周之政，而见汤之政。秦灭周道，汉亦受命，不袭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汉之政。故秦之民归于汉，见汉之政，而不见周之政。盖以汉之礼乐，易三王之礼乐也。以汉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汉之爵赏，易三王之爵赏也。以汉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汉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汉顺天应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乱，三王之举，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终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区区袭秦之馀，立汉之法，可惜矣。
《汉论中》
或曰：汉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谁欤。曰：曹参、陆贾、叔孙通之罪也。汉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陆贾曰：陛下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于是使贾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辄称善。高祖已平天下，群臣饮酒争功，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叔孙通乃与弟子百馀人，杂采古礼，与秦仪以为汉仪。帝用之，曰：今日知其为皇帝之贵也。汉高祖豁达大度，聪明神圣，温恭浚哲，英威睿武。其资材固不下乎禹汤与文武之道。使为帝，则帝矣。使为王，则王矣。方平定祸乱，思为汉家，改正朔，定礼乐，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张教化，一风俗，兴太平，以垂于千万世。贾若能远举帝王之道，致于人君，施于国家，布于天下，通若能纯。用三王之礼，施于朝廷，达于政教，格于后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之乎。乃龊龊进夫当时之近务，王霸之猥略，贵乎易行，孜孜举夫近古之野礼，亡秦之杂仪，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视汤武有惭德，汉家比踪三王为不侔，可惜也哉。初，萧何为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参代之，参以为萧何之规，当守之，勿失。日饮醇酒，宽纵不治事。虽复惠帝求治，参不能竭才辅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祸乱，萧何之草创律令，民仅出涂炭，为已太平。国仅立法式，为已大备。当其高祖之既平祸乱，萧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参能竭伊尹致君如尧舜之心，周公辅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备者，备之。礼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尽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贾与通既施之于前，参复行之于后，汉岂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陆贾、叔孙通、曹参之罪也。
《汉论下》
或曰：时有浇淳，道有升降。当汉之时，固不同三代之时也。尽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时有浇淳，非谓后之时不淳于昔之时也。道有升降，非谓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时在治乱，道在圣人，非有先后耳。桀纣兴则民性暴，汤武兴则民性善。汤之时，固在桀之后。武之时，固在纣之后。而汤武之时，岂有不淳于桀纣之时，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难教乎。时治则淳，时乱则浇，非时有淳浇也。圣人存，则道从而隆。圣人亡，则道从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厌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槛阱也，民得出槛阱也。惟使之，从三王之政，非如槛阱之深闭可畏也。既得出槛阱而得适，非槛阱人，皆乐然从之也。况使从三王大中之道，跻于泰然安乐乎。当高祖，提秦之民于千万丈不测深渊中，置之于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号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从之，乃曰：不如在千万丈不测深渊中之乐邪。吾未之信也。当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贫，民未有彊凌弱，民未有众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经界，因为之井田，民有争乎。国未有巡行之费，国未有兵众之动，国未有土木之耗，因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国阙用乎。封建以域之，射乡以仁之，庠序以教之，养老以厚之，秦之民，不为汉之民，为三王之民也。民不见汉之政，见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汤去尧舜，数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乱，其时固亦浇漓矣。且能以尧舜致其君。曹参、陆贾、叔孙通，乃独不能以三王之道，事于汉。使汉不及三王，诚可罪也。或曰：汉之辅政者，前有萧张，中有平勃，后有霍光、魏相公孙、博阳侯韦贤父子，而独责于贾与通暨曹相国，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君子以治历明时。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当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参、陆贾、叔孙通，正当君子以治历明时，正位凝命之际也。会其时，乘其际，不能创制度，明律令，以垂万世法，适当其罪也。至于后世，法令已定矣，条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惯习矣。而遽更之，得无乱乎。富者已连田兼地矣，彊已凌弱矣，众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经界，居之以井田，民肯从乎。后嗣奢纵日，作土木不息，内畜嫔侍，外耽畋游，殚天下之力，犹供亿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赋，罢关市，开山泽，国其不乏乎。故晁错请削国地而被诛，仲舒请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孙、韦贤博阳侯，虽有其才，岂复能为汉家革制度乎。适不当其时也。故吾罪曹参、陆贾、叔孙通也。
《武王论》苏轼
武王克殷，以殷遗民封纣子武庚禄父，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武王崩，禄父与管、蔡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苏子曰：武王非圣人也。昔者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氏与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子，必守此法。国之存亡，民之死生，将于是乎在，其孰敢不严。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时，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称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计纣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于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纣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无主，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楚人将杀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为王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杀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雠，吾弗忍也。遂缢而死。武王亲以黄钺斩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武王之封武庚，盖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俗未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灭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圣人也。
《平王论》前人
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主，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议田宅之效也。盘庚之迁，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于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卫文公东徙度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淄，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馀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春秋时楚大饥，群蛮叛之，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蔿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而楚始大。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温峤欲迁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乃不果迁，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之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郢；项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徵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
《秦始皇论》前人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养生之具，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谋夕，忧死之不给，是故巧诈不生，而民无和然。圣人恶其无别，而忧其无以生也。是以作为器用，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莫不备至，使民乐生便利，役御万物，而适其情，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礼者，所以反本复始也。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适于四体之安也。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宽衣博带，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与，而不可以驰骤。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阔，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笾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进取选举以学校，其治民以诸侯，嫁娶死葬，莫不有法，严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时。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故曰：礼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丁宁反覆，而不敢失坠者，世俗之所谓迂阔，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馀，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生之无事乎礼，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欤。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隶，其后日以变革，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诈伪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悲夫。
《秦始皇扶苏论》前人
秦始皇时，赵高有罪，蒙毅按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北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及还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震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虽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之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其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彊、后唐张承业此二人号称善良，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取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沉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薰腐之馀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复请，亦知始皇之騺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终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此易彼。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至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霆鬼神，不可测识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后致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汉武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盖有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之果于杀者。
《魏武帝论》前人
世之所谓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是而已矣。此其为智，犹有所穷。唯见天下之利而为之，唯其害而不为，则是有时而穷焉。亦不能尽天下之利。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权之，轻敌者败，重敌者无成功。何者。天下未尝有百全之利也。举事而待其百全，则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胜人，而人不知其所以胜我者，天下莫能敌之。昔者，晋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宫之奇，齐鲍叔知鲁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长，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诈力相并，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而能者得之。当汉氏之衰，豪杰并起而图天下，二袁、董、吕争为强暴，而孙权、刘备又以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然天下终于分裂，讫魏之世，而不能一。盖尝试论之，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新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且夫刘备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缓图。方其危疑之间，卷甲而趋之，虽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孙权者，可以计取，而不可以势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胜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难，特欲侥倖于权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此不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之过欤。嗟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而不能权之。以人则亦纷纷焉。或胜或负，争为雄强，而未见其能一也。
《唐论》曾巩
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日入于乱，以至于秦，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归于汉，汉之为汉，更二十四君，东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闻虽美矣，而当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汉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晋与隋，虽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为不足议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馀蓄，行者有馀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可谓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克，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裔万国，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太宗之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馀年，而有汤之治。由汤之治五百馀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馀年，而始有太宗之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备也。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是则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馀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馀年而未遇极治之时也。非独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凯之于舜，伊尹之于汤，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馀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后，千有馀年，虽孔子之圣，孟轲之贤，而不遇，虽太宗之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时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独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鉴矣。
《汉文帝论》曾肇
予尝谓：治天下，本于躬化。而观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贾谊以谓：残贼公行，莫之禁止。其说以背本趋末者，为天下大残，淫侈之俗，为天下之大贼。以当时风俗，可谓敝矣。岂所谓躬化者，果无益于治哉。盖文帝虽有仁心仁闻，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则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于理财，理财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任民之职，有九。士农工商，以辨其名，九谷草木、山泽鸟兽、材贿丝枲、聚敛转移，以辨其职。又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无迁徙之业，无游惰之民，其于生财，可谓众矣。至于爱养万物，必以其道，故罻罗网罟，斧斤弓矢，皆以时入，而覆巢麛卵，杀胎伐夭，皆为之禁，取之又有其时也。于是制礼以节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诸侯各专百里之国，卿士大夫至于庶人，莫不有田，而视其位之贵贱，称其入之厚薄，而为之法。制度数以待其冠婚，宾客死丧，祭祀之用者，隆杀多寡，各适其宜。为上者，谨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于力分之内，无觊觎于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贫富均一，海内充实，无不足之患。然后示之以廉耻，兴之以德义，故民从之也。轻方此之时，游惰者无所容，而虽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于外哉。教化之所以行，残贼之所以熄，盖出于是也。自秦灭先王之籍，而汉因之，务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于庶人，无复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趋末，争于僭侈。高祖尝禁贾人，不得曳丝乘车。其令卒于不行。至文帝之时，商贾富厚力过，吏埶而末伎游食害农者，蕃庶人墙，屋饰文绣，仆妾之衣，皆宗庙之奉，天子之服，则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弊。方其开籍田以劝耕者，衣弋绨而斥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区区之一身，率四海之众，岂非难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非虚言也。虽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则庶几三代之贤主哉。
《夏论》苏辙
圣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为异也。尧舜传之贤，而禹传之子。后世以为禹无圣人而传之，而后授之其子孙。此以好异期圣人也。夫圣人之于天下，不从其所安而为之，而求异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浅耶。昔者汤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汤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为天下，而汤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诚以为其子之才，不至于乱天下者，则无事乎授之他人而以为异也。而天下之人，何独疑夫禹哉。今夫人之爱其子，是天下之通义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孙，人情之所皆然也。圣人以是为不可易，故因而听之，使之父子相继而无相乱。以至于尧，尧举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举天下而授之人，此圣人之所以大过人，而天下后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后世之所不能，而圣人独为之，岂以为异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贤而有异人焉，为异而震之，则天下皆将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尧舜之传贤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尧之丹朱，舜之商均，仅可以守天下，而尧肯传之舜，舜肯传之禹，以为异而疑天下哉。然则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为不足受也。使天下复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启足以为天下故也。启为天下，而益为之佐，是益不失为伊尹、周公，其功犹可以及天下也。圣人之不喜异也如此：鲁人之法，赎人者受金于府。子贡赎人而不受赏，夫子叹曰：嗟夫。使鲁之不复赎人者，赐也。夫赎人而不以为功，此君子之所以异于众人者，而其弊乃至于不赎。是故圣人不喜为异，以其有时而穷也。闵子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乐，作而曰：先王制礼，弗敢过也。子夏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取琴而鼓之，其乐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为贤。由此观之，禹益之事，传者之过也。记有之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舜禹皆有所从。受天下者，其所从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尧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义也。至禹不独废尧，而且忘舜，鲧虽得罪，以父故，得祭于郊，从舜之义，则禹为忘其君。从禹之义，则舜为忘其亲。二者，皆圣人之所不为也。予闻之，礼之所行，义之所许也。故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则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尧虽非父，而其德载于后世，不可以不宗。瞽瞍虽其亲，而无功于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义也。至夏后氏，郊鲧而宗禹，此禹之子孙之礼也。孰谓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称：有虞氏郊尧而宗舜，先儒以为此虞氏子孙之礼也。以虞推禹，则禹其有不宗舜乎。虽然，夏之子孙，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鲧也。鲧虽得罪于舜，而从事于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犹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孙顾可以他人废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义之所予也。
《商论》前人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复兴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复兴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贤君，宜若其世之过于周；周之贤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数百岁，其故何也。盖周公之治天下，务以文章繁缛之礼，和柔驯扰刚彊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亲亲，贵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爱兄弟相悦，以无犯上难制之气，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刚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诸侯内侵，京师不振，卒于废为至弱之国。何者。优柔和易，可以为久，而不可以为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为天下者，不可复见矣。尝试求之《诗》《书》，《诗》之宽缓而和柔，《书》之委曲而繁重者，举皆周也。而商人之诗，骏发而严厉，其书简洁而明肃，以为商人之风俗，盖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刚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后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其败也，一散而不可复止。盖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胜；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长，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呜呼。圣人之虑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无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远，此二者存乎其后世之贤与不贤矣。太公封于齐，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寖衰矣。夫尊贤尚功，则近于彊；亲亲尊尊，则近于弱，终之齐有田氏之祸，而鲁人困于盟主之令。盖商之政近于齐，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鲁也。故齐彊而鲁弱，鲁未亡而齐亡也。
《周论》前人
《传》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质，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予读《诗》、《书》，历观唐虞，至于商周。以为自生民以来，天下未尝一日而不趋于文也。文之为言，犹曰万物各得其理云尔。父子君臣之间、兄弟夫妇之际，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无义，君臣无礼，兄弟不相爱，夫妇不相保，天下纷然而淆乱，忿斗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伦不明，生不相养，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举皆戚然，不宁于中。然后反而求其所安，属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联其兄弟而正其夫妇。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犹以天子之尊饭土塯，啜土铏，土阶三尺，茅茨不剪。至于周而后大备，其粗始于父子之际，其精布于万物，其用甚广而无穷。盖其当时莫不自谓文于前世，而后之人乃更以为质也。是故祭祀之礼，陈其笾豆，列其鼎俎，备其醪醴，俯伏以荐思，其饮食醉饱之乐而不可见也。于是灌用郁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见，以为神之缩之也。体魄降于地，魂气升于天，恍惚诞谩，而不知其所由处，声音气臭之类，恐不能得当也。于是终祭于屋漏，绎祭于祊，以为人子之心无所不至也。荐之以滋味，重之以脍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恐父祖之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饭稻粱，先大羹而饱庶羞，以为不敢忘礼，亦不敢忘爱也。丁宁反复，优游而不忍去，以为可以尽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谓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当然也。仲尼区区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遗文，而与曾子推论礼之所难处，至于毫釐纤悉，盖以为王道之盛其文理当极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坏，彊陵弱，众暴寡，而后世乃以为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渐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极于天下。当唐虞、夏商之世，盖将求周之文，而其势有所未至，非有所谓质与忠也。自周而下，天下习于文，非文则无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势然也。今夫冠婚丧祭而不为之礼，墓祭而不庙，室祭而无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从唐虞、夏商之质。夫唐虞、夏商之质，盖将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为法也。
《秦论上》前人
秦人居诸侯之地，而有万乘之志，侵辱六国，斩伐天下，不数十年之间，而得志于海内。至其后世，再传而遂亡。刘季起于匹夫，斩刈豪杰，蹶秦诛楚，以有天下。而其传子孙，数十世而不绝。盖秦、汉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无以相远也。然刘、项奋臂于闾阎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向以攻秦，无一成之聚，一夫之众，驱罢敝谪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以匹夫而图天下，其势不得不疾战以趋利，是以冒万死求一生而不顾。今秦拥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业，虽闭关而守之，畜威养兵，拊循士民，而诸侯谁敢谋秦。观天下之衅，而后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谁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万乘之资，而用匹夫，所以图天下之势，疾战而不顾其后，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刘、项之势，天下皆非吾有，起于草莽之中，因乱而争之，故虽驱天下之人，以争一旦之命，而民犹有待于戡定，以息肩于此。故以疾战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无背叛之志。若夫六国之际，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彊服四海，不爱先王之遗黎，以为子孙之谋，而竭其力以争邻国之利，六国虽灭，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谋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势，而非所以承祖宗之业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尝闻之：周人之兴数百年，而后至于文、武。文、武之际，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诸侯犹有所未服，纣之众，未可以不击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贤，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溃。诚以为后稷、公刘、太王、王季勤劳不懈，而后能至于此，故其发之不可轻，而用之有时也。嗟夫。秦人举累世之资，一用而不复惜，其先王之泽，已竭于取天下，而尚欲求以为国，亦已惑矣。
《秦论下》
三代圣人以道御天下，动容貌，出辞气，逡巡庙堂之上，而诸侯承德，四裔向风，何其盛哉。至其后世稍衰，桓、文迭兴而维持之，要之以盟会，齐之以征伐，既已毕矣。然春秋之后，吴越放恣，继之以田常、三晋之乱，天下遂为战国。君臣之间非诈不言，非力不用，相与为盗蹠之行犹恐不胜。虽桓、文之事且不试矣，而况于文、武、成、康之道欤。秦起于西陲，本以彊兵富国为上，其先襄公最贤，诗人称之。然其所以为国者，亦犹是耳。诗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苍苍其彊劲，而不适于用，至于白露，凝戾为霜，然后坚成，可施于人。今夫襄公，以耕战自力，而不知以礼义终成之，岂不苍然盛哉。然而君子以为未成，故其后世狃于为利，而不知义。至于商君厉之以法，风俗日恶，鄙诈猛暴，甚于六国。卒以此胜天下。秦之君臣，以为非是，无足以服人矣。当是时，诸侯大者，连地数千里，带甲数十万。虽使齐威、晋文，假仁义，挟天子而令之，其势将不能行。惟得至诚之君子，自修而不争，如商周之先君，庶几可以服之。孟子游于齐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为诈谋奇计之所不能下，长戟劲弩之所不能克，区区之仁义，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当时之弱国也。君王后，齐之一妇人也。魏文侯行仁义，礼下贤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齐四十馀年，事秦谨与诸侯信，而齐亦未尝受兵，而况于力行仁义，中心惨怛，终身不懈，而有不能胜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彊暴。深居简出，可以却猛兽。虚心寡欲，可以怀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为众诚。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来天下，彼将襁负其子而至，而谁与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胜敌，敌胜之后，二世而亡，其数有以取之矣。
《始皇论》前人
诸侯之兴，自生民始矣。至始皇灭六国，而五帝三代之诸侯，扫地无复遗者，非秦能灭诸侯，而势之隆污，极于此矣。昔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传商及周文武之间，止千七百馀国。夫人之必争彊弱，之必相吞灭，此势之必至者也。彼非诸侯，独能自存，圣贤之君时出，而齐之是以彊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盖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汤，自汤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当是时，虽有彊暴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来，三十有三世，独一宣王能纪纲诸夏。幽平以后，诸侯放恣。春秋之际，存者百七十馀国而已。虽齐威、晋文迭兴，以会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灭盖已多矣。陵迟至于六国，独有宋卫中山泗上诸侯在耳。地大兵彊，皆务以诈力相倾。虽使威文复生，号令将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怀之矣是。以至于荡灭无馀而后止，秦虽欲复立诸侯，岂可得哉。而议者乃追咎李斯不师古，始使秦孤立无援，二世而亡。盖未之思欤。夫商周之初，虽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诸侯，棋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维，势如犬牙。数世之后，皆为故国，不可复动。今秦已削平诸侯，荡然无复立锥之国。虽使并建子弟，而君民不亲，譬如措舟，沧海之上，大风一作，漂卷而去，与秦之郡县何异。且独不见汉高、晋文之事乎。割裂海内，以封诸子，大者连城数十，举无根之人，寄之万民之上，十数年之间，随即散灭，不获其用，岂非惑于其名，而未察其势也哉。古之圣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观其势。势之所去，不可以彊反。今秦之郡县，岂非势之自至也欤。然秦得其势，而不免于灭亡，盖治天下在德，不在势，诚能因势以立法，务德以扶势，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与民休息，宽徭赋，省刑罚，黜奢淫，崇俭约，选任忠良，放远法吏，而以郡县治之，虽与三代比隆，可也。
《三宗论》前人
黄帝、尧、舜，寿皆百年，享国皆数十年。周公作《无逸》，言商中宗享国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国五十年。自汉以来，贤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汉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东汉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与《无逸》所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无以大相过也。至其享国长久，如秦始皇帝、汉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元宗，皆以临御久远，循致大乱，或以失国，或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于人者千万也，膳服之厚，声色之靡，所以贼其躬者多矣。朝夕于其间而无以御之，至于夭死者，势也。幸而寿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圣，轻蔑臣下，至于失国，宜矣。古之贤君，必志于学，达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贵，其视子女玉帛与粪土无异，其所以自养，乃与山林学道者比，是以久于其位而无害也。傅说之诏高宗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敩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呜呼，傅说其知此矣。
《两汉论》前人
古之圣人，制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辞。天下之人，奇材壮士，争出其力，以自尽于天子之下，而无所逃遁。此二者何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贤者为之也。仁人君子尽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无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之暴乱，而无所不定。此其类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则其心常鳃鳃然，旷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顾，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贤才，其才虽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贤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盖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争归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资，以用力于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于无穷。唯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为无事乎其臣，臣以为无事乎其君，君无所用，以至于天下之不亲，臣无以用之，以至于茕茕而无所底丽，而天下始大乱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谁能以相从。惟其因天子之权而用之，是以虽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见天下之莫吾抗也，则以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为变哉。昔者西汉之衰，王莽窃取其人君之权而执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执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将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为。何者。天下之心，犹以为汉役之也。至于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数年，而莽以大败。何者。天下不服无汉之王莽也。其后东汉之乱，献帝奔走于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为帝王。当是之时，天下已无汉矣，而唯曹氏之为听。然天下之英雄，犹以为名，皆起而争之，终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犹幸其当时之人，皆知汉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为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争心皆将嚣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狭，则其失之也愈速。何则。其不平者众也。故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孙微矣。呜呼。公室既微，则三桓之子孙，天下之所谓宜盛者也，而终以衰弱而不振，则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汉武帝论》前人
天下利害，不难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气定，高不为名所眩，下不为利所怵者，类能知之。人主生于深宫，其闻天下事至鲜矣，知其一不达其二，见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恶，则利害之实乱矣。汉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帝问太尉田鼢。鼢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帝使严助难鼢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诎鼢议，而使助持节发会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鲜，讨西南裔，兵革之祸加于四裔矣。后二年，匈奴请和亲，大行王恢请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请许其和，帝从安国议矣。明年，马邑豪聂壹因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议之，安国、恢往反议甚苦。帝从恢议，使聂壹买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觉之而去，兵出无功。自是匈奴犯边，终武帝无宁岁，天下几至大乱。此二者，田鼢、韩安国皆知其非，而迫于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实，而遽从之。及其晚岁，祸灾并起，外则黔首耗散，内则骨肉相贼杀，虽悔过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严助交通淮南，张汤论杀之。王恢以不击匈奴，亦坐弃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岂非首祸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汉昭帝论》前人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风雷之变，发金縢之书，而后释然，知其非也。汉昭帝闻燕王之谮，霍光惧不敢入。帝召见光，谓之曰：燕王言将军出都肄郎，道上称跸，又擅调益幕府校尉。二事属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将军欲为非，不待校尉。左右闻者皆伏其明，光由是获安，而燕王与上官皆败。故议者以为昭帝之贤过于成王。然成王享国四十馀年，治致刑措。及其将崩，命召公、毕公相康王，临死生之变，其言琅然不乱。昭帝享国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见于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远矣。夭寿虽出于天，然人事常参焉。故吾以为成王之寿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过也。昔晋平公有蛊疾，医和视之曰：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祐。国之大臣，荣其宠禄，而任其大节，有菑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讥赵孟，赵孟受之不辞，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为师，召公为保，左右前后皆贤也。虽以中人之资，而起居饮食，日与之接，逮其壮且老也，志气定矣，其能安富贵易生死，盖无足怪者。今昭帝所亲信，惟一霍光。光虽忠信笃实，而不学无术。其所与共国事者，惟一张安世，所与断几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经术、识义理者，光不识也。其后虽闻久阴不雨之言，而贵夏侯胜，感蒯瞆之事，而贤隽不疑，然终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宫，近嬖倖，虽天资明断，而无以养之，朝夕害之者众矣，而安能及远乎。人主不幸，未尝更事而履大位，当得笃学深识之士日与之居，示之以邪正，晓之以是非，观之以治乱，使之久而安之，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然后听其自用而无害。此大臣之职也。不然，小人先之，悦之以声色犬马，纵之以驰骋田猎，侈之以宫室器服。志气已乱，然后入之以谗说，变乱是非，移易白黑，纷然无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乱天下。大臣虽欲有言，不可及矣。《语》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后知爱身，知爱身而后知爱人，知爱人而后知保天下。故吾论三宗享国长久，皆学道之力。至汉昭帝，惜其有过人之明，而莫能导之以学。故重论之，以为此霍光之过也。
《汉光武论上》前人
人主之德，在于知人，其病在于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己有焉，虽至于尧舜可也。多才而自用，虽有贤者，无所复施，则亦仅自立耳。汉高帝谋事不如张良，用兵不如韩信，治国不如萧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强秦，东服项羽，曾莫与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于何，法令讲若画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无事。又继之以曹参，终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际，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馀功也。东汉光武，才备文武，破寻邑，取赵、魏，鞭笞群盗，算无遗策，计其武功若优于高帝。然使当高帝之世，与项羽为敌，必有不能辨者。及既履大位，惩王莽篡夺之祸，虽置三公，而不付之事，专任尚书，以督文书，绳奸诈为贤，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时称治。然而异己者斥，非谶者弃，专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见，力之所不举者多矣。至于明帝，任察愈甚。故东汉之治，宽厚乐易之风，远不及西汉。贤士大夫立于其朝，志不获伸。虽号称治安，皆其父子才智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汉光武论下》
高帝举天下后世之重属之大臣。大臣亦尽其心力以报之。故吕氏之乱，平、勃得寘力焉，诛产、禄，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当是时，大臣权任之甚盛，风流相接，至申屠嘉犹召辱邓通，议斩晁错，而文、景不以为忤，则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后，此风衰矣。大臣用舍，仅如仆隶。武帝之老也，将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权，在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异议。至于宣帝，虽明察有馀，而性本忌刻，非张安世之谨畏，陈万年之顺从，鲜有能容者。恶杨恽、盖宽饶，害赵广汉、韩延寿，悍然无恻怛之意。才高之士侧足而履其朝。陵迟至于元、成，朝无重臣，养成王氏之祸。故莽以斗筲之才，济之以欺罔，而士无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兴，虽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长以济其所不足。幸而子孙皆贤，权在人主，故其害不见。及和帝少幼，窦后擅朝。窦宪兄弟恣横，杀都乡侯畅于朝，事发，请击匈奴以自赎。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单于，以树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义力争，而不能胜，幸而宪以谋逆败。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积其弊乃见于此。其后汉日以衰。及其诛阎显，立顺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杀李固，事成于外戚。大臣皆无所与。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复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极，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东汉之祚尽矣。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祸，势极于此。夫人君不能皆贤。君有不能，而属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于正，则其成多，其败少。历观古今大臣任事而祸至于不测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它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灭，至以外兵继之。呜呼，殆哉。
《三国论》前人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闇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盖尝闻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悲夫。世之英雄，其处于世，亦有幸不幸耶。汉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孙、刘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击勇，此譬如两虎相捽，齿牙气力，无以相胜，其势足以相扰，而不足以相毙。当此之时，惜乎无有以汉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而执诸侯之柄，咄嗟叱咤，奋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天下之人，以为遂无汉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冲，徘徊而不得进，其顽钝椎鲁，足以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则必有所耗竭；而其智虑久而无成，则必有所倦怠而不举。彼欲用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而我闭门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而项籍固已惫矣。今夫曹公、孙权、刘备，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据势胜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广收信、越出奇之将，以自辅其所不逮；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此三事者，三国之君，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独有一刘备近之而未至，其中犹有翘然自喜之心，欲为椎鲁而不能纯，欲为果锐而不能达，二者交战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人，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间，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百败而其志不折，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而终不知所以目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晋论》前人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动之以劳，使之安居而能勤，逸处而能忧，其君子周旋揖让不失其节，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习为勉彊而去其惰傲，厉精而日坚，劳苦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惮执天下之大劳。夫是以天下之事，举皆无足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无以求胜其上。何者。天下之乱，盖常起于上之所惮而不敢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惮而不敢为，则有以乘其间而致其上之所难。夫其上之所难者，岂非死伤战斗之患，匹夫之所轻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试之者耶。彼以死伤战斗之患邀我，而我不能应，则无怪乎天下之至于乱也。故夫君子之于天下，不见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见，是故事有所不辞，而劳苦有所不惮。昔者晋室之败，非天下之无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谈揖让，泊然冲虚，而无慷慨感激之操，大言无当，不适于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窃乘之，是以颠沛陨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刘聪、石勒、王敦、祖约，此其奸诈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间，大风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饥馑之所劳苦，其著力骨节之所尝试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导之伦，谈笑而当其冲，此譬如千金之家，居于高堂之上，食肉饮酒，不习寒暑之劳，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乐攻而无难者也。是以虽有贤人君子之才，而无益于世；虽有尽忠致命之意，而不救于患难。此其病起于自处太高，而不习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劳，贵而不能治。盖古之君子，其治天下，为其甚劳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弃其粝。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为君子。至于后世，为其甚劳而不知以自复，而为秦之强；食其甚美而无以自实，而为晋之败。夫甚劳者，固非所以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丧天下之故也哉。
《七代论》前人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势。天下之势，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于其间，坚忍而不变，是以天下之势遂成而不可解。自晋以下者，天下何其纷纷也。强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灭。天下大乱，离而为南北，北又自离而为东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为七代，至于隋而后合而为一。盖其间百有馀年之中，其贤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过江以侵南之地。岂其百年之间。南无间之足乘，而北无隙之可入哉。盖亦其势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际，天下常有变矣。宋取之晋，齐取之宋，梁取之齐，陈取之梁，而周、齐取之后魏。此五衅者，兵交而不解，内乱而无救，其间非小也，而其四邻拱手远望，而莫敢入。盖其取之者，诚有以待之，而不敢以乘其仓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势，又固不可以争衡于中国，则七代之际，天下将不可合耶。尝试论之。姚泓、宋武之际，天下将合之际也。姚兴既死，而秦地大乱。武帝举江南之兵长驱以攻秦，兵不劳而关中定。此天下之一时也。及夫刘穆之死，关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乱，留孺子孱将，以抗四方强悍之敌，则天下之势已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势而遂成之也，则夫天下之势亦随去之而已矣。且夫孙权、曹操之事，足以见矣。曹操之不能过江以攻孙权，力有所未足也。而孙权终莫肯求逞于中国，盖其志将以侥倖乎北方大乱，然后奋而乘其弊，而非以为其地之足以抗衡于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关，因而居之，以镇抚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资，西引巴汉之粟，而内因关中之盛，厉兵秣马，以问四方之罪戾。当此之时，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蒂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则不可不察也，其心将有所取乎晋，而恐夫人之反之于南，是以其心忧惧颠倒，而不见天下之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势而不顾，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宋武帝论》前人
东汉之衰，曹公始践五伯之迹，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志本欲尽扫群雄而后取汉耳。既灭二袁、吕布、刘表，欲遂取江东而不克，既破马超、韩遂，欲并举巴蜀而不果，再屈于吴、蜀，而公亦老矣。于是董昭进九锡之议，幡然听之，而桓、文之业，至此尽矣。然方是时，公在河朔，而汉都许昌，虽使主盟诸夏，而不废旧君，上可以为周文王，下亦不失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锡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为恨也。至司马仲达父子，其势盖与公异矣。拥兵天子之侧，固已不顺，既杀王凌，害诸葛诞，非人臣矣。又降刘禅，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锡耳。虽欲复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诛桓氏，收遗晋而封植之，又克谯纵，执慕容超，逐卢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锡，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长安也，中原震恐，元魏虽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氐虽关中之唇齿，而不敢争。此其智力有馀，足以有为之时也。若能因其兵势，据秦、陇之形胜，引吴、越之饶富，以经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势，则王伯之功可冀，顾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业，发九锡之议。刘穆之死，南方无复可托，虽已入秦，而无留秦之意，举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连勃勃乘之，兵将死者过半，狼狈而反，仅乃得脱。以帝之明，非不知诸将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他虑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业，而俯从司马父子攘窃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古之为国，必其此四者，而后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无敌于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弃秦而归，以求九锡之浮名，尚可以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业止于是也。
《梁武帝论》前人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后，虽召公、毕公之贤，君子不以为知道者。至春秋之际，管仲、晏子、子产、叔向之徒，以仁义忠信成功于天下，然其于道则已远矣。孔子出于周末，收文、武之遗，而得尧、舜之极，其称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尝自谓我下学而上达者。于其门人，惟颜子、曾子，庶几以道许之。一时贤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称孔子既见老子，退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云气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老子体道而不婴于物，孔子至以龙比之，然卒不与共斯世也。舍礼乐政刑而欲行道于世，孔子固知其难哉。东汉以来，佛法始入中国，其道与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谓形而上者，而汉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晋以后，略知之矣。好之笃者，则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则欲绝之于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兴区区一隅，招延缁素，译经谈妙，至者凡数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继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尝见，至舍身为奴隶，郊庙之祭，不荐毛血，父子皆陷于侯景，而国随以亡。议者观秦、梁之败，则以佛法为不足赖矣。后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劝帝斥去僧徒，毁经坏寺，既灭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夷佛灭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议者观魏、唐之祸，则以佛法为不可忤矣。二者皆见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气养心，其高不可婴，其洁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将望而敬之。圣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绝；侯王无以为正而贵高，将恐蹶。道之于物，无所不在，而尚可非乎。虽然，蔑君臣，废父子，而以行道于世，其弊必有不可胜言者。诚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不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遗意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