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纪部总论二

《性理会通》《帝王总论》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与贤。三王家天下，故与子。论善之尽，则公而与贤，不易之道也。然贤人难得，而争夺兴焉。故与子，以定万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圣人无优劣，尧舜之让，禹之功，汤武之征伐，其道一也。南轩张氏曰：稽众舍己，尧也；与人为善舜也；闻善言则拜，禹也；用人惟己，改过不吝，汤也；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文王也。皆虚其心，以为天下也。

五峰胡氏曰尧舜以天下与人而无人德我之望汤武有人之天下而无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无大事我不能大则以事为大而处之也难矣

鲁斋许氏曰：五帝之禅，三代之继，皆数然也。其间如尧舜有子之不肖，变也。尧舜能通之以揖让，而不能使己子之不朱均。汤武遇君之无道，变也。汤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无桀纣。圣人遇变而通之，亦惟达于自然之数，一毫之己私无与也。

《舜帝》

龟山杨氏曰：舜在侧微，尧举而试之。慎徽五典，则五典克从，纳于百揆，则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则四门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观其所施设，舜之所以为舜，其才其德，可谓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处。而为舜者，当尧未之知，方且饭糗茹草，若将终身。若使今人有才气者，虽不得时，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见人必能不为，然后能有为也。非有为之难，其不为尤难矣。

《禹》

南轩张氏曰：禹之有天下也，无所与于己。又曰：禹之为圣，本由学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汤》　《武王》

程子曰：圣人无过汤武反之也其始未必无过所谓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过。

或问：汤之伐桀也，众以为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而汤告以必往，是圣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圣人之清者也。龟山杨氏曰：非也。汤之伐桀，虽其众有不悦之言，惮劳而已。若夏之人，则不然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汤虽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时，纣犹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犹以为君。则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于武王，而纣罔有悛心，贤人君子，不为所杀，则或为囚奴，或去国。纣之在天下，为一夫矣。故武王诛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观之，汤非乐为任，而文王非乐为清也。适逢其会而已。

《宣王》

华阳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贤使能，吉甫征伐于外，而王之所与处者，张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后，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则谗言不至，而忠谋见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从中制之，则虽吉甫，无以成其功。宣王能复文武之业，以致中兴者，内顺制而外威严也。

《秦始皇》

或云：秦始皇用王剪，将兵伐楚。剪请田宅甚众。或者非之。剪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国中之甲士，尽以委我，傥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则王疑我矣。范阳张氏曰：君臣至于此，衰世之风也。君不信其臣，故以术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术而防其君。君臣上下，无非以术相与。欲其终始无间，难矣。然当此时，三纲五常，既已沦斁，使秦皇不疑其臣，则臣下必移其权。使王剪不防其君，则后日必被其祸。君臣之风丧至此，天下可知矣。

《汉高帝》

《朱子》曰：汉高祖取天下所谓仁义者，岂有诚心哉。其意本谓项羽背约。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谓缟素发丧之举，其意何在。似此之谋，看当时未必不是欲项羽杀之而后罪之也。

南轩张氏曰：惟仁义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兴，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灭强项，而卒基汉业。方怀王遣将入关，诸老将固以为沛公素宽大长者，而心归之。至于三章之约，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谓仁者与。予每爱三老董公之说，以为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名其为贼敌，乃可服三军之众。为义帝缟素，声项羽之罪而讨之，于是五十六万之师，不谋而来，从义之所感也。使斯时，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会，率诸侯，穷羽之所至而诛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诚意不笃，不能遂收汤武之功。然汉卒胜，楚卒亡者，良由于此名正义立故也。尝读汉史，至平城之围，内外不通者七日。用陈平秘计，仅而获免，未尝不为高帝危之。班固号良史，于陈平之计，亦莫得闻。意必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耻讳，不欲自贻笑于后世也。犹幸有平计可用耳。脱或无策，则汉家社稷，岂不寒心。虽欲斩十使，封娄敬，尚及为乎一听之误，为祸如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审听于初，而不轻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谋能听，自起布衣，以有天下，用人之言，鲜有误者。至此忽轻信十辈之言，其病安在。盖有急于功利之故，惟帝贪易击之利，遂欲邀功于远裔。此念既萌，利害倒置。故十辈之言，得以入之。虽有娄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军也。是故为人主者，又当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浅利，自惑其聪明。则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挟功利之说者，亦无隙之可乘矣。

潜室陈氏曰：楚怀王之立也，天将以兴汉乎。怀王之死也，天将以亡楚乎。夫怀王，项氏所立，此宜深德于项。今观怀王在楚，曾无丝粟之助于楚，而独属意于沛公。方其议遣入关也，羽有父兄之怨于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顾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长者，不杀也。沛公之帝业，盖于是乎兴矣。至其与诸将约也，曰先入关者，王之。沛公先入关，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于怀王，盖以为怀王为能右己也。而怀王之报命，但如约而已。以草莽一时之言，而重于山河。册书之誓，羽虽欲背其约，其如负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业，又于此乎定矣。夫项氏之兴，本假于亡楚之遗孽。顾迫于亚夫之言，起民间牧羊子而王之，盖亦谓其易制，无他，而岂料其贤能若是耶。始而为项氏之私，人而今遂为天下之义主。始以为有大造于楚，而今则视羽蔑如也。则羽此心之，郁郁悔退，岂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废之，或生或杀，羽以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执此以为辞也。故自三军缟素之义，明沛公之师，始堂堂于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怀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怀王之死，又适足以资汉。然则范增之谋，欲为楚也，而祇以为汉也。呜呼，此岂沛公智虑所能及哉。其所得为者天也。此岂范增、项羽智虑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为者亦天也。

高帝之为义帝发丧也，三军缟素，天下之士归心焉。虽然，帝亦诡而用之耳。夫帝之于怀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则尝以天下之义主而事之，死则以为天下之义主而丧之。此盖项氏之短，而大其辞以执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谋。岂出于帝之本情哉。

问：高帝约法三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关也，与秦父老约法三章，是时沛公犹未王关中也。而辄与其民私约如此，殆类于儿曹呕喣之为者。当雌雄未定之时，务为宽大长者，以媚悦斯民，孰不能者及。项氏既灭，天下一家，正高帝创法定令之时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岂儿曹辈喣呕之恩，姑以媚悦于一时者哉。使其仁心仁闻，出于至诚怜恤之意，虽草莽私约，遂以为汉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博哉。

问：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高祖明达，何不虑此。曰：惩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圣人谓百世损益，可知此类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损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汉必益之。事势相因，必至于此。兼汉初，户口减少，封诸王时，计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后户口日蕃，所以强大。

《文帝》

程子曰：汉文帝杀薄昭，李德裕以为杀之不当，温公以为杀之当，说皆未是。据史，不见他所以杀之之故，须是权事势轻重论之，不知当时薄昭有罪，汉使人治之，因杀汉使也。还是薄昭与汉使饮酒，因忿怒而致杀之也。汉文帝杀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杀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汉治其罪，而杀汉使，太后虽不食，不可免也。须权他那个轻，那个重，然后论他杀得当与不当也。

龟山杨氏曰：文帝以窦广国有贤行，欲相之，恐天下以为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处己也。广国果贤邪，虽亲，不可废。果不贤邪，虽疏.不可用吾。何容心哉。当是时，承平日久，英才间出，择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旧臣，过矣。

南轩张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观，盖制事周密，为虑深远。恳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见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国，入践大统，知己之立，为汉社稷，非为己也。故不敢以为己私。有司请建太子，则先示博求贤圣之义，而又推之于吴王、淮南王。有司请王诸子，则先推诸兄之无后者而立之。其辞气温润，不迫其义，诚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于民者，类非虚文，皆有诚意，存乎其间。千载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

问：汉文时，吴王不朝，赐以几杖，此与唐之陵夷藩镇，邀节旄者何异。不几于姑息之政欤。潜室陈氏曰：文帝是纯任德教，权纲在上，伸缩由己。唐一向姑息，权柄倒持于下，予夺由人，两事不可同日语。

问：天下之患，莫大于本小末大，周之内轻外重，宜若难久，而卒绵远。汉之内重外轻，宜若足以相制，而犹有七国之祸，何耶。曰：周虽诸侯强大，犹能支吾数百年，先史喻为百足虫，所以难死者，扶之者多也。汉七国之祸，亦自外重。自此以后，日以轻矣。

《景帝》

五峰胡氏曰：汉景以郅都宁成为中尉，以严酷治，宗室贵戚，人人惴恐。夫亲亲尊尊之道，必选天下有节行贤德之人，为之师傅，为之交游，则将有大人君子，可为天下用，何有忧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修崇学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为治之正法也。

《武帝》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使合下便得个真儒辅佐，岂不大有可观。惜乎无真儒辅佐，不能胜其多欲之私，做从那边去了。欲讨匈奴，便把吕后嫚书做题目，要来掩盖其失。他若知得此，岂无修文德以来道理。又如讨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马，此是甚气力。若移来就这边做，岂不可。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么。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非。向若能以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大夫，岂不善哉。

南轩张氏曰：武帝奢侈穷黩之事，与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于乱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宽大，文景惠养，其得民也深。流泽渗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来，根本已蹶，民独迫于威，而强服耳。此一也。武帝所为每与六经戾，夫岂真能尚儒者。然犹表章六经，聘召儒生为稽古礼文之事，未至荡然尽弃名教。如秦之为。此二也。轮台之诏，虽云已晚，然详味其词，盖真知悔者。诚意所动，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诏下之后，不复萌前日之为，思与民休息矣。与卒死于行而不之悟者，盖甚有间。秦穆之誓，圣人取其悔过，列之于书。予于轮台之诏，每三复焉。盖以为存亡之几所系耳。此三也。惟其能悔过也，故自是之后，侈欲之机息，而清明之虑生。是以能审于付托。昭帝之初，霍光当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于是兴利之源窒，而惠泽复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须而维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于炽然私欲之中，则决不能善处其后。虽使赖高文景之泽，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于轮台之诏，以为存亡之几所系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则以其平日，犹知诵习六经之言，听儒生之论，至于力衰而意怠，则善端有时而萌故耳。然则其所以不至乱亡者，亦岂偶然也哉。

《宣帝》

豫章罗氏曰：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郡不进，乃善识治体者。夫治郡不进，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心欲诘责之，何耶。盖中兴之际，内之朝廷，外之郡县，法度未备，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进，则百职废矣。乌可不责之。夫一郡尚尔，况天下乎。予谓汉宣帝识治势。

南轩张氏曰：宣帝谓汉家杂伯，固其所趋若此。然在汉家论之，则盖亦不易之论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为己利，而非若汤武吊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后，反者数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趋也。至其立国规模，大抵皆因秦旧，而无复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于王道者，如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诚不孚也。则其杂伯，固有自来。夫王道如精金美玉，岂容杂也。杂之，则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资为近之，然其薰习操术，亦杂于黄老刑名。考其施设，动皆有术。但其资美而术高耳。深考自可见。至于宣帝，则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盖文景养民之意，至是而尽消靡矣。且宣帝，岂真知所谓德教者哉。而以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盖窃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败坏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纪，施于万事。仁立义行，而无偏弊不举之处，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无疆者。后世未尝真知王道，顾曰：儒生之说，迂阔而难行。盖亦未之思矣。

《元帝》

洓水司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与言也。天实剥丧汉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于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喻何哉。《诗》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云：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噫，后之人，可不以孝元为监乎。

《东汉光武》

南轩张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为三公，盖鉴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为美谈。以予观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禄终身，是固美矣。然于用人之道，则有未尽也。盖用人之道，先以一说，横于胸中，则为私意，非立贤无方之义矣。高祖之待功臣诚，非也。如韩彭黥布之徒，虽有大功，要皆天资小人，在易之师，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盖于用师既终，成功之后，但当宠之以富贵，而不可使之有国家而为政也。高帝正犯此义，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终。为光武者，要当察吾大臣有如韩彭之徒者乎。则当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则异于是。至寇邓贾，复则又识。明而行修，量洪而气远。以光武时所用之大臣论之，若三子者，类过之远甚，与共图政，岂不可乎。顾乃执一概之嫌，废大公之义，是反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责于大臣者，特为吏事大臣之职，固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当任之职，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独以吏事之督责为忧，抑亦末矣。方当乱定之后，正宜登用贤才，与共图纪纲，以为垂世长久之计。而但知吏事责三公，其贻谋之不竞亦宜矣。

东莱吕氏曰：光武治天下，规模不及高帝，其礼严光，用卓茂，所以养得后来许多名节。

《和帝》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诛窦宪，自是威权不失，无大过举。尊信儒术，友爱兄弟，礼贤纳谏，中国乂安。方之章帝，实过之矣。

《高祖光武总论》

南轩张氏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则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汉，而复旧业。其难易固有间矣。而高祖之对乃项籍，亦盖世之豪也。光武所与周旋者，独张步、隗嚣、公孙述辈，其去籍，盖万万相远矣。至于韩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驾之马，实难驾御，而尽在高祖掌握之中，指挥使令，无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创业之难，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于光武之善守，则复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资极高，所不足者，学尔。即位之后，所以维持经理者，类皆疏略雄杰之气，不能自敛，卒至平城之辱。一时功臣，处之不得其道，类皆赤族，此则由其学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资虽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时，从诸生讲儒学，谨行义，故天下既定，则知兵之不可不戢审。黄石存、包桑闭玉关，以谢西域之质，安南定北，以为单于久远之计。处置功臣，假以爵宠，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终。凡此皆思虑缜密，要自儒学中来。至于尊礼隐逸，褒崇风节，以振起士风，后之人君，犹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资，使之知学为当务，则汤武之圣，亦岂不可至哉。是尤可叹息也。

或问：高帝不免韩彭之诛，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潜室陈氏曰：此大有说，一则逐鹿之势，外相臣服，事定难制。一则高祖之业，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则草昧功臣，豪杰难收。一则中兴功臣，谨守规矩。一则大度中有嫚骂之失，人心素疑。一则大度中能动如节度，人心素定。一则劫其死力，封爵过度，不计后患。一则赤心在人，监戒覆辙，务在保全。

《汉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权，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见几不明，经权俱失。当刘琮迎降之际，不能取荆州，乌在其知权耶。至于狼狈失据，乃不得已，而出于盗窃之计。善用权者，正不如此，若声罪致讨，以义取之，乃是用权之善。盖权不离正，正自有权。二者，初非二物也。

《魏武帝》

元城刘氏谓马永卿曰：温公退居洛，一日语某曰：昨夕看《三国志》，识破一事。因令取《三国志》及《文选》云：某乃理会武帝遗令也。公曰：遗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奸，至此尽矣。故临死，谆谆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遗令者，世所谓遗嘱也。必择紧要言语，传嘱子孙。至若纤细不紧要之事，则或不暇矣。且操身后之事，有大于禅代者乎。今操之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之事，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无一语及禅代之事。其意若曰禅代之事，自是子孙所为，吾未尝教为之。是实以天下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此遗令之意，历千百年，无人识得。昨夕偶窥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识之士，不足以语之。或云：非温公识高，不能至此。曰此无他也，乃一诚字尔。惟以诚意，读之，且诚之，至者可以开金石。况此虚伪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历观曹操平生之事，无不如此。夜卧，枕圆枕，啖野葛至尺许，饮酖酒至一盏，皆此意也。操之负人，多矣。恐人报己，故先扬此声，以诳时人，使人无害己意也。然则遗令之意，亦扬此声，以诳后世耳。

《晋元帝》

或问：晋元帝所以不能中兴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与王导，原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唐高祖》

或问：刘武周兵势甚锐，关中震骇，上出手敕曰：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请行，如何。范阳张氏曰：高祖可谓谬而无策矣。且唐所以能守关西者，以河东为之障蔽也。今举而弃之，则贼兵深入，是弃关西也。岂不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赖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

《太宗》

或问：范祖禹、唐鉴讥太宗曰：陷父之罪，胁以起兵。古人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也。太宗终守臣节，可也。愚历观唐史，隋炀帝既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处夷灭，况大业之末，生民涂炭，太宗苟不为此，必无以济苍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说，果可用否。使圣贤处此，当守臣节乎，将权以济事乎。潜室陈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纣。若欲行汤武之事，但当正名吊伐，不当自陷于盗贼之地，而胁以起兵。以斯举事，是以乱易乱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济世之志，伤于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礼义之师，自陷于乱臣贼子之伦。世上有理明义直之事，只为学术不正，举动不明，便坏了事体。

《中宗》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轩皆谓五王合并废中宗，因诛武后，别立宗室。然当时事势，中宗却未有过，正缘无罪被废，又是太宗孙，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为他不愤，五王亦因此易于成功耳。中宗后来所为固是谬，然当时便废他不得。

《元宗》

元城刘氏，尝与马永卿论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二人与张说，乃天后时相也。非己自用，故敬惮之至于张九龄辈乃己。所自用故于进退轻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专一。明皇用二相专，故能成开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对除吏，虽是好事，然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诚，告崇固可，若加以诞谩之语，则崇何从质之。曷若以语力士之言，面谕崇，则君臣之情，洞然无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韩休一事观之，信忠臣之难遇，而佞臣之难去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奸，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韩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萧嵩之佞，乃久任之。后来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奸，至用之二十来年，至死乃罢。人主唯患不能分别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乱，可乎。又曰：虽大无道之君，亦恶乱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奸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于左右之佞倖耳。盖所谓佞倖者，嫔御也，内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进言者也。贤相不与佞倖父结，彼有所倖求，则执法而抑之。人人与之为雠，必旦旦而谮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奸臣则交结佞倖，彼有所侥求，则谨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誉之。则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虽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缘得高力士、安禄山、陈希烈等内外赞助之也。

或问：唐明皇开元天宝之治，何始之不克终耶。潜室陈氏曰：开元之世，乃无妄之时。虽边方时有不靖，乃无妄之疾。缘小人以边功动之，致令边衅一开，生出万端病痛。乃无病服药之故。

《肃宗》

致堂胡氏曰：元宗既有传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元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诸人，急于荣贵，是以致此咎也。使肃宗著于父子君臣之义，岂为诸人所移，得以移之，则其心有以来之尔。唐高祖睿元之逼，不见几故也。而太宗明肃之恶，欲速见小利，故父不父，子不子，岂非后世之大鉴与。

《后唐明宗》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颇多过举，亦不至甚求，于汉唐之间，盖亦贤主也。其尤足称者，内无声色，外无游畋，不任宦官，废内藏库，赏廉吏，治赃蠹，若辅相得贤，则其过举，当又损矣。其焚香祝天之言，发于诚心，天既厌乱，遂生圣人。用是观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诬矣。

《宋太祖》

元城刘氏曰：太祖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与大臣论事，时出一语，往往尽利害之实。又曰：太祖既平孟蜀，而两浙钱王入朝，群臣自赵普以下，争欲留之。圣意不允。一日，赵相拉晋王于后殿奏事。毕，晋王从容言钱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恶，不容易留住这汉候。捉得河东薛王，令纳土。于后数日，钱王陛辞，太祖封一轴文字与钱王，曰：到杭州开之。钱王至杭，会其臣开视，乃满朝臣僚乞留钱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谢恩。至太平兴国四年，河东已平，乃令钱王纳土。太祖此意，何也。马永卿对曰：此所谓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钱氏久据两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钱王纳土，使大将镇之，未必能用其民。须本朝兵去镇服，又未必能守。两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则两浙安归乎。此圣谟之宏远也。

问：艺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东独难取，何也。以为兵强，则一时政事所为，皆有败亡之势。不知何故如此。《朱子》曰：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夺之，刘氏遂据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则刘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书喻之，谓本与他无雠隙；渠答云：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见矣。被他辞直理顺了，所以难取。

《太宗》　《真宗》　《仁宗》

《朱子》曰：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若能推此心去讲学，那里得来。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真宗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于为冶，不肯安于小成，要做极治之事。只是资质慈仁，却不甚通晓用人，骤进骤退，终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国，后来却服仁宗之德，也是仁慈之效。缘他至诚恻怛，故能动人如此。

《钦宗》

《朱子》曰：钦宗恭俭慈仁，出于天资。当时亲出诏答，所论事理皆是。但于臣下贤否邪正辨别不分明，欠刚健勇决之操，才说著用兵便恐惧，遂致播迁之祸，言之使人痛心。

《孝宗》

问：或言孝宗于内殿置御屏，书天下监司帅臣郡守姓名，作揭帖于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刘恭甫奏事便殿，常见一马在殿庭间，不动，疑之。一日问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为之者。上万机之暇，即御之以习据鞍骑射故也。

孝宗小年极钝。高宗一日出对廷臣云：夜来不得睡。或问：何故。云：看小儿读书，念不得，甚以为忧。某人进云：帝王之学，只要知兴亡治乱，初不在记诵。上意方少解。后来却恁地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