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远道而来的天主教传教士

今天我们来讲清朝时期外国文化的输入。

在日本等国看来，中国原本就有自己的文明，所以应该很少受外国文明的影响。实际上，中国这种大国由于国民性不太坚固，所以对待外邦文明也出奇地包容。由于不像日本一样大肆宣扬国家主义，所以中国吸收外国文明相对自由许多。我们暂且不提远古时代。仅元朝时期，外邦君主统治中国之时，这种事情就格外多。元朝时期，蒙古在统一中原以前首先征服了西域地区。西域有多种多样的中亚文明。蒙古人是接触这些中亚文明以后才来到中原的，所以即使看到极具特色的中原文明，也不会认为它有多闪耀。这样一来，中亚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元朝时期几乎受到相同待遇，甚至汉人的待遇反而不及中亚人。与元朝不同的是，清朝虽也是异族统一中国，但满人还居于满洲时期就已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且满人征服中原以前，也只征服了蒙古。所以满人对中华文明的感服程度，远髙于元朝时期的蒙古人。可满人毕竟是外族，有段时期十分热衷寻求中华文明以外的文明。明末时期，欧洲文明开始传入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有名的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这并非耶稣教徒第一次来到中国。元朝还在蒙古时期，就有旧教的传教士去过蒙古。此外，明朝正德年间，已有传教士不为传教，而为贸易来到广东。继利玛窦之后，传教士纷纷来华，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从这一点来说，利玛窦来华很有纪念意义。

来华的传教士努力学习中国语言，刻苦钻研中国学问，费尽心思想要找到中国学问与天主教的契合点。最终，利玛窦等人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争取为信徒。纲目中列出的徐光启就是重要信徒之一。徐光启，今上海人，是中国著名学者。他曾为利玛窦做翻译，钻研各种学问，后加入天主教，并获教名“保罗”。当时，天主教士传教的一大优势就是，他们曾在欧洲旧教学校学习各种学问，掌握了中国人最匮乏的天文、算术等知识。明末历法极其混乱。明朝沿用的是元朝历法。元朝有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叫郭守敬。郭守敬发明的天文观测仪器现今还保存在北京。本来有两件保存下来，前些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一件落到法国人手里，一件落到德国人手里。法国拿走的那件后来还回来了，德国拿走的那件却一直没有归还。总之，中国现今保存着这件十分精巧的天文仪器。郭守敬是个旷世之才，参考西域通行的历法，修订了元朝历法。1684年至1687年，这套历法对日本产生了积极意义。日本的历法十分落后，1684年以前一直使用唐朝历法。虽然日食、月食极不准确，但仍沿用这套历法。晚了四百年之后，元朝历法才于德川时代贞享年间为日本所采用。中国历法在此之后也屡经变化。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天文历算之学，曾召集中亚精通蒙语的人从事天文研究，从而奠定了明朝的历法基础。明朝直到万历年间，沿用的都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历法。然而，这个时期的历法已经存在很大误差。最直观的就是日食观测。历书上虽写有“今天日食”，当天却没有日食出现，这种事情时有发生。由于季节不同，常有两至三天的误差，所以日食从未在预测好的时间出现。即使是外行，也能看出这套历法是有问题的。于是，明朝开始考虑改革历法。而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正好通晓历法计算。虽然这些可能只是欧洲教会学校教授的一般知识，但由于西方传教士知晓历算方法，传授这些知识便成了他们获取中国人信任的一个手段。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是传播西方历法的主要人物。

利玛窦（左）与徐光启（右）

另外，地理学从这时起也取得很大进步。元朝时期，中国对西方地理一无所知。利玛窦来华刚好是在欧洲地理大发现以后，因此传教士都带着最新的知识而来，掌握着十分精确的地理学。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中国才有了《坤舆万国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对东方学术贡献不菲，其中有几张传至日本，不过大多辗转流失，所幸京都大学还有一件保存完好。说几句题外话，这幅世界地图对日本德川时代三百年间的学术发展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家都知道，新井白石是德川中期复兴学术的著名学者，博学多识，也很关注时事。新井白石很早就知道利玛窦的这幅世界地图。朝鲜使者来日本时，新井白石负责接待的事情十分有名。某次，在与朝鲜人笔谈时，新井白石提到利玛窦有幅《坤舆万国全图》，朝鲜人闻所未闻，只好含糊作答。前些年我在朝鲜看过一本记有这段笔谈的书。这本书后来落入日本人手中，如今可能在朝鲜总督府上。当时与新井白石进行笔谈的可能是朝鲜使者赵泰亿。赵泰亿的藏品后来被悉数出售，其中也有一些新井白石以及其他日本学者赠予他的诗文。虽然他与新井白石的笔谈全不在了，但谈及《坤舆万国全图》的那页却保存完好。或许朝鲜人也对新井白石的见识感到佩服，才特意取这一页收藏保存的吧。新井白石等人之所以能先于日本，甚至东方各国学者关注世界形势，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坤舆万国全图》。如今，朝鲜并入日本，回头再看这份笔谈，也别有一番趣味。

接着我们来看《天学初函》。这本书也与天主教有关。当时的天主教传教士都很有想法，譬如有人想在中国开办欧式大学。有本《西学凡》就介绍了欧洲大学的结构体系，包括理科大学教授什么课程，宗教大学教授什么课程，医科大学又教授什么课程，并表达了作者希望开办这样一所大学的愿望。后来明朝灭亡，这些想法未能实现。起初，中国人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很公正。他们认为，天主教拜天与中国祭天是一个意思，天主教就相当于是西方的儒教。很多人也把利玛窦等人当作西儒，即西方的儒士来对待。利玛窦一生著述丰富，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去世以后，又有大量传教士纷纷来华。中国当时出现了很多关于天文学的著述。西方天文学渐渐开始批评中国皇家天文台的错误，最终引起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冲突。虽然这于儒教并无大碍，但与掌管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却有直接利益关系。对他们而言，受到西方历算学家的攻击，意味着自己有失职之嫌。因此，中国皇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击，与西方历算学家展开了一场论战。

《坤舆万国全图》

明清时期的历算学家汤若望以及其他传教士

明朝末年来到中国的汤若望十分擅长推算天文历法，曾与中国天文学家发生多次争论。中国当时已有一些官员相信西洋历算。汤若望在中国官员的举荐下，掌管朝廷天文，不过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当时，外行一般很难对专家之间的争论判别高下。但到后来，外行竟然也能看懂天文领域的专家争论了。这是通过测算日影实现的。譬如，某月某日正午，立一根几尺长的杆，计算太阳的影子会有几尺，算得准不准便一目了然。如此一来，复杂高深的学问就简单多了。这不失为让外行看懂其中门道的一个好办法。汤若望等人为此做了充分准备。由汤若望亲自制造的日晷仪今天也陈列在展室，是现居于京都的罗振玉带来的。只要立起日晷仪，就能根据日影的投射方向来判断时间，测算十分精确。不过，还有一种外行也能明白的方法，就是刚才提到的立竿测影。西方传教士在这方面深得人们信任，势力日渐强盛。但如上所述，直到明朝灭亡，相关争论也不曾休止。汤若望还一度失势，锒铛入狱。

汤若望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大多热衷历算之学，几乎快要忘记自己的传教本分。由于传教环境非常宽松，所以各地都有大量传教士前来传教。但因为遭到中国学者的攻击，传教士一度被驱逐出境。有本名为《破邪集》的书汇编了各种相关资料，收集天主教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论争史实。当时，南京一带的传教士虽遭驱逐，却寻找各种借口不愿回国，留了下来。我手上的这本《破邪集》在水户刊刻成版，即使拿去问中国人也鲜有人知，或许在中国已经失传了。

一方面，传教士因传教之事惨遭迫害。另一方面，西方历算被用于明末的明清战争当中。传教士虽为传播教义而来，却个个知晓天文，精通器械。明朝政府于是想到，何不让他们帮政府造些火炮呢？如此一来，传教士担起了为明朝铸造火炮的职责。这些火炮在与清朝的战争当中发挥了巨大效力。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起兵满洲与明朝交战时，所用兵器皆为弓箭。明朝这边当然也是弓箭。但由于清朝兵力强盛，明军不敌，因此清朝先是攻取辽东，后又挺进辽西，入侵辽西大部，直到紧逼宁远附近。这时，明朝政府才萌生了利用传教士的想法。奏效最明显的当数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攻打宁远一役。当时的守城将领是大名鼎鼎的袁崇焕。近日《大阪每日新闻》上写道，袁崇焕是袁世凯的祖先，十恶不赦，深受京城百姓憎恶。他去世时，京城百姓争相分食其肉。袁崇焕死后，其躯体被分食虽确有其事，但此人并非那么十恶不赦。而且，袁崇焕战绩显赫，无人能出其右。袁崇焕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向明末皇帝进言，主战需做好作战准备，主和也要做好议和准备的人。袁崇焕籍贯广东，十分年轻，驻守宁远时不过二十七八岁。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以为只是寻常明军，一路攻来。起初，袁崇焕偃旗息鼓，清兵如入无人之境。等到清兵抵达城下，袁崇焕点燃西洋人铸造的大炮，大破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之兵。宁远战役的失败对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打击很大，甚至有人说他就是因此负伤。一个朝鲜人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并记下此事。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想不通明军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大，郁郁成疾，含愤离世。总之，袁崇焕这一战对清朝打击不小。明朝此番大获全胜虽离不开袁崇焕的战略，但头功还得归于西洋炮火。后来满洲打败明军，靠的也是西洋炮火。昨天我们讲到，山东一带有人向清朝投降。现今朝鲜西海有一座远离海岸的岛屿[58]，明朝时期由大将毛文龙驻守。当时降清的就是毛文龙的部下。毛文龙虽为一员大将，却有点像地痞流氓，手下率领一众爪牙喽啰。由于隶属明军，所以他们也都装备火器，经常从背后牵制威胁清朝。毛文龙是个很难缠的主儿。虽然岛上驻守兵士不过两三万人，但他却向明朝政府索要十万人的饷银。当然，即使按照流氓头子的作派，他也应该不会把钱都装进自己腰包。总之，毛文龙当时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不时从背后威胁清军。袁崇焕考虑到作战需要大量军饷，有必要对此加以整顿，便将毛文龙叫到现今旅顺西部的双岛湾，将他斩杀。毛文龙被斩以后，他麾下的众多大将都带着火器投降了清朝。当时，清朝极度重视火器制造，凡可制造火器之人，皆予重赏。如此，清朝也用上了西洋火器，还为它取过一些很奇怪的名字。譬如，人们曾给大炮取名为“红衣大将军”。这里的“衣”字其实本是“夷”字，只是清朝讨厌被称为外夷，才改用“衣”字，意指来自西洋的火器。有了这些火器，清朝得以对抗明军，直至最终打败明朝。因此，明末时期的传教士在中国内部可谓发挥了重大作用。“纲目”所列的马尔蒂诺·马尔蒂尼[59]《论鞑靼之战》才得以留传至今。我们大学收藏的就是当年出版的珍本。这本书对了解当时的情形很有帮助。

袁崇焕

清代的大炮

除以上这些实际事务以外，传教士在学问等其他方面也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西洋人来到中国后要学习中文，而中国人也开始学习西洋事务，所以便渐渐有人研究起了音韵学。其实，早在明末时期就有人关注音韵学，还写了一本《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罗马字研究汉语发音的著述，由金阁尼所写，已陈列在展室。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这种学问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也得以不断进步。

如此，西学在中国得到了大发展。进入清朝以后，明朝时期惨遭迫害的天文学家汤若望也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汤若望的历算之法深得清政府信赖。自清以来的历法都是基于西洋历算制定的。利玛窦、徐光启、汤若望等人的肖像在基歇尔[60]记述中国情形的著作当中都有，也已陈列在展室。

来华传教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

来华传教士基歇尔

历算的成功者南怀仁

天文历算方面，人们越来越信任西法。到康熙帝时，南怀仁取得了巨大成功。前面说过，康熙帝十分热衷西洋学问，胸怀统一各族的雄图大志，并不独尊中国学问。他很尊重中国学问，同时也尊重西洋学问，积极任用洋人。南怀仁深得康熙帝宠信。清朝此前一直使用元朝制造的观测仪来观测天象。南怀仁奉康熙帝之命，开始制造新的观测仪。这些观测仪现今保存在北京天文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前，观测仪一直保存完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仪器被法国人和德国人掠走。由于德国始终拒不归还，中国只好做了一个小型观测仪充数。总之，南怀仁所造的大部分观测仪一直保存至今。从那时起，中国国家天文台钦天监规定：钦天监监正除中国人担任以外，必须有一名洋人担任。这项制度延续至道光年间。也就是说，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朝的天文制度都规定要选用一名洋人担任要职。这项规定对中国的一般学问影响极大。最直接受到影响的自然是天文、数学。当时的中国学者不仅研究本国数学，而且开始研究西洋算术。梅文鼎的《历算全书》就是一部中国人研究西洋数学的伟大著作。

来华传教士南怀仁

南怀仁制造的天文观测仪

康熙乾隆年间的地理探险以及外交（传教士的任用）

从重用南怀仁起，康熙帝已经意识到，西洋人比中国人掌握的知识更精确实用，于是打算将其应用于其他学问和政治实务上来。其中，地理探险以及地图测绘方面的应用最成功。这些都是天文学的应用成果。中国地图在此之前十分奇怪，粗糙简略得不成体统。绘图师基本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画一个四四方方类似棋盘的东西，上面填入地名，大体拼凑而成。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天文学不够发达，学界也从未测量过土地的经纬度。康熙帝时，清政府首次测量土地经纬度，确定主要城市位置；确定土地位置以后，再制定方针，绘制地图。当然，这些都是西洋人提出的想法。如此，中国终于绘制出了全新的地图。绘制这幅地图的过程可谓艰苦卓绝。西洋人中地理测绘方面的专家大量被遣往中国内地、蒙古及满洲，后来还被遣往中亚。西洋人去不了的地方，譬如西藏，则由西洋人挑选蒙古人中的有识之士，教授简单的测绘知识，然后将蒙古人遣往西藏，让西藏人为他们做向导，绘制西藏地图。从那时起，中国地图才变得精确起来。不仅如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更好的地图。也就是说，这时的地图虽己十分精确，可越往后来，地图测绘却越是退步。康熙年间由于任用洋人，中国的地图得以绘制得十分精确。道光年间的地图却一代代地退回到以前那种粗劣的中国式地图画法。即便现在，我们要看中国的大致地形时，参考的还是康熙时期的地图。西洋人也一样，尽管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书籍，但看中国地形时，参考的也都是旧时的地图。譬如，法国出版的唐维尔的《中国新图集》是根据当年分赴各地探险的人们绘制的各地地图整合而成。京都大学收藏了唐维尔的《中国新图集》，已经陈列在展室。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也一同展出。这些地图都是根据满文记注的中国地图绘制的。而这些满文记注的地图现今也都保存完好。我和小川琢治教授分别在奉天、北京给部分地图拍了照，今天都陈列在展室。西洋人应该就是以这些满文记注的地图为底本，标注罗马字以后，将其送回了国内。中国也制了汉字版本。康熙年间所制地图有总图和分省图，我们手上只有分省图。这些分省图虽然没有加入经纬度，却也十分精确。一眼看去，最醒目的就是将山峰绘成了山脉。以前的中国地图上，山峰只是散乱分布，不会绘成山脉，而康熙时期的地图却绘有山脉。不过，这也仅限于康熙时期的地图。乾隆帝以后的地图上，山峰又变成了独峰，没有连成山脉。所以，康熙时期绘制的地图相比之下是最好的。这都得益于清政府对洋人的任用。在此之前的中国地图都非常粗略，满洲、蒙古一带的地图更是如此。虽然可以想象这些地图有多么低级，但前些年在北京时，我有幸发现了一幅以前的地图。当时，为了把地图全部复制下来，我没日没夜地花了三四天，才把地名标好，带回了日本。大家看看它就能知道以前的地图有多幼稚，有多不成体统。后来，中国地图的绘制技术凭着西洋人带来的知识得以突飞猛进。直到今天，西洋人仍以那时的地图为准，在中国各地实地测绘，进行完善。可中国国内的地图测绘日渐退步，直至清朝末年才开始重新研究西洋的地图测绘方法。总之，当时的地图测绘取得极大发展，与此相关的东西都已陈列在展室。

西洋人不仅在绘制地图方面深受重用，还在外交方面得到任用。昨天我们提过，考虑到与俄国打交道时需要用到西洋知识，康熙帝派遣内大臣索额图前往黑龙江与俄国谈判时，还派了西方传教士徐日升、张诚作为顾问一同前往。中俄边境所立碑石的碑文当中，除俄文、中文以外，还刻有拉丁文。由此可见，西方传教士也曾参与中俄外交。

总之，康熙帝在一些重要事务上积极任用洋人。乾隆帝后来也继续任用洋人，让他们绘制地图。不过，乾隆时期国家富庶，比起实务领域，娱乐消遣方面的发展更大。

西洋艺术的应用

一、绘画

清朝对西洋人的任用突然转向艺术方面，可谓一大奇观。康熙年间，西洋技法在艺术方面已有所应用。康熙帝曾命人绘制有名的《耕织图》。自古以来，中国皇帝都需了解民间疾苦。绘制《耕织图》也成为表达帝王体恤民情之意的惯例。我们去京都的寺庙时，经常能看到元信[61]的画。画作描绘百姓耕种情形，与《耕织图》比较相像。康熙帝时的《耕织图》由学习西洋画法之人——焦秉贞所作。这幅画的特别之处在于融入了西方透视画法，使远景和近景均清晰可见。以前的中国画透视画法很不成熟。而焦秉贞的《耕织图》则采用西洋画法，清晰表现了远近纵深。焦秉贞深受康熙帝宠信，画作无数。只是近年来已经很难看到他的真迹。幸运的是——虽然对中国是个不幸——革命战乱使这些画作又重现世间。我们再说《南巡图》。《南巡图》描绘的是康熙帝南巡时的情形，用笔细腻精致，采用远近法也是其一大亮点。这幅《南巡图》是罗振玉先生的藏品。此外，由于市面上出现许多西洋画作，所以研究西洋透视画法的书籍也开始被翻译出版。这些都与中国绘画趋向采用西法不无关系。不过，西画东渐发生在更早以前。

顺序有些乱了，下面我们来看“纲目”中所列的“自然的影响”。之前说过，明末已有大量西洋人来华，并带来了许多画。而且，既然是天主教，必然要兴建教堂，绘制壁画。那些精美绝伦的典型的西方壁画一定也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受西洋画法影响最大的就是这里列出的画家吴历。吴历是清初画坛六大家之一，极负盛名，画作多采用西洋画法。虽然他也有不用西洋画法的作品，但大多都是西洋画法。大原先生[62]所藏吴历的《枯木图》用的就是西洋画法，今天也借来陈列在展室中。从吴历的传记和别的地方都可以看出，他与天主教颇有渊源。由于信仰西洋宗教，吴历还去过有“洋人集中地”之称的广东、澳门旅行，留下一本类似见闻记的东西。展室展出一封吴历写给王石谷的书信真迹。王石谷是清朝无人可及的大画家，在当时颇负盛名。从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吴历是信奉天主教的。书信内容如下：“忆在苏堂相会，计有二十余年。人生几何，违阔如是。仰惟先生之名与智，杰出于众，但百年一着，为之备否？若得今忘后，得地失天，非智也。为君计之，朝斯夕斯，省察从稚至老，纤慝无遗。盖告解时倾心吐露而愿改，解后补赎得尝，虔领耶酥圣体，兼领圣宠，以增神力，即有升天之质。”王石谷并非天主教徒，可吴历的口吻却完全把他当成了信徒，可见其信教之狂热程度。所以他的画作肯定也受到了天主教的影响。如今我们有幸一睹画作的真迹，也是一桩乐事。来到日本的也有一些有名画家，譬如喜画观音的黄檗宗高僧陈贤。看陈贤的画时，多少能看到一些西洋画的影响。因此，不仅仅是吴历，那个时代与西洋人直接接触的画家，恐怕多少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康熙帝南巡

19世纪中期的澳门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康熙帝时期，在皇帝的倡导下，中国人渐渐开始关注西洋画。不可思议的是，后来西方画家竟也反过来作起了中国画。其中有个很有名的意大利人，叫郎世宁。郎世宁是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的人，在中国去世，是中国最有名的西洋画家。此人传世作品很多，部分被收藏在京都大学。虽然郎世宁是个西洋画家，但他在中国生活六十年之久，期间开始学习中国画，创作中国画。据中国史料记载，郎世宁多画中国山水画。西洋人画中国画常常缺少一种中国人叫做“士气”的东西，而郎世宁的作品则士气十足，为中国人称道。不过今天看来，郎世宁的画作重在写生，山水画并不是特别出众。总之，西洋人学作中国画也是件新鲜事。郎世宁的西洋画也很不错，此处列出的《竹叶亭杂记》中就详细记载过此事。书中写道，康熙乾隆时期，大天主教堂共有四个，分别是东堂、西堂、南堂、北堂。其中南堂的壁画就是郎世宁画的。壁画完全采用西洋画法，远近纵深表现清晰，人物几欲浮出画面。总之，郎世宁熟练掌握西洋画法，对中国画也颇有兴趣。他深受乾隆帝的宠信，是乾隆帝的御用画师，奉命画过许多作品。虽然也有其他西洋人学作中国画，但郎世宁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中国历朝都设有画院。康熙至乾隆年间也仿此例设置画院，命名“如意馆”。皇帝喜欢的画师都被召到这里供职，郎世宁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也有画山水画或写生画的画师供职于此。清朝画院在乾隆帝时达到鼎盛。宋徽宗设置画院之初，出现一种院体风格。明朝宣德年间设置画院，征召大量画师，也画出一种院体风格。帝王大多喜好消遣游乐之画，不求气韵高雅，富有奇趣，但求画面精美，生动有趣。因此，即使在绘画的鼎盛时期，院体画也多有这种倾向。清朝的院体画也不例外，形成一种院体风格。民间的山水画名家不管平常作品如何气韵高雅，一旦进宫奉命作画，作品便也成了院体风格。与其他画作对比来看，画院里画师作品的特点再突出不过了。关于这点，等到讲清朝书画时，我们再边看画边讲。总之，西洋人在画院当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我挑了一些画院画家的画放在展室，以供大家参考。其中陈枚、郎世宁、吴历等人的画作都是中国院体画的一些代表作品。总之，清朝时，中国的绘画风格受到了西洋艺术的极大影响。

《乾隆帝雪景行乐图》，郎世宁绘

郎世宁创作的山水画

二、铜版画

西方的美术工艺也渐渐影响了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铜版画。日本也有从西方传来的铜版画。司马江汉[63]将铜版画引入日本，开创一种日本画法，以其妙趣横生的特点广为流传。铜版画传入中国则更早一些。中国的铜版画并非都出自洋人之手。有证据表明，早先的铜版画虽出自洋人之手，但后来大多由中国人绘制。乾隆时期，铜版画达到鼎峰。乾隆帝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只要出征某个地方打了胜仗——中国所谓胜仗并不可靠，达成和议往往也叫胜利——就要作诗留念。若是大些的胜利，还要在太学立碑。不仅清朝如此，中国自古以来打了胜仗都要在太学立碑。日本若也如此，一定很有趣。中国有所名为辟雍的太学，打了胜仗一般都会在此立碑告功。清朝时期，乾隆帝打了胜仗，譬如平定伊犁以后，也在太学立了块很大的碑，记述战争经过。不过，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后来不再满足于在太学立碑告功，开始想用绘画传播他的功绩。由于传教士会作西洋铜版画，乾隆便想用它来宣扬自己的战功，铜版画就此兴起。今天展室展出的两幅铜版画是铜版画中最早的和新近的作品。最早时期的铜版画可能出自西洋人之手，因为中国人的衣服画得很像洋人的衣服，年号也是用洋文写的。后来，西洋人开始教中国人作铜版画，渐渐便有了中国人的画作。因此，道光年间的铜版画中，面孔成了中国人的面孔，山水也是中国风格。但铜版画最终还是日渐衰落。我们在展室陈列了一些样本。铜版画在中国只是皇帝的一种消遣娱乐，并没有像在日本一样普及流行。不过，到底是皇家御制，做出来的铜版画都十分精美。如此，西洋事物逐渐被中国吸收采用。

乾隆时期的铜版画《解围黑河》

《乾隆平定西域得胜图》

三、玻璃器

下面我们说说尚有诸多疑问的乾隆玻璃。我去问中国学者罗振玉时，他也说不清楚。这些玻璃器物近年在西方极受追捧，大量被出口西洋。我有个朋友中川忠顺[64]，去年到今年的这段期间，都在波士顿鉴赏审查美术品。他在那边看到乾隆玻璃后，也是一头雾水，搞不清楚。可西方人断定这些玻璃绝非西洋人所造，而是由中国人在中国造的，将其称为“乾隆玻璃”。其中也有一些不同年份的制品，但应该都制于康熙至乾隆年间。我也去中国的日本古玩店打听过，据古玩店的人说，这些玻璃产于山东博山。总之，很多情况直到现在依然搞不清楚，也没有发现相关记载。反正西洋人认为，那时的中国玻璃比现在的玻璃要精美得多。虽然如今尚有许多疑问，但大家可以先去看看实物。

四、音乐

魏源

音乐方面，中国也深受西洋影响。今天我们去中国听音乐时，最能听出西方元素的就是洋琴。洋琴的音色并不怎么好听。根据史料记载，中国还对西洋音乐做过研究。康熙帝对音乐颇有兴趣，曾敕令编纂《御制律吕正义》，对历代音乐家关于中国乐理中的十二律吕，以及十二调之本黄钟之宫的争论下了定说。因为这时已有西洋人来华共同参与研究，所以《律吕正义·续编》当中还论及西方乐理知识。中俄外交时任用过的葡萄牙人徐日升就精通音律，将西方乐理传入了中国。他把弦音高低与声音高低的相和称为“和声”，以此为基准论述乐理。此后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德礼格也很精通音律。这两人的理论大体相同，并无二致。除阐述乐理之外，《律吕正义·续编》还详细记述了西洋音乐的记谱方法——从如何画横线到如何标记西洋音乐中的符号——可谓事无巨细。由此可见，康熙帝时已经有了研究西洋音乐以供中国参考的想法。除皇家研究以外，民间也有人对西洋音乐抱有兴趣。譬如著有《圣武记》的著名历史学家魏源。为研究西洋事务，魏源曾前往澳门。日本人学习洋务去长崎，中国人则去澳门。魏源去澳门以后，在一个西洋人家里做客时，有一个眼神清澈的外国女孩为他弹奏了一首钢琴曲，令他叹服不已。他为此还作了一首长诗。可见，魏源是个很新潮的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研究成果如何，但他确实深深为西洋音乐所折服。较之皇家的研究，这些研究可能更使西洋音乐真正走进了中国。不过，如今的中国音乐还是纯粹的中国音乐。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这种古老的国家，即使研究外国事物，也只会将其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虽谓之研究，却也只停留在兴趣层面。

五、数学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说说数学。我对数学一窍不通，所以可能讲得不是很清楚。之前说过，在西洋数学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很多数学著作。道光年间，有位西洋数学造诣很深的大数学家，叫李善兰。近来研究西洋数学的著作，大多是由他翻译的。其实，除数学家以外，西洋数学对中国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也影响巨大。西洋数学盛行之际，需要研究天文历算的经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无不对它加以留意。因此，中国学者中不乏数学造诣颇深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譬如历史上的长春真人曾受成吉思汗邀请，在不远万里前往中亚觐见的途中看到了日食。中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尝试据此计算当地的经纬度，判断那次日食相当于历史上的哪次日食，进而考证其地理位置。诸如此种，其他领域也受西洋数学影响颇多。中国人向来注重面子。为了证明不只西洋有数学，中国古代也有数学，清朝还兴起了研究中国古代数学的风气。一时之间，不够发达的中国古代数学获得一片叫好声。

数学领域大家辈出的同时，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林则徐等人开始关注西方。《瀛寰志略》随之问世。《瀛寰志略》在日本也广被翻刻。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对西洋的认识大多来自此书。《海国图志》也对日本人了解西方起了巨大作用。另外，经小川琢治教授提醒，今天展室还展出了一些地质学方面的书。这些书籍都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关注西方的成果，大都被翻刻成了日文，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对西方的研究。所以，日本西洋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的这些书籍。

李善兰

林则徐

六、兵器

下面我想稍微讲讲兵器。清朝末期，李鸿章为平长毛之乱，雇佣英国将军戈登率军作战，便使用了西洋兵器。自此，西洋兵器才传到了各地军中。不过，清朝也因这些兵器而亡。明朝时期，明军使用的西洋兵器后被敌军所用，导致明朝灭亡。而清朝也是由于使用西洋兵器，致使湖北一带暴动，最终走向了灭亡。

戈登

七、中日采用西法之异同

其次所列为“中日采用西法之异同”。首先我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都积极吸收西洋文明，但始终难以将其融入本国学问，进而形成中国人的思想。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来思想的吸收。但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方式方法的问题。日本广泛吸收西洋文明始于幕府第八代将军时期。与中国一样，日本最先引进的西方文明也是天文历算。之后，西洋学问开始在民间盛行。在中国，数学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更盛行，而在日本则是医学、实验科学更发达。杉田玄白[65]等人的积极倡导为今日盛行的西学奠定了基础。这些先行者多为医生。后来许多医生还搞起了副业，旁及地理学、兵学等。所以，德川幕府末期，医生成为兵学家的事情常有。他们从事的方向甚为广泛，但根本还是医学。这就是中日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中国，西洋历算、艺术的吸收由君主的个人好恶决定，与百姓实际生活中的需求相去甚远。而在日本，虽然学习西法同样始于历算，但民间学者很快便参与其中，开始从事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医学研究。也就是说，西学是从实用领域传入日本的。可能正是这一点，才使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容易接受西方人的思想。当然，日本不像中国拥有根深蒂固的文明，所以可能更容易接受外来思想。但西法采用方式的差异也是造成其不同结果的一大原因。文明在中国只属于君主、贵族等上层社会。这些人并不看重实验科学这些人们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无论百姓过着如何贫困生活，贵族阶层都不大可能关注。他们只会习以为常地研究数学这些接近空想的学科。而在日本，学者大多都是穷人。只有兰学[66]算是依靠大名的保护发展起来，贵族才多一些。相比之下，中国民间不仅不向学问，反而认为做学问是极为烦琐、令人生厌的事情。正因如此，中国才会天文数学一枝独秀，人才辈出；经学史学略受影响；而根本的国民文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时至今日，西洋文明在中国依然偏属于上层社会，与下层人民关系不大。而日本对西洋文明的采用始于医学，对人民的根本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西洋之优秀文明使日本文明得以改头换面。这就是中日之间的不同之处。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开始讲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