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以前满蒙汉三族的统一（附朝鲜）

今天我们讲“异族统一和外交贸易”。

众所周知，清朝拥有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元朝的第二大版图。为了扩张版图，清朝曾统一多个部族。早在满洲肇兴、入主中原以前，清朝就统一了几个部族。攻取奉天、辽阳（较之奉天，辽阳才是那时满洲的主要城市）以前，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在山中起兵，虽势单力薄，却经常与蒙古发生冲突。今天东北地区南满铁路的终点长春等地，就是蒙古族当年居住的地方。此外，南满铁路沿线的昌图等地也是蒙古族的土地。尤其在南满内地，有些地方的居民虽然是满人，但其酋长却是蒙古族人。今南满铁路沿线开原东北方向叶赫部的酋长就是蒙古族人。由于蒙古族已经深入东北内地，所以清朝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难免会与蒙古发生冲突。当时，清朝并未征服各部，只是通过缔结盟约对其约束。后来，清朝进入辽东地区，攻取辽阳、奉天等地。由于当时辽阳、奉天以及开原一带居住的都是汉人，所以清朝便将汉人和满人同时划入了治下。除统一当地人民以外，山东一带也有明朝军队前来投降。清朝将这支现成的军队纳入治下。此后，就有了汉人军队，也就是汉军。当时，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还曾远征与自己相同种族的满人。清朝初期，俄国沿海州一带便已臣服清朝。比起占领土地，那时的战争主要目的是征服百姓。后金派出的远征军不过一两千人。远征军抵达当地以后，不会只俘虏一部分人，而是俘虏全部居民，并将其强迁至后金的都城附近。当时后金的都城设在兴京[21]，即今天的兴京老城。远征军为何要把所有人强行带到都城附近安置下来呢？为的是增加壮丁，扩充军队。也就是说，为了增加壮丁，扩充军队，清朝采取了这种以占领人民为首要目标的政策。而后，清朝开始处理与蒙古的关系。当时清朝与达尔汗亲王[22]一家订立盟约，结为了同盟。现在的东蒙古仍有达尔汉亲王。随着清朝势力的发展壮大，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时，人们不再称统治者为“汗”，而是于1636年改称统治者为“皇帝”。起初，后金尊称统治者可汗为“汗王爷”。这种叫法在满洲一直保留下来。直到今天，仍有人称当时的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为“汗王爷”。可到了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中期时，清朝统治者开始有了称帝的野心。当时，“皇帝”只有中原才有，尊贵无比。其他各国都需接受皇帝的册封。于是，清朝统治者便起了与中原皇帝平起平坐的野心，前去找朝鲜领导人商议。朝鲜领导人表示，满洲统治者与中原皇帝平起平坐太不像话，回绝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导致清朝出兵朝鲜。蒙古各部对此则十分赞同。满洲和蒙古的四十几个贝勒还联名劝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称帝。因此，大清皇帝在居于满洲时期便有了。清朝出征朝鲜后，朝鲜投降，还为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立了一座三田渡碑[23]，上面就刻有“大清宽温仁圣皇帝”。这时，清朝已经统一满蒙汉三个民族。与此相关的记录还有很多，“纲目”中所列的“崇谟阁记录”，是我在1905年第一次去奉天宝库查阅资料时发现的。当时我去找盛京将军[24]赵尔巽，也就是现今北京清史馆的馆长，问他能不能把这些资料借我一用。他说自己也是头一回看到这些记录，十分惊讶。这些奉天宝库里的古籍记载着清朝统治者称帝前后与朝鲜的文书往来，十分有趣。起初，无论是朝鲜来信，还是满洲写给朝鲜的信，都称满洲皇帝为“金国汗”。此外，仍有很多别的证据。总之，奉天宝库当中有许多证据表明，满洲统治者称“大清皇帝”以前曾自称为“金国汗”。清朝在编纂实录时，多少有些忌讳曾经自称“金国汗”之事，便将其尽数删除。所以，我们今天才无法看到相关记录。但朝鲜和明朝的资料当中确有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称“金国汗”的记录。不过，这些毕竟是敌国的记录，真假难辨。有了崇谟阁记录以及其他材料，我们才得以确认，清朝统治者在称“大清皇帝”以前，确实曾自称为“金国汗”。总之，清朝与朝鲜的往来文书等重要记录以底稿或抄本的形式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国。只是如今，袁世凯把这些典籍从奉天转移到了北京。至于这些典籍放在何处，我就不知道了。说不好哪一天发生什么变故，后人就只能参考我们保存下来的副本了。我们当时复制这些资料用的是蓝晒法[25]。由于我是外行，加上又是头一次做，遇到不少困难。这件事情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市村教授[26]和我一起做的。

清代的蒙古贵族

盛京将军赵尔巽

再下边的“同文汇考”是朝鲜辑录的外交文书集。朝鲜的外交对象向来只有中国和日本。虽然我们骂朝鲜对中国是“事大主义”，但朝鲜人自己也把与中国的文书往来称为“事大”，与日本的文书往来则称为“交邻”。这些文书都汇总在《同文汇考》当中。《同文汇考》中的“别编”部分收录了清朝还居于满洲时与朝鲜的往来文书，可以和崇谟阁记录对照来看，极具参考价值。清朝曾派兵征讨朝鲜。朝鲜投降以后，还立下三田渡碑以表感念满清恩德。《同文汇考》中收录的就是此后两国的往来文书。清朝尚在满洲自称“金国汗”时期的文书没有收录在《同文汇考》中。这部分内容还得查阅《朝鲜国来书簿》。总之，这些现存的宝贵资料都能表明，清朝统一满蒙汉以后，还把手伸到了朝鲜。

接下来的“通文馆书籍木版”很有意思。通文馆虽然不如外务省级别高，却是朝鲜掌管外务翻译的地方。朝鲜的等级制度十分复杂。译官属于中等阶层，不能成为上层贵族。其家族世代相传掌管翻译事务，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教材。这些教材的木版应该都保存在通文馆中。本来我也担心，如遇不测，这些木版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可是，京都大学的新村教授[27]前去朝鲜时，一个从内地[28]去了朝鲜的人告诉他，自己手上有这些东西，还分出一些转赠给他。其中有几块现今就保存在京都大学。这些木版如今散落四处，教材自然也很难入手。当时，朝鲜译官所使用的语言有汉语、满语、蒙语和日语，这些语言都有相应的翻译教材。通文馆里也都开设蒙语、满语、汉语、日语学科。像日语的话，还有教授德川时代非常礼貌的武士用语的教材。负责翻译事务的通文馆之所以编写这些教材，一定是因为朝鲜意识到了掌握满语、蒙语、汉语的必要性。满洲势力深入朝鲜就是一个证据。我们已在展室展出这些幸存的书籍木版，可供大家参考。以上就是清朝入关以前，统一蒙汉，并把朝鲜纳入属国的大体情形。

朝鲜的官僚阶级

绥抚西藏

接下来我们说说西藏。西藏在很早以前就与满洲建立了关系。众所周知，西藏地处中国西部，是亚洲中部海拔最高之地，却能与满洲建立关系，实在不可思议。这一切还得归功于佛教。我们知道，西藏政权由法王统治。佛教在当地十分盛行。当时的蒙古族人信仰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蒙古也成了喇嘛教的势力范围。西藏人虽然偏居中国西陲，却对世界上势力强大的君王格外敏感。譬如，现今俄国强盛，西藏便与俄国往来。看到英国在印度势力强大，西藏便与英国开始往来。总之，西藏对天下大势非常敏感。那时，东蒙古著名的察哈尔林丹汗势力一度十分强盛，后来却败给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东蒙古因此几乎全部成为清朝领土。一定是蒙古的西藏喇嘛亲眼目睹了此事，消息才很快传到西藏。于是，西藏不远万里遣使清朝，并呈上喇嘛的颂文。颂文中称，东方有曼殊师利皇帝现世。所谓“曼殊师利”，其实就是文殊菩萨。他们把清朝皇帝生拉硬拽地说成文殊菩萨，称东方曼殊师利皇帝现世，将要一统天下。当然，把曼殊师利等佛名用于人名的做法是有例可循的。蒙古酋长们身上就曾有过这种情况。西藏巧用此法，为的就是与新兴的强大政权建立关系。当时，蒙古也有著名喇嘛前来向清朝皇帝献礼，带来了元世祖忽必烈攻打日本时铸成的佛像。此佛名为“摩诃迦罗”，翻译成日语就是财神。但它不同于日本的福神，是更为凶狠的一种神。据说，此佛像所经之地，国家必将实现统一。蒙古献来摩诃迦罗佛像。西藏又有喇嘛远道而来，巧言煽惑，说清朝将一统天下，甚至鼓动清朝在奉天都城的四方各建一塔，声称宝塔建成之日，就是满洲一统天下之时。现在奉天的四个方位仍有东塔、西塔、南塔、北塔四座宝塔。日俄战争时，四座宝塔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依然被保存了下来。由于西藏喇嘛的这番溢美之词，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不仅开始信奉喇嘛，建造宝塔（宝塔建成时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已经去世了），而且还在寺庙里四处立碑。当时的碑文都以四体文字[29]书写。满文自不必说，除此之外还有蒙文、藏文和汉文。这时的清朝虽然尚未实际统治西藏，却已经有想要一统这四种语言、四个种族的念头了。由于这时的清朝实际已经信奉了喇嘛教，所以明末有名的年轻将领袁崇焕在与清兵时战时和的过程当中，居中的使者就是一个喇嘛。日本战国时代也有过和尚做使者的事情。总之，袁崇焕曾经通过喇嘛与外族交流沟通。如上所述，清朝初期，清朝皇帝就已十分信奉喇嘛教。尤其到雍正帝时，雍正帝既笃好禅学，也信奉喇嘛。做了皇帝之后，雍正帝还将原来的亲王府捐给喇嘛教建造寺庙。再后来，乾隆帝逐渐接受儒家思想，不再特别尊崇喇嘛，只是出于安抚蒙古的考虑才继续信奉喇嘛教。乾隆帝关于喇嘛的认识，在《喇嘛说》碑文中已经写得十分清楚。这份碑文反映了清朝对喇嘛教认识上的转变，已在展室展出。为能说明这些情况，此处特列出了这两份材料。

可见，清朝起初虽然实际信奉喇嘛教，后来却把它当成一种政治手段。总之，清朝与西藏通过喇嘛教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到乾隆帝时，清朝信奉喇嘛教除作为政治手段以外，也有一种夸耀统一不同民族功绩的心理。元明时期，蒙古人已经开始信奉喇嘛教，并将大藏经即一切经[30]翻译成了蒙古文。这些蒙古文藏经大多放在奉天。前面说过，元朝的摩诃迦罗佛像曾被献给清朝皇帝。这些宝贵的经文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同被带去的。我觉得这些经文应该是太阳汗在位期间被翻译出来，带去奉天的。这些也是我前些年考察的东西。日本宫内省拿走的部分现存于东京大学。我自己只留下一小部分。其余的藏文藏经都已在展室展出。

蒙古喇嘛

康熙帝时，中国有了一切经的蒙文和藏文两种版本。这些版片刻造十分精良，如今可能仍然存在。我只复制了经文的目录部分，也陈列在展室。

乾隆帝时，清朝产生了把藏经翻译成满文的想法。当时，与其说是出于信仰需要，不如说是为了复兴满语，才会把如此大部头的藏经译成满文。乾隆帝还特意请来章嘉胡图克图喇嘛商讨此事。章嘉胡图克图喇嘛住在北京城东北方向的嵩祝寺。他不仅学问极高，德高望重，而且手握大权，为助乾隆帝翻译满文藏经，鞠躬尽瘁。如此，满文藏经才得以面世。据我所知，这满文藏经只藏于奉天四塔中的北塔法轮寺。寺里还有诵读满文藏经的喇嘛。日俄战争期间，日军从北方进攻奉天时，俄军在此扎营过夜，北塔寺的藏经被搞得残破不堪。我发现了这些残破不堪的藏经后，把大部分带回了军政署。军政署后来又将这些藏经带回日本。如今，这些藏经存放在东京大学。由于当时京都大学还没有文科，这些藏经便都放在了东京大学，不然肯定就放在京都大学了。虽然有所缺失，但日本或多或少地收藏了清朝的满蒙藏文藏经。总之，清朝与西藏的关系十分密切。此外，乾隆帝认为，藏文与梵文关系密切，西藏文字又来自印度，对研究音韵学意义非凡。于是，他开始组织编纂《同文韵统》。章嘉胡图克图等人也参与其中。《同文韵统》主张各国音韵同源同本，很有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清朝与西藏的关系不仅存在于政治方面，还存在于语言方面。实际上，中国真正征服西藏，把西藏疆域划入清朝版图，并派遣驻藏大臣是在康熙年间。当时，西藏发生内乱，并遭到蒙古——现今新疆地区的汗王侵略；活佛一度外逃；清朝派兵助其平定内乱以后，才与西藏有了领土上的关系。所以，清朝与西藏是先有宗教关系，后有领土关系，再后来才有了语言上的关系。这就是清朝与西藏之间的关系。

征服准噶尔部和回部

第三部分是“征服准噶尔部和回部”。虽然清朝在建国初期已经征服蒙古，但征服的主要是漠南地区。其势力几乎没有进入西部的青海地区。近来由于日中条约[31]，人们才开始听说东蒙古或内蒙古。清朝最初统一的就只有这些地方，尚无外蒙古地区。当时，外蒙古到新疆一带，准噶尔部势力日盛，跋扈一时。准噶尔部是厄拉特蒙古的一支部落，清朝康熙年间势力达到鼎盛，在首领噶尔丹的带领下，统一蒙古、新疆一带。最终，噶尔丹与康熙帝正面交锋。战争持续多年，以噶尔丹的失败告终。噶尔丹服毒而亡，康熙获胜。虽然清朝官方史籍把噶尔丹说得很不堪，可毕竟他们互相为敌，所以不能只听清政府的一面之辞。近来我得到一本《秦边纪略》。我得到的这本《秦边纪略》虽是抄本，却有许多其他书中未述之事，且对噶尔丹赞不绝口。这本书写到，噶尔丹是蒙古人心目中的英雄，后来虽因未得天时地利而败给康熙帝，但势力一度十分强盛。康熙帝也为能与噶尔丹这等英雄人物一较高下，亲征朔漠地区，写下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昨天我们也提到过《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如此，康熙帝的势力首先扩张到了蒙古地区。准噶尔部的残余势力后来还在新疆屡屡作乱，到雍正乾隆年间也时常作乱。尽管清朝深受其扰，但御驾亲征只有康熙帝时那么一次。当时，从内蒙古到新疆以东的部分地区都已划入清朝版图。乾隆时期，回部也被划入清朝疆域。回部是信奉回教——伊斯兰教的地方，大多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地。《秦边纪略》中还称，乾隆时期，清朝征服回部，将现今新疆地区的两万余里[32]疆土划入治下。虽然书中的表述可能有些夸张，但今天中国版图上的新疆地区的确是乾隆时期打下来的。如此，除之前的四个种族以外，清朝又统一了回部。后来也时有动乱发生，譬如道光帝时，张格尔在新疆发动叛乱；近年又有阿古柏在新疆作乱——左宗棠还亲自前往平乱。虽然时有动乱发生，但乾隆年间，满人得以统一回部。乾隆帝对此颇为得意，还组织编纂《伊犁剿讨志略》以及关于西域的《皇舆西域图志》。总之，收服回部是乾隆帝的得意功绩。清朝征讨回部的过程极为残忍。清朝官兵尽数杀死当地男子，只给妇女和小孩留下活口。乾隆帝还从中挑选了一位绝色美女，纳为妾室，并为她在北京宫殿修建回部风格的寓所。还有一说是，这个嫔妃为了报仇，曾经行刺乾隆，最终被皇太后赐死。

随着清朝版图不断扩张，乾隆帝在语言上日渐自负。先前，康熙帝已经有保护国语的想法，开始主持编修《清文鉴》。后来，乾隆帝采用满、蒙二文，主持编修《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不久之后又采用满、蒙、汉三文，编修《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接着又陆续编成《四体清文鉴》和《五体清文鉴》。不过《五体清文鉴》没有刊刻本。前些年时，我与富冈谦藏老师以及羽田[33]先生一起，在奉天宝库看到《五体清文鉴》，就将其抄录了一份。《五体清文鉴》是一本满、汉、回、蒙、藏五种文字对译的辞书，是乾隆帝彰显自己丰功伟绩的成果。同时，乾隆帝还主持编修《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为归附自己的王公撰文作传。此外，为了统治蒙古，清朝设置了理藩院，根据以前的蒙古律令，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制定理藩院法规。近年来，各种辞书相继面世，其中不乏精良之作。民间甚至出现了回汉对译辞书。昨天展室展出的字上闪着金光的挂轴，是乾隆帝为赏赐进京觐见的西藏喇嘛而特制的。喇嘛圆寂后，挂轴未能送出，辗转至此。这幅挂轴也以满、蒙、汉、藏四体文字写成。

清军与准噶尔部交战

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道光帝平定张格尔之乱

提倡满文的效果

一、与欧译的关系

清朝力倡语学，确实卓有成效。这里就稍微说说提倡满文实际产生的一些效果。

由于汉语十分难懂，所以当时的西洋传教士来到清朝，一开始就学习中文是很困难的。而满语的语法与日语类似，虽然不及西洋语法严谨，可比起汉语就简单多了。西洋人为了阅读中国书籍，就先从读满文书籍入手。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历史典籍，西洋人都读满文书籍。那时，《通鉴纲目》的满文译本已经齐全。纲目中的“汉满书籍文书目录”是当时一个叫克拉普罗特的人来中国购买书籍时，为方便研究所作。目录中有很多书是我们今天轻易看不到的。总之，西洋人由于容易看懂满文书籍，为能了解中国情况，便都开始研习满文。所以，康熙帝和乾隆帝大力推广满文，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来说，此举有几分益处仍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满文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日本的满文研究

满文对日本的国际关系也产生过一定影响。希望大家能记住这点。新村教授曾在《艺文》杂志上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我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在此列出了“满文研究”。

日本第一个关注满文的是大学者荻生徂徕[34]。荻生徂徕注意到，当时传到日本的《正字通》卷首写有满文，并用汉语在满文上标注了发音。《康熙字典》流行以前，市面上最流行的就是《正字通》。荻生徂徕看到此书以后，开始研究满文，以黑字标注辅音，以红字标注元音。荻生徂徕一代对满文的研究只进展到这一步。荻生徂徕能读懂的满文，大概和弘法大师[35]能读懂梵文的程度相当。然而，如荻生徂徕般赫赫有名的学者也没能把这项研究坚持下去。后来，日本又传来了以满文音译的《千字文》注释本。日本的书店漫无目的地出版了这本书。估计有人想到这些满文是《千字文》的发音，还曾试着逐一比对过。我手头的这本《千字文》就用红笔一个一个地加了标注。可见，这时的日本人已经开始关注满文。后来，日俄因为北方的库页岛产生争端。最上德内[36]前往库页岛时，看到了库页岛土著手里的满文文书。库页岛土著每年都会得到清政府官员的封赏。所谓封赏，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官爵以及一些当地特产。库页岛土著带些皮毛过去，清朝则回赐以丝绸。回赐丝绸的同时，清朝还会附上文书，注明所赐。最上德内一行前往库页岛时，看到的就是这些用满文书写的文书。库页岛有个土著——曾被清朝赐名杨忠贞——带着满文文书和丝绸回到桦太。这些丝绸传到宗谷[37]附近的阿伊努人[38]手里后，被日本人称为“蝦夷锦”。蝦夷锦来自何处原本无人知晓。最上德内去了桦太，看到那里织品边角的文字以后，才搞清楚蝦夷锦的由来。原来，清朝设有织造衙门。譬如，南方的苏州和杭州都有织造衙门。丝绸从这些地方运往北京时，就会在上面写上文字。最上德内注意到这些织品上同时写有汉字和满文，才想到，所谓蝦夷锦其实就是清朝南方的织品。后来，这些织品还被用于度量衡的研究。《度量衡说统》一书中曾提及此事。当时，要想知道清朝的度量衡十分困难，人们便想到前往库页岛，利用这些织品进行研究。因此，《度量衡说统》中首次出现了满文记载。据小川教授[39]说，杨忠贞的文书现由最上德内的后人保存。前些年，我用蓝晒法把杨忠贞的文书拍了下来，也陈列在展室当中。近藤重藏[40]在写《边要分界图考》时，也引用了杨忠贞的文书。起初，由于无人知道这些文书写了什么，所以这些文书一直无人问津。如今，虽然也很难懂，但据原本来看，这些文书大概写于乾隆末年，也有一些写于之后的嘉庆年间。

荻生徂徕

库页岛上的土著居民

由此可见，日本开拓北方时期，满文已不再停留于荻生徂徕等学者的研究当中，而开始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然而，日本此时尚未开始真正的满文研究。就在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1804至1818年期间，俄国船抵达长崎，要求日本与俄国开展贸易。当时俄国写给日本的信上就有满文。也就是说，信是用俄国的本国语言和满文两种写成。由于俄国人当时对清朝之事有所研究，他们可能认为，满文是日本邻国使用的语言，日本人想必也能看懂，于是就用这两种语言写了信。可这信拿到日本后，既没人能看懂俄语，也没人能看懂满文。当时，统领幕府天文台的高桥作左卫门[41]因无法看懂这些信觉得十分可惜。信如今保存在宫内省的图书寮[42]中。新村教授给信拍了照片，放在展室里。当时满文字典《清文鉴》也已传到日本，收藏在德川家的书库当中。于是，高桥作左卫门花费十几年潜心研究满文。过了三年左右，他已经能看懂一些满文了。后来，高桥作左卫门萌生了编纂满语字典的想法，甚至想编纂满语和荷兰语字典。相比之下，满语和荷兰语相去甚远，和日语更近一些。高桥作左卫门运用荷兰语的知识来解读满文，耗时十几年编成满文字典《满文辑韵》和文法书《满文散语解》。然而，高桥作左卫门由于后来的西鲍鲁特事件[43]锒铛入狱，最终死在牢里。就在入狱的前两天，他还在编写《满文辑韵》。《满文辑韵》有草稿本和誊抄本，誊抄本只完成了三分之二左右。高桥作左卫门在《满文辑韵》结尾部分用很小的字写着日期。该日期正是他入狱的前两天。高桥作左卫门虽为满语研究呕心沥血，最终却因意外祸事被迫中断研究。

尽管无人继承高桥作左卫门的未竟之事，但从1848年至1854年，或许由于日本与外国往来日益频繁，长崎的通事等人开始打算研习满语。所幸，当时长崎有些来自满洲的人。虽然这些人都是无名小辈，但满文研究却得以展开。带头研究满文的是今天北京公使馆有名的郑永邦的伯父郑某。郑某等人领着十七八个中国通事，开始编修字典，着手翻译中国的《清文鉴》，但最终未能完成。这些稿本前些年还被出售过，现今在东京大学某位教授手里。我早些年看到它时，想不明白他们为何要研究满语，后来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路过长崎时，在一个寺庙里看到郑某的一块碑石。这块碑石就记有研究满语之事。我请长崎的一名属员把碑文抄了下来，也放在了展室。

综上所述，长崎是日本最早研究满语的地方。开始了满语研究。而且，日俄的国际关系使日本的满语研究变得意义重大。虽然满语后来逐渐被人们遗忘，如今想来恍如一梦，但清朝当时普及满语确实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对中国事宜的了解，影响了日俄之间的国际交往。乾隆帝所做之事，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苗族、台湾、琉球以及东南亚华侨

这部分内容旨在说明清朝势力的不断扩张。我们先说苗族。虽然部分苗族已逐渐汉化，但直到明朝时期，苗族仍由土官统治。土官是指接受朝廷封赐官职、对地方进行管理的当地名门望族。由于湖南贵州一带的土官制度弊害丛生，所以土官最终改为流官。流官是指在各处流动任职的官员。雍正年间，苗族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已改土归流。此乃中国内部统一的一大进步。当时出现了很多描写苗族的书籍和图册，京都大学也有收藏，都已放在展室。

我们再说台湾。明朝末年，郑成功据守台湾。到了康熙年间，郑成功仍不奉清朝为正朔，始终奉明朝为正朔。清朝步步为营，最终将台湾全部纳入版图。这些事情在蓝鼎元和姚莹等人的著作当中都有详细记述。清朝平定台湾以后，台湾仍有蛮族或流浪人口屡屡作乱，但均被清朝戡平。蓝鼎元等人的著作当中也记载着这些内容。后来，又有许多中国人参考前人著述，写了很多详细描写台湾情形的书。这些书籍所述多为台湾经过开垦辟荒，走向文明开化以来的情形。中国人近来之所以对台湾格外关注，与日本也有一定关系。西乡从道[44]出任大将，征讨台湾，引起了清政府对台湾的关注。清政府这才着手经营台湾，开发蛮荒之地。当时为了在蛮荒之地探险，清朝还绘有《台湾山内地图》，保留至今。这幅地图现今可能保存在台湾总督府[45]，我有幸也藏有一份。因此，清朝开始管理台湾可谓日本出征的结果。以上就是清朝统一不同部族的一些事情。

西乡从道

我们接下来说说琉球。琉球自古向中国朝贡，清朝时也是如此。当时还著有《琉球国志略》等书籍。琉球人认为，琉球是中国的属国。而清朝也允许琉球人来中国的福建求学。因此，琉球的文化多受福州影响。中国出使琉球使臣的书法，很多都保存了下来。书法名家王文治在琉球时，琉球人纷纷向他求书，留下许多作品。直到今天，琉球仍与福建有文化上的往来。

台湾总督府

如此，清朝势力得以不断扩张。近年来，东南亚华侨成了中国的一大问题。中国每年都有居民移居东南亚，人数多达几百。而移民所到之处，贸易极占优势。不仅贸易如此，土地开垦以及农业发展形势也一片大好。这就是近年来中国人在海外的发展情况。此处我列举了两个材料——《华夷通语》和新建的郑和碑——以做证明。《华夷通语》是一部汉语与马来语的对译辞书。这部辞书并非像乾隆帝编《五体清文鉴》一样为彰显功绩而编，而是中国人出于商业上的考量，需要通晓马来语才编修的。不过，《华夷通语》虽是一部马来语字典，但并没有用马来文书写。我们再说郑和碑。这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曾十几次远渡东南亚，还曾抵达非洲东海岸。郑和率领数百艘船远洋十几次，除发展海外贸易以外，当然也有宣扬国威之意。当时，他们就曾路过东南亚。当地人是否知晓郑和之名尚不可知。不过这件事情在中国非常有名。人们称郑和为“三保太监”，还编了《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戏剧出来，可见郑和的知名度有多高。近来，中国移民念及此事，想在三保太监的相关遗址立碑叙文，就在爪哇立了块碑。以前，中国的贸易远及东南亚一带。如今，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势力庞大。我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回顾历史，再看今朝，颇有一番趣味。

清朝虽然没有在这些地方扩张领土，但却逐步发展了贸易。明朝时期，四夷馆得以设立。四夷馆负责翻译明朝与外国的往来文书，可以翻译十三个国家的语言。四夷馆中藏有各个国家的外语辞典。这些辞典翻译虽很粗糙，但大略也能通晓意思。到了清朝，明朝的这一传统被继承下来，四夷馆改称“四译馆”。京都大学藏有四译馆中的部分辞典，也已展出。此外，还有一部《八纮译史》，几乎是《四译馆译语》的翻版。总之，这些材料都反映了中国早前在海外的发展壮大。四译馆时代，海外各国前来清朝。这在清朝看来是为朝贡，在外国人眼中却是为寻求贸易。各国使臣奉表纳贡，中国翻译则草草撰表，回复了事。时至今日，这种文书往来的方式不仅对外国来华影响重大，在中国实现民族发展的方面也产生了极大问题。此处内容就是为了说明这点。

外交——与俄国的关系

下面我们说说外交。清朝时期，中国建立的与贸易无关的外交关系主要是中俄关系。中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清朝居于满洲时期，就有俄国人陆续前来，与清政府频繁接触。顺治帝时期，俄国人已经来到满洲边境，清朝只好布兵防备。然而，与中国不同，俄国兵器多为枪炮，因此清朝不得不派遣一支装备枪炮的军队。当时，东亚地区的步枪最数日本发达。日本出征朝鲜时，最让中国人和朝鲜人头疼的也是日本步枪。那时的中国人多用弓箭，听说只要被日本人的步枪击中必死无疑，都十分害怕。由于朝鲜人知晓日本步枪的使用方法，加之朝鲜当时也有了步枪，所以当顺治年间，俄国人出现在满洲北部时，清朝还征调了朝鲜的鸟枪手。总之，中国与北方邻国的外交关系可谓中国外交活动的开端。顺治康熙年间，清朝对此尤其关注，因此才有了《平定罗刹[46]方略》的成书。中俄关系一度十分复杂。1688年前后，今尼布楚、雅克萨一带还发生过一次大的冲突。后来，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首次划分中俄两国边界。当时，中国担心不够了解西洋情况，随行还带着来自西洋的传教士。本次谈判，中国得益颇多，北至黑龙江都归入了中国领土。当时，俄国人对这个结果也很满意，便与清政府签订了条约，但之后仍屡次来犯。著名历史学家何秋涛编写《朔方备乘》一书，提醒清政府防备北方。《朔方备乘》成书于咸丰年间，详细调查并论述了以往的中俄关系。不过，中国后来还是向俄国做出了重大让步。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俄国借出面调停之机，迫使清政府割让沿海各州。由此可见，中国在中俄关系中最初居上，之后渐趋弱势。

尼布楚城

清军将俄军围困在雅克萨城

其次列出的是“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及其稿本”。曹廷杰对满洲之事十分了解。咸丰年间，清政府向俄国割让领土；光绪年间，西太后慈禧曾派曹廷杰前往俄境侦探考察。《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中详细记述了曹廷杰在俄领沿海各州踏勘考察的成果，其中不仅有政治方面的调查，还有历史方面以及其他诸如户籍等方面的调查。这部作品非常有名，令我们受益颇多。中国此举本想恢复在东北地区的势力范围，可不曾想后来又再次遭遇失地。总之，这时的中国已开始十分关注与俄国的关系。由于没有一幅完整的地图，所以中国在外交谈判当中非常不便。鉴于此，驻俄公使许景澄在任期间还绘制了一幅《中俄界图》。许景澄后来因为义和团运动时直言上谏被杀。

咸丰帝

以上就是与领土相关的一些重要外交事件。之后清朝也因伊犁以及其他事情发生过别的外交事件。总之，清朝虽曾统一多个民族，其领土不断延伸扩张，但后来在处理与俄国的关系时，却非常吃力，甚至往往被其压制。这就是清朝政治外交上的一些大略情况。

贸易

下面我们说说贸易。贸易对中国国势的影响重大，因此稍作概述。

一、与日本的关系

日本与中国早在明朝时期就有贸易往来。堺港[47]等商港就是日本为与中国开展贸易而开辟的。中日商贸活动从那时起就很频繁。中国出口日本的商品以药材、丝绸为主。日本出口中国的商品则以铜为主。日本是产铜大国，因此当时铜贸易十分活跃。中国进入清朝、日本进入德川时代以后，两国开始在长崎开展贸易。清朝每年都有商船来日贸易。其商船被称为“唐船”。新井白石[48]就铜贸易做过研究，并撰写《宝货事略》一书。中日贸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对日本来说却是单向贸易，以进口为主。单向贸易持续几十年的结果就是，日本的金银变得十分匮乏。大量劣质金银货币被铸造出来，致使金银价值下跌，经济失常。新井白石敏锐地发现了这些情况，便开始调查外国贸易。当时从日本流向国外的金银数额巨大，流向中国的多是银和铜。德川时代[49]初期至新井白石时期的八九十年间，日本的铜外流多达两亿多万斤。当然，足利时代[50]也出现过铜外流，只是外流的具体数额不得而知。《宣德鼎彝谱》一书记载道，铸造有名的宣德铜器的原材料铜就来自日本。所以，日本的铜在足利时代也曾大量外流，只是不知具体数量。足利时代，日本政府还干过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那就是把铜出口至中国以后，在中国铸成钱币再进口。总之，日本是产铜大国，是中国铜料供给地的事情，早在足利时代就已人尽皆知。后来还有本书叫《天寿随笔》。该书调查了新井白石以后的一些日本铜贸易的情形。书中清楚地记载着日本向中国出口铜料的具体数量。由此可知，新井白石时期到宝历年间[51]，日本铜料流出数额十分巨大。总之，中日贸易关系当中，日本向中国供给铜料，地位至关重要。而这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真正的流通货币只有铜钱。白银虽然也做过货币，但由于只能通过称重流通，因此并不能成为通用的本位货币。只有铜钱才是真正的通货。这就意味着，中国通货的供给方是日本。这种关系十分有趣，中日贸易也因此持续多年。当然，这也促进了中国文明向日本的传播，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那边展出的《清俗纪闻》《南山俗语考》等都是两国当时用于了解彼此的材料。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大体如此。

新井白石

二、与海外各国的关系

我们再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近来国势江河日下，多与贸易有关。譬如，鸦片战争就是贸易问题引发的。这点不同于中俄关系。中俄关系多是政治问题。中国与荷兰、英国、葡萄牙等国的外交关系，也都是因开展贸易而建立起来的。

贸易方面，近年问题尤其严重的就是茶叶贸易。就此问题，在座的我的一位同事矢野副教授[52]曾做过详尽研究，分析阐述中国茶叶贸易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中国的茶叶贸易举足轻重，近年依旧如此。此外，中国以前还向西方出口药材。譬如中医所用药材大黄。中国在西方成立茶叶贸易的行会组织，大量向外出口茶叶，引得英国等国纷纷派遣使者来华。乾隆末年，外国使者来华寻求贸易多是为了茶叶。当时，使者远道而来，清朝都赐以茶叶。《粤道贡国说》中就提及此事。由此可见，茶叶贸易在清朝中期就已十分重要。不可思议的是，茶叶贸易还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元代的纸币

中国古代都以铜为本位货币。清朝真正的货币仍然是铜。不过，这时出现了一种实际上比铜钱更能发挥货币之用的东西，那就是银。随着贸易和商业不断发展，更轻便的货币备受青睐。中国早在金、元时期就有了纸币。纸币与票据性质相仿，直到今天也仍被我们使用。元朝时期，政府开始发行官方纸币。元朝基本没铸铜钱，虽然也有少量铸币，但主要通用货币是纸币。元朝曾设置大规模的纸币流通机构，还在各处下设地方机构。但中国政治弊害丛生，难以管理，最终导致纸币贬值。今天，中国人使用纸币时，都偏好较旧较脏的纸币。因为这些纸币流通了好几年，没有假币。但以前的中国人和今天的日本人一样，更偏好新币。因为政府的官办银行不兑换太旧的纸币。所以，人人都觉得持有旧币吃亏，都不喜欢旧币。为了能让纸币流通，明朝费尽了心思。譬如，明朝曾设立只能用纸币交税的关卡。它们设于中国内地的各个地方，现今依然保存完好，称为“钞关”。钞关多设于船通行的地方，规定通关税费只能用纸币缴纳。内地的征税关卡只能流通纸币，多少会促进纸币流通。明朝正是出于这种考量，才设置了钞关。如今，虽然不再只用纸币交税，但钞关这个名字却依然保留着。人们把对外贸易的海关也称为“钞关”。总之，虽然明朝大费周章地设立钞关，试图促进纸币流通，但纸币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仍然很难流通。于是，一种代替纸币的货币渐渐流行起来。这种不用担心实际质量变差，只要成色确定，任何时候都能通用的货币就是银。以前，皇帝赏赐臣子，除了各种珠宝玉器，还会赏银。银最初并不作为货币使用，从明朝起才逐渐成为一种流通货币。以银作为货币的问题是，除非政府铸造出统一货币，否则人们在使用时就不得不考虑它所含的银量。因此，明朝以后，人们为研究金银成色煞费苦心。譬如通过手摸、吹气、听音等来判断银的成色。据关于明朝古董的书籍记载，白银也有诸多种类。最上等的名为“金花银”，是最好的银两；次之又有不同成色等级。总之，白银开始渐渐流通。可是，明朝时期，中国的白银十分稀缺。有本书中记录了明末万历年间中国的税收总额。那时缴纳租税，产米之地就以米纳税，产草之地就以草纳税，划分类别多种多样。万历年间缴纳银两数额不过四百万两，可见银价之贵。据说，丰臣秀吉出征朝鲜时，明朝在七年内用掉了五百万两白银，致使朝中大乱，成为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仅仅五百万两白银就引得朝中大乱，万历年间皇太子成婚花掉一千二百万两白银引起极大骚乱也就再自然不过了。明朝末年，为了征讨满洲，明朝征税高达一千六百万两白银，最终引起内乱，导致明朝灭亡。清朝时期，白银数量大幅增加。道光末年，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年财政收入约有四千五百万两白银，少的时候也有三千七百多万两，但定额是四千五百万两。虽然无从得知准确算法，但明末财政收入不过四百万两，清朝却是它的十倍之多，可见白银数量变得多么充裕。中国白银产量很低。清朝时期的主要银矿位于云南。康熙乾隆年间，云南银矿既有官办，也允许民间开采。朝廷对其征收税赋。有一本名为《滇南矿厂图略》的书，专门记述云南矿山情况。书中写道，虽然此处产铜很多，但产银很少。万历年间，听闻云南有银，明朝政府还曾在云南开办银矿，用时七年，声势浩大。可是，万历年间最大的银矿七年所产白银不过三百万两。因此也有人说，正是因为万历年间开采矿山，明朝政治才会出现百般弊病。书中还说，虽然银的产量微乎其微，但道光年间银的数量却大幅增加。这些增加的白银都从国外而来。如今中国有很多墨西哥银流通。其实早在墨西哥银以前就有很多来自外国的白银了。

三、贸易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就该说说贸易的效果了。《古今钱略》一书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外国货币，其中最主要的是西班牙货币。读过本书，便可知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之甚。这些外国货币都是通过贸易进入中国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货品大部分是药材和茶叶，后来时以茶叶为主。到乾隆帝时，清朝已经通过贸易获取了大量财富。乾隆时期，国内泰平。乾隆帝自己也极尽奢华，一生十分幸福。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朝国内没有战乱，财政收入充足。但货币充裕、财富增长又得归功于对外贸易。尽管如此，乾隆末年，英国马戛尔尼来华请求通商时，清政府却表示无此前例，拒绝了他。实际上正是因为对外贸易，清朝财政才得以如此富裕。可见，清政府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点，更非有心敛夺他人财富。然而，清朝毕竟因对外贸易而富，最终引得外国以鸦片进行反击。鸦片早在明朝时期就已进入中国。暹罗等国曾向中国进贡鸦片。康熙乾隆以来，鸦片渐渐进入南方，最初只作药用，后来作为烟草被人吸食，使人上瘾。当时，鸦片在台湾已经造成严重弊害。尽管吸食鸦片极大损害人体健康，但鸦片还是大量流入，政府也无计可施。道光末年，茶叶贸易积累下来的白银都因鸦片贸易倾倒而出，令中国财政出现大动荡。白银由贱变贵，给政府财政造成很大困难。那时清朝征收税赋，都是民间纳钱，政府中途进行兑换，再以银入库。因此，白银市场一旦汇率紊乱，就会对政府造成损失。清政府由于银价动荡，损失惨重。这也成了道光以来中国国势衰微的原因之一。政府对鸦片的弊害警醒起来，决心根除其弊。林则徐在广东销毁鸦片引起很大轰动，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爆发。《中西纪事》《粤氛纪事》《英夷犯境见闻录》《海外新话》《溃痈流毒》等书对此事都有记载。如今中国可能已经没有这些书了，但它们对日本的影响深远。《英夷犯境见闻录》以抄本传到日本，之后很快被编译成《海外新话》。《海外新话》的作者岭田枫江[53]是丹后田边人，后来住在上总国[54]，于1848至1854年翻译此书。岭田枫江有次去北海道时，回程在东北[55]转了一圈，还在我家住过。我的父亲曾见过他。当时，我的父亲十三岁，岭田枫江二十八岁。岭田枫江年轻时就是一个爱国志士，十分关注日本与北方俄国的边境问题。他看到《英夷犯境见闻录》后，认为这本书对日本大有益处，这才将其编译成《海外新话》。但时值德川时代，幕府认为这本书有违上意，勒令毁版。岭田枫江则被处以禁锢之刑，发配上总国，于1883年辞世。《海外新话》中提醒日本对贸易问题以及外交关系提高警惕，对日本颇有裨益。但很多中国人连《英夷犯境见闻录》的书名都没听过。近来虽有人说要出版它，却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并未出版。中国无人问津的东西，却在日本引起极大关注，提高了日本人对西方的警惕。日本人总爱替古人担忧，处处谨小慎微。但也正因如此，日本才有了今日的强盛。所以，神经质或许也是日本人的一个优点。除《海外新话》之外，当时还有很多相关书籍面世。鸦片战争时期，宁波乍浦有人编成《乍浦集咏》。这本书整体上并不是讲鸦片战争的，只是收集的当地诗作中有些与鸦片战争有关。《乍浦集咏》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人开始关注鸦片战争。诗集很快出现了四个版本。大名鼎鼎的伊藤圭介[56]老师、小野湖山[57]老师等人，都同时出版了此书。鸦片战争让日本人有切肤之痛。许多学者纷纷开始思考，当此时局，日本应当何去何从。这些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维新之势，成为今天日本繁荣强盛的一大原因。总之，中国贸易形势大变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带来了日本的繁荣富强。中国诸多问题都与日本息息相关，对日本有直接影响。拿前面的例子来说，种族统一促进了满语的兴盛，而满语又对日本的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从贸易方面来说，中国的贸易问题也影响了日本的国运国势。这些都是中国对日本造成的影响。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

鸦片吸食者

上面讲到很多关于钱的事情。我们也展出了一些样本放在展室。咸丰年间，由于长毛贼作乱，清朝财政凋敝，曾一度发行纸币。纸币的样本我们也已展出。财政紧张时，政府往往会开铸大钱。日本在财政困难的天保年间，曾铸造天保通宝，又称“当百”。一枚当百价值百钱。清朝在咸丰年间也铸过大钱，譬如当五十、当百等。铸造大钱只限于财政困难时期。所以，展出这些大钱也是为了证明，清朝内乱爆发以后，财政十分困难。由于这部分内容与清朝钱币有诸多关系，所以我把《制钱通考》一书及清朝的钱币也都一并展出。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