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6月2日的革命运动赋予了雅各宾派至高无上的权力。接下来，其领导人不断巩固自己不择手段得来的地位。统领巴黎革命政府和大部分地区的雅各宾派以及最终在国民公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山岳派开始掌控政府。他们的影响遍布整个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这不仅是因为雅各宾主义广受支持和民众的需要，还因为国家利益和民族情绪亟待维护。不管丹东的政策如何不完整，现在已经付诸实施。虽然不断有新的力量诞生并尝试抵制反法同盟，但反法同盟也在不断寻求扩张并通过屡试不爽的方法在各地巩固政治煽动者们的胜利果实。实际上，如果不进行暴力反抗，无政府状态就不会取得胜利。有一段时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不仅面临外敌，而且内部纷争严重，大有分裂之势。一些吉伦特派领导人逃过了逮捕，与共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竭力发动起义来反对所谓的雅各宾暴政。不久，即便是信奉革命原则的一些省份也出现了不满情绪。得知温和派倒台的消息后，南方城市里原本就充满了怒火的阶级战争再次升级。1793年6月2日事件后的一个月里，诺曼底的大部分地区发生了起义。在勃艮第、阿尔萨斯、弗朗什·孔泰、多芬和郎格多克，到处都充斥着威胁的声音。马赛、波尔多、图卢兹和格勒诺布尔等地的富人阶层公开反抗中央政府。紧随其后的是土伦和里昂。同时，西部骚乱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如今突然恶化了。在普瓦图、昂儒和布列塔尼的部分地区，成千上万的武装分子以“神和王”为战斗口号发动叛变，公开反抗没有宗教信仰的、弑君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领主们大都以土地为生，深受教会的影响。因此，即使革命带来的是好处，农民也几乎不在乎。但当革命发展到凌辱他们所敬仰的领主时，当可怕的法律反对他们敬爱的教士时，农民明确地表现出了愤怒。当听到路易十六被处决的消息时，农民发动了起义以表达愤怒。当政府用卑劣的手段强迫他们的孩子参军并为邪恶的事业而战时，农民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到1793年年中，农民组成了强大的叛乱组织，即将证明自己比卑鄙的敌人走得更远。这就是著名的旺代战争的开端，也是革命大剧中最黑暗的一个情节。

旺代叛乱中的反叛者

虽然旺代战争令处于外敌入侵危机中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但并没有压制住法兰西当前的霸权力量。雅各宾领导人中，大多数卑鄙无能，大胆而坚定的人寥寥无几。丹东敦促国家管理力量加倍努力。通过投票招募来的三十万军队奉命前往边境。在准备执行所谓的“总动员令”的同时，雅各宾领导人转而反击国内的对手，并在巴黎建立了一支“革命军队”。这支队伍以国民自卫队为后备部队，向叛乱的地区进发。军队命令造反的城市投降，派遣使者去挑拨群众，使其反对“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敌人、陌生的盟友”。同时，最民主的宪法成了人民的关注点。真正的爱国人士在各地组成革命委员会，支持雅各宾派领导人，并宣布实施最高限价政策和向富人收税，以确保穷人能舒适度日。被称为革命法庭的奇怪机构每天把受害者送上断头台，把疑犯关进监狱。恐怖统治虽然暂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长远看来注定会失败。事实上，里昂和土伦已经长期存在武装力量。事出有因的旺代叛乱中，起义军起初都是由新征的士兵组成，后来发展成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但北方的起义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没过多久，几乎所有的南方城市的叛乱也被镇压或收服了。当然，叛乱势力迅速崩溃绝不仅仅是由雅各宾派的行为导致的，尽管两者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巨大的。雅各宾派占领了首都的同时，也迅速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其他地区取得了胜利，而这些地区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受雅各宾派控制。此外，穷人与富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关系也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分裂的一个普遍原因。在国家的现有状态下，即使疯狂的情绪不受刺激，穷人也一定会占据上风，更何况雅各宾派获得成功的原因仍在发挥作用。凡是反对丹东及其支持者抗击外来侵略者的人和事，都是叛国的，对1789年至今所发生的一切来说都是致命的。

因此，一度席卷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内战很快就局限在某些地区了，而且中心范围还在不断缩小。同时，强大的反法同盟取得了什么成就呢？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赢得了巨大的胜利。皮埃蒙特人和西班牙人或许本可以越过普罗旺斯和鲁西荣，从而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南部的暴动变得势不可挡。但由于缺乏得力的指挥，他们收获甚微。共和党的军队尽管处处受挫，却仍坚守阵地，顽强抵抗实力相当的外敌。最终，北部和东北部迎来了真正的胜利。毫无疑问，如果反法同盟齐心协力，或阵营中有优秀的指挥官，巴黎可能会被轻易攻破，法兰西革命也会立刻被镇压。但实际上，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分裂了。同盟军中没有一位将军具备傲视战争规则的能力。反法同盟军在绵长的战线上缓慢前进，指挥官们各怀心思，没有人敢于冒险推进或者拿下法军阵地上的要塞，尽管这些要塞在没有防守时根本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仅围攻美因茨、瓦朗谢讷和孔代，就耗时半个夏季。攻破这些地方后，反法同盟军企图侵入皮卡第。此时，反法同盟军内部产生了分歧。英国特遣队被派去围攻敦刻尔克，而奥地利军队则在法兰西佛兰德斯徘徊，意图征服比利时——当时还是奥地利的一个省——以扩充自身实力。法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却因师老兵疲而不得不全线撤退。法军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喘息时间。北方的法军在巴黎的几次战斗中几乎被赶到了索姆河，却也因此得到了招揽兵力的机会，而没有像原本预想的那样轻易被摧毁。一部分匆忙组建起来的军队被编入法军，大部分士兵要么是来自波旁王朝旧部的经验丰富的军人，要么是来自瓦尔密和热马普的志愿军。于是，一支战斗力超强的法军集结起来了。在雅各宾政府的强制命令下，这支军队立即前往阵地抗击入侵者——尽管这些入侵者根本不知道何为“入侵”。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受到强大的攻击，不得不包围敦刻尔克。而令欧洲大为震惊的是，分裂的反法同盟军开始踌躇不决并在法军面前退缩了。法军从反法同盟军的犹豫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虽然法军仍像以前一样懦弱，但却因此燃起了爱国热情。

围攻美因茨时，反法联军用热气球观察美因茨要塞的军情

反法联军围攻瓦朗谢讷

1793年深秋，飘摇不定的气运毅然站到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一边。法军新兵大量赶往前线，在不断的胜利中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士兵。拉扎尔·卡诺掌控了军事大权，把握着军事大方向。尽管他的策略不健全，但比起敌人的愚蠢要好很多。他的确堪称伟大人物，只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有些言过其实。堕落的君主制政权时期的将军们销声匿迹了，或者说，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失败了。于是，军队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优秀将领来领导新组建的军队。尽管决策失误不可避免，但多数士兵和军官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战斗力。毫无疑问，恐怖统治能增加爱国主义的力量。数千人被强行赶往营地，见证失败将领的死刑。然而，高尚的荣誉是由人民创造的。在如此无望的情况下，人民英勇奋战，打击敌人的弱点，并取得了胜利。得益于拉扎尔·卡诺的巧妙灵感，一支法军小分队从莱茵河迅速出动，而盘踞在莱茵河的普鲁士军队依然按兵不动。在这支法军小分队的援助下，让-巴普蒂斯特·儒尔当在瓦蒂尼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并开辟了进入低地国家的道路。年轻的拉扎尔·奥什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战争理论。1793年年底，他通过大胆而有效的进攻穿过了孚日山，将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的部队与维尔姆泽的部队隔开。那些不知所以的反法同盟军刚占领了阿尔萨斯，就被赶走了。通过这些行动，非常重要却又极为脆弱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北部边境基本从反法同盟军手中夺回了。虽然法军在南部边疆地区的成绩差强人意，但共和国的敌人已经士气锐减。同时，在一场可怕的围攻后，里昂沦陷了。尽管在旺代的战争尚未结束，但保皇党的事业正在迅速衰落。在这场政治大剧中，自称为“天主教军队”的部队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农民军队中的革命新兵和将军各自展示了强大的战斗力。最终，美因茨的驻军和一位真正的指挥官让-巴普蒂斯特·克莱伯脱颖而出。尽管战争是持久的、令人绝望的，但技术和战术必然会占据上风。普瓦图的绍莱战役失败后，旺代人被驱赶到卢瓦尔河以北。随后，旺代残留部队在萨沃奈几乎被全部歼灭。暴动的力量如此可怕，否则起义军也不会在几个月前不可思议地攻进巴黎，夺取首都。

拉扎尔·卡诺

让-巴普蒂斯特·儒尔当

年轻的拉扎尔·奥什

让-巴普蒂斯特·克莱伯

快到1793年12月底时，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给这一年来的变故和斗争画上了句号。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土伦爆发了起义。不幸的是，土伦上层和中产阶级向反法同盟军寻求援助。英国和西班牙的舰队应援，占领了港口和军火库。虽然土伦的某些地方已经被包围，但由于指挥官无能，几个月来，包围行动迟迟没有任何进展。最后，巴黎制定了进攻计划。战事委员会中的一个年轻低级炮兵军官意识到普通的战术是毫无用处的，“如果拿下反法同盟军的锚地[1]，反法同盟军舰队就会立即投降”。他把手指放在地图上的一个岬[2]上，斩钉截铁地说：“拿下土伦，这是关键点。”在场的将领们如醍醐灌顶，甚至忽视了政府的命令，让这位年轻的顾问制定作战计划。激烈的交战之后，土伦湾被法军占领了。法军炮兵一占领高地，反法同盟军就匆忙撤离了。几天后，土伦成了法军的囊中之物。这个显著的功绩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全世界都变得黯然无光了。而这位年轻的炮兵军官就是拿破仑，是法兰西大革命最强大的产物。

在此期间，在外国战争和国内危机的双重影响下，已经占据支配地位的无政府状态得以巩固。接下来，著名的“恐怖统治”时期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拉开了序幕。温和派倒台后，国民公会成了雅各宾派领导人的工具。其中七十三名国民公会成员因秘密抗议1793年6月2日事件而被捕。困惑不已的保守派放弃了挣扎，而平原派获得了山岳派的赦令，山岳派则不得不服从于可怕的救国委员会。这个由雅各宾派极端分子组成的组织，获得了国家的所有权力。从本质上来说，救国委员会实行可怕的专制制度，掌握着全国代表权，控制和指挥着公共安全委员会、革命政府、俱乐部和势力遍布全国的革命委员会。按照政府的宏伟计划，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全部权力握在一小群鲁莽的亡命之徒手中。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社会发生了闻所未闻的暴力行为，而这些暴力行为不只是为了粉碎国家的敌人，还要颠覆社会，推翻一切正常的秩序，改变国家的惯例、习俗和信仰，通过绝对恐怖的手段打压反对党。“全民动员”制度被严格执行，全国的男女老幼都奉命协助国防，全国的物产都被宣布处于“征用”状态以供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使用，移民贵族和国家俘虏的土地、财物都被草率没收，残酷的法令压制着一切反抗行为，越来越多的人被轻率地送上断头台，革命法庭被设为永久机构，荒谬的应急措施勉强维持着注定失败的指券，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执行最高限价政策，国民消费被强行管制，精疲力尽难以经营的国债被“共和国化”。有组织地掠夺富人成了政府的常规手段。只要有人对压抑恐怖、笼罩整个国家的计划稍有怨言，就会被判处死刑。不仅如此，冷漠和“缺乏公德心”也是判处死刑的罪名。如果法军将领在战场上失利，军队中的共和国专员就会命令，对其执行死刑。同时，衣着、礼仪甚至言论方式都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语言形式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历法和整套计量体系都发生了转变。救国委员会尽管还没有公开禁止基督教，但已经非常厌恶和不信任所有牧师，认为牧师拒绝效忠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巴黎革命政府信奉无神论，并命令其他城市效仿。各地的教会由市政府和地方当局管辖，大部分被随意摧毁或关闭了。

旺代人在绍莱战役中惨遭失败，被革命军追击

旺代人在绍莱战役中战败后，被迫向卢瓦尔河以北逃跑

在土伦战役中，拿破仑手指地图，发表他的作战计划，令众将领如醍醐灌顶。拿破仑正是在这次战役中初露头角

法军占领土伦高地

英军在土伦战败后匆忙撤离

这些场景见证了这个特殊时期的暴政，展示出了人性中最严酷、最可怕、最荒唐的一面。巴黎似乎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营地：广场上成百上千的铁匠铺和锻造厂制造武器和大炮，长枪兵在大街上设置路障、不停巡逻并在变成牢笼的房子上标注被关押犯人的名字，年轻人们匆忙地操练着，老人和妇女都被划入一个小队以“鼓动爱国者去参加革命工作”，孩子们在嘈杂的演讲和劲爆的音乐中整理布料、制作绷带，人们在面包店门口排成长队等待购买由国家定量和定价的物资。政府特使们都住在曾象征凡尔赛辉煌的宫殿里，以便为“好公民”们贡献最大的力量。银行和交易所里，密探们人头攒动，记下任何敢于贬低指券价值的人。这些纸币将按照恐怖统治的原则直接转换成合法掠夺的手段用来还债，在一定程度上按票面价值转换成商品之后迅速变成一堆废纸。同时，打着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旗号的专员们以“为由爱国的穷人组成的军队筹集军备物资”为名，肆意掠夺，将战利品存放在仓库里。那些衣着整洁、服饰高雅、戴着手表或饰品的人是最倒霉的，如果不想被草率地关进监狱，就得贡献出奢侈品。其他大城市也有类似的情况。主干道上涌来一大批奔赴前线的新兵，他们心情各一，有的恐惧，有的后悔，有的狂喜。农民的庄稼、存粮和马匹则被大量的官兵征用或夺走。农民们们有时会绝望地看着，但更多的时候感叹道：“必须拯救国家和革命。”

奔赴前线的新兵

国民公会的大厅里回荡着奇怪的争论声和陌生的报告声，古代的异教术语与粗野女性的下流话和俚语掺杂在一起，杂乱的掌声从大厅里传出。其他集会也同样喧嚣，但比这里稍好些。“嫌疑犯”名单越来越多，监狱也越来越满，即使使用恐怖手段清除他们也无法阻止传言。此时，最引人注目的是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东、让-马利·科洛·德布瓦、比约·瓦雷纳和巴雷尔。他们坐在杜伊勒里宫的房间里运筹帷幄，指挥着庞大的武力组织来控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这种革命热情爆发和社会关系颠倒的迷幻中，任何暴力的事情都会占上风。国家长期存在的恶习和弊病激起了民众的愤怒，而这种愤怒比之前更糟糕，以毫无节制的报复方式表现出来了。与其他类似的运动一样，话语的意思被曲解了：无情变成了美德，温和被认为是叛国，冷漠意味着爱国奉献，残酷则体现着公正。此外，罗伯斯庇尔等人所展现出的最黑暗的一面也反映出了旧君主制度下因阶级分歧而产生的恶意和仇恨是多么强烈。出身贵族本身就是犯罪：留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少数贵族和高级教士要么被谴责，要么畏缩躲藏，不敢露面。愤怒情绪越来越普遍、激烈。人们反对正当的贸易秩序，排斥专业的律师、商人、劳工雇主、法院的眷属、国家的老公仆以及胆战心惊的1789年改革者。所有曾经的名人都遭人嫉妒，连贵族智者也遭到谴责，大部分文学和科学人士被压制，艺术和知识要么屈尊于卑劣的行为要么被宣称为危险的事物。在这样一个旧社会的束缚全面崩溃的时期，淫乱也突破了界限。令雅各宾政客们都感到震惊的是，纳妾、离婚事件层出不穷，私生子的数量迅速增长。群众肆意模仿伟人的恶习，毫无底线。不过，对待宗教的态度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如前文所述，国家尚未完全否定基督教，但在许多地方，教堂内的装饰物被狂暴的人们拆掉。巴黎革命政府在圣母院举办无神论庆典时，圣母院的走廊放上了画着妓女图案的牌匾，并被称为“理性女神”。就连各类异教节日也打上了淫乱的烙印。此外，很多牧师否认了他们曾经坚持的信仰。一位虚伪的主教改编了一部教文并亵渎了基督教的奥秘。原本庄严的教会长久以来被罪恶和腐败玷污，传出了肮脏的丑闻。然而，这些亵渎神明的事情只是少数。尽管被雅各宾派怀疑追捕，成千上万的神职人员仍继续履行他们的神圣职责，为仍然坚持神父信条的虔诚教众提供服务。在这个可怕的全国审判和社会颠覆的时期，也并非一切都是邪恶的。除激励法兰西人的爱国主义之外，还有更多体现忠诚和美德的崇高事例。在雅各宾派的政治中，可能存在着一种不健全的精神，这种精神过分且不公正。

库东

让-马利·科洛·德布瓦

比约·瓦雷纳

巴雷尔

尽管如此，恐怖统治进程中最悲剧的一面仍有待考究。如前文所述，监狱里挤满了因严苛的法律、无情的怀疑或私人怨恨而被关押的受害者。仅仅在巴黎，罪犯人数通常就可达到五千至六千人。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挤满了群众，不分等级，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善良、高尚的人与肮脏、卑微的人以及真正的罪犯关押在一起。领主、法官、有品位的人、国民议会和制宪议会的领袖、不幸的将军、被遗弃的官员、祭司、商人和凡尔赛的奢侈品供应商混杂在骗子、盗贼和街头混混中。亲眼目睹过这些情景的证人生动地描述了这里所发生的可怕事件：长时间处于艰苦环境之下的人性是如何变得绝望、鲁莽、冷酷的；在面临危险的情况下，社会差距是如何被巧妙保留下来或消失不见的；在传统秩序消失时，美德是如何显示出其天生的权威的；当有人反对邪恶时，无论这个人的身份如何，堕落的人是如何尊重善良的人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批囚犯被送往革命法庭。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法庭仍在不断制造恶行，审判程序之简单，令人胆寒。被定罪的人被匆匆送上断头台，在民众最残忍无情的狂呼中——一般都是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万岁”的喧嚣声中——被成批地屠杀。不幸遇难的人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国家的杰出人士、旧秩序的显要人物以及前几年出色的民众领袖。几名吉伦特代表在1793年6月2日的起义中惨遭杀害，佩蒂翁是其中一位，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他注定的结局。被捕的二十二人之中的大多数都牺牲了，其中包括韦尼奥，他是当时最具说服力的人。曾经著名的让-西万尔·巴伊、高尚的骑士巴纳夫、臭名昭著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楚斯蒂纳伯爵亚当·菲利普以及其他杰出的军官、路易十六的伟大支持者纪尧姆-克雷蒂安·德·拉莫瓦尼翁·德·梅尔歇布，这些著名人物的命运也在此终结[3]。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这个可怕的名单变得更长呢？有两个人的死亡醒目地显示出了社会生活中最崇高的东西，也是恐怖统治企图毁灭的东西。伊丽莎白夫人的公平和圣洁令雅各宾人的眼里也饱含泪水，她带着虔诚与少女的羞涩，顺从地低下头去，将自己置于那夺命的斧头之下[4]。严厉又英勇的罗兰夫人——让-马利·罗兰的妻子，唇角带着微笑走上了绞刑架，高声呼喊：“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尔之名而行！”

让-西万尔·巴伊在断头台上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1793年10月14日，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被带到了这个致命的法庭。王后的样子令人同情，就连严厉的法官和拥挤的野蛮观众也心有不忍。她的头发白了，高贵的脸庞满是悲痛。她身穿一件粗糙破烂的外衣，但身形依然透露着庄严。灯光下，她的身影打在昏暗的长椅上和走廊四周。她是高贵体制的没落残骸。这场景与她年轻时在凡尔赛宫的大阳台上看到的场景判若云泥。那时，她高贵的身影一出现，就会得到观众的欢呼。现在，由于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深恶痛绝，人们的同情消失了，很快又开始批判和嘲弄她了。旧王室的一些要人为了换取自身安全，宁愿放弃尊严。为了证明劫数难逃的王后的罪行，他们不惜提供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证据。这些曾经的王室成员们将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加诸于这位可怜的王后的身上，这罪名如此恶劣，就连道德败坏的法官和控告者们也难以启齿。这是多么可悲啊。紧接着，王后被宣判死刑。1793年10月16日，王后被带上断头台。庄严的仪式早就没有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被绑着双臂坐在一辆普通的马车里，穿着与其他卑劣的罪犯一样的囚服，在民众狂妄的注视下，被拉到了行刑的地点。几个小时前，她的沉静与庄严曾不止一次地令审判她的法官深感不安。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份沉静与庄严仍旧闪烁着光芒。有人注意到，有几个邪恶的女人挤过去冲她大吼大叫，但在她平静沉着的凝视下退缩了。据目击者说，在这段赴死过程中，她一直泰然自若，只有当看到曾经的杜伊勒里宫时，脸上才有了一点生动的表情，面对死亡时她完全没有反常或畏缩。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死亡是高尚的，而对她纯洁生活的邪恶诽谤都是虚假的。毫无疑问，革命法庭在处理王后案件时是不公正的。但如果说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与路易十六一样伤害了法兰西王国，这也没有错。她的错误更严重，只因她是她那愚蠢的丈夫的首席顾问，骄傲地将他如泥土一般玩弄于手中。尽管如此，在评判她的行为时，必须仔细权衡她的生活和处境之间的关系。历史显示，庄严的人只有在被抛向深渊无力反抗时，才可能深思环境的残酷，才可能折射出“西罗亚塔的真相”[5]，即使不是最邪恶的人，也会走向死亡。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法庭接受审判

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处死

几个月来，这个笼罩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暴政制度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在夺取国家政权期间，由于形势危险、压力巨大，雅各宾派领导人暂时忘记或忽略了内部分歧。然而，当共和体制初步稳固时，雅各宾派领导人之间出现了分裂。根据领导人相左的观点，逐渐发展出了三个派别。早在1793年7月，丹东就离开了救国委员会，改投温和派。众多追随者支持他的思想，视他为革命勇士。这些追随者虽然狂暴、野蛮，但富有人情味。他们不是信奉疯狂信条的疯子。相比固执的革命理念，他们更倾向于以快乐和感化为手段来实现目标。虽然他们像丹东一样道德败坏，但他们希望赦免吉伦特派的受害者，并开始谴责恐怖统治的过分行为。第二个派别由一位名叫雅克·赫伯特的恶棍领导，主要成员是巴黎革命政府的极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曾鼓吹无神论并且给予它最大限度的传播自由。他们企图让首都在整个国家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并支持大城市的独立，但他们的社会信条只是放纵肉体。第三个派别由罗伯斯庇尔领导，并逐渐成为最强大的一个派别，因为仅仅是他的品格声誉就为其赢得了极大的道德优势。而他所宣扬的充满美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大众的认同。当恶劣的想法被冠以“人民利益”之名时，总会得到满足。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亲信希望根据卢梭的原始的、不完善的观念来建设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若不毫不留情地实施恐怖主义制度，这个目标就无法实现。因此，罗伯斯庇尔党谴责丹东的温和。同时，因革命政府煽动者的无神论与自己的理论相悖，罗伯斯庇尔党对此深恶痛绝。也许罗伯斯庇尔天性并不残忍，但当被自己深思熟虑所得出的思想禁锢住时，他与他的同伴们一样无情。尽管这个派别的成员大都是雅各宾派，但他们都是真正正直或至少看上去正直的人，并认为信念坚定才能获得权威。但罗伯斯庇尔的几个最得力的下属的性格却与他本人一样。

1793年年底，罗伯斯庇尔的权势达到顶峰。他是雅各宾俱乐部中最幸运的人，也是救国委员会的独裁者，在国民公会中的影响力至高无上。敌对的三个派别之间的分歧不久就公开化了，个人恩怨再次加深了不和。由于掌握着政府，权力拥有者能轻而易举地摧毁对手。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毫不顾忌地利用权力机器对付对手。雅克·赫伯特和革命政府的领导人首先被清除，只要被冠上了阴谋论者的罪名，总会有证据出现来证明这一罪行的。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时，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怀疑出现，并总能找到证实这些怀疑的证据。随着雅克·赫伯特和巴黎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倒台，大革命曾经的主要力量、令巴黎成为全国榜样的著名组织——巴黎革命政府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了。随后，丹东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也调转风向。但斗争是危险而漫长的，丹东等人也被送到了革命法庭面对审判。吓得不知所措的国民公会发来一纸特令，将丹东党杀害了。随着丹东的牺牲，恐怖统治时期的温和派解散了。领袖的命运令人同情。丹东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他勇敢坚毅，能言善辩，是天才指挥官。如果1793年9月的流血冲突归因于他，加之他经常为达目的扮演煽动者的角色，那么可以断定他拥有一颗爱国的心。雅各宾派的国防计划所获得的所有功绩都应属于丹东。他在人类的神圣事业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丹东死后，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主人，并不失时机地加强了自身影响力。救国委员会的权力比以前更全面了。为了压制巴黎革命政府，救国委员会解散了一些区的革命军队，这些区的最高行政官是从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中选出来的，从而使这里的民主政治受到了控制。在此期间，除了一个由可信的雅各宾党人组成的社团之外，其他俱乐部和受欢迎的社团都被一纸简单的法令压制了。而且为了表明共和国的优点，罗伯斯庇尔宣布无神论为“贵族式的虚伪”，崇拜“至尊者”为民族信仰，基督教为低劣的迷信，而牧师们为罪恶的骗子。

雅克·赫伯特和他的追随者

现在，罗伯斯庇尔掌控下的恐怖统治加快了发展进程，并因滥杀变得更可怕。一个无情的狂热分子实施着刚刚稳固的寡头政治，仿佛要证明什么是雅各宾主义的“自由”。旧君主制在过去几年中所做的最恶劣的行为在几个月内就被远远地超越了。其实，君主制和共和制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被胁迫的国民公会不得不颁布一道法令，赋予革命法庭不受任何限制的一切自由。最终，连“道德信念”也成了犯罪的充分证据。断头台不停运作，突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胆战心惊。革命法庭成批地审判囚犯，每批四十至五十人。只要邪恶的控告人简单地点头或眨眼，囚犯就可以被判死刑。断头台被转移至审判场所，这成了叛乱情形下的一个合理情景。成千上万的“嫌疑人”被塞进牢房，卑鄙的控告人在这里穿梭以便发现定死罪的线索，若实在找不出线索，那就编造“在监狱中密谋”之类的假罪行来达到目的。可怕的暴政席卷全国，无处不在，所有事情都笼罩在恐怖和痛苦中，这已经超出了人类的忍耐范围，自杀和变疯的事例剧增。巴黎似乎已经完全被残酷的野蛮民众掌控，而秩序和正直已彻底消失。掠夺极度升级，强制推行指券的力度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大。因权力高度集中，逃跑变得越来越难。同时，西欧历史上最残暴的复仇行动，在那些倒霉的起义城市里上演了。里昂和土伦遭到数次攻击，被夷为平地，所谓的“死亡洪水”注定要将这些地方的“叛徒以及温和派都肃清”。在波尔多、阿拉斯和马赛，类似的恐怖情景随处可见。在南特以南数英里的地方，汹涌的卢瓦尔河水裹挟着数百具恐怖扭曲的尸体奔向大海。这些受害者被称为“共和联姻”，男男女女们在狂笑声中被绑在一起装到驳船里，驳船被故意凿沉，在河里漂流。旺代部分地区仍有叛乱，被“地狱列队”[6]横穿而过。虽然让-巴普蒂斯特·克莱伯对其必然后果进行了果断的预言，但这些军队仍不断前进，到处烧杀抢掠，肆意破坏。首都派来的“全权”专员呼吁民众尽其所能进行罪恶的活动。罗伯斯庇尔是这个血腥统治的主宰者和绝对的领主。也许在波旁王朝的监狱里、在旧议会的频繁压迫下、在巴士底狱和其他国家监狱的恐怖中、在圣巴塞洛缪和拉罗谢尔的大屠杀中，不只一位法兰西国王曾实行过残酷多疑的统治。我们从中隐约预见了恐怖统治的伏笔，但却没预料到暴政竟如此迅猛、致命。人们认为庆祝“至尊者”的节日是渎神节日，“消灭贫穷”及其他社会问题的计划是空洞计划。因此，没有人认为这些手段会缓解恐怖统治时期最后阶段也是最坏阶段的恶劣性质。

圣巴塞洛缪大屠杀

四年前，正是因为想要实现这些希望[7]，法兰西才得以焕发生机。这正是哲学的实际问题，法兰西大革命那光辉的幻景迷惑了一代人的眼。这片土地是哀悼和屠杀之地，《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最终演变成了由民众中的坏人来维持专制统治的工具。一开始赋予了雅各宾派压倒性力量的那种推动力正在消失，于是，暴政更残暴了。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不仅没有受到毁灭的威胁，反而渐入佳境，朝着胜利走去。1793年的溃败使反法同盟进一步分裂。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长久以来的猜忌因波兰的阴谋而加剧。1794年春，战争重新开始时，面对大胆而坚决的敌人，反法同盟军完全没有做好作战准备。同时，法军的巨大努力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全国有五十多万人全副武装，在前线对抗敌人。虽然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当不和谐、软弱的一方与认真狂热的一方交战时，结果不言而喻。实际上，即使占有绝对的人数优势，新组建的法军也经常打败仗。由于缺乏有经验的、受过专门训练的士兵，法军的战斗力仍然相对弱小。在海上，匆匆装备起来的法军舰队遇到了一次压倒性的失败。1794年6月，英国取得了伟大胜利，接下来还有一连串的胜利。人数的力量、同盟集体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战争中都能产生一定效果。此外，要想胜利，反法同盟的战斗力必须要比法军更强。西班牙军队被驱赶到比利牛斯山以北。曾在土伦战役中展现军事才能的年轻的拿破仑做了一次演讲，接着迷惑并打败了皮埃蒙特的军队。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巅峰上，像汉尼拔一样敏锐的拿破仑认为可以很快占领意大利，从而建立辉煌的战绩。与此同时，经过长时间战斗，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大败。当让-查尔斯·皮舍格吕与让-维克多·马利·莫罗向佛兰德斯进军时，拉扎尔·卡诺重复使用一年前的战术。因为敌人在孚日山疏忽大意，所以拉扎尔·卡诺经默兹河顺利抵达桑布尔河。接着，他指挥法军在弗勒吕斯战役中大获全胜。几天后，他成了布鲁塞尔的主人。

让-查尔斯·皮舍格吕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至此，恐怖统治的可怕行径开始引起反作用，且无疑会越来越严重。共和国的胜利激起了民众对雅各宾主义制度黑暗面的厌恶。血腥绝望的场面使法兰西从辉煌沦为悲惨，城市民众因此产生了反抗情绪。还有一种情绪不断蔓延——敌人在前线不断溃败，应该一鼓作气将其肃清，并结束这可怕的混乱与洗劫。革命法庭的法官对他们残酷而可恶的工作感到厌倦，断头台四周欢呼的人群也不见了踪影。即便在首都最贫穷的地区，也常有为受害人叫屈的声音。在这种思想蔓延的情况下，罗伯斯庇尔的霸权统治必然走向覆灭。随后，曾屈从于罗伯斯庇尔的领导的统治力量中，其中一股力量的爆发加速了恐怖统治的毁灭。显然，罗伯斯庇尔对此非常不满，甚至数星期缺席救国委员会的会议。他大肆屠杀被压制的国民公会成员，处决众多亲密伙伴，实行绝对专政。不管这些是否是他的密谋，总之他的大部分同事开始反对他了。当再次出现在国民公会时，罗伯斯庇尔的话语中包含着威胁，而这些威胁似乎意味着更多的流血事件。在几个勇敢的领导人的影响下，就连忠于他的议会也开始议论纷纷。1794年7月27日，在一场激烈的争辩后，国民公会下达了逮捕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东的命令。随着平原派和右派奋起反抗，革命的山岳派暴君终于下台了。然而，罗伯斯庇尔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了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革命政府中的支持者的帮助，与另外两名囚犯一起获救了。同时，一场威慑国家权力的暴动正在酝酿。然而，各个地区是分裂的：一小部分只服从巴黎革命政府，大部分站在国民公会一边，尤其是在“三巨头”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东被宣判为国家叛徒后。很快，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伴被带到了象征着他们自己曾掌握的可怕政府的革命法庭。大多数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再次被打倒，与罪恶的暴君一起被消灭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位血腥的暴君和他的追随者是雅各宾派中最后被清除的，他们都在大革命中犯下了最可怕的罪行。几个月前，夏绿蒂·科黛用匕首刺杀了让-保罗·马拉，让法兰西人民如释重负。

法军在弗勒吕斯战役中大获全胜

罗伯斯庇尔被捕

这就是1794年7月的革命。根据法兰西新历法，它被称为“热月革命”。这次事件将成为永恒的耻辱，因为法兰西人自己把脖子伸入了罗伯斯庇尔的枷锁。毫无疑问，在这种默许态度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族的专制主义倾向。但必须铭记的是，雅各宾派的成功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与国家独立之间的联系以及它对爱国思想的利用。而且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即使是最可怕的暴政，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被发现并被制止。危机一旦不复存在，恐怖统治也将结束。至于恐怖统治时期造成的恐慌，则显示了长期存在的阶级仇恨是多么强烈，人可以变得多么残酷。尽管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接受了雅各宾派的统治，甚至出于某种原因欢迎这种统治，但公正地说，这种暴行只是少数人，即几个大城市中最卑劣的民众以及一群鲁莽、狂妄的煽动者的行为。恐怖分子成了手握大权之人，他们为保卫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所采取的措施被视为能力的证明。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证明这种崇拜成功者的观念是错误的。虽然雅各宾领导人表现出了相当强大的能力，但他们制定的体制导致了一场破坏性的、甚至是致命的内战。他们的暴力政策——特别是在社会方面——是残酷的、毁灭性的，也是不明智的。有些成就看似是由他们取得的，实际上是由法兰西人的精神和英勇赢得的。此外，他们获得的任何功绩都应该归功于丹东，而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他们的爪牙根本没有能力成为政治首脑。当然，也并不是说每位参与这次危机的杰出人物都是恐怖分子。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法军抵抗敌人时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至今无人能超越，否则，反法同盟军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1793年夏季攻入巴黎。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源于反法同盟的分裂和疏忽。这段时间的诸多变故揭示了一个不可掩盖的真相，那就是在战争中动用新兵军队是不可靠的、危险的。与其他艺术一样，战术也需要经验和训练。除非有经验丰富的部队的支持，否则年轻的法军至少在前几个月是毫无战斗力的。的确，拿破仑曾经说过，真正的成就源于旧君主制时的法兰西军队。反法同盟军在各方面都比对手好，但在战争中，单纯的组织并不代表一切。正如在从前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战争不仅需要军队精诚团结、人数适当，还需要每个兵将有爱国主义情怀和甘于奉献的精神，最重要的是曾不止一次被拉扎尔·卡诺低估甚至忽略的优秀战术。基于这些考量，法兰西人民的精神和毅力不禁让人心怀敬意。虽然这个国家一度幻想发生奇迹，其民族热情也有违自然规律，但它确实在危机中赢得了伟大的胜利。

夏绿蒂·科黛用匕首刺杀了让-保罗·马拉

* * *

[1]这里是指反法同盟军在土伦湾内的海上营地。——译者注

[2]这里是指土伦湾。——译者注

[3]托马斯·卡莱尔先生这样描述了奥尔良公爵这个毫无声誉的无耻之人的死亡场面：“菲利普的眼睛闪耀着地狱之火的光，然后瞬间消失，他非常冷静，带着布鲁梅尔式的礼貌。在绞刑架上，刽子手桑松要求将他的靴子脱下来。菲利普说：‘呸，等我死后会更好脱。让我们快一点结束吧。’”——原注

[4]在《教堂六日记》第75页，一位目击者说，唯一显露情感的事情发生在刽子手走近她、打算拿走她的披肩时。她叫道：“看在上帝的面上，请让我戴着它吧。”——原注

[5]“西罗亚塔的真相”出自《路加福音》第13章。西罗亚塔倒塌压死了十八个加利利人，耶稣说，“因为这些加利利人死于非命，你们就以为他们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吗？不是的，除非你们悔改，否则你们也要同样死亡。”这里是指，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或许不是最邪恶有罪之人，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已经腐败，如果不做出改变，只能面对死亡。——译者注

[6]这里是指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救国委员会的军队对叛乱地区展开了残暴的报复行动，杀人无数，所以此处形容为“地狱列队”。——译者注

[7]这里是指前面提到的消灭贫穷、摒弃社会恶习、消除社会等级等虚幻的希望，正是这一希望点燃了法兰西大革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