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8月10日事件的直接结果是立法议会获得了相对自由[1]。首都的暴民或许仍忧心忡忡，但终于摆脱了王室的束缚。暂且不说立法议会对不幸的国王有多同情，通过这次暴动，它至少获得了新生。尽管杜伊勒里宫仍被群众力量占据着，但最杰出的吉伦特派领袖皮埃尔-维克杜尼昂·韦尼奥提出应立即废黜路易十六并召开一个国民大会来指导法兰西的发展。这个提议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得以通过。不久之后，巴黎当局名正言顺地将命运多舛的王室关押在圣殿里——这是一个古老的、以它所代表的阶层命名的堡垒。三位被罢免的吉伦特派大臣再次被召回。丹东再次接手司法部，并积极尝试加强国防以取悦民众。曾积极参与了暴动的巴黎近郊部队匆忙武装起来。巴黎当局派遣特使向这支部队首领传达了最新事态走向并准备进行新的选举。同时，夺位的巴黎革命政府竭尽所能巩固权力，在最大程度上扩大1792年8月10日事件的成果。尽管不情不愿，但立法议会还是同意各区代表团撤销首都现有的地方行政法院并缉拿其内部治安人员。国民自卫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数激增了两倍，队伍里加入了大批的长矛兵。巴黎革命政府靠煽动者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并得到了强大武装力量的支持。尽管一些富裕地区的民众表示反对，但这些反对的声音最终还是湮没在了“法兰西仍处于危险”的叫嚣声中。至此，在1792年8月10日事件中偷偷溜走的卑鄙的暴徒领导人又回到了老巢。雅各宾派、科尔德利派和其他党派则积极地煽动人民充分利用重新获得的自由。民众坚信王室联合外敌“策划灭绝所有爱国者”，因此要求报复王室和贵族以慰藉“死去的子民”。巴黎革命政府或丹东下令搜查一切可疑的房屋，于是，监狱里挤满了数百名罪犯。众所周知，这些罪犯是作为人质关押在这里的，在发生特定事件时很可能会被杀害。佩蒂翁因在暴动之初所发挥的作用而再次被任命为巴黎市长，但由于他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弱，市长之职只是有名无实。因此，即使他对这些行动心怀恐惧，也不得不批准。

吉伦特派领袖皮埃尔-维克杜尼昂·韦尼奥

在这场危机中，一连串的暴力事件再次得到了可怕的刺激。当得到国王被废黜的消息时，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拒绝服从立法议会。在调动军队的尝试失败后，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丢弃了统帅权，越过边界逃离了。同时，奥普盟军进军法兰西内陆，翻过了梅茨要塞。奥普盟军的轻骑兵肃清了香槟地区广袤平原上的法兰西军队，从凡尔登直接进入了首都巴黎。法兰西似乎一败涂地。震惊的立法议会满怀激情地呼吁民众重拾爱国主义精神，但有几位领导人，特别是吉伦特派的领袖，却认为应该放弃巴黎把政府转移到卢瓦尔河地区。丹东大张旗鼓地来到前线，并宣称这种怯懦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同时，他又带着恐吓的语气大声疾呼：“真正的危险来自国家内部，必须震慑这些罪恶的小集团。”其他领导人却不赞成他的观点。他极具勇气且敢说敢做，虽然不像暴民领袖们那样残暴，但还是让巴黎革命政府感觉到了暴力流血事件的信号。巴黎革命政府中的一个委员会愤怒地实施了一个“复仇计划”。他们雇了一批凶手，强制开放监狱。骇人听闻的模拟审判使形势更加严峻，不幸的受害者们遭到无情的屠杀，尸体堆成小山，拥挤的人群围在四周，怒火在此得以释放。可怕的屠杀持续了好几天，在罪恶的狂欢中充斥着恐惧、愤怒、邪恶和仇恨。巴黎革命政府也被视为共谋，因为它非但从来没有派出国民自卫队来恢复秩序，反而允许国民自卫队参加大屠杀。就这样，王室里那些一度辉煌、高尚公正的人与无数的无名小卒一起被无情地杀害了。凶手们杀红了眼，变得疯狂。他们在凡尔赛宫残忍地杀害了一批从奥尔良护送来的国家囚犯。直到监狱里的囚犯被杀光，屠杀才停止。此时，罪恶已是罄竹难书。可爱的朗巴勒公主[2]那血淋淋的尸体被拖到街上，扔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面前。首都的主要街道上，游行队伍的长矛上挑着惨白的人头，以此来震慑“人民的敌人”。同时，掠夺变得肆无忌惮。富人和教会的许多豪宅被洗劫，王室珠宝被偷，城中的一些地方犹如被敌人洗劫后的废墟。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即使当人类表现出最令人厌恶的一面时，人性的微光也会在这些恐怖和沮丧的情形下不时地闪耀。体现克己与高尚的事例层出不穷，许多“爱国者”拒绝分享卑劣的同伴抢劫而来的财物。惨遭屠杀的受害者似乎达到了一千四百人。

凶手们在凡尔赛宫残忍地杀害了一批囚犯

这次事件被世人称为“九月大屠杀”。虽然后来出现了更血腥的场面，但在法兰西大革命中，没有任何事件比首都当局实施的这一恐怖行为更残忍。这一罪行的根源是恐怖统治和仇恨，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它辩护。单纯的党派运动甚至是法兰西人特有的本性弱点都不足以造成这场罪行。从此，立法议会与巴黎暴民统治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右派、中间派甚至雅各宾派，都对此表达了愤怒和责备。尽管巴黎革命政府中那个策划这一罪行的的委员会发表了“人民公正”的颂词，但即使是政治煽动者里，也没有一个人认同这次流血事件。事实上，由于形势的突然转变，引起大屠杀的思想狂潮演变成了另一种思潮，并成了当时的主要思潮。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出逃后，法军的首席指挥官一职由迪穆里埃接手。面对心无旁骛的敌人，迪穆里埃本无胜算。但入侵者在到达默兹的关键时刻开始变得犹豫不决，迪穆里埃得以趁机从看似无法挽救的险恶局势中安全脱身。迪穆里埃把所有可能的部队集合在一起，并从卢万召回弗朗西斯·克里斯多夫·克勒曼辅助自己，然后率军退到了横跨默兹省西部的香槟地区绵长山脉以北的阿登高地和阿尔贡。据守了这个地形复杂的地区的所有出入口后，迪穆里埃决定守株待兔，耐心等待反法同盟军的进攻。同时，数千名新兵从首都及邻近的省份被送往法军营地。尽管最终被罢免，但迪穆里埃至少成功地抵御了一段时间。1792年9月20日，普鲁士军队突破了法军防线，但涣散的法军仍成功击退了普鲁士军队，将其从瓦尔密高地上赶走了[3]。法军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的错误指挥。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却产生了绝妙的结果。普鲁士国王、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和奥军将领开始产生分歧，并彼此产生防备心理。更糟糕的是，奥普盟军中成千上万的军人因为恶劣季节的极端潮湿天气而难逃一劫。不出几日，推进到沙隆附近的耀武扬威的奥普盟军开始全线撤退。这次入侵如果不是因为指挥失误，一定会压倒一切抵抗。可以说，巴黎和整个法兰西侥幸躲过了一场劫难。

朗巴勒公主的尸体被扔到街上

也正是在这时，国民公会在闲置的杜伊勒里宫成立了。国民公会是在1792年8月10日事件和外国侵略的共同影响下成立的，虽然比其前身立法议会更具革命性，但主要成员大部分都是立法议会的成员，其中大多数反对无政府主义。然而，山岳派的加入使国民公会比立法议会更有力量，而平原派则更摇摆不定了。有人指出，几位激进左翼山岳派的杰出代表现在改投保守右翼吉伦特派。吉伦特派的领袖再次回归，成为所谓的温和派首领。尽管来自巴黎的代表让-保罗·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是非常杰出的政治煽动者，但立法议会总的来说还是社会秩序的拥护者。

在1792年9月20日的瓦尔密战役中，原本涣散的法军成功击退普鲁士军队，将其从瓦尔密高地上赶走

弗朗西斯·克里斯多夫·克勒曼

1792年9月20日瓦尔密战役中的普鲁士士兵

国民公会的第一项措施显示了其真正的政治倾向。它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对路易十六的指控。近一年里，尤其是与奥普同盟开战以来，法兰西王室的行为引起了的民众的愤慨和不信任，因此共和国[4]中无人反对废除君主制。法军也在努力加强力量，不断驱逐入境的敌军。作为对《布仑斯威克宣言》和仍记忆犹新的《皮尔尼茨宣言》的回应，国民公会以抵制国王作为国家事业，并以法兰西国家的名义向任何有意推翻暴君、追求自由的国家提供支持。即使对外国来说具有侵略性、破坏性甚至挑衅的意味，国民公会的大多数人也仍然真诚地希望在国内遏制无政府状态。国民公会警觉地察觉到了最近发生的有辱首都威严的事件。以杰出的吉伦特派为主的温和派谴责了1792年9月的暴行，公开宣称巴黎革命政府对国家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并宣布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伴的最终目的是实行恐怖的暴政。指责的声音肆意蔓延，尽管巴黎革命政府对此持质疑态度并进行了自查，无政府主义者的俱乐部也以威胁回应，但这些“乱党”最初在国民公会中的力量尚微不足道。然而，暴力情绪已经被唤起，首都的暴徒组织了示威以表愤怒，温和派的雄辩激怒了雅各宾派煽动者，后者对温和派尤其是吉伦特派的领袖开始产生了仇恨和嫉妒。

关于国王的报告一提交，国民公会就开始骚动不安。雅各宾派领导人提议判处国王死刑。最后，国民公会决定审判路易十六，并定期进行弹劾。1792年12月11日，这位命运多舛的君主被从监狱带到原来的宫殿，接受共和国法官的审判。他头戴纱巾，沉默地接受着一切，顺从地回答关于“路易十六”的问询。国王一贯的被动顺从触动了许多人的心，人们亲眼看到伟人堕落时常会产生同情心理，也正是这一点挽救了他的性命。然而，国民公会发现了一些被奉命藏在铁箱子里的可疑文件，从而对国王产生了新的怀疑。1792年12月26日，国王的辩护人做了极具说服力的辩护之后，国王本人只简单地补充了一句：“1792年8月10日的流血事件不应该记在我的头上。”辩论开始不久，雅各宾派就明显地企图利用1792年8月10日事件激起民众对国王的仇恨，以便进一步实现自身目的。雅各宾派提出立即制裁暴君，宣称不打倒王室国家就不会安全——这将给欧洲各国树立很好的榜样，并宣称所有反对爱国者提议的人是反动的、隐藏的保皇党。除了这些恶毒的谩骂，雅各宾派还使用了屡试不爽的应急手段：首都当局及其爪牙随时准备恐吓那些在“国家事业”面前犹豫不决的代表。就在这时，温和派分裂了。温和派的大多数人谴责国王，但也希望饶恕他的性命。吉伦特派领袖在信念、感情、欲望和恐惧之间徘徊不决，在雅各宾派的坚决果敢面前怯懦退缩了。当勇气和意志跟优柔寡断不期而遇时，结果不言自喻。1793年1月14日，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有罪，第二天又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缓期执行和向人民上诉的建议在此关键时刻被驳回了。在长达几天的会议上，在代表们的郑重请求下，投票开始了。当时的场景令许多目击者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厅内无比昏暗，令人敬畏的法官决定着前君主的命运，像在剧场一样坐成排的人们只露出半张脸看着台上戏剧性的一幕，爆发出刺耳的喧闹声。据说，尽管许多挤在走廊里的妇女尖叫着控诉路易十六，但有一票却激起了人们甚至是最为残忍的山岳派领袖的反感。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以雅各宾派的身份再次回到巴黎，赞成立即处决他的堂弟，声音中充满了无耻。

罗伯斯庇尔

法王路易十六接受共和国法官的审判

丹东辞职了，新的司法大臣于1793年1月20日宣布了路易十六的判决书。接到判决书后，路易十六请求给予三天时间，以做好死前准备，但遭到了拒绝。几个小时后，巴黎革命政府官员打开了路易十六的房门，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伊丽莎白夫人和王室的两个孩子，都被劫数难逃的国王抱在怀里。为什么要揭开这个痛苦场景的面纱？为什么要探究这悲惨不幸的离别中那无声的顺从、激动的眼泪和心碎的悲伤呢？1793年1月21日清晨，平静的夜晚过后，路易十六站起身来，将一个代表王后的结婚戒指给了近身侍从。路易十六曾承诺跟家人见面道别，但因不希望家人承受痛苦而改变了主意。不一会儿，路易十六收到了埃奇沃思[5]神父的圣餐。埃奇沃思神父品德高尚，在国王生命的危机时刻承担了王室神父的工作。神父停留了一会儿，为国王做了一段诚挚的祷告，完全不受监狱外面喧嚣的声音干扰。1793年1月21日8时左右，市政官员宣布行刑时间已到。国王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完成遗愿，另一个是支付律师费用，然后就顺从了。国王安静地走进一辆马车，周围全是刺刀。忠诚的神父坐在国王旁边，不断重复地唱着庄严的临终祷词，似乎没有意识到周围的一切。沉闷的队伍穿过一条条长长的国民自卫队队伍，虽然能听到一些愤怒或同情的声音，但鲜有旁观者，即使有，也都是沉默的。道路两边，商店的门和窗户紧闭着。一时之间，怜悯和恐惧占据了人们的心，这位近百位先王的后裔即将面临可怕的命运，甚至连革命的狂潮都因此安静，最口无遮拦之人也缄默不语。10时，马车抵达杜伊勒里宫前的广场。在这里，新型的死刑机器断头台耸立在一个破碎的路易十五雕像附近。广场周围是一排排的骑兵和大炮，他们手执军刀，点燃火把。一大群人聚集在这里。街巷的喧嚣中出现了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熟悉的面孔，他又来宣扬他的雅各宾信仰了。路易十六本想向人民致意，但百鼓齐鸣的喧嚣声令他打消了这个想法。路易十六被置于高高吊起的斧头下面，头颅被砍下的瞬间，欢呼声从人群中爆发出来。犹如中了魔咒，人民胸口的重石终于被搬走了。

议会发现了一些被奉命藏在铁箱子里的可疑文件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和孩子们以及伊丽莎白夫人依偎在路易十六怀里

处决路易十六是比犯罪更糟糕的政治失误之一。退位国王的顺从赴死事件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愤慨，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同情，加剧了无政府状态。掌权者应时刻牢记流血政策的危险性。当一个曾经令人敬畏的人被害时，人们往往会产生同情之心。在一个真正受欢迎的议会产生之前，审判只是党派斗争的手段和对正义的嘲弄。大部分针对国王的指责都属于无中生有。但路易十六是否对法兰西人民守信，是否履行了尊重和坚持制度的誓言，历史并不能对此做出裁定。他尽管反对外来入侵，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外来入侵。不仅如此，他还与国家的敌人做交易，间接侵害了国家利益。毫无疑问，与伟大的查理一世[6]不同的是，路易十六并没有犯原则性错误，但在维护王权与治国方面，却能力不足。在生活中，路易十六虽然缺乏道德和社会尊严，但仍是一个好人。然而，他一再地以一种刻意的、背叛的方式来背叛臣民的意志。当法兰西危如累卵时——这是比查理一世在位时更严峻的时刻，路易十六似乎背叛了法兰西最根本的利益。这种刻意的行为无疑是因为路易十六软弱无能，更何况他一直处于两难的境地。从道德品质角度来看，路易十六不会做出这种行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受到愚蠢甚至邪恶智囊团的影响。但法兰西人在国家危机时刻无法推断出也不可能相信这些分析。所以，在后人看来，当战争爆发时，尤其在王室出逃后，废黜路易十六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合理的。

埃奇沃思神父诚挚地为路易十六做祷告

路易十六的头被砍下的瞬间，人群中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

处决路易十六是欧洲反法同盟形成的导火索。事实上，由于国民公会大力支持自由十字军，欧洲各国深感愤怒，早已开始酝酿反法同盟了。此外，法军实力的增长令各国都处于高级预警状态。瓦尔密战役告捷后，迪穆里埃大胆地将这场战争扩大至低地国家，并在热马普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793年早春，迪穆里埃已经越过比利时，进入默兹河下游河畔，并大肆袭击荷兰。另一支法军占领了萨伏依和尼斯。第三支法军在楚斯蒂纳伯爵亚当·菲利普的领导下穿越巴拉丁，占领了美因茨要塞，威胁着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地区。欧洲大陆上历史悠久的国家对法兰西的入侵恨之入骨。法军获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再次分裂，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法军的强大力量。于是，欧洲各国纷纷起义，18世纪的君主专制和封建主义联合起来对抗法兰西大革命也就成了必然事件，因为这场革命的影响穿越了国界，对腐朽的权威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然而，路易十六被处决之前，反法同盟尚且迟疑不决，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进展。现在，这些因素突然融合在一起，欧洲大陆所有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也随即联合起来，加入到所谓的“为了上帝和秩序而反对弑君”的圣战中。德意志加入了反法同盟，西班牙与皮埃蒙特早已结盟，渺小的意大利也敢于谴责法兰西，就连俄国和瑞典也在其冰封的沙漠中联手对抗共同的敌人法兰西。英国也被卷入这场大运动，皇室和贵族对袭击比利时的热情大增，中产阶级对在巴黎执行的处决路易十六的行刑场面感到震惊和厌恶。在托利党[7]和辉格党的共同支持下，小威廉·皮特极力阻止反法战争，却不得不参加[8]。1793年2月至3月，反法同盟军队得以大范围地组建。当一部分反法同盟军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直逼法兰西，从斯凯尔特河涌入莱茵河时，另一部分反法同盟军则向法兰西东部和北部边境挺进。

迪穆里埃在热马普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随着事态的发展，党派和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达到了决裂状态。审判国王时，温和派和吉伦特派的动摇助长了雅各宾派领袖的威风。由于共和主义信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再加上其正直的名声广为人知，罗伯斯庇尔的影响力逐渐增加，但同时他发现许多人开始谴责他的“国民公会的保皇主义思想”。吉伦特派领袖们的言论也遭到严厉谴责，整个党派都被指控企图将法兰西划分为国家联邦。巴黎民众因此愤愤不平，尤其是当有人巧妙地透露出吉伦特派领袖在几个月前的危险来临时打算放弃首都的时候。同时，吉伦特派猛烈反击雅各宾派和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指控他们暗中篡夺王位。尽管在国民公会中的地位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获得了权力的革命力量也遭遇了所有政权不稳的新政府都不可避免的困境。以巴黎为中心，各种冲突在法兰西各地频繁发生，且结局大同小异。中产阶级和较富裕的阶层大部分站在温和派一边，穷人和暴徒则大力支持无政府主义。这一系列事件的危害也逐渐显露出来：分配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稳步增长的贸易开始下滑，贫困的压力不断加大。在这种紧要关头，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开始形成，反对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的国民公会。物价大幅上涨，人民只好让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多数首领及其支持民众都强烈要求实行共产主义，并限制生活必需品的最高价格。国民公会的领导人谴责这种要求为毫无用处的权宜之计，但这种谴责只是徒劳，因为与饥肠辘辘的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当让-保罗·马拉得到支持并宣称“穷人们想要的，就是绞死杂货店老板”时，成千上万的人因这个可怕的想法而欢呼雀跃。

小威廉·皮特

同时，虽然指挥不力、速度缓慢，但反法同盟的力量还是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反法同盟军在莱茵河畔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楚斯蒂纳伯爵亚当·菲利普被驱赶至阿尔萨斯，美因茨被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占领了。不久之后，迪穆里埃在内尔温登战役中惨遭失败，经比利时撤退至法兰西边境。法兰西北部因此再次受到入侵的威胁，这一入侵威胁与迪穆里埃和国民公会之间的分歧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迪穆里埃谴责国民公会处决路易十六的行为，反对号召外国进行革命。他抱怨雅各宾派的思想破坏了纪律，雅各宾派使臣已将比利时当局洗脑，并认为自由等同于掠夺。当国民公会对他进行审判时，迪穆里埃像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一样，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帅权并孤身离开了军队。同时，西部保皇党起义的情报传来。在南方多个城市，尤其是受吉伦特思想影响巨大的城市，长期存在的贫富争端演变成了公开的内战，上层阶级愤怒地谴责雅各宾派和巴黎的暴徒。事件反反复复，致使国民公会内部矛盾深化，外部纷争激增。最终，温和派的力量遭受严重削弱，不得不宣告失败。得知北方首战失败的消息后，总能在危险时刻挺身而出的丹东提出了一系列革命计划。一直以来，他都坚持认为，无论局势多么令人绝望，法兰西人都应该竭力甚至不择手段地拯救和保卫共和国。直到现在，巴黎革命政府仍被隔离在立法机关之外。在如此巨大的危机面前，这显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丹东通过一项法令在国民公会内选出一个小内阁，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实权。于是，救国委员会出现了，这是个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专政政权。由丹东建议组建的第二个委员会，也就是公共安全委员会，受法兰西所有高级警官的监督。为了逮捕所有嫌疑人并建立特别法庭，丹东还通过了一项专门的法令。这项法令基本不受保安程序的限制，从而有效镇压了丹东口中的派系内讧。这些手段为一个可能会成为专制主义的强大政权奠定了基础。为了保卫国防，丹东要求不仅立即积极招募军队，而且必要时全国的青年人都应交由国家来安排。为了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他还主张对富人征收重税和以暴力手段提高纸币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他支持巴黎煽动者所珍视的最高限额计划。“摧毁我的名声无关紧要”，他高谈阔论道，“但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他的勇气令国民公会非常震惊。

1793年3月18日，迪穆里埃在内尔温登战役中惨遭失败

让-保罗·马拉

楚斯蒂纳伯爵亚当·菲利普

这些强烈的诉求虽有利有弊——既有真正的洞察力，也有荒谬的论断和追名逐利的野心，但还是得到了雅各宾领导人的支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危险的压力下，警觉的国民公会同意了丹东的绝大部分提议。同时，巴黎革命政府又大胆地投身于保卫法兰西的运动，公开宣称独立，并准备好武装力量以便随时派遣到前线。不仅如此，巴黎革命政府还呼吁法兰西的其他城市也这么做。煽动组织的力量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民众被告知现在正是爱国者的时代，任何反对爱国者的人都是法兰西的敌人。当国民公会派遣专员到军队招募新兵时，对民族独立满怀希冀的雅各宾派因革命组织遍布全国而陷入了危境。国民公会中，强硬的山岳派逐渐占据优势地位，软弱迟疑的平原派也开始变得大胆无畏。在这场巨大而可怕的危机中，最终的结果是由温和派尤其是由吉伦特派促成的。温和派与对手一样爱国，甚至比对手更爱国。尽管坚持认为公共安全委员会和特别法庭是民主暴政机构，但他们害怕革命进程，更阻挡不了民众支持丹东的部分政策的步伐。虽然共产主义政策的积极事例已经有很多，但他们仍然抵制对富人的最高限额和税收制度，认为这是“合法抢劫”。所以，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刻，温和派阻挠了对国家安全来说最必要的东西。温和派领导人谨慎地宣布，无论是人民的意愿还是暴徒的意愿，他们均予以公开反驳，因为对手所做的危害国家的罪行远不止这些。温和派设立了一个由十二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调查了巴黎革命政府的恶劣行为，并下令审判其中两名罪孽深重的煽动者。此外，这个委员会还坚持弹劾让-保罗·马拉，并提出要拆散巴黎革命政府，让来自各省的守卫保护国民公会。一位委员会成员曾不经意地说：“如果敢动委员们的一根头发，就让巴黎从地球上消失。”

救国委员会在实质上是法兰西恐怖统治时期的最高行政机构

于是，在所谓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支持下，被长期压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重新开始抬头了。国民公会犹豫不决，提不出大胆的解决方案，逐渐在全国代表中失去了分量。从一而终、专心致志的丹东与那些更邪恶的煽动者不同，他宁肯手上沾染血迹，也要尽力调和派系纷争，团结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然而，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丹东的努力最终还是一场空。长期以来，马拉党和罗伯斯庇尔党因排除异己而对共和国造成了危害，现在又公然谋反。所有爱国人士聚集起来支持人民的事业、维护国家的权利。吉伦特派奋起反击，谴责1793年9月份的暗杀事件以及导致动乱的挑唆者，但影响日益变弱。因无力对抗巴黎革命政府，温和派的权力也渐渐转移到了雅各宾派和巴黎民众手中。一场与1792年8月10日非常相似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动发生了。来自法兰西其他地区的代表们攻入了巴黎市政厅，篡夺了巴黎革命政府的权力。1793年5月31日，一支强大的军队侵入了国民公会，取缔了十二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当时，“反对温和派”“联邦主义者”“吉伦特叛徒”“法兰西的敌人”的叫嚣声此起彼伏。1793年6月2日，八万名国民自卫队士兵以大炮开道，包围了国民公会。现在，无畏的山岳派得到野蛮群众的支持，要求弹劾二十二名吉伦特派领导人。有几个勇敢的人提出了抗议，但无功而返。国民公会以一种疑虑、害怕的态度，被迫做出了判决。除了那二十二个人，另外七个人也被包围并逮捕了。温和派的领导人惨遭杀害，平原派跌入谷底，雅各宾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此后，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抗无政府状态的力量，革命即将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温和派和吉伦特派沦陷的原因与1792年8月10日暴乱的原因是一样的。外来入侵的紧急警报，让本身就已经过于强大的无序状态和激愤情绪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极端革命分子的想法与所有其他的激励措施不谋而合，都是为了鼓动不满的人和贫穷的人站起来采取行动，从而导致了灾难的降临。至于失败的一方，与对手一样，均忠于法兰西。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使共和国继续执政，它也不会向反法同盟屈服。暴力革命充满了大胆无畏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温和派和吉伦特派所缺乏的，两者各自的命运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 * *

[1]在恐怖统治之前和期间，有众多作家描述过法兰西历史，其中不乏非常生动并贴近事实的描述。莫蒂默·特尔诺先生的《恐怖统治的历史》对当时事件和革命机构的工作做了精确明了的分析，在我看来应该得到特别的注意。康奇先生在其作品第6卷中的注释也颇具价值。——原注

[2]即萨伏依-卡皮尼的玛丽-路易丝·特蕾莎公主（princess marie-louise thérèse of savoy-carignan, 1749—1792）。她是凡尔赛宫最纯洁、最正直的人之一，也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密友之一。法兰西大革命期间，她死于1792年9月的大屠杀。梯也尔在《法兰西大革命史》1842年版第2卷第335页中，详细讲述了她的死亡。——译者注

[3]关于瓦尔密战役的有趣的具体细节可以查询康奇先生的作品第6卷第338页。——原注

[4]这里是指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它于1792年9月22日建立，1804年5月18日灭亡，是法兰西大革命期间建立的法兰西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译者注

[5]即亨利·埃塞克斯·埃奇沃思（henry essex edgeworth, 1745—1807），路易十六和妹妹伊丽莎白夫人的告解神父。他非常勇敢，乐于奉献，从而赢得了无套裤汉们的尊敬。在路易十六被判死刑后，他获准为路易十六主持弥撒，并在刑台上陪伴路易十六。——译者注

[6]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送上断头台的国王。他在位二十四年，宗教冲突频发，先后发生了苏格兰主教战争、英格兰第一次内战和英格兰第二次内战。在第二次英国内战中，他因与苏格兰结盟，失败后被判以叛国罪，并被送上断头台。他与路易十六是历史上极少被公开处死的国王，因而时常被比较。——译者注

[7]这里是指英国的老牌大党——保守党。——译者注

[8]写到关于战争第二年的情况时，我不得不向该领域的专家咨询。尽管哈姆利上校在《作战学》中对1796年至1815年的重要战役进行了公平、深刻的回顾，但我们仍需科学、系统、通俗易懂地展现这次战争的局部细节。虽然许多精心撰写的史书和回忆录描述了这场战争的细节，但都不太出众。若米尼对法兰西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梯也尔先生以显著的文风在《法兰西大革命史》一书中对法兰西大革命进行了描述和评价。至于1796年意大利和德意志值得纪念的战役以及对1799年和1800年的战役的评论，拿破仑的《评论》可谓见解独到。梯也尔先生的著作《法兰西执政府和帝国的历史》纪念了拿破仑作为一个士兵的非凡历程，但对他的功绩的叙述大多片面、恭维，所以应该由德意志和英国的作家们复审。冯·布里斯托上校分析了1805年的战役；梯也尔、艾利森和若米尼关于1806年和1807年的战役的评论极具可比性；关于乌尔姆周边的行动和波兰战役的有价值的论文，可以在巴兰中尉的作品《职工大学论文集》中找到。对于1808年至1814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战争，英国读者理所当然地会以纳皮尔的才华横溢、叙述详尽的著作为尊；而珀莱将军和斯图特海姆对1809年的奥地利战役进行了很好的描述。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高度评价了俄国战役，而西格和尚布赖的描述则更准确些。关于1813年至1814年的伟大斗争，请参见普罗托的作品以及米夫林、格奈泽瑙和毕罗的叙述。法兰西方面，除了梯也尔，马尔蒙元帅的回忆录也很有用。关于滑铁卢战役，权威作品不胜枚举。胡珀先生的叙述虽然简洁明了，但在赞美威灵顿公爵这件事情上有失偏颇；切斯尼上校在他的作品《1815年战役的讲解者》中，公正地论述了普鲁士人在这场战役中所扮演的角色；克劳塞维茨和米夫林清楚地表明了这次战役的特点；肖·肯尼迪将军的论文也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述。拿破仑的《评论》虽然对敌人很不公正，但值得仔细研究。我个人认为，乔米尼的《1815年战役摘要》中的一些结论不失理性的光芒。后来，梯也尔和拉·图尔·奥弗涅的作品似乎是在为拿破仑辩护，查姆斯和奎奈特则被认为是监督者与批评者；而查拉斯的作品似乎既不合理也不公平。此外，勤奋的读者还可以查阅拿破仑的《书简》、威灵顿公爵的《书简》以及查尔斯大公的军事作品。费藏萨克公爵的《军事纪实》也许是现存最伟大的有关军队特点和构成的纪录。詹姆斯的史书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时期的海军行动。——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