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

看点

瘟疫传播迅速——瘟疫到达伦敦的时间——新教堂墓地的开辟——伦敦的死亡人数——伦敦街道的状况——哈斯廷斯法院瘟疫期间遗嘱的证据——威斯敏斯特诸修道院的疫情——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疫情——赫特福德郡空缺圣职授予情况——贝德福德郡、白金汉郡和伯克郡受灾的证据——《死后调查书》的特殊价值——瘟疫后的庄园情形——伯克郡空缺圣职任命情况——坎特伯雷教区——威廉·迪恩对罗切斯特教区疫情的记录——瘟疫后神父难觅——温切斯特教区的疫情——伊登顿主教的训令——安普顿发生疫情的时间——埋葬死者困难重重——汉普郡空缺圣职授予情况——萨里郡空缺圣职授予情况——萨塞克斯郡疫情资料缺乏

有那么一段时间里，格洛斯特人为避瘟疫，想方设法不与瘟疫肆虐的布里斯托尔来往，但仍无济于事。一个地区传染了另一个地区，一个镇子传染了另一个镇子，一个村子传染了另一个村子，很快整个英格兰都陷入了同一种灾难。当时的一个英格兰人写道：“不管哪个城市，不管哪个镇子，不管哪个村庄，甚至不管哪座房子，几乎都是所有的人或大部分人死于瘟疫。”死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照料病人、埋葬死者的人手都不够了。”……鉴于一些地方公墓不足，主教开辟了新的埋葬地点。

“那时，一夸特[1]小麦十二便士，一夸特大麦九便士，一夸特豆子八便士，一夸特燕麦六便士。一头大牛四十便士，一匹好马六先令，原来一匹好马要卖四十先令，一头好牛卖两先令，甚至十八便士。即便价格如此，也是难觅买家。瘟疫在英格兰持续了两年多。”

“蒙上帝的仁慈，瘟疫消失了。这时，劳动力严重缺乏，没人从事农业生产了。因为缺乏劳动力，所以妇女甚至小孩都来耕地赶车了。”[2]

瘟疫从一地传到另一地的速度如此之快，已经几乎不能确定其传播的路径了，好像英格兰南部和西部的许多沿海城镇都是瘟疫传播的起点。当时的一个人说，与其他港口经常联系的伦敦，早在1348年9月29日便出现了疫情[3]。而根据其他材料确定的时间，伦敦开始瘟疫的最晚时间是万圣节（11月1日）。伦敦及周边地区的瘟疫持续到1349年的五旬节。根据时人埃夫斯伯里的罗伯特的说法，从2月2日到复活节这两个月瘟疫最严重。埃夫斯伯里的罗伯特说，在这两个月里，“几乎每天有两百多人被埋进史密斯菲尔德的新公墓里，超过了埋在城内其他公墓的人的数量。”[4]

1349年1月，议会本应在威斯敏斯特开会，但月初就休会了，因为正如爱德华三世所言：“致人死亡的大瘟疫在伦敦及周边突然爆发，形势越来越凶险。我担心与会者有性命之虞。”[5]城内用作墓地的教堂庭院很快就不够用了，便新开了两处墓地。关于上文埃夫斯伯里的罗伯特所提到的史密斯菲尔德的墓地，历史学家约翰·斯托[6]有如下记录：“1348年，爱德华三世在位期间的第一次大瘟疫开始了。瘟疫势头凶猛。教堂庭院的墓地空间有限，不足以埋葬城市及郊区因瘟疫而死的人。一个叫约翰·科里的教士从阿尔德盖特的圣三一小修道院院长尼古拉那里获取了东史密斯菲尔德附近的一托夫特[7]土地以埋葬死者，条件是该墓地必须命名为“圣三一小修道院墓地”。在虔诚市民的多方帮助下，该墓地围起了一圈石头墙。威廉·埃尔辛的儿子罗伯特·埃尔辛捐赠五英镑，伦敦主教拉尔夫·斯特拉特福德亦捐赠五英镑。此后，该墓地埋葬了无数尸体。为了颂扬上帝的恩德，墓地还盖了一座教堂。”后来，爱德华三世在那里建了一座西多会修道院供奉圣母玛利亚[8]。

伦敦

约翰·斯托还提到了一处新建的墓地。该墓地更加有名。后来，查特豪斯修道院就建在了这里。约翰·斯托写道：“教堂墓地埋不下那么多死者了，人们不得不找其他地方来埋葬死者。于是，伦敦主教拉尔夫·斯特拉特福德买了一块地，称之为‘无人之地’，并用砖墙围起，来埋葬死者。很快，这里建了一个小教堂。该教堂现在（1598年）已经扩建，有了供人居住的房屋。现在，这片墓地编成了美丽的花园，但仍用原来的名字‘宽恕教堂墓地’。”

“后来，1349年，传说中的瓦尔特·曼尼爵士[9]考虑到大瘟疫期间可能发生的危险，就买了‘无人之地’附近13.25英亩土地。这块地位于一个叫斯皮特尔克拉夫特的地方，原属于圣巴托洛缪修道院医护所（所以称为新教堂墓地）。瓦尔特·曼尼爵士请上文提到的伦敦主教为该地祝圣[10]，以充墓地之用。”

人们将死者装上牛车

查特豪斯修道院

查特豪斯修道院内景

“当年，五万多人埋在了这里，这是我从爱德华三世特许状中读到的。”

“我还见过一处铭文。铭文刻在该墓地的石头十字架上，上面刻着‘anno domini 1349. regnante……’翻译过来便是‘1349年，瘟疫肆虐，此处被祝圣为墓地。本修道院的墓地内埋有五万多具尸体，包括从当时到现在埋骨于此的人们。愿上帝能怜恤其灵魂。阿门！’”[11]

尽管有可能，甚至非常有可能，五万这个数字，也就是约翰·斯托所说的埋在这个墓地里的人数，是夸张的估计。但当时伦敦的卫生条件非常适合瘟疫的快速传播。狭窄肮脏的街道，低矮、没有通风、没有下水道的房子，还有当时一般的居住条件，都非常适合14世纪中叶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瘟疫的传播。读一下爱德华三世下给市长及郡守的谕旨，就可以一瞥当时的街道状况了。该谕旨写于1361年第二场瘟疫袭来之时，这场瘟疫的致命程度可能一点也不亚于1349年的瘟疫。国王的谕旨说：“宰杀牲畜后，腐臭之兽血充盈大街，死兽之肠抛进泰晤士河。致使伦敦空气腐臭污浊，易生疫病。如此肮脏污秽之行为，无休无止，则伦敦易疫病丛生、灾祸不断。若整治不及，朕恐逢大灾而无以应对。经本届议会批准，朕特颁敕令，自今日始，牛、猪及其他动物，须在斯特拉特福德或奈茨布里奇屠宰，以防不虞。”[12]

确有种种迹象显示，伦敦城内死亡人数非常多[13]。“哈斯廷斯法院”的遗嘱数量异乎寻常的增长显示出这一点。瘟疫爆发前三年，该法院的遗嘱的平均数量是二十二，1349年遗嘱数量达到二百二十二。遗嘱本身也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显示出同一家庭的成员很快便一个接一个地进了坟墓。比如，某人被指定为其父亲的遗嘱执行人，但遗嘱认证还没有拿到手，他自己的遗嘱便同父亲的遗嘱一起提交到了法院[14]。

每月认证的遗嘱数量可以显示出什么时间死人最多。1349年5月共有一百二十一个遗嘱认证，7月有五十一个，这两个月的数量最大。但令人奇怪的是，5月的数字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4月一份遗嘱也没有认证。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是因为受4月瘟疫的影响，一切工作陷入瘫痪。王座法院复活节没有开庭这一事实可为上述观点之佐证。

威斯敏斯特疫情非常严重。1349年3月10日，爱德华三世再次敕令议会休会，谕旨称威斯敏斯特和伦敦的疫情较以往更加严重[15]。1349年5月初，伯彻斯顿修道院院长去世。与此同时，该修道院的二十七名修士一起被埋葬在修道院南面的墓地里。为了缓解修道院及周边的急切的需求，该修道院出卖了一些珠宝及饰品，价值三百一十五英镑十三先令八便士，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数字[16]。

人们把瘟疫想象成一个骑着怪兽的魔鬼。魔鬼所过之处，人们纷纷倒毙

爱德华三世

同样是在威斯敏斯特，圣雅各修道院医院惨不忍睹。“当时，除了一人外，院长、所有的教友及修女”都死了。1349年5月，幸存下来的威廉·德韦斯顿被任命为院长。1351年，他因工作不力被免。但直到1353年，该医院仍空无一人[17]。

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在《历任院长志》中记录下了圣奥尔本斯修道院所发生的事情。谈到迈克尔·门特莫尔院长时，他写道：“那场带走了一半人口的瘟疫蔓延到了圣奥尔本斯修道院。院长英年早逝，他是该院修士中第一个因瘟疫而死的人。在濯足节[18]，他就感到身体有恙，但出于对节日的虔诚和对上帝的谦恭，他庄严地主持了大弥撒。接着，用餐前他谦卑、恭敬地为穷人沐足。餐后他为教友们沐足并吻足。当天所有的仪式他都独自完成，没有找人帮忙。”

“次日，迈克尔·门特莫尔院长的病情加重。他自己上了床，就像一名真正的天主教徒一样，他以一颗悔罪的心，做了真诚的忏悔，然后接受了终傅礼。在悲伤与哀痛中，他坚持到了复活节中午。”

“因为当时瘟疫肆虐，空气污浊不堪，修士们一天天死去”，所以修士们很快便把迈克尔·门特莫尔院长埋葬了。“在当时众多的死亡者中，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附属小修道院有四十七名修士去世。”[19]

同一个作者还写道：“蒙上帝恩准，世间发生了这次带走了许多人的瘟疫。众多死去的修道院院长中，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迈克尔·门特莫尔值得我们回忆。当时，修道院附属的尼古拉小修道院院长和副院长也去世了。按照那些熟稔戒律的人的意见，修道院选举圣典教授托马斯·德里斯伯为该小修道院院长。”[20]

圣奥尔本斯修道院

被瘟疫缠身的修女

从圣奥尔本斯修道院院长的死亡日期1349年4月12日来看，当时正是赫特福德郡瘟疫最凶猛的时期。但从该郡在伦敦主教区职位空缺的比例来看，瘟疫还应该在北部逗留，直到夏末。

索罗尔德·罗杰斯写道：“瘟疫给赫特福德庄园带来了巨大破坏。足足用了三十年时间才挽回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租地搁置等损失。”[21]

邻近的贝德福德郡、白金汉郡和伯克郡同样受灾严重。尽管这些地方的编年史没有专门提到瘟疫造成的破坏，但通过其他信息渠道可以了解这些情况。1349年上半年，这三个郡人口死亡情况和英格兰其他地区一样严重。一种叫《死后调查书》的文件显示了英格兰瘟疫后的状况。至少在理论上，整个英格兰都属于王室，土地的真正所有者都相当于国王的佃农，就像小农户从大农户那里租用土地一样。土地所有者死后，国王要行使某些权力并获得一定的权益。国王会暂时扣押土地，国王的官员们会暂时持有这些土地，直到确认王室对土地继承者应具有的权利为止。为保证每个郡都做到这一点，国王任命了一名官员，即管理产业充公或转归的官员——土地收还官。其职责是在土地所有者死后，依照国王令状召集受誓约约束的陪审团来调查并确认死者持有土地的面积及价值。这些经宣誓裁决后的记录就是《死后调查书》。

这些记录至今仍存放在衡平法院[22]，尽管许多记录已经丢失或不知所踪。1349年，这些记录的数量大幅度增长。1346年和1347年，这些调查记录的平均数量少于一百二十份，1348年有一百三十份。但1349年现存的就有三百一十一份，实际数字更高。1349年，爱德华三世发给各地土地收还官的令状都记录在《原始令状卷轴》中，根据这些材料统计得知，爱德华三世发布的有关调查死者地产的令状有六百一十九份。有时，好几份令状会一次性发给土地收还官，令其调查同一地方的多个死者[23]。

这些记录提供的证据能证明有多少土地所有者因瘟疫而死。但这些记录的独特价值在于其证明了瘟疫过后受调查地产价值[24]变化的情况。影响地产价值的主要因素是有多少佃农租用土地、缴纳租金。尤其是同一地块，一般都是这样——如果农庄及村社空荡荡的，就意味着地产的年均价值要相应减少。

因此，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这些例子可以作为疫情的证据。白金汉郡有个斯莱登庄园，离伯克姆斯特德不远。1349年8月初，一个陪审团经宣誓后说，斯莱登庄园里的磨坊一文不值了，因为“受瘟疫的影响”，磨坊主已经死去，再也没有佃农来磨玉米了。以前，从自由佃农[25]、农奴[26]和茅舍农[27]收的租金是每年十二英镑，但现在陪审团宣布没有佃农了，无人开垦庄园，庄园没有价值了。庄园里有个叫约翰·罗宾斯的人以每年七先令的租金住着一个小农舍，耕种着一块长条状的土地。显然，这是该地块唯一的价值了。庄园里另外一处地方，所有的佃农除了一个活下来外，其他的都死了。第三处地方则没有佃农活下来[28]。

赫特福德郡、贝德福德郡、白金汉郡和伯克郡都是瘟疫的重灾区

衡平法院内正在审案

1349年5月末，同样的事情在贝德福德郡发生了。斯图灵顿庄园的一个织布机因闲置而不值一文，原因是“瘟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该织布机就白白闲置了，没人用也没人租”。据描述，该庄园的田地无人耕种，树木卖不出去，因为没有人买[29]。

中世纪贵族庄园里耕作的场景

1349年7月，伯克郡一处属于休斯家族的庄园里，佃农和庄园里服劳役的人“死了”。该庄园原来每年能有三十二先令的收益，现在死后调查书宣布该地已经毫无价值，因为“没有人愿意购买或租种那些死亡佃农的地”。并且因为该地不能耕种，所以就没有用了[30]。克罗克汉姆庄园属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蒙塔古[31]的妻子凯瑟琳·格兰迪森所有，早在1349年4月23日，那些自由佃农和其他承租人都死了，原来这些人每年共付十三英镑的租金，现在没有人愿意接手他们租的土地[32]。在其他地方，法庭没有收入，土地没有承租人，磨坊没人用，因为人都死光了。房子什么的都租不出去。各地的租金要么减少，要么为零，因为租地租农舍的人全部或部分死掉了[33]。

白金汉郡的空缺圣职数显示，1349年享圣俸的圣职数量总计一百八十个[34]。发生空缺的职位有八十三个，占该郡享圣俸的圣职数的近二分之一。通过职位任命的日期可以看出，该郡疫情最严重的时段很可能是1349年6月到9月[35]。

伦敦的一侧是肯特郡，坎特伯雷教区和罗切斯特教区分管该郡。坎特伯雷大主教管辖肯特郡东南部，该部分有长长的海岸线从梅德韦延伸到萨塞克斯的边界；罗切斯特教区管辖肯特郡西部——泰晤士河南岸从伦敦到希尔内斯的部分。坎特伯雷教区因为自身的几个因素，很容易染上瘟疫。该教区两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多佛和桑威奇。这两个港口都与法兰西来往频繁。另外，连接伦敦与海岸的主干道穿过坎特伯雷市区。

在短短几个月内，坎特伯雷主教区三次因死亡而失去大主教。其中至少一次，很可能是两次，因瘟疫而死亡。坎特伯雷教区的克赖斯特彻奇小修道院长和女修道院院长登记簿显示，该教区有圣俸的圣职空缺一个接一个发生，连续不断。这里有圣职的大部分人一定都死了[36]。斯蒂芬·伯青顿[37]在其历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传记中写道：“1348年圣诞节刚结束，人口大量死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349年5月末。经过这次瘟疫，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活了下来。当时，因为教士缺乏，堂区教堂几乎无人掌管。有圣职的人因惧怕死亡，挂职而去，不知所踪。”[38]

坎特伯雷本地也有瘟疫流行的证据。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在阿维尼翁染病去世了，但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发生了什么，却没有资料留下来。我们只知道，托马斯院长向教皇克雷芒六世请求为六名修士授予圣职，克雷芒六世予以特许。瘟疫很可能夺去了该地许多圣职人员的生命。因此，许多空缺圣职需要填补。这次“有出生缺陷”的人也被任命了。

克赖斯特彻奇小修道院在瘟疫期间去世的圣职人员只有四名。这里相对来说对瘟疫免疫性更强，有人认为这要归因于当地良好的水源，一百年来，该修道院都是从山上取水[39]。不久，夏天到了，圣奥尔本斯修道院新上任的院长在去阿维尼翁觐见教皇的途中，在坎特伯雷停下来休整。该院长有两名随行，其中一名在坎特伯雷染病去世。同样，坎特伯雷的“殉道者”圣托马斯伊斯特布里奇医院先后任命了两任院长，中间间隔非常短。圣墓女修道院院长和圣格雷戈里修道院院长都死了。但我们只能猜想一下，在这个令人焦虑不安的时期，教会中都发生了什么，广大教众都发生了什么。1349年6月，瘟疫仍在桑威奇肆虐。桑威奇原来的墓地尸满为患。代理主教奉命来到桑威奇。他将亨廷顿伯爵捐赠的一块土地祝圣为墓地[40]。

庄园里的佃农在耕田，给他赶牲口的却是化身为骷髅的瘟疫

坎特伯雷的“殉道者”圣托马斯伊斯特布里奇医院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此时瘟疫传播的速度有多快，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埋到坟墓。在罗切斯特主教区北部，有个离法弗舍姆三英里的地方叫奥斯普林奇。1349年5月18日，奥斯普林奇的托马斯·迪恩爵士去世。他留下了四个女儿，五岁的贝妮迪克塔、四岁的玛格丽特以及更小的玛莎和琼。1349年7月8日，托马斯·迪恩爵士的妻子玛莎也去世了。1349年8月3日星期一的《死后调查书》显示，两个最小的女儿也死了。就这样，一个六口之家，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都因瘟疫去世[41]。

肯特郡的另一部分，也就是罗切斯特主教区这边，疫情和该郡属坎特伯雷主教区的部分一样严重。威廉·迪恩记录了罗切斯特主教区的疫情。瘟疫时期，威廉·迪恩是罗切斯特主教区的教士。“闻所未闻的瘟疫今年在英格兰肆虐。罗切斯特主教小小的教堂里就死了四名神父、五名侍从、十名仆人、七名年轻教士和六名听差。因此，教堂里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人来为主教服务了。”主教为本笃会的莫灵女修道院祝福了两任院长，但很快她们都死了。最后，该女修道院只剩下了四名发愿修女[42]和四名见习修女[43]。主教从这八个人中选了一名，令她负责女修道院的收入。因为找不到适合的院长人选，所以主教又选了一名，令她负责精神方面的事务。

威廉·迪恩写道：“瘟疫期间，罗切斯特主教要么驻霍灵[44]，要么驻特罗特斯克里夫[45]。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分别在两地授予圣职。唉！多么令人心痛啊！无数的男女教徒因瘟疫而死，都找不到人将尸体抬到墓地去了。人们把自己的孩子扛在肩上，带到教堂，然后投进公用的墓穴里。公墓中尸臭盈天，人们都不敢从边上过。”

威廉·迪恩用最直接的表述使读者注意到一个事实。斯蒂芬·伯青顿与巴斯和韦尔斯主教上文也提到过该事实，即教士们因为害怕染上瘟疫，不敢认真履行职责。这可能是英格兰唯一的例子。这样的例子让我们想到，意大利闹瘟疫时，教士们因为不可控制的恐惧而放弃了一切原则。

瘟疫无情地带走孩子

几名发愿修女

莫灵女修道院

威廉·迪恩重申：“瘟疫中，许多专任神父和领圣俸的教士拒绝行圣事，除非有人出大价钱。1349年6月27日，罗切斯特主教授权执事长命令这些人履行圣职，否则停职。”[46]罗切斯特主教写道：“一些神父及教士拒绝担任从法律层面及实际层面都空缺的圣职，因为这些圣职圣俸菲薄。另外，有些神父一直拿微薄圣俸，现在不想继续拿了，因为随着他们堂区居民的死亡，他们的圣俸明显减少。于是，他们生活无着，难以担负重任。因此，诸堂区长久以来无人负责，神父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对教众来说，这非常危险。我们期待这种情况能尽快解决，特作此函，向主教区所有已授予圣职的或以后要被授予圣职的堂区代理主持及堂区主持允许及授予特殊许可。如果他们的微薄圣俸不足每年十马克[47]，能在任职时每年得到一次或几次弥撒金[48]，以使其圣俸达到每年十马克。”[49]

威廉·迪恩提到，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布拉德沃丁在伦敦罗切斯特主教的宅邸去世。威廉·迪恩说：“有那么一段时间，各行各业人手都缺得厉害。英格兰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撂荒了。劳工十分叛逆，即使国王、法律或法院也约束不了他们，大部分人变得越来越堕落、邪恶。他们从不考虑死亡，从不考虑刚过去的瘟疫，从不考虑自己的灵魂如何才能得救……神父很少考虑教众忏悔的灵魂是多么有价值，而是去了能拿比目前圣俸更高的地方。因此，许多职位都无人执掌，教规也限制不了那些不履行圣职的人。日复一日，无论是教士还是教众，他们灵魂所面临的危险成倍增加了。”

“整个冬天，整个春天，年老体衰的罗切斯特主教一直留在特罗特斯克里夫。面对时代的突变，他伤心不已。主教辖区的每处庄园都是房倒墙塌，几乎没有一个庄园能缴纳一百英镑的供奉。罗切斯特修道院的物资供应非常匮乏，于是修士们都因没有食物而烦恼，不得不自己磨面做面包。”但修道院院长一直养尊处优。威廉·迪恩还谈到许多内容，分析瘟疫所造成的结果时，这些内容会有所涉及。本章只引用威廉·迪恩的这段话：“主教巡视了莫灵女修道院和列斯涅斯修道院，”发现它们一贫如洗，“从现在到末日审判那一天它们也恢复不过来。”威廉·迪恩提到，西蒙·伊斯利普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那一天，没有像往常那样大肆操办，而是为了节约支出，与修士们在克赖斯特彻奇的餐厅简单地吃了一顿[50]。

大瘟疫被描绘为一具可怕的骷髅，所到之处，人们纷纷躲避。躲避不及，必死无疑

上面是瘟疫时期罗切斯特主教区的情况。这里很有必要加上一点，该主教区的圣职数量是二百三十个左右。通过这个数字，我们可以估算因瘟疫而死的教士的数量。

温切斯特主教区下辖萨里郡、汉普郡和怀特岛郡。1348年10月24日，威廉·伊登顿[51]主教致函所有教士，令其祈祷[52]。因为人们都知道其他郡正在发生什么，个个忧心忡忡。这封信展现了人们的恐惧。他写道：“蒙上帝旨意，我祝温切斯特主教区的修道院院长和全体圣职人员身体健康、受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听到了拉玛的声音[53]，全世界各个国家充斥着悲泣和哭声。因为这场前所未有的瘟疫，各国儿死女亡，如坠深渊，却难以得到宽慰。从前，无论是城市、乡镇，还是城堡、村落，建筑美轮美奂，男士睿智多才、孔武有力，女士优雅端庄。人们都幸福快乐，无忧无虑。但随着瘟疫的袭击，人口锐减。瘟疫之灾，甚于利剑。瘟疫所到之处，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如同躲避虎穴狼窝一般。世间已无快乐可言，乐音戛然而止，欢声难以再闻。曾经丰饶的乡村没有农人耕种土地，处处荒芜。我悲伤地向诸位通告，据我所闻，瘟疫已经像野蛮人一样蹂躏了英格兰沿海地区。我们战战兢兢，害怕瘟疫蔓延到本城、本主教区。真希望上帝能阻止这一切啊！尽管上帝或为试探我们的忍耐，或为惩罚我们的罪恶，常常让我们痛苦折磨，但上帝之心非常人所能揣测。让人揪心的是，很可能是人的肉欲，那由亚当的原罪所引燃的、引导人们走向邪恶的肉欲，正让我们在邪恶的路上越走越远，从而引起了上帝的愤怒，上帝便通过这场天谴来惩罚我们。”

肆虐的瘟疫

“但上帝是有爱心的，是仁慈的，是有耐心的。尽管我们遇到了天灾，但我仍虔诚地要求大家衷心地信奉上帝，谦卑地服从上帝。这样一来，上帝便可能不让我们再承受我们应该承受的灾难。以上帝之名，以服从的美德之名，我规劝并要求大家来到上帝面前，怀着忏悔之心，衷心悔罪。大家要深深忏悔，自我惩罚，以求得上帝原谅。我命令你们，每个星期日和星期三，你们都要聚集在各自修道院的唱诗班中，真诚而谦卑地跪下，唱诵七篇忏悔诗[54]和十五篇上行之诗[55]。每个星期五，你们要和教士及市民游行，穿越威斯敏斯特市的市场，一路唱诵这些诗篇，吟咏连祷文，祈求圣父停止降在我们身上的瘟疫。我期待，所有人都能接受召唤来参加一系列神圣的游行，并敦促大家采取其他虔诚的行动。游行时，大家要垂头、赤足、斋戒，怀着虔诚的心反复祈祷，杜绝一切无益的话语，要时常念诵主祷文，要常念万福玛丽亚。游行结束后，我希望你们能去自己的教堂里做弥撒，你们要以最诚挚的方式祈祷，直至弥撒结束。”最后，主教对那些参加忏悔圣礼的人予以特赦[56]。

就在同一天，1348年10月24日，威廉·伊登顿主教向全体教士尤其是萨里郡主教座堂的执事长发布训令。主教训导诸教士，鉴于可怕的瘟疫将至，敦促所有教士经常进行忏悔圣事，参加在市镇广场中或乡村教堂墓地周围进行的赤足祈祷和游行。

1348年11月17日，瘟疫逼近之际，主教授予了无条件特许，提醒教民“我们都认可圣父的教导，疾病及夭折都是因罪而生。通过治疗灵魂，这类疾苦便可断绝”。为了防止隐修的修女因其神父的死亡而无从忏悔，主教向主教区的女修道院院长等承诺任命两到三名合适的神父。这些神父已获特许，可以听修女的忏悔[57]。

在圣诞节前，瘟疫就已经出现在温切斯特主教区，尽管只是刚刚露头。1349年1月19日，威廉·伊登顿主教致函其下属，说他有好消息——得知此消息时，他非常高兴——要宣布。“我们的圣父，我们至高无上的教皇，已经回复了他本人及教众们的祈求。鉴于瘟疫即将到来，特向主教区的所有人，无论是修会圣职人员还是非修会人员，无论是教会人士还是世俗人士，均予以大赦。只要他们怀着真诚的懊悔之心向任何神父忏悔；在弥留之际，只要他们能怀着真正的信仰与神圣的罗马教堂在一起，服从并奉献于我们的主人罗马教皇及其继承者罗马主教，均可得到赦免。”主教随后命令，这一特赦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而且越快越好[58]。

一位优雅端庄的女士被瘟疫追随

一对被瘟疫纠缠上的夫妇

此时，温切斯特市和主教区其他地方一样，埋葬因瘟疫而死的人很快就变得困难重重了。到了1349年1月，城里许多圣职空缺。毋庸置疑，每天的死亡名单都令人忧心忡忡。教士们出于多种因素考虑，希望死人仅埋葬在祝圣过的墓地里，但一些教民已经明确表态，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原来的清规戒律应该并且必须先放到一边。他们攻击并打伤了圣斯威森小修道院一名在平时的墓地里主持葬礼的修士拉尔夫·德斯汤顿。很明显，这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他们的看法。该修士被打令威廉·伊登顿主教勃然大怒。1349年1月21日，他令温切斯特修道院院长和海德修道院院长布道，讲关于肉体复活的天主教教义，并公开宣布将殴打修士的人逐出教会。威廉·伊登顿主教说：“全世界的天主教会都相信死者肉体的复活。肉体因接受圣事而圣洁，所以不能葬在不圣洁的地方，而是要专门葬在祝圣过的墓地里或教堂里。在那里，肉体和圣徒的圣骸一样被尊崇地保存着，直到复活那一天。”接着，他指出，温切斯特市应成为整个主教区的典范，要比其他地方更能彰显天主教信仰的光芒。但温切斯特市的一些人不是该市市民甚至没有出生在该市——他们不像其他市民那样因正直的生活和忠诚的信仰而著称，而是低等的外乡人、教会中堕落的子民。拉尔夫·德斯汤顿在规定的墓地为死者主持葬礼时，他们能通过拉尔夫·德斯汤顿举止、习惯以及剃光的头顶看出他是一名修士，但却还是攻击了他，殴打他，不让他把死者和那些等待复活的人埋葬在一起。考虑到此事可能危及关于肉体复活的天主教信仰，威廉·伊登顿主教要求在温切斯特诸教堂布道。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非常明显，就像在意大利发生的一样，瘟疫带来的危机已经使对天主教首要原则的怀疑浮出水面。

温切斯特

威廉·伊登顿主教补充道，他注意到，“此时”大量虔诚的教民死亡，数量远超从前，所以应该规定“各堂区的人应该尽快获得快速安葬的机会”，扩建旧有的墓地，同时开辟新墓地[59]。

然而，困难依然存在。1349年2月13日，爱德华三世致函海德修道院的约翰·德汉普顿、罗伯特·德波帕姆和威廉·德法弗海德[60]，令他们组成调查委员会，审理并裁定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德伊登顿提出的诉状。该诉状与一块围起来的地有关。这块地原本属于海德修道院，与温彻斯特主教教堂附属的圣斯威森小修道院的墓地相邻。海德修道院搬走后，亨利一世[61]将该地块赐予圣斯威森小修道院。诉状中说：“市长、执达吏[62]和一些市民进入了上述被侵占的地方。这里每周开两次集市，每年办两次狂欢”，这样一来，“死者的尸体就被打扰了，这是极不公正的。这是因为最近的大瘟疫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堂区的埋葬地不够用，于是主教行使职权，祝圣该地为墓地，许多人得以下葬。”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奉命去查看上述区域、公墓及教堂的院子，“选出陪审团成员，检查证据并审理此案”[63]。

亨利一世

通过汉普郡[64]授予圣职的日期，我们能确定哪一段时间死亡最频繁。我们发现，1349年2月、3月和4月是瘟疫爆发的高峰期。5月授予圣职的数量是瘟疫爆发前三年月平均数量的两倍。

3月、4月和5月很明显是萨里郡瘟疫最严重的月份。5月授予圣职的数量是瘟疫爆发前一年平均任命数量的两倍[65]。

有些地区的疫情要比其他地方严重，比如汉普郡北部的贝辛斯托克监理辖区。有时——主要是在3月，圣职空缺的比例更大。在汉普郡西部，2月就有一些圣职空缺，3月圣职空缺的数量最大。威尔特郡的艾维彻奇小修道院院长死于2月2日。除一人幸免外，修道院的其他人很快都随院长进了坟墓。该修道院毗邻汉普郡边境。2月7日，该修道院获授圣职。空缺最早的圣职之一是离威尔特郡不远的福丁布里奇的神父，该圣职于1348年12月21日获授。仅仅两天后，南安普顿郡便明显出现了瘟疫开始的迹象。1349年3月和4月，该郡南部沿海地区朴茨茅斯和海灵岛灾情严重。3月，怀特岛及南部丘陵地带与海洋中间的农村里，空缺圣职获授的记录非常多。1349年1月14日，威廉·伊登顿主教向旺兹沃思任命了新的堂区代理主持，“因为我们需要管理教堂，满足各种需求，尤其是目前瘟疫仍在肆虐的时候”[66]。

伊登顿主教主持的圣职授任仪式，进一步显示了瘟疫给温切斯特主教区造成的巨大破坏。1349和1350年，尽管不是四季斋期，但他仍然主持了六次公开的圣职授任仪式和多次私下的圣职授任仪式[67]。1349年3月5日，一名候选人直接领受神父圣秩，还有一名候选人在一天内两次领受圣秩。圣职授任仪式的次数从1347年3月的五十七次涨到了1349年3月的一百五十八次[68]。

经常生活在城市人口密集地区的托钵修士的死亡数量更高。汉普郡托钵修士的死亡数量惊人。这种情况可以从他们推荐的领受圣秩的对象上看出来。1346年9月到1348年6月，温切斯特的奥斯丁会修道院推荐四人领受神父圣秩，而下一次推荐是1358年，推荐了两人。方济各会在温切斯特和南安普顿有两处修道院。1347到1348年，这两处有三人被推荐，但直到威廉·伊登顿主教去世的1359年，才有两人被推荐。温彻斯特的多明我会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瘟疫过后十年内，才有一名修士被推荐领受神父圣秩。

多年来一直研究温彻斯特主教区主教登记簿和其他档案的弗朗西斯·约瑟夫·贝金特论及此次瘟疫的影响时，写道：“我们无法弄清楚温彻斯特主教区各修道院的灾情……但萨里郡桑当的医院，无一人在瘟疫中幸免。该主教区的其他修道院[69]，死于瘟疫的各修道院院长不少于二十八人。”

紧邻汉普郡的萨塞克斯郡，因为主教登记簿已经缺失，从而无法确定瘟疫中各修道院修士的死亡数字。但可以确定的是，与其他能获得明确信息的地方相比，该地的疫情同样严重。

在闹瘟疫的1349年，爱德华三世赐予温奇尔西的堂区负责神父约翰·德斯卡利一处住宅。该住宅原属玛蒂尔达·吕科丁所有。她死后没有继承人。“出于对圣托马斯的虔诚”，爱德华三世将该住宅赐予教堂，作为堂区负责神父的永久住所[70]。温奇尔西疫情的严重程度从以下事实便可看出。1349年，“该地有九十四处住所荒废，无人居住”[71]。爱德华三世的钦差大臣说，温奇尔西与拉伊两镇本应每年交十一英镑十七先令五便士的税，但1354年交的税还不到八英镑一先令，“因为许多房子已经坏掉，无人居住”[72]。

顺便提一下，博克斯格罗夫修道院院长约翰·德韦林1349年5月20日之前某天去世。5月20日，该修道院的修士们选举了下一任院长。伊利主教区的主教登记簿上碰巧有一条记录——1349年7月25日，剑桥郡的瓦登堂区新任命了一名堂区代理主持。同时，刘易斯修道院排名第四的副院长被推荐享有圣俸。该记录解释道，之所以推荐该修道院排名第四的副院长享有圣俸，是因为“该修道院的院长、副院长及排名第三的副院长都去世了[73]”。最后说一句，即便是瘟疫过后一两年，巴特尔修道院仍然困难重重，“破损严重”[74]。爱德华三世命人对此进行调查。

温彻斯特街头患上瘟疫的人

瘟疫在人群中起舞

* * *

[1]夸特是英国容积单位。——译者注

[2]《史料汇编》：《史颂》，第3卷，第213页。——原注

[3]《伯蒙德西修道院编年史》，见于《史料汇编》之《诸修道院编年史》，第3卷，第475页。——原注

[4]《史料汇编》：《爱德华三世英武史》，第406页。——原注

[5]托马斯·赖默：《英王对外条约汇编》，第5卷，第655页。——原注

[6]约翰·斯托（1524或1525—1605），英格兰历史学家，因其所著《伦敦概览》而知名。——译者注

[7]托夫特是面积单位，一托夫特相当于一公顷。——译者注

[8]约翰·斯托：《伦敦概览》，第2卷，第13页。——原注

[9]瓦尔特·曼尼爵士（1310—1372），查特豪斯的建立者。——译者注

[10]祝圣是天主教的一种宗教活动。——译者注

[11]查尔斯·克赖顿：《英国瘟疫史》，第128页。该页引用了约翰·里克曼所著《1831年人口回报摘要》。约翰·里克曼估计伦敦共死亡十万人。查尔斯·克赖顿认为，伦敦共死亡不到五万人。事实上，查尔斯·克赖顿认为，1349年伦敦“很大可能”只有四万四千七百七十人。——原注。

[12]布鲁克·兰伯特：《伦敦》，第1卷，第241页。——原注

[13]查尔斯·克赖顿：《英国瘟疫史》，第129页。其中提到：“1344年，在库特斯公司的组建章程中，有八个人被提名为理事。一个注释说他们五年后都死去了，也就是说，他们都死于黑死病肆虐的1349年，尽管并不能确定他们皆因黑死病而死。另外，在哈特公司的章程中，该章程制定于大瘟疫爆发的前一年（1347年12月13日），六人被提名为理事。根据一条注释，他们都在1350年7月7日前死了，死因未注明，有可能这些人的死因对当时的人来说都熟悉。我们也知道，戈德史密斯公司有六名理事死于黑死病那一年。”——原注

[14]《伦敦哈斯廷斯法院遗嘱索引》：雷金纳德·鲁宾逊·夏普编，第1卷，第27页。——原注

[15]托马斯·赖默：《英王对外条约汇编》，第5卷，第658页。——原注

[16]大英博物馆：《科顿手稿》，维特里乌斯部分，e. xiv分部，文档129b。——原注

[17]档案局：《财政大臣债务征收官备忘录档案》，爱德华三世25年，文档26。——原注

[18]每年复活节前的星期四。——译者注

[19]《史料汇编》：《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编年史》，第2卷，第369页。——原注

[20]《史料汇编》：《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编年史》，第2卷，第381页。——原注

[21]詹姆斯·埃德温·索罗尔德·罗杰斯：《六百年来的工作及工资》，第1卷，第225页。——原注

[22]衡平法院亦称“大法官法院”，是英格兰14世纪至19世纪与普通法院相平行的法院。负责审理有关银行、抵押、遗嘱等方面的案件。——译者注

[23]比如，登记表中一起出现了八份令状，要求调查霍尔德内斯监理辖区霍恩西伯顿不同死者的地产。见于档案局：《原始令状卷轴》，爱德华三世23年，文档17。——原注

[24]本书中所说的土地、磨坊等物的价值，是指将其出租所得的收益，而非将其出售的收益。——译者注

[25]自由佃农要交纳地租以取得对土地的使用权，人身上是完全自由的。——译者注

[26]农奴亦称“维兰”或“习惯佃农”，在法律上不自由，其负担的义务通常由习惯确定，所以称“习惯佃农”。习惯佃农通常要负担劳役、杂役及一些杂费。——译者注

[27]茅舍农租住一两间小屋，租种小块田地，没有犁和耕牛，主要靠佣工收入维持生活，生活非常艰辛。——译者注

[28]档案局：文秘署《死后调查书》，爱德华三世23年，文档85。——原注

[29]档案局：文秘署《死后调查书》，爱德华三世23年，文档75。——原注

[30]档案局：文秘署《死后调查书》，爱德华三世23年，文档77。——原注

[31]威廉·蒙塔古（1301—1344），亦称威廉·蒙塔丘特，第一任索尔兹伯里伯爵，爱德华三世密友。——译者注

[32]档案局：文秘署《死后调查书》，爱德华三世23年，文档58。——原注

[33]可参考该郡的四份土地收还官《死后调查书》。见于土地收还官《死后调查书》，文档103。——原注

[34]乔治·利普斯科姆：《白金汉郡的历史及古迹》。——原注

[35]

上表是1349年各月职位任命的数量。——原注

[36]历史手稿委员会：《第八次报告》，第336页。——原注

[37]斯蒂芬·伯青顿（？—1407），英格兰著名的修士、作家，著有《坎特伯雷历任主教传》一书。——译者注

[38]亨利·沃顿：《英格兰大主教及主教传》，第1卷，第42页。——原注

[39]詹姆斯·埃德温·索罗尔德·罗杰斯：《六百年来的工作及工资》，第1卷，第221页。——原注

[40]历史手稿委员会：《第八次报告》，第336页。该报告尼古拉·巴特雷的版本见于大英博物馆，补充手稿，第22665号，文档183。——原注

[41]土地收还官《死后调查书》，爱德华三世23年，肯特郡。——原注

[42]见习修女见习期满后，第一次发愿，便成为发愿修女。——译者注

[43]想成为修女，首先要经过考核，然后进入见习期，成为见习修女。——译者注

[44]霍灵距罗切斯特约六英里。——原注

[45]特罗特斯克里夫距梅德斯通九英里。——原注

[46]亨利·沃顿：《英格兰大主教及主教传》，第1卷，第375到376页。——原注

[47]一马克相当于一百六十便士或十三先令四便士。——译者注

[48]弥撒金是教徒请神父做弥撒时交的钱。——译者注

[49]大英博物馆：《科顿手稿》，福斯蒂娜部分，b.v分部，文档98。——原注

[50]大英博物馆：《科顿手稿》，福斯蒂娜部分，b.v分部，文档99。——原注

[51]威廉·伊登顿（？—1366），温切斯特主教。——译者注

[52]感谢弗朗西斯·约瑟夫·贝金特先生。他允许我使用其转写的主教登记簿，协助我调查了关于温彻斯特主教区的一切事宜。——原注

[53]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希律王因没有找到刚降生的耶稣，便差人将伯利恒城内及周围两岁以下的婴儿全部杀掉，导致哀鸿遍野。这里以这场大屠杀中无辜人士的死亡比喻瘟疫导致人口大量死亡。——译者注

[54]指《圣经·诗篇》中的第6、32、38、51、102、130和143篇。——译者注

[55]指《圣经·诗篇》中的第120到134篇。——译者注

[56]《伊登顿主教登记簿》，第2卷，文档17。——原注

[57]《伊登顿主教登记簿》，第2卷，文档17、18。——原注

[58]《伊登顿主教登记簿》，第2卷，文档19。此次特赦一直持续到复活节，但后来延长到圣米迦勒节。此次延长系教皇口谕赐予，一封日期为1349年4月28日的信函将此次延长通知到该主教区。5月25日，伊登顿主教布告主教区，宣布了此次延长，并命令此消息须即刻令整个主教区知悉。——原注

[59]《伊登顿主教登记簿》，第1卷，文档19b。——原注

[60]有人怀疑该函中所指的瘟疫并非1348到1349这一次，但信中所提的两个人的死亡日期可以消此疑虑。约翰·德汉普顿死于1356年8月4日，威廉·德法夫海德死于1361年5月18日。——原注

[61]亨利一世（1068—1135），英格兰国王，1100到1135年在位。——译者注

[62]执达吏是负责送达法院传票及实施法院命令，尤其是执行没收债务人货物命令的官员。——译者注

[63]《温彻斯特大教堂档案》，第2部，文档80。其中，第1部，文档120是“温彻斯特主教诉市长等人之记录文本。该诉涉及教堂墓地之范围及边界。此墓地曾为海德修道院旧地，称圣彼得墓地。”爱德华三世23年（1349年）。——原注

[64]

上表是汉普郡获授的圣职数。——原注

[65]

上表是萨里郡获授的圣职数。——原注

[66]《伊登顿主教登记簿》，第1卷，文档38。——原注

[67]当时人们习惯在四季斋期在教会内进行祈祷、补赎、祝圣圣职等活动。——译者注

[68]

上表的推荐数量是约翰·查尔斯·考克斯在其为《维多利亚地方史·汉普郡郡志》所写的教会史中（第1卷，第34页）列出的。——原注

[69]温彻斯特主教区仅由两个郡组成。——原注

[70]档案局：《原始令状卷轴》，爱德华三世23年，文档37。——原注

[71]《财政署收支卷档》，爱德华三世23年，文档23。——原注

[72]档案局：《财政大臣债务征收官备忘录档案》，爱德华三世28年。——原注

[73]大英博物馆：《科尔手稿》，第5824号，第78页。——原注

[74]《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7年，第1部分，文档4。——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