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

看点

泽西岛和根西岛发生疫情——英格兰要发生疫情的最早传言——多塞特郡的梅尔科姆里吉斯发生疫情——关于英格兰瘟疫发生时间的讨论——统计中世纪的数字困难重重——主教登记簿记载了享圣俸圣职的任命情况价值巨大——公函卷轴中的证据——多塞特郡的空缺圣职任命情况——瘟疫中教士难觅——萨默塞特郡的空缺圣职任命情况——瘟疫对修道院造成的影响——布里斯托尔的疫情——德文郡和康沃尔郡人口大量死亡的证据——埃克塞特郡的空缺圣职任命情况——疫情继续传播——教区内的修道院

1348年秋，疫情开始在英格兰出现。前面已经提到，1348年夏，法兰西北部正饱受瘟疫之苦，8月瘟疫传到诺曼底并在加来出现。当时，加来是英格兰的领土。与英格兰联系密切的泽西岛和根西岛的人口很可能因瘟疫而锐减，十无其一。这些岛屿受瘟疫的影响之大，导致英王爱德华三世连惯常的渔业税都征不上来。爱德华三世致函总督约翰·马特拉沃斯说：“这些岛屿和其他地方一样，人口大量死亡。每年要上交给我们的渔业税现在征收不上来了，除非我们向那些幸免一死的渔民多征税，而这样一来，他们将更加贫穷。”[1]

1348年夏初，有传言说英格兰要发生瘟疫。1348年8月17日，巴斯和韦尔斯主教、什鲁斯伯里的拉尔夫向其教区发布通告，命令“每个教堂都要在周五进行宗教游行，拜苦路[2]，祈求上帝保护人民，不要让人民受到这场来自东方、已经袭击邻国的瘟疫的危害。”他宣布了四十天的特赦期。在特赦期内，蒙受神恩的人应该施舍救济、斋戒或祈祷，以消除上帝的愤怒[3]。

主教通告中提到的“邻国”，毫无疑问是指法兰西。瘟疫很可能是由来自加来的船只传到英格兰的，船上坐着急于逃离的人。许多记录都认为多塞特郡沿岸是最早爆发瘟疫的地方。当时一个叫加尔弗里德·勒贝克的人说：“瘟疫先在多塞特郡的一处港口出现，接着进入多塞特郡，几乎使当地人全部丧命。接着，瘟疫经德文郡、萨默塞特郡进入布里斯托尔郡”[4]。有两三种编年史与众不同，它们认为梅尔科姆里吉斯才是应该让人铭记的英格兰首次出现瘟疫的地方。马姆斯伯里修士所作的名为《史颂》的编年史记载：“1348年，圣托马斯升天节（7月7日）前后，让子孙万代闻之变色的冷酷的瘟疫从海上传到了英格兰南方海岸，降临到多塞特郡一个叫梅尔斯科姆的港口。瘟疫席卷英格兰南部地区，多塞特、德文和萨默塞特死者无数。”[5]尼古拉·特里维特[6]所著编年史的补编记载：“大瘟疫经英格兰南部深入内陆。从海上来的船到达一个叫梅尔斯科姆的镇子，瘟疫由此传播开来。”[7]该补编记载的历史止于爱德华三世驾崩，作者是布里德灵顿的一名教士，他很可能生活在瘟疫爆发的时期。

梅尔科姆里吉斯或韦茅斯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港口。比如，1347到1348年，爱德华三世围攻加来。该港口为爱德华三世提供了二十艘船和二百六十四名船员。布里斯托尔仅送过去二十二艘船和六百零八名水手。即使是伦敦，也仅仅提供了二十五艘船和六百六十二个人[8]。这一事实读来饶有趣味，不仅显示了梅尔科姆里吉斯作为南部海港的重要地位，而且展现了在这个非常时期该港口与加来的联系。毫无疑问，该港口与法兰西沿海城镇也有联系。很有可能是一些梅尔斯科姆的船从加来返回，将瘟疫带到了该地。关于梅尔斯科姆港人口死亡的情况，还没有发现相关证据，但有资料显示了瘟疫给梅尔斯科姆邻近地区带来的影响。瘟疫过去三年后，爱德华三世下诏，禁止波特兰岛任何居民离开他们在波特兰岛的家，并禁止他们将自己的谷物出售给其他地区。诏令中说：“我们知道，在上次瘟疫中，多塞特郡的波特兰岛人口锐减，瘟疫中幸存下来的人已不能抵御外敌以自保。”[9]

多塞特郡首次出现瘟疫的确切时间仍然存疑。马姆斯伯里的修士在其《史颂》一书中认为1348年7月7日是瘟疫在梅尔科姆里吉斯开始的第一天，这是最早的日期。最晚的日期是亨利·奈顿[10]给出的，他是莱斯特的教士，活动时间在瘟疫后。他提到，一般来说，瘟疫始于1348年秋。有的编年史认为瘟疫始于1348年7月25日，有的认为是8月1日，有的则只说是8月。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巴斯和韦尔斯主教在8月中旬时正在主教区，他们显然不知道瘟疫到达英格兰的消息。比较可能的情况是，瘟疫蔓延到英格兰西部的时间应当在8月中旬，晚则不过8月底。

瘟疫早期的发生可由一份文件证实。该文件是坎特伯雷主教座堂教士团及监理的档案。斯特拉福德大主教逝于圣巴托洛缪日的前一天，即1348年8月23日。9月末之前，坎特伯雷修道院院长在大主教空缺时暂代其职。他委任伦敦主教为主教团团长，能向坎特伯雷诸代理主教[11]发布指令，让他们在各自主教区内主持公共游行，祈求上帝的帮助，以抵御已达到惊人程度的“瘟疫”[12]。

奥古斯丁会修士尼古拉·特里维特

围攻加来

1348年夏秋两季，英格兰降雨反常。编年史记载，从圣约翰节（6月24日）到圣诞节，几乎天天下雨，要么白天下，要么夜里下。在原本就利于瘟疫传播的季节里，致命的瘟疫更具备了快速传播的条件。

瘟疫从梅尔科姆里吉斯很快就传到了多塞特郡、德文郡和萨默塞特郡以及索尔兹伯里郡、埃克塞特郡和韦尔斯教区的其他郡。当时坎特伯雷法院记录员埃夫斯伯里的罗伯特写道：“瘟疫由一地飞快地传播到另一地。上午还健健康康的一个人，中午便因瘟疫而死。瘟疫不管人的贫富，一律传染（只有几个富人能逃避），因染瘟疫而必死的人活不过三天，最多能活四天。每天有二十、四十、六十甚至更多具尸体被投入同一个坟墓。”[13]事实上，英格兰西部1348年秋末至次年初几个月的状况，正可用古代戏剧中的两句话来形容：

死讯接踵而至，

令人应接不暇。

要想知道当时瘟疫致死的人数，首要目标是尽量多分析当时编年史和其他材料中略显宽泛、模糊不清的记录，并进行确定性的统计分析。但因为这样的材料多付阙如，研究中世纪的历史便困难重重。中世纪的历史错综复杂、非常棘手，研究材料不足，话题单调枯燥，所以现代作者对当时欧洲国家具体有多少人口这一课题的研究没有多少进展。尽管如此，该研究还是可以好好进行的。一般来说，基督教会的文献为进行统计提供了翔实的基础，其中的主教登记簿能为我们提供确切的数字。主教登记簿对本书的研究异常重要，所以本书会经常引用相关材料。只有这些主教登记簿能提供足够的信息，从而让我们了解因瘟疫而死的人所占的比例。有可能圣职人员的死亡比例要高于世俗人士的死亡比例，但只有了解了因瘟疫而死的教士的数量，我们才能对世俗人士的死亡数量作出估计。所以，本书对教士的死亡数量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一名感染黑死病即将死去的妇女

我们要通过这些材料了解当时因瘟疫致死的人口数量。这里先要介绍一点背景，以帮助读者了解这些材料的性质和价值。每个主教区都有一本主教登记簿，主教在上面开列着因圣职空缺而授予某人圣职的记录。按照惯例，主教登记簿上面不仅记录着发生调动的地方及去职和就职的神父，而且记录着调动发生的时间及圣职空缺的原因，不管是因为任职人员的死亡、调动还是辞职。关键时段或者说1348年秋到1349年的记录，为我们开辟了判断教士死亡情况的途径。但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材料仅仅记录了重要岗位上的教士，没有记录数量众多的助理神父、专任神父，更不用说主教区里那些修士、主教座堂教士团成员、托钵修士了。近来，有研究者说，不享圣俸的教士数量要稍多于享圣俸的教士的数量，所以在估计瘟疫期间某主教区教士的死亡数量时，我们可以将该主教区因死亡而发生变动的数字翻一番[14]。这些授予圣职的册子还记录了各种圣职任命的时间，这就能让我们确定，至少是大体确定某一地区瘟疫流行的时间，甚至某个具体地方瘟疫流行的时间。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填补圣职产生的时间延迟。

除每个主教区的主教登记簿外，一系列名为“公函卷轴”的官方材料，也包含着许多瘟疫破坏情况的证据。在各式各样的政府公文中，公函卷轴记录了当时国王颁布的王室特许权、许可令状和圣职推荐令状等文件，这些文件将当时的空缺圣职置于国王监护之下。一般包括：

一、国王应充当赞助人的享圣俸圣职。

二、国王对承租人未成年继承人有监护权的地区所推荐的圣职。

三、由国王推荐的空缺的主教区主教职位及修道院院长职位。

1348到1349年，圣职推荐令状的数量大幅度增长，因为当时设在英格兰但所有权隶属外国的修道院也由英王任免院长了。按照政府公文的说法，“因为与法兰西的战争，国王将这些修道院的财产控制在自己手里了。”

公函卷轴登记的一条条信息可以作为推断瘟疫期间享有圣俸教士的死亡情况的证据。现将该情况简要归纳如下：1348年1月到5月，国王推荐圣职四十二次，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推荐了三十六次。因此，瘟疫到来前的八个月里，国王平均每月推荐圣职的次数低于十次。瘟疫到来之前，国王每年推荐圣职的平均次数几乎不过百。通过公函卷轴记录的从1348年9月到年底国王推荐圣职的情况，可以确定，1348年的最后四个月里，由国王推荐的圣职数量上升，国王多推荐了八十一次圣职。

1349年的公函卷轴同样分为三个部分或三卷。第一部分包括国王自1月25日到5月底推荐圣职的情况。这长长的记录略显奇怪，因为所载政府公文中一大部分是爱德华三世向空缺圣职推荐圣职的文件，这样的记录有二百四十九条，而上年同时期的记录是四十二条。第二部分是爱德华三世1349年6月到9月中旬推荐圣职的记录，数量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四百四十条，而1348年同时期的记录数是三十六条。第三部分是1349年9月中旬到1350年1月24日的记录，数字有所减少，但总数仍达两百零五次。

总的来说，从1349年1月25日起整整一年内，爱德华三世共为空缺圣职推荐圣职八百九十四次。与正常年份1348年的数字相比，大概可以说，爱德华三世这两年推荐的一千零五十三次圣职中，至少有八百次是因为瘟疫造成教士死亡而形成了圣职空缺。虽然爱德华三世推荐了这么多圣职，但在空缺圣职任命数量中这也只占很小一部分。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难断定，瘟疫造成的死亡更严重了。

托钵修士正在娱乐

圣职人员被瘟疫传染

统计所显示问题的详情以及通过统计数据看到的瘟疫造成的影响，后面几章会详细讨论，此处暂且不表，以免打断我们对瘟疫的讲述。1349年秋，爱德华三世多次推荐圣职，其中提到塞勒姆主教区的次数很多，多塞特郡就位于塞勒姆主教区。1348年10月8日到1349年1月10日三个月内，爱德华三世为塞勒姆主教区推荐圣职不少于三十次，其中大部分圣职都推荐给了多塞特郡。显然阿伯茨伯里修道院是英格兰最早爆发瘟疫的修道院。1348年10月8日，爱德华三世为宾库姆堂区推荐圣职。这两个地方都位于首先爆发瘟疫的梅尔科姆里吉斯附近。

仅仅根据爱德华三世推荐圣职的情况，我们就惊奇地发现，英格兰瘟疫的传播路径与河流和水道的走向十分紧密。比如，1348年11月和12月，布兰德福德周边地区的疫情一定非常严重，两个温特本和斯佩茨伯里连同布兰德福德这四个毗邻斯陶尔河的地方，都因瘟疫失去了堂区神父。在很短的时间里，爱德华三次向斯佩茨伯里推荐圣职。格里姆斯比的约翰·勒斯宾塞12月7日被推荐圣职，他可能在治病过程中就被正式任命了。事实上，他很可能在被推荐圣职之前就死了。因为仅仅三天后的12月10日，另一份公文发布了，约翰·勒斯宾塞死后，亚当·德卡尔顿被推荐了。亚当·德卡尔顿任职时间也很短，1349年1月4日，罗伯特·德霍夫顿奉命担任圣职。在公函卷轴为数不多的记录中，像1348年12月多塞特这种短时间内连续为同一职位推荐圣职的现象并非孤例。

死者被运到修道院墓地

塞勒姆主教区的街道

看一下该时期每个月的圣职任命数字。尽管考虑到一些圣职在获授前的确会产生一段时间的空缺，但非常明显，多塞特郡从1348年10月到1349年2月瘟疫普遍流行，死亡人数最高的时段是1348年12月到1349年1月[15]。从1348年10月起，瘟疫在多塞特郡的存在便通过圣职任命的数量显示出来了。1348年前几个月一共才任命了十二个圣职。靠近梅尔科姆里吉斯的西奇克列利10月14日新任命了一名堂区神父。宾库姆的堂区神父也空缺，爱德华三世10月8日的圣职推荐令可证明此点，直到11月4日，新堂区神父才就任。稍微东边一点的沃姆韦尔和库姆卡伊纳斯的堂区神父分别于10月9日和19日上任。此时，多塞特郡首府多塞特瘟疫也很严重。

据主教登记簿所示，多塞特郡的瘟疫在1348年11月初便很明显了，因为可以看出此时沿海乡镇出现了大量圣职空缺。此时，瘟疫已经抵达布里德波特、东拉尔沃斯、泰恩汉姆、兰顿和韦勒姆。11月底之前，瘟疫已经穿过多塞特郡出现在沙夫茨伯里。12月3日，沙夫茨伯里南部两个相邻的代理主持人主持的堂区——阿伯茨伯里和波特舍姆都任命了新堂区代理主持人。

1348年11月29日，沙夫茨伯里为圣劳伦斯教堂授予圣职，12月10日，为圣马丁教堂授予圣职，1349年1月6日为圣约翰教堂授予圣职，5月12日再次为圣劳伦斯教堂授予圣职。韦勒姆隶属他国的韦勒姆小修道院11月4日前便出现了圣职空缺，因为这一天爱德华三世为新近去世的迈克尔·德莫里斯任命了继任者[16]。1349年12月8日，爱德华三世为韦勒姆的圣马丁堂区授予圣职，12月22日为圣彼得堂区授予圣职，1350年5月29日为圣约翰堂区授予圣职，6月17日为圣米迦勒堂区授予圣职。2月27日至5月3日，温特本的圣尼古拉教堂任命了三次圣职。从这些授予圣职的时间判断，1350年4月底瘟疫好像又爆发了一次，危害巨大。

布里德波特市政当局的记录显示，1349年有四名市政官副手在职，而平常只有两名，但因为受瘟疫影响，现在有四名[17]。与内陆大多数地方相同，普尔这个应召为围攻加来提供四艘船和九十四人的重要城市，因瘟疫而受损严重，盛景不再。约翰·哈钦斯[18]写道：“普尔有块凸出去的地，该处有个叫拜特的地方。现在人们还知道，拜特是埋葬瘟疫死者之所。”[19]约翰·哈钦斯还说，普尔在瘟疫结束后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因为在亨利八世[20]统治时期，“普尔和多塞特郡的其他城镇”都在一份名单上，该名单列出了数不尽的地方，有命令要求这些地方修复废弃的建筑。

1348年底，瘟疫已经深入到英格兰西部诸郡。而1348年秋末，与萨默塞特郡相连的巴斯和韦尔斯教区，以及由德文郡和康沃尔郡所构成的埃克塞特教区，都出现了疫情。整个英格兰西部，如同一份旧编年史所记载的，“死者无数，呜呼哀哉！”

英王亨利八世

瘟疫给萨默塞特郡的圣职人员带来了严重影响。早在1349年1月17日，巴斯和韦尔斯主教感到他不得不给他的教徒们写封信发倡议了。这封信读来饶有趣味，因为它不仅表明主教区当时就因人口大量死亡而陷入窘境，而且通过该信发出的倡议——这些倡议将在后文大量引用——看出，人们因为疾病而恐惧，进而人们的宗教生活严重堕落了。一切关系都松散了，教会的一切清规戒律都被弃置一旁，没有一条能执行下去，当然，也没有人遵守了。主教写道：“当前的瘟疫极易传染，因而到处传播。随着许多神父及助理神父[21]去世，许多堂区的教众没有神父来牧养。找不到神父或出于宗教热情或出于献身精神或为了圣俸来为上述教区行牧养之职。没有神父来探访病人或为病人在教堂行圣事（可能是害怕被感染）。正如我们所知，许多教友临终都没有进行忏悔圣事。在如此必要的时刻，有人已经不管应该怎么做了，而是认为如果不向拿着天堂钥匙的神父悔罪，悔罪是没有用的，是不值得称赞的，即便是在非常需要的时候。因此，渴望灵魂得救的我们，想把迷途于罪的道路上的羔羊带回的我们，基于你们向我们宣誓过的服从，急切地责令你们，命令你们，堂区主持人们，堂区代理主持人们，堂区神父们，待在你们的教堂里；监理们，在你们缺少神父的监理辖区里，你们要马上宣布，公开宣布，可以自己宣布，也可以让其他人宣布，告诉大家，所有染上目前瘟疫的人，或有可能得病的人，或行将就木的人，如果找不到神父，可以（根据使徒[22]所教的方式）向平信徒悔罪；如果周围没有男人，可以向女人悔罪。通过这封信，蒙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劝告你们这样做，并公开在上述地区宣布，根据教会的教导，根据《圣经》的教导，在没有神父的情况下，向平信徒忏悔，对赦免他们的罪是非常有益的。有人可能担心听忏悔的平信徒将忏悔内容泄露，不敢在必要时进行忏悔。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尤其是让那些已经听过忏悔的平信徒，或者那些可能以后会听忏悔的平信徒知道，根据教会的规诫，他们一定要保守秘密。根据《圣经》的教导，他们不能泄露忏悔的内容，无论是通过话语、手势还是其他任何方式，除非忏悔的人允许他们说出忏悔内容。如果忏悔内容被泄露，泄密者要知道，这是犯了大罪，定会招致全能的上帝及整个教会的愤慨。”为了进一步激励教士及俗人这样做，主教还向遵从其意见的人授予了特赦。

基督教信徒进行忏悔圣事

主教说：“如果忏悔迟了（比如当病情危急或因害怕惩罚而惴惴不安时），人们经常会失望。我授予所有教众四十天的特赦期。在特赦期内，不愿意耽搁到有必要的那一天的教众，可以在病前去向拿着天堂钥匙、有束缚和释放权力的神父忏悔。凭着全能上帝的仁慈，凭着对圣母的善行和祷告的信仰，凭着对圣彼得、圣保罗、我们的主保圣人圣安德鲁及所有圣人的信仰，我们向每位引导教众这样做的神父及听健康教众忏悔的神父同样授予特赦。”

“你们也要告诉那些必要时向俗人忏悔的教众，他们如果恢复了健康，就可以再向他们的堂区神父忏悔一次。如果神父没有在场，圣餐礼可以由执事来主持。如果没有神父来主持临终涂油礼，那么同其他情况一样，只要心存信仰，就符合圣礼的要求了。”[23]

这样大幅度降低对教会仪式的要求，尽管符合基督的慈善，也符合教会的教导，但这只是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巴斯和韦尔斯主教的通告显示了整个主教区的严重形势。这种形势早在1349年1月就萌芽了。从主教的信中可以看出，教士已经不足，萨默塞特郡的教众在垂死之际得不到精神上的慰藉。堂区神父因病而死后，找不到其他神父来填补其位置。什鲁斯伯里的拉尔夫主教的登记簿中所列的圣职空缺情况显示，该郡自1348年11月起教士死亡现象就比较严重了。

虽然通过主教区圣职空缺的情况可以判断瘟疫什么时候最严重，但考虑到教士死亡的时间要稍早于圣职出现空缺的时间，并且考虑到，据主教的信中所述，填补圣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拖延。综合以上情况，萨默塞特郡瘟疫最严重的时候是1348年12月及1349年1月和2月，尽管圣职空缺数量一直到1349年6月还很高。死亡数量最高的时段是1348年圣诞节节期[24]——从圣诞节前夜（1348年12月24日）到显现节（1349年1月6日）。

巴斯和韦尔斯主教一直留在威弗利斯科姆庄园里，直到1349年5月瘟疫过去。神父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庄园领他们的任命状，去填补空缺的圣职。六个月里，日复一日，该工作一直在持续，中间几乎没有间断。有时一个，有时两个或三个，经常是四五个，有一次至少十个教士被任命新的圣职，以填补因疾病造成神父死亡而形成的圣职空缺。

瘟疫如何进入萨默塞特郡以及在该郡的发展过程如何，我们不可能考证出来了，尽管这些信息非常有益。该郡多地看起来像是在1348年12月便出现了疫情。埃弗克里奇12月19日前后爆发了瘟疫。大约两周后，埃弗克里奇周边的卡斯尔卡瑞和阿尔姆斯福特爆发了瘟疫。布里奇沃特、克里夫登、波蒂斯黑德和布里斯托尔是该郡最早出现疫情的地方。由此可以推断，一艘穿过布里斯托尔湾的船将瘟疫传给了这些城镇。这一推测多少能被证实，因为从下文可以看出，北德文诸城镇爆发瘟疫的时间几乎与南部沿岸城镇同步，与北萨默塞特爆发瘟疫的时间也几乎同步。

神父为临终之人涂圣油

感染黑死病的死难者躺满了街道

1349年1月初，瘟疫传到了巴斯。1月9日和10日登记了许多圣职空缺，既有市内的圣职空缺，也有周边圣职的空缺。1月，瘟疫传到凯恩舍姆修道院，该修道院位于连接巴斯与布里斯托尔的道路上。瘟疫在巴斯和韦尔斯之间的道路上传播的痕迹也可以找到，因为弗雷什福德、图尔顿、哈丁顿、霍尔科姆、克洛福德、基墨尔斯顿、巴宾顿、康普顿和杜尔汀等村庄及韦尔斯的一些地方，都出现了圣职空缺。

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巴斯和韦尔斯主教区有足足一半享圣俸的教士感染瘟疫去世了。瘟疫期间许多圣职空缺了两到三次。在短短几个月中，有些圣职空缺了四次。比如，巴斯安普顿任命了四次堂区负责神父。从1349年1月到3月中旬，离弗罗姆不远的哈丁顿任命了三次甚至可能四次圣职。从1348年12月15日到1349年2月4日，约维尔先后任命三名神父担任圣职。

瘟疫在英格兰一座城镇流行

关于瘟疫时期该郡修道院的情况，资料少得可怜。阿瑟尔尼修道院和马彻尔尼修道院都失去了院长，许多修士可能也死去了。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原来有大约八十名修士，而1377年只有四十四名[25]。该事实可以说明，瘟疫时期人口损失一定惨重。

1344年，瘟疫爆发前五年，巴斯小修道院自约翰·德福特院长之下有三十名专职修士[26]。爱德华三世统治末期，在1377年一份教士津贴征收表中，萨默塞特郡的教士名单显示，该小修道院人数已经降至十六人[27]。这个数字一直持续到16世纪小修道院解散[28]。

不难理解，瘟疫对大一点儿的城市造成的危害更大，因为当时人们还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观念。英格兰西部的布里斯托尔受灾严重。活到瘟疫后的亨利·奈顿写道：“布里斯托尔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了，而且死得非常突然，因为病期超过三天、两天甚至半天的人寥寥无几。”关于瘟疫时期布里斯托尔的样子，不用想象，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现代作者对该城当时情形的描写。当时，该城的街道非常狭窄，在比较繁华的地段，蜂巢般排列的地下室用来贮藏葡萄酒、盐等商品。生活污水顺着中间的沟流出去。房子与房子之间的距离很小，致使街上不能跑马车，一切货物靠驮马驮进驮出或搬运工抬进抬出。到了17世纪，这一习俗甚至还存在，这唤起了塞缪尔·皮普斯[29]的无尽遐思[30]。

当地历史学家塞缪尔·赛耶[31]引用了该镇一份老记事录，写道：“1348年，瘟疫在布里斯托尔肆虐。疫情严重到了活人埋死人都埋不完的地步。格洛斯特郡的人不允许逃离布里斯托尔的人靠近。最终，瘟疫传播到了格洛斯特、牛津和伦敦。无论男女，生还者十无其一。高街和宽街的草长到几英寸高。瘟疫首先在城中心肆虐。此次疫情是从外地传来。多塞特郡和德文郡沿海的人首先染上了瘟疫。”[32]据上面的材料记录，因为这个西部港口的人口大量减少，爱德华三世征自该城的税从二百四十五英镑降到一百五十八英镑。

最后，布里斯托尔的墓地——毫无疑问许多地方也是这样——因为人口大量死亡都不够用了。关于这一点，公函卷轴上有一则例子。圣十字教堂的堂区负责神父很快发现了扩建教堂墓地的必要性。为了扩大墓地，他在旧墓地边上获得了半英亩地，这次扩建墓地既必要又急切，甚至都来不及按要求先取得王室许可令。后来，爱德华三世才对此事予以认可[33]。

由德文和康沃尔两个郡组成的埃克塞特主教区几乎与萨默塞特同时爆发了瘟疫[34]。1348年之前的八年里，该主教区任命空缺圣职的年平均次数是三十六次。但1349年1月这一个月里，主教任命了大约三十次圣职，这表明当时教士的死亡情况比较严重。

布里斯托尔港

瘟疫在布里斯托尔肆虐，一处广场上空无一人，有的只是象征死亡的骷髅

布里斯托尔的教堂墓地

根据1349年每月圣职任命的数量可以得出，瘟疫在这两个郡的持续时间要比其他地方长。直到1349年9月，圣职空缺的数量才有所下降。瘟疫很可能开始于1348年12月，1349年3月、4月和5月疫情最严重[35]。

受俸牧师辛吉斯顿·伦道夫[36]是这样描述这个时期埃克塞特教区的主教登记簿的：“在格兰迪森主教的登记簿里，关于黑死病的直接信息非常少，但有大量非直接信息。主教登记簿对瘟疫前一年和瘟疫后一年的记录非常完整，完整得令人惊讶，但该记录几乎没有涉及瘟疫那一年的情况。该主教区的日常工作好像都停滞了，除了圣职任命这一卷。关于圣职任命的记录单独成册，该记录在瘟疫期间没有停止，但读来令人伤心。即使从表面看，我们也能读出这期间的痛苦。每条记录都记得匆匆忙忙、简单粗略，这与其他时期记录的整洁规范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不像其他时期一样按年分组，而是按月分组；每月的圣职变化数超过了没有瘟疫时期一年的圣职变化数。抄写员不再像平常那样写上‘因死空缺’，好像他害怕写上这个致命的词似的。神父们一定是成批死去的。显然，为了自己的教徒，信仰坚定的他们在瘟疫面前没有退缩。每当一名神父去世，另一名神父已经做好准备，响应主教的召唤，无畏地去空缺的圣职赴任。一些神父的新任期仅仅持续了几周。当一切都结束时，幸存者相对来说很少，结果许多空缺的圣职都没有人去填补。瘟疫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上述现象仍有迹可循。”

“主教从没有离开自己的主教区。对饱受瘟疫困扰的教众来说，有主教这样坚强有力、热心真挚、乐于奉献的人一直在身边，这是一种无言的慰藉。”

审视一下主教区内圣职空缺情况及各地瘟疫爆发的时间，可以看出，瘟疫几乎在该主教区南部和北部同时爆发。北德文、诺瑟姆和阿尔弗迪斯科特同在1348年11月7日出现疫情，同地区的弗雷明顿11月8日出现疫情，巴恩斯特伯尔12月23日出现疫情。11月，埃克斯河畔的村庄里就爆发了瘟疫。11月底之前，瘟疫很可能就到达了埃克塞特。该主教区南部的多塞特郡由邻近地区传入了瘟疫，这就解释了疫情传播的路径。但疫情首先发生在巴恩斯特伯尔河口的附近的村庄，于是我们得出结论，即瘟疫是由经过布里斯托尔湾的船带来的，这些船很快传染了萨默塞特沿海的其他镇子。

瘟疫在村庄流行

我们注意到沿海镇子疫情严重，传染很可能是被渔船带到一个个地方的。瘟疫传播的路径可以通过发生圣职空缺的日期顺着港口来追踪。比如，1349年3月，康沃尔郡的福伊河口附近的堂区出现圣职空缺。一周后，上游的圣温诺堂区代理主持人的圣职出现空缺。3月22日，疫情传播到了博德明——一个离河不远的地方。像这样从福伊河的港口向上游传播瘟疫，应该是瘟疫传播的一般途径。

至于该主教区诸修道院因瘟疫造成的影响，所知细节不多。埃克塞特圣尼古拉修道院的院长死于1349年3月。3月26日，其继任者约翰·德怀接受任命，但马上也死了。直到6月7日，下一任院长才任命。此时，圣尼古拉修道院已经一片荒凉[37]。同样，皮尔顿小修道院两任院长在几周内相继死亡。1349年4月26日，康沃尔郡隶属于外国的明斯特小修道院院长威廉·德胡默因瘟疫去世。随着修道院佃农和劳工的死亡，修道院一贫如洗，连修道院的修士及堂区的专任神父都供养不起。明斯特小修道院要找专任神父做堂区工作，是因为修道院院长和他的教友们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康沃尔人讲的凯尔特语[38]。

西多会的努恩哈姆修道院的主教登记簿上记载着：“在这场大死亡或大瘟疫期间，本修道院共有二十名修士和三名世俗教友去世，他们的名字载于其他册子。修道院院长沃尔特和两名修士在瘟疫中活了下来。”[39]

圣职人员受到瘟疫的威胁

圣职人员受到瘟疫袭击

圣职人员受到瘟疫的威胁

奥古斯丁会的哈特兰修道院院长罗杰·德罗利死了，选举其继任者的公告日期为1349年3月18日。本笃会的塔维斯托克修道院院长也死了，他的继任者理查德·德埃塞在坚信礼仪式后发病，并且“因为病重”不能觐见国王。10月17日，国王授权格兰迪森主教来接受效忠宣誓[40]。

根据伍斯特的威廉[41]从当地一个小兄弟会教堂的登记簿中记下的笔记，据估计有一千五百人因病死亡[42]。死者中有堂区代理主持人，其继任者于1349年4月8日接受任命。该镇的奥古斯丁会小修道院几乎无人幸存。院长约翰·德基尔克汉普顿和他的教友们除两人幸存外，其他都死了。3月17日，这两名幸存的教友给主教写信说：“他们如同劫后余生的孤儿。”他们祈求主教能马上给他们派一名院长来。次日，1349年3月18日，威尔士亲王黑太子[43]爱德华命令进行一次调查，陪审团发现小修道院空了，末任院长死于“建立圣伯多禄宗座庆日[44]后的星期五（2月27日）。”[45]

1349年3月19日，格兰迪森主教向朗斯顿小修道院院长写信解释，并命朗斯顿小修道院的一名成员去任职。三天后，此人就职的委任状发布，希望“小修道院依靠他的小心谨慎从当前的灾难中恢复过来”[46]。

奥古斯丁会的博德明修道院因瘟疫而陷入困境，实为全国众多修道院的一个缩影。但瘟疫并没有将自己的脚步局限在英格兰西部，而是以同样的破坏势头走向四面八方。瘟疫之浪滚滚，席卷了整个英格兰。

* * *

[1]《原始令状卷轴》，爱德华三世24年，文档2。——原注

[2]拜苦路是一种宗教仪式，信徒参拜教堂内（或外）描写耶稣受难的一组画像或雕像。一些教会还带领信徒重读《圣经》中关于耶稣受难的记载。——译者注

[3]大英博物馆：《哈利手稿》，第6965号，文档132。——原注

[4]爱德华·蒙德·汤普森：《加尔弗里德—勒贝克编年史》，第98页。——原注

[5]《史料汇编》：《史颂》，第3卷，第213页。如果说这个记录是瘟疫仍在英格兰西部肆虐时写下的，并非不可能。——原注

[6]尼古拉·特里维特（约1258—约1328），英格兰编年史家。——译者注

[7]大英博物馆：《哈利手稿》，第688号，文档361。——原注

[8]约翰·哈钦斯：《多塞特郡志》（第3版），第2卷，第422页。——原注

[9]《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6年，第3部分，文档5。——原注

[10]亨利·奈顿（？—1396），奥古斯丁会修士，他写了一部从诺曼征服到1396年的英格兰史。——译者注

[11]代理主教为主教分担一些宗教方面的职能，执行某些临时性的宗教使命，但不享有司法管理权，没有专设的法庭。——译者注

[12]历史手稿委员会：《第八次报告》，附录，第338页。——原注

[13]《史料汇编》：《爱德华三世英武史》，第406页。——原注

[14]随后我们可以看出，奥古斯塔斯·杰索普所估计的数字实在偏低。所以，不享圣俸的教士，包括修士修女的数量当是享有圣俸教士数量的四倍，这样可能更符合实际。——原注

[15]

上表显示了多塞特郡几个月中实际授予圣职数量。——原注

[16]《原始令状卷轴》，爱德华三世22年，文档4。——原注

[17]历史手稿委员会：《第六次报告》，第475页。——原注

[18]约翰·哈钦斯（1698—1773），英国教士、地志学者。——译者注

[19]约翰·哈钦斯：《多塞特郡志》（第3版），第1卷，第5页。——原注

[20]亨利八世（1491—1547），英格兰都铎王朝第二位君主，1509到1547年在位。——译者注

[21]本书此处及他处的助理神父是指堂区主持人和堂区代理主持人。实际上，他们履行着牧灵的责任。——原注

[22]这里的使徒是指主教，主教被看作耶稣的使徒。——译者注

[23]大卫·威尔金斯：《大不列颠和爱帕尼亚宗教会议》，第2卷，第735到736页。——原注

[24]

上表是萨默塞特郡几个月来职位空缺的情况。——原注

[25]瘟疫前该修道院有修士八十人左右，但1377年，也就是瘟疫结束后二十多年，该修道院仅有四十四人，少的三十六人都是在瘟疫中死去的。——译者注

[26]《巴斯特许状》（林肯律师学院手稿），第119页。此材料已经由萨默塞特历史协会编辑。教士津贴征收表见于威廉·亨特所编《巴斯圣彼得小修道院的两份特许状》，第73页。——原注

[27]档案局：《圣职人员补助档案》。——原注

[28]《副管理员报告》，第7卷，第280页表格。——原注

[29]塞缪尔·皮普斯（1633—1703），英格兰议员。他以年轻时的日记而闻名。——译者注

[30]威廉·亨特：《历史城镇系列之布里斯托尔》，第77页。——原注

[31]塞缪尔·赛耶（1757—1831），英国小学校长、教士，以其所著布里斯托尔的历史闻名。——译者注

[32]塞缪尔·赛耶：《布里斯托尔及周边纪事》（布里斯托尔1823年版），第2卷，第143页。——原注

[33]《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3年，第3部分，文档4。——原注

[34]作者向受俸牧师辛吉斯顿·伦道夫表示感谢。在他的帮助下，作者获得了关于埃克塞特教区圣职任命的信息及其他有关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信息。——原注。

[35]

上表列出了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圣职空缺情况。——原注

[36]辛吉斯顿·伦道夫（1833—1910），全名弗郎西斯·查尔斯·辛吉斯顿·伦道夫，英国教士、作家，他编辑了其教区的主教登记簿。——译者注

[37]埃克塞特圣雅各修道院院长也死了，“在近来的瘟疫中突然死去。”（《格兰迪森主教登记簿》：第1卷，文档27b。）——原注

[38]《公函卷轴》，爱德华三世29年，第2部分，文档19。——原注

[39]大英博物馆：《阿伦德尔手稿》，第17号，文档55b。乔治·奥利弗（《埃克塞特主教区史料》，第359页）补充道：“修道院内不少于八十八人。”约翰·诺克斯所著《伍斯特修道院及大教堂史》第94页写道，1349年那场瘟疫的危害可以通过以下事实看出，“英格兰西部的努恩哈姆修道院瘟疫前有一百一十一人，瘟疫后只有修道院院长和两名修士幸存。”乔治·奥利弗和约翰·诺克斯都没有说明材料的出处。——原注

[40]《格兰迪森主教登记簿》：第1号，文档26b。——原注

[41]伍斯特的威廉（1415—1482），英格兰编年史家。——译者注

[42]詹姆斯·内史密斯：《伍斯特的威廉游记》，第112页。——原注

[43]黑太子（1330—1376），英王爱德华三世的长子。——译者注

[44]每年2月22日。——译者注

[45]约翰·麦克莱恩：《小特里格监理辖区史》，第1卷，第128页。——原注

[46]《格兰迪森主教登记簿》，第1号，文档26b。——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