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学良部下发动的“西安事变”，仿佛一个晴天霹雳。

事件仍处在变化之中，真相尚有诸多不明之处，不可轻易预判今后事态的发展。

想到这个重大事件给中国带来的打击，以及通过与中国相关的外部关系给世界造成的影响，我们不由感到战栗。最先深刻感受到的一点，是此次事变虽为中国式突如其来的爆发性事件，但这绝非仅仅是“发展中”中国的突发事件，实乃现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鲜明体现。如此来看待这个事件的发生，我们才能更痛切地感受到其重要性，并对事态发展抱以特别的关注。

此事发生在日中关系走向全面僵局之际，事变发起者以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蒋介石为对象，因此日本报纸一时有无数来自中国的报道，结果反而使读者陷入无法判断之境。

且按事件发展过程概述其要。

蒋介石前往太原参加关于绥远问题的军事会议，在当地给阎锡山下达指令，后到济南和韩复榘会面，11月19日回到洛阳继续考虑绥远善后问题。伴随着此事告一段落，蒋介石于12月4日偕张学良等人从洛阳到陕西西安，处理西北军政上的重要问题。

传闻12月12日，起事兵变的是常驻西安的旧东北军万福麟麾下第五十七军第三十二师常恩泽部下，于是有观点认为张学良本人是被上述计划拉下水的。但从张的通电及其他情况来看，我认为这是张学良本人的计划。相传，当时和蒋介石同在西安的朱绍良、邵力子、朱家骅、（陈诚）、蒋鼎文、蒋方震、蒋作宾等人，以及钱大钧、（陈调元）等中央派数位要人均被逮捕监禁（括号中的人员不确定）。

据说张学良在监禁蒋介石的同时发出通电，向南京政府提出八条要求。所传的通电内容如下：

数年来，我军从中央之命奔赴边疆主要从事“剿匪”工作，为中国之安宁、人民福祉之增进而努力，但在此期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拙政百出。首先失却华北，眼见冀东、冀察独立，更有绥远效仿之。国民政府需发布对日宣言一扫外侮，然外交交涉却自始至终软弱屈节。不忍见于国家国民如今濒临危殆，我等以此契机否认蒋介石的现任国民政府，而断然行使国家改造，驱逐外敌而收复东北四省及其他失地，誓为国家国民之幸福立于第一线。（天津13日发同盟通讯社电）

所谓八条要求在此难以详述，但这个通电若真是取完全否定国民政府的立场，就没有“要求”的余地。但如后所述，在中国实际上是存在着提出要求的余地的。要求中为人所知的是以下三点：

（一）对日军事宣战。

（二）收复满洲（东三省）失地。

（三）恢复容共政策。

国民政府面对西安事件的报告狼狈失措，从12日晚上到次日早上在南京相继召开紧急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孙科、戴天仇、张群、张继、何应钦、朱培德、程潜等在京要人悉数出席，做出如下决议：

行政院孔祥熙负责，军事委员由五人增至七人，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六位为常务委员会负责人，军队指挥由何应钦全权负责，剥夺张学良的本职及各兼职，其军队置于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之下。（《朝日新闻》13日上海特电）

剥夺张学良本职及各兼职的命令如下：

张学良12日之叛国通电，殊堪痛恨。查其奉职无状，当此中央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身处军事统帅之地位，且负“剿匪”重责者，竟谋反上级长官，实属凶恶残暴。故罢免张学良应本兼各职，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

由此，可以想象国民政府痛愤至极之状。

曾经对东北沦陷负有责任而遭鞭挞的张学良，如今则对回避抗日战争的蒋介石发起了进攻。

二

这种非常手段，在旧中国军阀中司空见惯。张学良也是一个有这种经验的人。1929年，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引诱眼中钉杨宇霆和常荫槐并葬送之的事件，想来人们当记忆犹新。

但是，回顾过去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密切关系，不禁多少有些感慨。张学良过去对蒋介石多有信赖。1929年年末，他不顾各方反对在东三省挂起青天白日旗，接着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等人起兵反蒋，扩大会议派在北平成立之际，张学良就像果敢与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时那样，在稳健地观望形势之后，以疾风迅雷般的方式介入，武力调停决定了大势。蒋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学良获得副司令官职，携手共同立于统一中国的前线。看上去，蒋、张两人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失去东三省的地盘，从奉天到锦州，再从锦州到北平，1933年热河战后达成《塘沽协定》，也因为蒋的原因张学良不得不一度下野出国。回国后被置于汉口，以“剿匪”副司令的身份“讨伐”共产军，去年又被移至西安，充任塞上最为艰苦的工作。盘踞东三省而拥有15万东北军的张学良，自此渐次失掉经济地盘，而尝到了流浪军阀的悲哀。转战西北边疆后，曾经以充实为耀的军队装备亦损失得惨不忍睹，最近在与共产军的战斗中兵力减少，正为饥饿和寒冷所困扰。加之将士想念东北故土，梦想收复失地，而弥漫全国的抗日意识又明显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此时此刻，应该停止和共产军的内战而一致应对日军，这种主张使军队下层发生动摇，张学良军逐渐丧失了战意。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今年夏天以来不时传出张学良军态度可疑的消息，可以想象蒋介石这次赴西安意在采取果断措施：在处理张学良麾下被“赤化”的部队的同时，谋求陕西的中央一体化，任命中央直系的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司令，卫立煌为山西、陕西、宁夏、绥远四省边区总指挥。也有传言说，张学良军队将移驻福建。怀念着曾经的东三省王之豪华梦，如今跌落为流浪军阀的张学良要尝试上演乾坤一掷的大戏，当然是完全可能的。对于他及其周围的军阀来说，抗日的旗号只不过是一个受欢迎的名目。这和以前西南军的情形一样。

至于蒋介石的命运，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张学良解决杨宇霆的做法来看，蒋可能已经被枪毙。而我认为，对于这个绝对有力的人质，张学良大概会与南京进行交易，故蒋介石大概依然活着。从前述张学良的通电和南京的通电以及决议来看，仿佛除了以战斗来解决之外别无他法。然而，我想这里肯定有中国式的交易，仍会有几多曲折。

三

不管怎么说，失去蒋介石对南京政权将是一个重大打击。

如今，蒋介石在南京政权的独裁地位自不必说。他集军权、党权和财权于一身。

蒋介石能走上独裁化道路的根本原因，我曾列举以下四点。

（一）蒋介石政权得到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浙江财阀的广泛支持。

（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促使列强为稳定作为市场的中国而希望确立一个中央政权。

（三）蒋介石在掌握军权的同时，利用、发展了封建社会中秘密会社这一特有的势力，并致力于推行一种强力政治。

（四）一面把持着国民党党部，一面向部分民众展示出民族运动旗手的表象。（见《日本国际年鉴》1936年版“时事问题”栏所载拙稿《蒋介石政权最近的动向》）

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译者 南京政权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近一两年来发展尤其迅猛。自1934年11月共产军撤离江西以来，南京政权借“围剿”共产军之名把手伸向贵州、云南、四川，将土著军阀盘踞多年的地盘收入中央的命令系统。特别是今年夏天，在与多年来仿佛一敌对国般的西南政权的抗争中取得胜利，蒋介石下达威令，如今正欲进入宪法实施的宪政期。另一方面，作为南京政府经济基盘的中国新兴财阀虽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支配网，但1934年以来的全国性经济危机导致其濒于整体性破败。最大的原因是庞大的内债负担，结果新兴财阀舍弃了对南京政权的支配地位，通过与其勾结而开拓自身的出路。由此，与最近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与以日本的关系恶化为契机构筑起来的人民阵线派 相比，蒋介石在中国新兴金融财阀中的地位上升，作为国民战线的组织者正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国民战线中领导人的作用特别重要，我们不用举德国、意大利的例子也相当清楚。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状态的进一步恶化和对列强依存关系的不断深化，此时，蒋介石的重要性越发上升。最近英美积极对南京政权的财政经济施以援助，蒋介石作为南京政府代理人的地位对英美来说也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如今甚至到了以蒋介石之名来命名南京政权的地步，足见蒋个人的力量已然成为政府的中流砥柱。但是，很难想象突然失去蒋介石便意味着南京政府即将遭到瓦解。因为如前所述，中国的新兴金融财阀（不消说，这里所谓的金融包括银行、钱庄等机构，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金融资本性质不同）已经和南京政府勾结在一起，事到如今要放弃南京政府是不可能的。英美也极度担心中国的“统一”出现破绽，此时不会中止对南京政府的援助。而南京政府面对这场大难越发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更迫切需要寻求英美的援助（据说在宋子文恳求下召开的英国银行代表会议通过了支持国民政府的决议，13日上海电报）。毋庸置疑，通过这一事件南京政权对英美的依存会进一步加重。

如今，中国的社会特征在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同时还延续着诸多封建性关系。

南京政府若失去蒋介石，中国的军备问题是其最大的难题。地方的掌权人大多带有封建军阀的性质。他们有自己的经济地盘，针对中央曾露骨地构筑起敌对国似的关系，并对南京政权的经济地盘发起某种经济上的内战。湖南的何键、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四川刘湘手下的弱小军阀、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之徒、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冀察的宋哲元、冀东的殷汝耕等，其程度和势力虽有差距，但都与南京处于经济对立的状态。南京政府通过政治上的统一，上述对立状态已大部分消解，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蒋介石如果没落，这一点恐怕会遇到最大的阻碍。特别是最近很多军阀以其封建性关系为基础加强与帝国主义的勾结，这样一来，与南京政府的对立关系将更加严重。

四

由上述观点来看，张学良这次的企图是否会成功，已经基本明确了。就是说，他如果想通过这场事变直接推翻南京政权，这个野心绝难实现。南京政府持续多年统一国家的旗号与列强压迫下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昂扬相辅相成，这一政策得到了民众相当多的支持。当然，人民阵线派认为蒋介石主张先安内后攘外乃是骗人的（前浙江银行副经理章乃器等在7月中旬发表的宣言），但西南问题的解决、币制改革的成功作为蒋政权为国内统一而做出的努力，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这是难以否认的。所以如果张学良的“抗日”只是作为实现自己军阀野心而提出的幌子，那么理所当然他会作为国内统一的破坏者、“汉奸”而遭到记恨。西南派就曾假托抗日的大旗，但在蒋介石国内统一的主张面前败露了。

张学良此举确实直接产生了使中国的人民阵线陷入分裂的危险。中国的人民阵线运动最近以“抗日”为目标迅速发展。人民阵线派充分知晓蒋介石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时，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高涨，他们努力构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广泛的人民阵线，将国内统一问题也包摄在内。作为实际问题，现在若排除受国民党影响的民众，很难发展出强劲的民族运动。从这一点来看，不得不说若把张学良的事变仅视为与共产党有所干系，那将产生把国民党影响下的民众与左翼分离开来的危险。

应为17日。——译者 但是从共产军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说这次事变是成功的。共产军于1933年1月14日 发表宣言，责难蒋介石对日本的进攻不予抵抗，却举兵杀害同胞，并宣布与能接受所举三个条件的任何军队合作。1935年夏天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强调殖民地的反殖民反帝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受此影响的中共中央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提议建立国防政府，并提出与国民党军队合作的倡议。不管现在军阀张学良的意图何在，在其军队内部出现共鸣于上述主张的人，从下层产生的压力成为事变的原动力，恐怕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军阀每一次爆发抗争，共产军都能扩大其势力。通过这次事件，其退缩到西北的势力必将扩大开来。

如果张学良要建立宣言所说的那种性质的政权，可能共产军会像江西时期于1933年12月与福建人民政府签署协议那样，不惜与之合作。

南京政府与日本的关系方面，无论是日中交涉的僵局，还是绥远问题，仿佛都因这次事变被搁置下来了。报纸很快就传闻说，内蒙军毫无障碍地夺回了百灵庙。华北地方的实权者们不管自愿与否，在来自南京的压力减少的同时，都会向日本靠近的。（附记：这一点因为南京政府让步、事变迅速解决而未曾实现。夺回百灵庙属虚报。）

而南京政府因本身的进一步弱化，在对日关系上不得不听从日方的要求。

上述解释有可能会造成下面这样的预测，所有事态不是都对日本有利嘛。然而，事实上绝非如此。真正的问题存在于更为广泛且更加深刻的地方。应该意识到，现在中国的抗日意识如此之深，就连曾经的东北大军阀张学良也被卷入阵线之中。而中国的阵线一分为二之际，日本自身恐怕将与其中之一的人民阵线对峙吧。在此，“防共协定”的意义具有了明确的实践性。

五

国民政府面对这一事件，就好像中国的统一和建设因此而受到挫折一样，其言辞充满了深深的怨恨。然而，事件的爆发绝非偶然，亦非突如其来。它不过是内在于中国社会的矛盾之一端的爆发而已。

现在，国民政府的“代言人们”说：“十年前，中国只有8000公里的铁路，但现在（1935）已达1.3万公里。1930年的货物运输能力是2050万吨，而如今是3270万吨。公路现有96345千米，眼下正在开设的则有16000千米。中国的航空公司在1935年运送旅客1万人。农村的设施也在推进，合作社数量达到2.6万个，其中1.2万个为过去一年所设立。”

此外，还有货币改革上的“完全成功”，政治上国内统一的完成，等等。这些信息，也常在欧美得到广泛宣传，传播者不仅是中国人，还包括西方各路宣传家等。

然而也有中国人如是说：

全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财政、金融、水陆交通等）是操在帝国主义者手里。殖民地民族工业的发展是跟帝国主义底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因此，后者就利用种种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来阻止民族工业发展。中国的关税在表面上是独立的，但是在事实上，还处处受帝国主义者底牵制，而不能成为幼稚的中国民族工业抵御外资竞争的屏障。中国的大工厂大部分属于外国资本，铁、煤等重要原料悉数掌握在外商手中。农村的情况则是被置于封建压榨之下，程度之深就连资本主义都没有进入的余地。银行与工业分离，只追求土地、公债等投机利润。火车、轮船、飞机等任由列国把持，与民族工业完全无关。交通成了列强倾销货物、从内地榨取人民血汗的利器。（孙冶方《中国社会经济机构底性质》，载《中国农村》第2卷第11期）

如此状态下，真正的“统一”有存在的可能吗？

《中央公论》12月号上有藤枝丈夫的文章强调指出，“统一的中国”离真实何等遥远。然而，我们就中国是否真有统一无须赘言，张学良事变正是最为雄辩的事实。

（1936年12月13日）

（附记：此文是在接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突然爆发消息的当天写成的。那时关于事件的真相还没有详细报道。文中大胆预言了当时生死不明的蒋介石一定还活着等事。其后的事实证明，我的预言基本上全部中的。不过，我并不想将其作为八卦预言中的来夸耀，而是相信读者会认可我做出预判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