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海关大厦前的广场上，屹立着欧洲大战胜利的和平纪念碑。每年夏季的纪念日，纪念碑周围都堆满美丽的花圈，但实际上花圈数量在逐年递减。

与和平纪念碑正对着的是汇聚在混浊不堪的黄浦江中流上的各国军舰，舰上飘扬着各国国旗，且一字排开，煞是和谐。军舰上的炮口看似瞄准和平纪念碑一般，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据某位年轻的通信官所言，各国都以此处军舰为据点，通过无线电不断向中国内地据点发电讯，同时也竭力窃听中国与其他各国的电讯，且有时也用强力电波干扰他国通讯。可以说停泊于江中的军舰，才是完全隔离的秘密基地。夜色下，衣衫褴褛的苦力们在白昼辛苦劳作后疲惫至极地人挨着人睡在码头上，决定“中国的命运”的无数电波仿若丝线般交织在半空中。

通常船客会以为进入界线模糊的扬子江口就可一览偌大的中国概貌，但其实片刻之后经吴淞江才逐渐靠近大上海，慢慢映入眼帘的便是林立在江岸边吞烟吐雾的工厂，这些几乎都是标准石油、亚洲石油、自来水管理局、发电站，以及怡和、公大、同兴、大康等纺织公司的工厂，但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大都属于英美日资本。鳞次栉比且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也多为这几国所有。这就是四亿几千万民众所生存之地、建基于数千年历史长河上之中国的门户景象。某种程度上，大上海所展现的第一印象也的确代表着现今中国的实际状况。而这一印象，正反映了列强在中国的巨大势力。

［（注）上海是列强在中国势力的缩影。譬如，由雷默（remer）教授提出的如下数据最具有说服力。］

（作者按：1.美国仅以213家贸易公司为统计对象。2.日本统计不含间接实业投资，且该表中上海以外的“其他地区”未包含满蒙地区。英美统计区域包含香港在内。）

二

某种程度上，所谓在中国的外国势力几乎可以理解为外国在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势力。列强对中国投资70亿日元，具有支配中国国民经济的权力。譬如铁路建设领域，7000公里长铁路的建设资本中，中国资本仅占一成，其余九成都是外资或由外债所筹。

英国在中国的铁路建设，包括平汉、北宁、津浦、平绥、沪宁、沪杭甬、道清、粤汉、广九、浦信，这些铁路的投资共计13713271英镑、18685美元、2985737元（1929年，雷默教授调查统计）。法国则拥有一条特权铁路，即云南铁路（投资额为2000万法郎）。而以铁路借款方式建设的津浦、正太、陇海铁路线，从1932年到现在共投资1380万美元以上。虽然美国向中国政府借出超过800万美元的铁路借款，但从未参与直接投资。日本方面，对“满洲国”以外中国本土的铁路借款共计6400万日元（平汉、平绥、胶济、南浔）。其他诸如比利时、荷兰等国多少也有借款。这些铁路的投资收益，以1931年至1933年为1亿元的例子来看，其中大约一半用在偿还列强资本及支付利息上了。

水运：几乎为外国船舶所垄断。1933年中国各港口的船舶吞吐总量中27%为中国本土船舶，其余皆为外国的。英国占吞吐总量的42%，日本占15%，其他国家各占不超过5%。

航空：几乎都是由外国资本运营。美国航空公司设立的子公司中国航空公司的实力最为雄厚，航空路线网罗了中国内地的重要城市。（德国投资的欧亚航空公司是经德国、苏联至中国的，拥有既得利益。英国则将航空路线扩张至新加坡、香港，美国成功完成了旧金山、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的航线试飞。当然这些都是以中国为最终目的地的。日本也筹措着日中航线、福州台北间的航线。）

通信：（1）大东电信公司，名义上是丹麦公司但实为英国所控。（2）大北电信公司，英国资本。（3）太平洋电信公司，美国资本。（4）日本则是通过日中联合的方式经营海底电信。（5）上海真如无线电台则由美中合办。

即汇丰银行。——编者chartered bank，英国皇家特许开展殖民地业务的银行，在香港的分行称“渣打银行”。——编者 金融业、银行资本：中国为数众多的小规模银行资本总额约为2.37亿元，而仅日英美三国的几家大型银行的资本总额就有2.15亿元，英国的香港上海银行 、麦加利银行 ，美国的花旗银行（前身为纽约国民城市银行），以现金业务为主的三井、三菱、住友，（中国）台湾、朝鲜等地实力雄厚的银行都在其本国国内有着强大的金融资本基础，故拥有足以扼制中国金融命脉的实力。

纺织业：中国投资资本为1.4亿元，而日英美资本为3.7亿元。其实，英国仅有一家怡和纺织公司。经过近期的金融改革恐慌后，资本薄弱的中国纺织业逐渐被日本资本收购。中国的整个纺织行业可能终有一天会被日本资本控制。

矿业及煤炭资源：中国资本共约1400万元，而日英约1.8亿元，其中最大的板块是煤炭开采行业，英国资本约180万英镑，日本4.9万英镑。

制铁行业则几乎被日本垄断。其中汉冶萍公司系大冶矿山的采矿公司，该公司共有日本资本7000万日元。

烟草工业：英美烟草公司独占鳌头。

三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历史，自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以来已有近百年之久。但是，帝国主义之势从未像今日这般熏天赫地。如果以美国经济大萧条为分界线，那么1929年年末是资本主义体制内诸多矛盾爆发式激化的时期。列强为避免矛盾激化，对内强化法西斯主义，对外企图推行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扩张政策。

在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版图里，中国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不过本文并不打算探究帝国主义扩张理论，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仍需进一步观察。由于角逐在中国版图的诸列强国家里，日英美三国占绝对重要地位，因此本文将主要对这三国进行考察。

对中国的投资（包含政府借款在内）成为列强对中国经济掠夺的首要基础。从时间顺序来看，大致如下。

日俄战争以前，日本占比几乎为0，欧洲大战爆发之年，列强对中国投资总额计32亿日元，其中英国占比38%，而日本仅占比13%，甚至不如沙皇俄国的17%及德国的16%。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日本正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增长甚至凌越英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背后反映出日本政治势力的扩张。（附记，1934年的数字多少有些可疑之处。）

现在列强对中国投资总额大致是70亿日元，日本占比40%，英国占比30%有余，美国占比不足10%。

四

以下所示为各国贸易关系。

即“九一八事变”。——编者 如上述表格所示，英国的贸易比重明显下滑，而美国则迅速上升。以最近六年来看，英国在1931年“满洲事变” 爆发之前，贸易比重大约占24%，排在首位（包含香港在内）。而美国在1929年、1930年约占16%，排名第三，到1931年上升至18%，超过香港排在第二位，并在“满洲事变”以后的1932年超过日本排在首位。英国则和香港竞争第三位。当然，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减少是受“满洲独立”的影响所致。以人均对“满洲”出口额来算日本绝对第一，但日本并不满足于此，自1934年以来日本就相对增加出口，到今年应该会上升到第一。

（作者按：德国在中国的贸易比重不容小觑。近年来它明显增加了对华贸易——1929年3.9%、1930年4.2%、1931年4.6%、1932年6.5%、1933年6.6%、1934年7.2%。）

五

列强为维护在华巨额资本及贸易利益，出动大量武力进驻中国。就华北而言，仅从公布的信息来看，1930年至今列强驻军总数约为6700人，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中心区多达5000人。海军方面，英国派驻了52艘以上的军舰，美国约53艘，法国28艘，意大利3艘。南京、汉口自不必说，就连在宜昌、重庆等内陆地区都可以看到这些外国军舰。

即“一·二八事变”。——编者 而且，一旦局势不稳有任何风吹草动，各国毫不迟疑立即增兵。1927年英国为维护在上海的利益，千里迢迢从英国本土派来1万多士兵。1932年1月末“上海事变” 爆发时，日本陆战队立即双倍增加在上海的驻军，开展艰巨的城市巷战。当时的上海包罗万象，街上冒出威士忌之类的广告，打扮得像东南亚人一般穿着裙子的苏格兰士兵也登场了，耸着肩膀嘴巴紧闭的日本兵默默巡逻，美国海军则喜欢在舞厅厮混，越南土著兵则负责在法租界步哨警戒。这些在华驻军本身并不代表列强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不管是美国的东洋舰队，还是英国的亚洲舰队，都不会直接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然而，实际上这些驻军对于军事力量薄弱的中国，在某些时候会带来重大意义，这一点时至今日就不再多做赘言。从始至终各国对中国的要求最终都诉诸大炮的威力，实则是有声胜无声。

如果就各国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来说，自然是日本占绝对优势。这种绝对优势，与其说是现存兵力的对比，不如说是日本基于地理位置而具有潜在的巨大优势。于中国大陆的军事优势，赋予了日本在与其他列强角逐中国利益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纵观日本对中国的大陆政策，可以发现竭力获取战略要地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日本军方作为政策的推行者在国内具有优势，因而日本对华政策带有激进且直接行动的色彩，这些内容会在其他篇幅言及，此处不再进一步扩展。

六

本质上，日英美在中国的角逐是三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相互对立抗争的缩影。不过，我认为日本之所以在中国大陆尤为活跃有其特殊原因。关于其原因或原始动力，我在此前的论文中概述了五点：

第一，近年来日本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

第二，日本在东亚的地位显著提升。

第三，日本在东亚大陆急于获取战略地位。

第四，当下情形是英美两国作为日本在华最大劲敌，被迫采取防守策略。

第五，中国国民资产阶级政权的软弱无能。

关于日英美三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里再次展示此前引用过的图表。

日英美三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首先，日本经济的飞跃式发展，通过该表可见一斑。

其次，需要关注的是美国的发展速度超过英国。可以说，美国的迅猛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激化了其与英国的竞争。当然，亦可认为英美两国之间的对立本质上是现代帝国主义的根本对立。

另外，英美在远东问题上的根本对立，让日本有机会抓住空隙而独登舞台，实现飞跃发展。

七

接下来，大致看一下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对华政策以及与日本的关系。1933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占本国总贸易额的2.97%（进口）、3.76%（出口）（包括“关东”地区及香港在内）。虽然这些占比明显不大，却为后来在太平洋范围内迅速扩展埋下伏笔。1929年中国的贸易总额里，自美进口额排第八位，对美出口额排第七位。但到了1932年自美进口额上升至第四位，出口额是第六位。而且，中国对美出口占美国商品的殖民地市场及半殖民地市场的首位。

根据雷默教授统计，美国对华总投资中，有1.502亿美元是对在华两百多家美国大型企业的实业投资。在美国对中国投资中上海地位显著，这一点对照前面所示上海各国投资图表就很清楚明了。自1931年至1933年的两年间，美国对华投资不断增加。其中重大事件有1933年的棉麦借款（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原本借款全额是5000万美元，但中途停止，因此美国实际借给中国的金额极少），以及同年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对中国航空公司的出资。1934年年初，美国对华投资总额高达3亿甚至3.25亿美元［据特伦耶夫（terentyev）的统计］。虽然现在美国在华投资地位远不如日英，但近来明显加大了在通信电话、航空领域的投资。

不得不说，眼下美国对华政策已陷入危机。美国的根本弱点在于，与英日相比，其在中国不具有稳固的政治地位。

对美国而言，远东政策最重要的是“门户开放”及“保持中国完整”。1899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hay）提出“门户开放”政策，1921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九国会议签署了《九国公约》，使这一政策得以确立。1928年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即《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规定，凡是以诉诸战争为“国家政策施行工具”的国家，或是通过“和平手段”以外的方式处理国际纷争的国家，都损害了美国的公约权利。然而，面对波谲云诡的远东现状，这些条约根本不堪一击。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著名的“不承认主义”宣言，即不承认“满洲”爆发的任何事件的合法性，无论日中两国政府签署何种条约或规定，凡是违反“门户开放”政策，涉及损害美国在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及行政完整方面的公约权益的行为，美国政府都不予承认。这与1915年5月13日布莱恩国务卿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立即发出的公告，简直如出一辙。

以上所列美国发起的诸多条约或宣言只是促使各国对日本的情感恶化而已，很明显这些举动并不能阻止日本对中国的扩张之势。私以为，美国对华政策中最为薄弱之处在于，他们低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权的软弱，而这一政权正是拥护及执行美国政府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基础。美国政府一直资助国民党政权，企图通过扶植而使之成为在中国的代理人以统一中国市场。然而随着后续事态的发展，其如意算盘完全落空。而且以近期尤为明显，美国政府推行的白银政策加剧了中国市场的恐慌，引发了其民族资产阶级广泛的愤怒。这一状况又进一步弱化了美国政府的在华地位。

美国政府在华的失势不仅表现在满洲区域，还扩大到中国的中心地区。不过我认为反倒应该留意的是，虽然美国一直以来在中国南方的势力一般，却有努力获取新地盘之举。譬如，1923年年末福建事件之际美国的举措，以及对广东政府空军的资助等。

但在中国市场，美国也绝不会从英日混战的舞台上唯唯诺诺地退出。不过，也未见到美国政府准备掉转方向或是采取新的扩张方式。

关于新的战略方向，《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这篇论文里有如下阐述，颇有深意。

这一战术的本质在于以下几点，即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必须远离战争前线，在两个层面上采取等待时机的姿态，一方面在等待期间迅猛扩充武力装备，另一方面预计英日两国的对立将不可避免进入白热化阶段，届时美国将全力给予英国指引与帮助。但无论如何，在中国市场美国已是惨败，而日本对华扩张不断深入，因此美帝国主义今后对中国的争夺核心本质在于中国领土以外的领域，即国际政治及海军空军军备的领域。另外，只有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或者爆发席卷整个太平洋的大规模事件，才能扭转美日在中国大陆的对抗局势。

八

列强各国角逐中国的诸多层面里，日英的对立才是最基本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如前面图表所示，我们已看到日英在贸易战以及投资竞赛中的相互抗衡。对日本而言，最大竞争优势即日本在华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据稳固地位。一直以来，日本企图以印度、缅甸为据点，展开向云南、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带的扩张活动，与此同时以香港为策划基地，攫取从中国南方延伸到扬子江流域广大区域的控制权。而英国在华南一带的活动主要是以退还的庚子赔款资助粤汉铁路的建设，以及在1934年夏与四川刘湘的借款交涉。

日本的对外贸易策略是凭借本币贬值以及生产成本低的廉价商品横扫全球市场，而英国则旨在在世界各地占有殖民地，因此两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激化成全面的对立。英国的对抗政策的确阻碍了日本贸易，但日本对华基本政策丝毫不为其所动，反而促使日方为打开新局面而不断从华北扩张到华中、华南。日本的新扩张也势必成为英国的威胁。但日英在中国的对抗影响重大，牵涉大英世界帝国全体的安危。因此，英国不可能狠下心轻易对日决战，而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与日本妥协以同享共同利益为上策。时任英国政府经济顾问的李滋罗斯身负重任前往中国之前，事先访日并与日本当局达成共识，这个事件至少可视为英方在这一策略上的用意。不过，日英的相互妥协并非如数学公式推算一般可以简单达成。对于一直勇猛果敢地推进大陆政策的日本政府而言，向英国政府伸出妥协之手并非易事。正如在最近南京政府推行的货币改革中，英国在金融资本方面对华的积极援助大大激怒了日本政府。某些人士甚至认为，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正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可想而知协调日英是何等困难。

今后，要实现日英完全合作，除非是现实中出现了共同的敌人，双方不得已联手抗衡。

细川嘉六先生指出，英国的全球策略模糊不清且难以琢磨，概因大英帝国遍布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种利害关系所致。在中国，从英国对华政策以及对日美态度也可见端倪。不过，细川嘉六提出：“鉴于大英帝国在印度及南洋殖民地或归属地及自治属地的现今情势，英国回想起与日本的昔日同盟之谊，期望日本在对华要求方面有所折中，并在亚洲区域实现与日合作。大英帝国加强与日本的紧密关系的同时，势必形成其与美国的对立关系，也会陷入与美国结盟的险地。”（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2卷12号）最后一句我稍微保留意见，但赞同其所述要点。

纵览全局，英国对华暂时放弃一直以来的分割政策，转向援助蒋政权以期统一。

众所周知，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或者日本，对华政策必然无法始终贯彻如一。现今时局动荡迅猛，各国对华政策或多或少地分裂转变才是常态。如前所述，虽然英国的策略与日本最为激进的政策相悖，但也并没有与日本保守的政策背道而驰。

九

我已屡次论述过近年来各国对华政策之所以呈现激进扩张与剑拔弩张之势，乃是迫于广泛的全球形势以及各国的国内局势。不过，至今我尚未尝试基于中国本身的内部形势去探讨外部列强的扩张活动。我认为，引发中国农村经济彻底破产的内外事件，以及在此基础上滋生的国民资产阶级的经济凋敝，还有南京政府的财政破产，这些因素都促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美梦成为泡影，亦使通过国民政府实现统一的愿景更为艰难。眼见中国日益走上殖民地化之路，而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政权面对列强却表现出软弱无能，愈发催生了列强扩张活动的虎狼之态。

当然在此不得不提的是，英美对日态度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形势及其与苏维埃同盟的关系。资本主义各国最终将站到共同战线上，而届时日本在中国大陆的立场显得尤为重要。忽略日本从“满洲国”独立到近期华北新形势这一过程中的军事意图，是中国问题研究者的重大失误。我觉得，纯军事技术层面的研究比起纯经济研究可能更为准确。

眼下世界范围内诸多问题中，中国问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以为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的关键，最终在本质上，与解决人类文化如何向更高阶段发展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一样的。眼下如我们所见，列强正激烈混战而角逐中国大陆，究竟能否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未知数。

（1935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