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王旗的那一天起，甚至是更早，英格兰王国就分为两大阵营。人民有的站在国王一边，有的站在议会一边。自15世纪以来，这个国家从未发生过内战。现在，英格兰即将体会到内战带来的痛苦。在玫瑰战争[1]中，两个敌对的家族声称忠于人民。现在，两个敌对的权力阵营要求人民服从。除了不知应该服从哪一个权威，议会的分裂让选择变得困难重重，也掩盖了主要问题。下议院不再是1640年11月时意见一致的团体。大约有一百七十五名议员选择追随查理一世，还有近三百人留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一方。在上议院，绝大多数人站在查理一世一边。有三十多个贵族加入了人民党，约有八十人支持查理一世，还有约二十人没有加入任何一方。

人们选择的动机各不相同。在许多贵族看来，他们的命运与查理一世密不可分，就像纽卡斯尔侯爵威廉·卡文迪许一样。他们拥护君主制，因为这是他们贵族地位的基础和支撑。最近一批从查理一世及父亲詹姆斯一世处获得贵族称号的人自认对斯图亚特王朝负有个人义务，愿意牺牲一切来回报他们。在给妻子的信中，戈林勋爵乔治·戈林写道：“如果我有几百万个王冠和几十个儿子，我愿意都奉献给查理一世和他的事业，为此我宁可忍饥挨饿……我的所有身家都来自查理一世，现在他可以拿回这一切。”议会派的贵族中不乏几个像亨利·布鲁克男爵、赛义子爵威廉·费因斯和华威克伯爵罗伯特·里奇这样虔诚的清教徒，他们对宗教的热情不亚于政治动机。封建贵族号称“世上最高贵的人”。在诺森伯兰，封建贵族的独立精神似乎正在复兴。霍兰德伯爵亨利·里奇[2]反对王室。霍兰德伯爵亨利·里奇野心勃勃，希望成为议会军的一名将军。其他人则认为议会比国王更强大，决心站在更有胜算的一方。爱德华·海德说：“彭布罗克伯爵菲利普·赫伯特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塞西尔宁可毁掉查理一世和他的后代，也不愿让威尔顿和哈特菲尔德分别落入不同阵营之手。”

霍兰德伯爵亨利·里奇

彭布罗克伯爵菲利普·赫伯特

乡绅的动机也各不相同。的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拥护查理一世，但也有很多人支持议会，尤其是在清教主义盛行的地区。

出于私心，在城镇中，像约克大教堂和切斯特大教堂[3]这样的大教堂所在的城市通常倾向支持保王派。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支持查理一世，但牛津和剑桥的代表都支持议会。约翰·弥尔顿[4]将伦敦称为“自由大厦”，而爱德华·海德称伦敦为“国王坏脾气的污水槽”。伦敦是清教主义大本营，大多数制造业和贸易城镇都是反对保王派的。爱德华·海德说：“曼彻斯特[5]有许多以富有的企业。从一开始，它就以一种故作傲慢的态度反对查理一世，并庄严宣布对议会的支持。”虽然伯明翰[6]比一个村庄大不了多少，“但对查理一世切切实实的反对让这个城市与英格兰其他地方一样闻名遐迩”。约克郡西里丁[7]的制衣城镇，以及萨默塞特郡和格洛斯特郡[8]的制造业地区也对查理一世怀有敌意。关于萨默塞特郡和格洛斯特郡，爱德华·海德说：

约翰·弥尔顿

伯明翰

世家大族的绅士大部分拥戴查理一世。地位稍低的一些人，他们通过畜牧、制衣和其他致富手艺，积累了大量财富，逐渐跻身绅士阶层，却发现没有获得与其他同等阶层绅士同样的尊重和名誉。他们对此极其愤怒、不满，因而钻研各种能让自己声名显赫的办法。他们从一开始就迅速倒向议会一边。

在纯农业区，大地主的影响通常是决定性的，但也有许多明显的例外。在东部各郡，许多著名乡绅选择为查理一世拿起武器，但“自由民和自耕农一般都拥护议会”。

然而，尽管大部分上层阶级的立场一致，但这场战争从来不是一场阶级斗争，而是一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自始至终，希望保留教会的人支持查理一世，而希望改革教会管理形式和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人则支持议会。起初，政治问题似乎比宗教问题更重要，即使对清教徒来说也是如此。约翰·哈钦森上校[9]读了敌对两派的宣言，“充分了解了双方的主张，从良心[10]上确认了议会在维护公民权利上的正义性”。但“他认为虽然恢复罗马教皇制和颠覆真正的新教足以引发战争，但为保卫英格兰自由而战是更充分的战争动机”。

对于奥利弗·克伦威尔拿起武器的确切动机，同期记录没有任何交代，因此我们只能从他早期的行为和后来的言论中推断。1644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写道：“我认为议会有权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证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的唯一理由。”和约翰·哈钦森上校一样，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查理一世的教会政策是对新教的颠覆，并将这场战争的目的定义为“维护我们作为人的民权自由和作为基督教教徒的宗教自由”。随着战争的开展，宗教自由对奥利弗·克伦威尔越来越重要。原本反对宗教变革的斗争变成了争取良心自由的尝试。1654年，奥利弗·克伦威尔说：

约翰·哈钦森上校

虽然最初争论的话题并不是宗教方面的，但经过长期的无谓探索后，上帝最终还是将我们带到这个问题上。最后的结果证明，宗教自由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的：让所有的新教教徒从主教的暴政中获得自由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良心服务上帝。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重要？

在每一场内战中，家族内部成员之间通常会因政治和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冲突。很少有家族能做到像费尔法克斯家族和谢菲尔德家族[11]那样。据说这两个家族的所有人都支持议会。保王派方面，拜伦家族、康普顿家族和许多不那么显赫的家族几乎始终支持查理一世。但多数情况下，最亲的人往往立场不同。在埃奇希尔[12]，登比伯爵威廉·费尔丁和多佛伯爵亨利·凯里在国王卫队中冲锋陷阵，而他们各自的儿子巴泽尔·菲尔丁勋爵和罗克福德勋爵约翰·凯里则在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手下作战。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家族中，他的叔叔奥利弗·克伦威尔爵士和堂兄亨利·克伦威尔都是积极的保王派。在保王派战败后，多亏奥利弗·克伦威尔调解，奥利弗·克伦威尔爵士和亨利·克伦威尔的财产才能得以保留。

登比伯爵威廉·费尔丁

巴泽尔·菲尔丁勋爵

虽然与家人和朋友的决裂使战争更折磨人，但也往往使战争以更人性化的方式进行。那些不愿手执武器与亲人刀剑相向的人仍然对友谊和亲情心怀感念。当双方军队即将在战场相会时，威廉·沃勒爵士给老战友拉尔夫·霍普顿爵士写信说：

我对你的感情此生不变。虽然两军的敌意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私人情谊，但我一定要忠诚于我效力的事业。伟大的上帝是我的追求者。他知道我有多么不愿意参战，也知道我是多么憎恨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主宰和平的上帝在美好时代赐予我们和平，同时也让我们争取和平。我们现在都站在舞台上。在这场悲剧中我们必须扮演好各自的角色[13]。让我们心怀荣誉，而不是心怀仇恨地开战吧。

总的来说，这场战争是体面而人道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中的野蛮残暴在同时期的这场英格兰战争中没有出现。除了一些激烈的战斗场合，很少有人流血。双方战斗人员的驻地得到保障，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得到尊重。但不可避免的是，战争的延长使双方都变得暴躁不安。就像在苏格兰和爱尔兰那样，当民族仇恨加剧双方的敌对情绪时，一种更暴戾的情绪出现了。

1642年夏天，英格兰战争爆发。其实，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王旗前，保王派和议会派之间就发生了许多局部冲突。在很多郡，只要一个保王派中尉试图执行查理一世的征兵令，就会有一个议会派中尉试图执行议会的《民兵提案》。每一方都呼吁当地民兵团的支持，并想方设法占据存放全郡武器弹药的军火库。1642年6月，在莱斯特发生了第一次没有流血的冲突。1642年7月15日，在曼彻斯特的一场战斗中发生了流血事件。1642年7月，查理一世试图包围赫尔城时有人在一次突袭中丧生。1642年8月，在萨默塞特郡，赫特福德侯爵威廉·西摩宣布了查理一世的征兵令，而朴次茅斯总督宣布支持查理一世，随后星星之火从北部和中部蔓延到西部各郡。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但到处都聚集着武装人员。战争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赫特福德侯爵威廉·西摩

在战争开始前的较量中，没有人比奥利弗·克伦威尔更积极地支持议会。1642年6月5日，奥利弗·克伦威尔捐款五百英镑资助军队组建。1642年7月，在出资给剑桥的选民们送去了价值一百英镑的武器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又争取让议会通过一项投票，授权他培训和操练自己的志愿连队。查理一世派人到剑桥大学要钱和金银器皿。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两位妹夫瓦伦丁·沃尔顿和约翰·德斯伯勒的帮助下，召集人马包围了往北的通道并进行拦截。1642年8月月初，奥利弗·克伦威尔带兵进入剑桥，夺取了剑桥的弹药库，并获得了大部分的金银器皿供议会使用。据说，获取的金银器皿价值两万英镑。同时，奥利弗·克伦威尔遏制了剑桥郡执行查理一世征兵令的企图，将耶稣学院、皇后学院和圣约翰学院[14]的院长都送去伦敦监禁起来。下议院投票同意赦免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行为。在这次行动中，奥利弗·克伦威尔勇于承担责任，迅速抢占先机的特点极其突出。虽然在剑桥郡和亨廷顿郡有很多地位更高的绅士支持议会，但从一开始，奥利弗·克伦威尔就以旺盛的精力和随时准备作战的姿态成为领袖。1642年8月月末，奥利弗·克伦威尔回到伦敦。不久，奥利弗·克伦威尔率领六十个骑兵加入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领导下的议会军。

从战争准备开始的那一刻起，议会就有两大优势。只要战争持续下去，议会就会一直保持这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是，1642年7月，唐斯舰队[15]接受了议会任命的华威克伯爵罗伯特·里奇为海军上将，宣布支持议会。拥有海军意味着占据了海上优势，可以拦截查理一世与欧洲大陆的通信。查理一世向荷兰及法兰西寻求武器和弹药支持，但议会巡洋舰经常俘获运货船，截断了查理一世的武器供应。所有主要港口都由议会控制。虽然查理一世控制了纽卡斯尔和切斯特，但海军的叛变让朴次茅斯重回议会手中。1643年到1644年，正是由于海军的全力支持，议会能够在约克郡其余地区被征服时保住赫尔城，能在保王派军队在西部大获全胜时保住莱姆[16]和普利茅斯[17]。也是由于海军船舰的支持，即使查理一世能够筹集到资金雇佣法兰西、丹麦或瓦隆[18]的雇佣兵挽回败局，也完全不可能实现。

第二个优势是议会比查理一世有更多可支配的资金。议会影响力最大的地区，也是这个国家最富庶的地区。伦敦和贸易阶层基本效忠议会，因此，在筹集借款方面，议会没有碰上阻力。对伦敦和大多数海港的控制也保证了议会的关税收入。关税是国家财政收入中最庞大的一部分。随着战争推进，自愿借款发展成强迫借款。除了海关收入，议会又征收消费税，每月还向管辖下的所有郡县摊派捐款。没收保王派的土地也是议会新的收入来源。然而，尽管议会财力雄厚，其财政体系却极不完善。因此，没过几个月，议会就经常拖欠士兵们的军饷。

相反，查理一世几乎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来源，因此没有什么钱来装备和维持一支军队。为了给部下提供武器和弹药，查理一世被迫典当王室珠宝，抵押王室土地。除此之外，查理一世有限的经费预算只能依靠向企业和富人借钱，出售贵族封号或其他有名无实的头衔，在他控制的少数港口征收关税和在保王派驻军范围内的地区征税。自始至终，查理一世经费的主要来源于追随者的捐献。在伦敦，有效忠王室的商人向查理一世秘密进贡。牛津大学给查理一世寄去了一万英镑，而下属的各学院为支持查理一世，纷纷捐出金银器皿用于造币。富裕的贵族派兵出征，贫穷的绅士自费服役。纽卡斯尔侯爵威廉·卡文迪许在自己的庄园里养了几千士兵。1642年3月至1642年7月，伍斯特伯爵爱德华·萨默塞特及儿子赫伯特勋爵亨利·萨默塞特给查理一世提供了十二万英镑。这些追随者的热情奉献，尤其是大地主对领地的影响，使查理一世很快就与议会势均力敌。1642年8月月末，查理一世在诺丁汉时，查理一世只带了几百名装备尚未齐全的步兵。查理一世的炮兵和几个步兵团留在了约克郡，骑兵则留在英格兰中部由鲁珀特亲王[19]指挥。这支贴身队伍的将领告诉查理一世，如果对手发动猛攻，他不能保证查理一世不被俘虏。1642年9月月初，在诺桑普顿集结的议会军队规模达到一万四千名，而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手下约有两万人。正如研究长期议会的历史学家所说，这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英格兰，没有任何军队可以与之抗衡”。

纽卡斯尔侯爵威廉·卡文迪许

伍斯特伯爵爱德华·萨默塞特

赫伯特勋爵亨利·萨默塞特

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并没有趁查理一世兵力空虚的时候发动攻击，而是留给他养精蓄锐的时间。查理一世从诺丁汉搬到了什鲁斯伯里，一路吸纳兵力，给士兵配备了从民兵团和忠诚贵族的军械库里得来的武器。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移军伍斯特并驻扎下来。他不仅没有追击查理一世，反而在各地城镇留军驻防，缩减军队主力。查理一世聚集了足够兵力后，果断发起进攻，向伦敦进军，希望一举结束战争。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拔营东向保卫伦敦。1642年10月23日，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追至埃奇希尔，查理一世只好调转大军与追兵会战。

在规模上，议会军和保王派的两支军队势均力敌。双方都约有一万四千名士兵，但议会军的武器装备比保王派强得多。爱德华·海德这样描述查理一世军队的装备：

在这支军队中，步兵都装备了长矛、火枪和装火药的袋子，但还有三四百人除了棍棒没有任何武器。整支军队里没有一个长枪兵配有护胸，也没有几个火枪手配有剑。在骑兵中，如果前面两三排前卫能够在手枪和卡宾枪之外配备老旧的护背、护胸和头盔，其余士兵能配有剑，军官们就心满意足了。然而，即使是军官，也只能在手枪和剑之外拿一把短柄斧子防身。一些士兵纷纷仿效。

由于议会派手中资金充裕，跟随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的各个兵团还占领了赫尔和伦敦塔的军火库，武器更完备。火枪手都拿着剑，占各步兵团三分之一的长枪兵都有胸衣，骑兵都有手枪和防御护甲。在这两支军队中，保王派军官大多是既没有战争经验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绅士和一些曾经在法兰西、荷兰或瑞典军队服役的富裕士兵。在步兵团中，少校或中校通常是一个老兵。在骑兵团中，少校或中校则是由原来的中尉提拔上来的。一个保王派剧作家说：“我们的骑兵大部分都是这样组建的。忠实的乡绅自己负责组建队伍，找一个低地国家[20]的中尉带领这支部队作战，然后将自己的儿子从学校叫来当少尉。”

虽然士兵们缺乏训练，但双方的将军们久经沙场。在普法尔茨和荷兰，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曾英勇作战，而威廉·巴尔弗曾经领导骑兵队在荷兰军队服役多年。查理一世的总司令林赛伯爵罗伯特·伯蒂也曾经在荷兰带兵。在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手下时，鲁珀特亲王目睹过一些战斗。在德意志，鲁珀特亲王还曾亲历一场灾难性的战役。尽管鲁珀特亲王缺乏实战经验，但查理一世还是让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指挥官掌管所有的骑兵。在战斗指挥上，鲁珀特亲王只听从查理一世本人的建议而不是林赛伯爵罗伯特·伯蒂的派遣。在军备上，议会军优势明显，而查理一世的骑兵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有着巨大优势，足以与议会军抗衡。在军队规模上，查理一世有四千名骑兵，而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只有三千名骑兵。在士气上，查理一世的骑兵们在伍斯特附近的一场小战斗中轻易获胜，信心倍增。鲁珀特亲王决心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鲁珀特亲王指挥集结右翼的大部分骑兵，打散议会军的骑兵，击溃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手下的四个步兵团，占领对手位于凯恩顿的营地，并追击逃亡者几英里。亨利·威尔莫特率领左翼的保王派骑兵进攻，同样大获全胜，连预备队都加入了追击。同时，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带领步兵团立住阵脚，对保王派的步兵进行了正面攻击。威廉·巴尔弗和两个骑兵团组成了议会预备队，向保王派暴露在外的侧翼扑去。

威廉·巴尔弗

鲁珀特亲王

林赛伯爵罗伯特·伯蒂

林赛伯爵罗伯特·伯蒂受了致命伤，被议会军活捉。王旗被夺走，后来又被夺了回来。几个兵团被打散，只有两个兵团坚守阵地。当鲁珀特亲王带领增援的兵力赶回时，骑兵一片混乱，无法发动进攻。但增援兵力的到来使查理一世的步兵免遭进一步的进攻。夜幕降临，这场难分胜负的战斗终于结束。天亮之前，约翰·汉普登带着新组建的两个步兵团和十个骑兵小分队加入了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的大军。约翰·汉普登敦促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发动进攻，将查理一世赶出战场。因骑兵作战失误，议会军损失惨重。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灰心丧气，不愿冒任何风险，退到华威克。查理一世取得了胜利，他毫不费力地占领了班伯里城堡[21]，继续向牛津进军。1642年10月29日，查理一世将牛津作为战争的指挥部。

埃奇希尔战役中，查理一世召开军事会议

埃奇希尔战役中，鲁珀特亲王指挥军队作战

1642年11月月初，查理一世继续向伦敦挺进。在保王派军队逼近雷丁时，议会军弃城而逃。但此时，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已经将军队安插在保王派军队和伦敦之间。伦敦的民众完全没必要恐慌。在议会内部，议和派暂时占了上风，并派出专员与查理一世进行谈判。查理一世表示愿意协商，但对停止敌对行动的事只字未提，军队继续前进。1642年11月2日，鲁珀特亲王接到查理一世命令，在薄雾掩护下袭击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在布伦特福德的前哨阵地，粉碎了登齐尔·霍利斯和亨利·布鲁克男爵的两个兵团。约翰·汉普登前来营救，掩护幸存者撤退。保王派军队将布伦特福德洗劫一空。眼看伦敦也要落得同样下场。爱德华·海德说：“这预示着悲惨命运。当保王派军队将布伦特福德洗劫一空的消息传到伦敦，仿佛军队进了各家大门。”谈判破裂。人们强烈谴责查理一世背信弃义，而民兵团迅速拿起武器。整个晚上，各兵团纷纷从伦敦出发增援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1642年11月3日，查理一世发现有两万人在特南格林挡住了去路，另有三千人占领了金斯顿[22]，对撤退路线造成威胁。双方互开了几炮，但保王派军队过于疲弱，而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又过于谨慎，双方都不敢贸然进攻。约翰·汉普登再次敦促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采取行动。一时间，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似乎准备马上发动进攻。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的军队规模是保王派军队的两倍，而由伦敦的民众组成的士兵都渴望大战一场。每当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出现，他们就欢呼“老罗宾”。然而，埃奇希尔战后的情况重演。“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十分信赖的富裕老兵”反对战斗，因此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召回约翰·汉普登，疏散了金斯顿的部队，以便查理一世能安心撤退。

至少在这一年，查理一世停止了向伦敦的行军。伦敦民众的店铺得到保全，无论是“上尉还是上校还是骑士”都没有威胁到清教徒诗人的“不设防之门”。查理一世回到牛津。议会军进行冬季休整。此次战役就像埃奇希尔战役一样，毫无结果就结束了。一方面，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拥有一支更强大、装备更好的军队，有更多的财力可供支配。但一直以来都是查理一世处于攻势，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错过了每一次作战机会。另一方面，查理一世的军队一经组建，就制订了始终如一的战略计划，并以极大的气势和胆识去实施。现在查理一世的前哨离伦敦不到三十英里，追随者在全英格兰不断增加，查理一世因此信心倍增。

自1642年9月以来，奥利弗·克伦威尔一直在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手下服役，这次不成功的战役是他接受的唯一一次战争训练。在埃奇希尔，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部队并入了菲利普·斯泰普尔顿爵士指挥的兵团。而这个兵团正是那天表现出色的两个兵团之一。后来的党派时事册子作者断言，奥利弗·克伦威尔压根没有出现在战斗中，而当时一份记录作战军官的名单上特别提到奥利弗·克伦威尔“从不受对方军队干扰，战斗到最后一分钟”。在埃奇希尔，奥利弗·克伦威尔得到了一个教训：至少要保留一个预备军团供机动调遣。这场战斗还给了他另一个教训：除非议会军的骑兵质量与保王派军队不相上下，否则永远不会取得胜利。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的一些步兵团非常优秀，但骑兵队伍中挤满了纯粹为高薪和掠夺而来的人。可以预料，这些人不是士兵，也不会被培养成好的士兵。奥利弗·克伦威尔说：“我第一次参加战斗就看到我们的人全面挨打。”因此，奥利弗·克伦威尔向表兄约翰·汉普登进言，劝他设法在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的军队里增加新兵团：

我对他说，我可以帮他招人进来，因为我自认具备做这类工作的素养。我说：“你们的部队大多是些年老体弱的仆人、酒保和类似的人。你认为这样卑鄙下流的人，能够抵御那些有荣誉感、有勇气、有决心的绅士吗？你必须找到一批同样具有绅士精神的人，才能和绅士一样走得更远，否则你还是会被打败。”

约翰·汉普登回答说，这个想法很好，但不切实际。然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字典里没有“不切实际”这个词。1643年1月，奥利弗·克伦威尔向约翰·汉普登请求带着自己的部队前往东部各郡，“去培养敬畏上帝、秉承良心做事的人”。

注解：

[1]　玫瑰战争，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王室两个敌对分支为争夺英格兰王位而进行的长期内战。战争的一方兰开斯特家族以红玫瑰为代表，而另一方约克家族以白玫瑰为代表，故称玫瑰战争。——译者注

[2]　霍兰德伯爵亨利·里奇，1623年到1624年为肯辛顿勋爵，1624年受封为霍兰德伯爵，1649年被处死。是前文提到的议会派领导人华威克伯爵罗伯特·里奇的弟弟。——译者注

[3]　约克大教堂，英国国教第二号人物约克大主教的座堂，地位仅次于坎特伯雷大教堂。切斯特大教堂是圣公会切斯特教区的座堂，供奉着基督和圣母玛利亚。——译者注

[4]　约翰·弥尔顿，英国诗人，思想家。代表作有《失乐园》《论出版自由》。——译者注

[5]　曼彻斯特，当时重要的毛织品和亚麻制品的生产和贸易中心。——译者注

[6]　17世纪前，伯明翰不过是华威克郡排名第三的小城，到1700年，由于手工业的发展，伯明翰人口增加了十五倍，成为英格兰的第五大城市。——译者注

[7]　1086年，约克郡因占地过大，被划分成三个独立自治区，分别为东里丁、西里丁和北里丁。——译者注

[8]　萨默塞特郡东北与格洛斯特郡相邻，位于英格兰西南部，是国防设备和技术的重要供应商生产地。——译者注

[9]　约翰·哈钦森上校，英国政治家，清教徒领袖之一。——译者注

[10]　宗教上，良心通常被认为与所有人类固有的道德、宇宙的仁慈或神性有关。宗教的各种仪式、神话、教义、法律、制度和物质特征有时候会与良心起冲突，因而带来宗教变革以适应良心。本书后文多次提及。——译者注

[11]　在英格兰内战期间，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斐迪南多·费尔法克斯勋爵及儿子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同时为议会军作战，谢菲尔德家族的詹姆斯·谢菲尔德男爵及侄子穆尔格雷夫伯爵埃德蒙·谢菲尔德也全力支持议会派。——译者注

[12]　1642年10月23日，保王派和议会派在这里发生一次正面冲突。——译者注

[13]　这句话来自威廉·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的著名台词：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译者注

[14]　这三所学院都是剑桥大学下属的三个学院。——译者注

[15]　唐斯舰队，1626年到1834年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个主要司令部。——译者注

[16]　莱姆，英格兰西北部柴郡下属的一个小型民用教区。——译者注

[17]　普利茅斯，英格兰德文郡南海岸的一座军事港口。——译者注

[18]　瓦隆，比利时境内的一个法裔社区，在当时由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管辖。——译者注

[19]　鲁珀特亲王，即坎伯兰公爵，是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五世的第三子，母亲是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儿，因此他是查理一世的外甥。他妹妹的儿子后来成为英格兰国王乔治一世。——译者注

[20]　低地国家，指欧洲西北部莱茵河、梅斯河和凯思尔特河入海口附近的低洼地带，是原来的尼德兰所在地区。——译者注

[21]　班伯里城堡，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堡，位于牛津郡班伯里镇。——译者注

[22]　金斯顿，位于伦敦的西南角，是位于萨里郡的更大的同名古代教区的一部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