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铁凝
注：本文为铁凝2011年5月在罗马首届中意文学论坛上的演讲，收录于铁凝散文集《我画苹果树》。
初夏时节，从鲜花盛开的北京来到热情似火的罗马，倾听着音乐般的意大利语，在空中飞行的疲惫很快就消失。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从技术和速度的层面考量，也许的确比马可·波罗时代享受着更多的进步。
这里我还想起一个关于意大利语的趣闻。传说一位意大利诗人在国外旅行，在一次和不懂意大利语的外国同行的聚会上，他被邀请朗诵作品。他的意大利语的朗诵让人感动，在座一位女士甚至眼含泪水。当有人问起他的朗诵内容时，他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不过是朗读了一遍今晚的菜单。
这趣闻讲的是意大利语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它的韵致和难言的美感。我不免暗自思量，就算今天我的演讲乏味、无趣也并不可怕吧，通过优美的意大利语转述，说不定能让它变成诗篇。
今天我的演讲涉及“文学与社会进步”——这是中、意双方作家预定的题目之一。这其实是一个可以从多种角度展开的话题。文学与社会进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文学的理想关联着社会进步，还是社会的进步必然推动文学的进步？
我以为文学的理想的确关联着社会的进步，关联着人的尊严、平等、幸福以及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的高贵，关联着对人类的巨大理解和对世界不疲倦的追问。虽然在今天，映衬着全球化的背景，作家在这些理想的作用下，常常会有力不从心和自作多情之感。但是，社会的进步却不一定必然催生文学的进步，甚至在有些时候，社会的高速发展，还会以牺牲文学真正的进步为代价。在这样的时候，我格外喜欢阅读那些大家写于从前的好小说，比如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一对夫妻的奇遇》。故事很简单：一对普通工人夫妻在寒冷的冬天里的日常生活。丈夫上夜班，早晨七点钟回家；妻子上白班，早晨七点正是她起床离家的时刻。夫妻两人总是匆匆碰面，挤在窄小的没有暖气的卫生间洗漱，互相传递着牙膏，身体偶有碰撞，忙乱、仓促。当妻子出门上班丈夫开始上床睡觉时，他先是躺在自己那一边，很快就挪到被子里妻子刚刚睡过的那一侧，把身体放在残存着妻子身体形状的温暖凹陷中，枕着妻子的枕头开始睡觉。晚上妻子下班回家，又是丈夫该上夜班的时候了。他们简单吃点东西告过别，有时也会为什么事争吵几句。然后丈夫扛着自行车下楼，妻子收拾好家务，上床关了灯。“她躺在自己那一半床上，为了寻找丈夫的热度，她的一只脚移向丈夫的地盘。但是每次她都会发现，自己睡觉的地方更暖和，这就说明丈夫也是睡在她这一半的，于是她感到一股巨大的温柔。”
卡尔维诺用“巨大”来修饰妻子感受到的温柔，这也是我迄今读到的关于“温柔”的最动人的小说。继而我从小说里持久地体味到卡尔维诺一生不曾放弃的一个词：艰难。他曾说过艰难的意义一直是他的小说的永恒主题。卡尔维诺的时代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没有msn（微软网络服务），没有3d（三维）电影，没有facebook（指创办于美国的一个社交网络服务网站）,没有磁悬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那被外科医生惊异的、构造无比复杂精致的大脑对世界文学的特别贡献，他的小说有人的体温，有人生深处的不冷也不假的滋味。滋养他的叙述的也许是充满体积感的沉重现实，也许不完全是。他的视野所及在今天仍然具有恼人的价值，并没有被看上去更先进的社会所删除或遮蔽。
始于十七世纪的中国清代是压抑、呆板的时代，恰是那样的时代出了一位有着灿烂想象力的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他有一篇写职业刽子手的小说，说是刽子手技艺高超，杀人砍头快而利索，不让死者痛苦。一日行刑，刀起人头落，那颗人头落地滚出几步远，还回望着刽子手高声叹道：“好快刀！”我每次读到这一声“好快刀”，后背都会渗出一层冷汗。我知道中国的优秀作家莫言先生也深爱着蒲松龄的这类小说，并且坦言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就受到过这篇小说的影响。
蒲松龄的时代没有电灯，蒲松龄如果在电灯下敲打着键盘，他的耳边会响起那声“好快刀”吗？他也不会借鉴六朝小说和唐传奇的故事，以让人忍俊不禁的神奇，写出黑夜里的月亮。在他笔下，一个人可以用纸剪个月亮照明；另一个人从天上拿下月亮藏在怀中，没有月亮时就取出来照明；还有一个人把月光收留在篮子里，黑天拎出篮子照明。
我读过一位中国青年作家写停电的小说，一个三口之家，一对夫妻和他们读中学的女儿。三个人都很忙，每天晚上吃过饭就各进各的房间，整个晚上都不再出来。某晚小区突然停电，妻子和女儿才从各自房间出来，摸着黑聚集到男主人的书房，三个人互相依偎着在书房静坐。就在等待电灯重新亮起来的时间里，他们发现，原来他们全家很久没有这样亲近地相拥而坐了。他们习惯的是灯的照耀和夜如白昼。原来生活中突然的不方便带给人的不一定全是懊恼，他们在黑暗中体会着久违了的、疏于表达的亲情，也享用着黑颜色本身。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中国每年的长篇小说出版量已经达到三千多部。中国的出版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蓬勃，一部三百页的纸质小说的出版速度最快可能只需要六天。网络写作更是遍地开花。但是我还想告诉各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反而出现了以手抄长篇小说为乐事的读者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成员，从书店买回他们喜爱的长篇小说，再一人接着一人地将这部小说抄写一遍，然后赠送给这本书的作者。今天在座的迟子建女士的一部名叫《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长篇小说，就正在被一些读者传抄。我在迟子建那里见过正在传抄中的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我打开本子，看见不同的人，持着不同的笔迹，有的笔画粗重，有的字迹纤细。我嗅到纸面上人手的劳动和皮肤的呼吸，感受到抄书的人对一个作家的喜爱和对文学的虔敬——在网络时代手抄一部长篇小说，这种老派作坊式的故意书写甚至也可以说是对浮躁的、快生活的一种抵抗。这当中，也还隐隐地蕴含着对什么是社会进步的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今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一再扩大，如果高科技带给人类所有的进步和财富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我愿意诚意赞美。我相信网络正在改变世界，这本身应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文学却可能是慢一步的。因为文学不是粗糙的社会情报，不是某些迅速变换的社会话题的集合，也并非表达一般的时髦意见，作家更不是流水线上的素材加工者。文学理应关怀社会的进步，社会真正的进步最终是人的进步，人的更丰满的不停滞的精神发育。文学反对轻率，在滚滚向前的社会车轮中，真正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学说不定往往会显得别扭，且不合时宜。
有一个笑话说是消息迅捷的网络时代，当更多的人眼球向前，长时间痴迷网游的轻松或者刺激时，人类的某些生理能力，比如眼球左右转动的功能恐将退化，我们的眼睛还有向左看或向右看的视力吗？而
文学必然要求一个作家具有远望或回望的能力和激情。就此而言，文学的要义的确如卡尔维诺所说，是艰难的。在众声喧哗的多彩时代，文学甚至难以留下自己的痕迹。只有那些真正的大家，才有可能直面并穿越艰难，将属于自己的痕迹长久地浇铸在一个民族的精神深处。其实，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始终有赖于这样的浇铸。
新近一位挪威哲学教授用“无聊、恐惧、时尚”这些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或说人类几种基本情感作为自己的哲学研究。“今天你无聊了吗？你恐惧了吗？你时尚了吗？”假如这些情感是现代社会最突出的表情，呼唤或者找寻我们最值得珍视的生命情状更是作家的本分。就比如卡尔维诺小说描写过的，一对工人夫妻在寒冬的棉被之下，相互寻找镶嵌着彼此身体形状和体热的巨大的温柔。我特别要说，发现这样的温柔实在是并不轻率、并不容易。也还有三百多年前中国的蒲松龄为我们奉上的盛在篮子里的月光，那是中国人的情怀，又何尝不是人类向往的健康生态和博大而幽默的意境。
也许，电灯照亮房间，哲学照亮思想，文学照亮思想的表情，照亮人心深处那些被忽略的轰鸣，那些皱褶。
卡尔维诺曾以钟表构造来比喻文学的某项任务，他说揭示历史转折点，揭示重要时刻，揭示钟表结构上将来未知的一步跳跃，而不是今天那种嘀嗒声。
是啊，钟表的嘀嗒可以永在，它又何时留下过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