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晖临 来源=《学海》
本文原题为《村庄的未来:来自田野的观察和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之后，继续保持每年一个点的增长速度，截至2017年达到58．52%。就人口而言，中国已经彻底走出了“乡土中国”的时代。
城镇化水平节节攀升的另一面，是村庄数量的大幅减少。在人口迁移、拆村并点、征地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自然村数量从1990年的420万个减少到2013年的280万个，23年间至少有140万个自然村消失，减幅高达三分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28.2%，到2014年进入到10%以下的时代。对于广大农民而言，打工等非农就业获取的收入在其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早已勾画了一条乡土沉沦、城市崛起的现代化路径，欧美的现代化实践更是成为现代化理论的现实注脚。在欧美，现代化几乎等同于城市化，随着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社会意义上的乡村走向消失。在今天的欧美，有发达的现代农业，但已不存在共同体意义上的乡居生活。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和追求，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一目标。从人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村庄、乡土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会不会步欧美后尘，走一条乡村消失的现代化之路？中国是否应该走这条路?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特点的认识，涉及对中国现实资源的盘点，涉及对政策的评估和选择。
在国务院参事室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自2015年成立课题组，选择东中西部的三个村庄开展跟踪观察研究，迄今已持续四年。四年来，我们以村庄作为基地，跟随村民们的轨迹，观察思考他们的生活，也观察思考村庄的未来。
空心村
河东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的一个行政村，由东庄湾、刘家塬、张家湾等五个自然村组成，位于中国著名的西海固贫困地区。人口2289人，耕地10399亩，人均耕地4.5亩。这里土地贫瘠，干旱缺水，农田产量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片土地上仍然有着今天难以想象的贫困。村民们大多居住在箍窑和土坯房中，饥饿是几乎每一个家庭都面临的威胁。
改革开放激发了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加上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河东村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增长，饥饿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但是，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及城乡差距的再次扩大，河东村一带的农民在生存压力之下开始外出务工，河东距固原市区18公里，交通便利，村民进城打工成本相对较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河东人就在固原市区的建筑工地上做工，但规模相对较小，大规模的打工潮形成迟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帮助下，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得以远距离流动，进入东部地区打工。近年来，随着固原市区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就业机会不断增多，很多跨省打工的河东人陆续回到固原市区打工。今天，河东村青壮年人口大多常年在外务工，2016年的问卷调查表明，80后和90后的青年绝大部分都不在村庄，其中80后男青年和90后女青年常年在村的比例更是低至一成。
河东村民不仅外出务工比例高，而且实现城市定居的比例也很高。以其中一个自然村东庄湾村为例，目前，151户在籍村民中，有51户已在城镇购置房产，约占总户数的33%，其中在固原市区买房的有45户。由于村庄在水电基础设施和家庭生活设施上与固原市区的巨大落差，离开村庄、安家市区成为外出务工改善了经济条件的青壮年村民的首选。这一人口迁移趋势一旦形成就变得难以逆转。进城安家最初是少数有条件家庭的选择，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中，他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标杆效果，更多的家庭努力创造条件，追随着进城。随着进城家庭形成规模，那些本来无意也没有能力追随的家庭，尤其是那些有着学龄孩子的家庭，也不得不被动地进城。河东小学在周边地区曾经非常有名，在一批负责任有水平的教师带领下，20世纪70－80年代为村里的孩子们提供了一点也不亚于城市的小学教育，从这里走出来的学生们，不少顺利进入重点中学，最后考上名牌大学。东庄湾一个自然村，1983就有6人考上大学，1987年5人考上大学。河东小学规模最大时学生超过300人，但是随着学龄儿童跟随家长进城，小学规模不断萎缩，教育部门的投入也不断相应减少，与市区小学教育质量的差距也不断拉大。到2017年，河东小学只剩下7个学生，学校的裁撤已经提上日程。为了不在起跑线上耽误子女，但凡有一点能力的家长，都选择在市区租房安家。
从人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今天的河东村是彻底“空心化”了，青壮年离土离乡，村庄成为中老年人留守的空间，成为媒体热议的典型的“空心村”。
“空心村”的意义何在?是否只是对于留守的中老年人才有价值?是否会随着人口的新陈代谢而逐渐走向消亡?我们以东庄湾吴秀福一家为例来展开具体的讨论。吴秀福1945年与钱金花成婚建立家庭，育有3子2女，我们权且将他称作第一代。吴秀福已去世，妻子钱金花健在，今年90岁。第二代的三兄弟婚配组建自己的家庭，各育有3个儿子。第三代的九个堂兄弟均已成家。如今，第四代也开始成长。吴家总共41位在世的家庭成员中，4个女子外嫁，其余37人，目前常年居住在村庄的只有第一代的钱金花和第二代的3个儿子/儿媳家庭(20世纪40－50年代人)，共7人。第三代(20世纪70－80年代人)的9个堂兄弟，2个通过读大学脱离农门，分别在宁夏大武口和深圳建立家庭。其余7个均在原州城区打工经商，并在那里安家生活，其中3个家庭已经在原州买房，其余4个家庭目前是租房居住。对于吴家的第三代、第四代来说，生活的重心已经从村庄转移到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来也不大可能再回到河东村生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河东村仍然是他们(尤其是第三代)的“中心”。他们每年都会回到村庄看望奶奶(对于第四代来说是曾祖母)和父母(对于第四代来说是祖父母)，他们会在村里过年吃团圆饭，会在清明节给祖父(对于第四代来说是曾祖父)上坟。住在县城的第三代不会漏掉村庄里亲戚邻居的任何红白喜事，工作忙时人来不了，“人情”也一定要送到。吴家不过是河东村众多普通家庭的一个缩影，对于河东村来说，正是像吴家第三代、第四代这样的“不在场”村民造成了它的“空心化”。然而，这些离散的“不在场”的村民又通过代际关系、人情和社会交往的纽带，实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在场”。
空心村平日里安静冷清，缺乏生机，一副衰败的景象，但是，只要你有机会在清明、春节等重要节庆的日子走进村庄，就会看到那迥异于平日的景象，你会马上意识到在“空心化”表象的背后，因血缘和地缘联系而结成的社会团结从来就没有真正走远。2017年暑期，我们在河东调研，恰巧碰到刘家塬自然村的一位老人过世，丧事按照当地习俗举办，停馆三天，前来吃酒的有三四百人。这是一家在当地再普通不过的农户，谈不上有多高地位多大影响力，这些平日里看不到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前来吊丧的人，大多是从村庄走出去散布于或邻近或遥远城市的村民。
2017年暑假，我们在张家湾自然村发现一座新落成的“文化大院”，起初我们以为是政府的项目工程，后来了解到是这个自然村村民自己集资兴建。倡议和组织者主要来自在外地工作的村民，他们中有的早已定居城市，有的还在城市打拼。张家湾主要是张姓人口，上一个清明节，他们像往常一样回村为自己逝去的亲人上坟，有人提出常年在外联系少，建一座房子供大家清明过年回村聚会用，也为年轻的下一代提供更多接触的机会。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支持，之后大家通过微信群展开更多的讨论，确定方案，集资十余万，很快完成了工程，虽然起名为“文化大院”，不过是为了呼应政府的项目，方便通过审批，村民们打算在新落成大院里安放祖先牌位，将其建设成为家族聚会的空间。
在我们调查的三个村庄中，河东村是一个最晚形成的移民村，社会团结的基础相对薄弱，离土离乡大潮曾经削弱了本来就不紧密的社会团结，然而离土进城人员与村庄的联系从未彻底隔断，城市空间中尴尬的位置所催生的缺失感反过来又凸显出乡土的社会意义，凸显出乡土的“根”的意义。这些从乡土流失的人口，虽然很多人不会再回到村庄工作和生活，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维系着与“根”的联系，不懈地进行着固本培根的努力。
像河东村一样的“空心村”，会有怎样的未来呢?时间和代际因素会不会逐渐削弱甚至斩断流失人口与故土的联系?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吴家第三代这些出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进城村民来说，血缘、地缘、亲缘，加上曾经的村庄生活经历，都使得他们与乡土的联系不会轻易松解，即便他们稳定地在城市定居，在未来三四十年，乃至终其一生，他们都是有根的城市人。但是，对于吴家第四代来说，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们即将陆续步入成家的年龄，但他们大概率不会参加村庄的人情往来，他们没有村庄生活的经历，与村庄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父母，循着家庭亲情这条线索而展开的。吃团圆饭、扫墓、寒暑假下乡看长辈走亲戚，是第四代与故乡发生联系的主要形式。相比于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城市，故乡有新鲜的一面，也有很多难以适应的地方，吴家第三代的几个堂兄弟向我们抱怨孩子有时不情愿回老家，“上不惯旱厕，睡不惯土炕”。
“空心村”的未来还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预见，如果保持目前的状况，30－40年之后，随着代际更替，很多“空心村”会逐渐萎缩，最终走向消亡。但是，政策的因素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也可能会延缓这一进程，甚至可能开创出“空心村”新生的机会。
要想延缓“空心村”衰败的进程，第一要务是扶助生产，巩固小农经济基础。留守在河东村的很多中老年人，只要还有劳动能力，就可以靠着土地种植，兼带小规模的牛羊蓄养，维持温饱以上的生活水平，同时也维持小农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譬如东庄湾的钱大爷，60出头，两口子种着二十多亩地的玉米，养两头牛，正常年景每年可以有三万元的收入。随着年龄增长，像钱大爷这样的老人劳动能力会逐渐下降，但只要针对小农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配套，他们可以维持很长的劳动周期。第二要务是改善生活设施和村庄环境，为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同时也缩小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为年轻一代亲近乡土消除障碍。第三要务是社区公共活动的兴办。我们很难让河东村这样的村子赶得上城市的收入水平，也很难很快就赶得上下文要讨论的东部的珠岙村，我们能做的是让老人在这里可以找到意义，有玩的、有乐的，激发出社区的活力。
以上三个方面做得好，乡村就成为留守农民的家园，并成为进城失败家庭可以退守的根据地，令人担忧的是乡村成为弃地的威胁无时不在。其一是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实际上，在这三个村庄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苗头。在河东村及其周边地区，外来资本建立了大规模的蔬菜基地，所种植的产品销往广东、香港等地，但所使用的劳动力来自贵州和边远地区。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但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像钱大爷这样的村民最后就失去了土地。另外一点是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河东村这样的村庄某种意义上不是求大、求快速发展，而是让一些人有生计、活得有意义。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去评估实际的需求，预估未来人口的需求，如果过度投入就会造成浪费。同时也要与生产的需求配合。河东村的老人很多从事自然农业，农场加上养殖业形成循环农业，如果某些基础设施的兴建使得村民没有办法养牲畜，结果可能就会打破这种循环。
家属区
店集是安徽凤台县的一个行政村，由7个自然村组成。位于淮河支流西淝河河畔，距离凤台县城将近40公里，进城交通不便，当地人自嘲为凤台的“西伯利亚”。店集人口3457人，耕地5078亩，人均耕地1.5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店集村的外出务工潮就已经形成，大批青年赴上海、温州等东部沿海地区打工，目前，常年在外打工人数接近一千人，其中21－50岁的青壮年人口占到85%。通过打工，很多店集人大幅度改善了经济状况，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河东村人一样将在县城定居作为首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将家安在店集。村庄与县城的距离，打工潮形成的早晚，村庄自身的历史与团结程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村民的选择。但是最关键的因素是，店集早在县城商品房市场成熟之前就已经规划建造了新村，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在村庄居住但人居环境和住家品质并不劣于县城的可能性。从2005年底开始，时任村支书牵头规划建造店集新村，到2008年已经完成最初的两期小区建设，这些小区由一栋栋二层小楼构成，每栋小楼建筑面积180－200平方米，售价5.4万－6.6万。截至目前，新村建设已成规模，占地265亩，建成685栋住宅小楼，全部售出，现已入住500多户。从2007到2018年12年间，地方政府通过新农村和美好乡村等项目支持新村基础设施建设，总计投入1599万元，新村实现了道路硬化，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新村后几期的房屋价格因为成本的上涨而有所提高，按照不同的户型，价格在10万到20万之间，但始终在村民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对于大量外出打工的青壮年来说，店集在很大程度扮演着“家属区”的角色。最典型的方式是青壮年父母在外打工，将子女留在村庄，由祖辈抚养，完成小学教育。正是因为这种典型方式，店集小学一直维持着较大的规模，教育部门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店集的教育投入。店集小学占地规模3375平方米，有36间教室，各种设施齐全，2015年有13名教师，在校学生数313人。反过来，这样一所小学的存在，对于青壮年农民做出在村庄安家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同的家庭，会根据自己不同的经济状况和家庭情况，做出其他不同的安排。在店集人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村庄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发生微妙的变化。
2004年，46岁的苏德厚和妻子带着二儿一女来到上海，那一年大儿子20岁，二儿子18岁，小女儿17岁。之后的13年中，一家5口稳定地在上海打工。这期间，两个儿子先后结婚，一大家人在上海城乡接合部一栋楼里租住了几间房，老大住在三层，老二住在二层，苏德厚夫妇和女儿住在地下室。2011、2012年，大儿子的两个女儿出生，2014年二儿子的儿子出生。三个孩子和两个儿媳一直在工厂里做工，苏德厚在工地上做些零工，苏妻一直在家，做饭洗衣带孙儿。对于一个外部的观察者而言，这13年间，苏德厚一家在上海挣钱，在上海生活，这里似乎是他们“实际的家”;店集老家有他们的土地和老房子，但整个家庭成员都到了上海，土地转给村邻耕种，老房子平时闲置，只是在过年时偶尔迎来主人，如果说他们的家在店集，那也似乎只是一个“虚空的家”。然而，对于苏德厚和他的家庭成员来说，上海的家可能从未那么实际，店集的家也可能从未那么虚空。其实早在2006年，当店集新村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苏德厚就叮嘱村支书给他留一套房子，当年回家过年时就带回几万元办妥了购房手续，这套房子是给当时尚未结婚的小儿子准备的。过了两年，在上海打工有了更多存款之后，苏德厚又在店集新村订购了一套房子，算是为已经成家数年的大儿子准备的。这两套房子买下后没有装修，一直放在那里，一家人偶尔回家过年还是挤在老房子里住。这两套房子是闲置的现房，却也是苏德厚一家人的“期房”———期待返乡的房子。2017年7月，苏德厚大儿媳辞掉上海工厂的工作，带着6岁和5岁的两个女儿回到店集，装修闲置十年的新房，在接下来6－7年里她将在这里陪伴女儿完成小学学习。同年9月，身体出了问题的苏德厚夫妇带着孙子也回到店集，养病的同时开始装修小儿子的新房子，年近60的夫妇俩不打算再出远门，琢磨着来年在村里的农贸市场做牛肉汤卖。随着苏德厚家庭生命周期的进展，“虚空的家”开始接受人财物的充实，逐渐恢复其活力。苏德厚两儿子在上海的打工仍然会持续，他们在那个大都市里所做的全部努力，不过是为了让店集的家更为丰厚殷实。
目前店集新村500多户村民，总人口达到两千人左右，从人口规模、规划、建筑、设施和发挥的功能来看，实际上它已经是一个小集镇了。在西方历史经验中，非农就业就意味着城市居住，店集案例实际上为中国的城镇化提供了一种选择。我们需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但这毕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受城市吸纳能力和财政能力限制，仅仅将现有的两亿多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店集这样的小集镇通过自己的努力提供了一个将外出非农就业和就地集中居住结合在一起的选择，店集案例也让我们看到，以集镇为基地，半工半农乃至完全非农这样一种生计和就地城镇化结合的可能性。
那么，对于店集来说，它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笔者认为是如何做到“安居乐业”。第一，对于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小集镇，如何健全集镇功能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非常急迫的任务。农民在盖房子和村庄布局方面有经验，但在如何建设一个“集镇居住点”方面，无论能力还是经验，都是不足的。比如下水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有些不是单个村庄可以解决的，由于不能及时转运垃圾，清洁人员有时将垃圾倾倒在旧村的池塘，污染了水质，也污染了环境。第二，对于这样一个“家属区”，子女教育是外出家长最重要的关切。在今天村小普遍萎缩甚至消失的大背景下，店集小学固然属于乡村教育中的佼佼者，但与城镇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如何让优秀的教师能够在农村小学长期任教，如何让农村小学为农村学生提供不亚于城镇的教育，是关系到店集这样的小集镇能否长久生存甚至发展的关键。店集有一个硬件条件不错的小学，如果在师资等软件方面有更好的配置，缩小与县城学校之间的差距，那么这些新型农民、留守农民、半工半农的和完全非农化的农民，就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这样集镇型的村庄里安家。
产业村
珠岙村是浙江永嘉县的一个行政村，距离瓯北镇3公里，距温州市区15公里。人口1710人，耕地618亩，人均不到4分地。在改革开放之前，珠岙村和其他两个村庄一样以农业为主业，不过，即使是在严格的人民公社时期，这里仍有一些不甘束缚于土地而顽强地游走各方的手工匠人和货担郎。等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1981年)，更多珠岙人立即加入为乡办企业、村办企业跑销售的队伍中，他们在各地推销产品的过程中了解到各种市场信息，率先开始了产业探索。从1980年中后期开始，珠岙逐渐发展了童装产业和阀门产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以生产和销售童装为主的产业村，有400多家童装小企业和作坊，吸引了将近一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珠岙本地人早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耕地由外来人口承包耕种。珠岙人要么自己办厂，要么从事童装产业链的相关工作，要么将房子出租用作厂房或外来人口住房，经营和出租收入让绝大部分珠岙人的生活达到小康和富裕水平。由于村庄里有产业，村民可以不用外出就解决生计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居住在村庄里。但是，由于村庄里密布着大量工厂和大量外来人口，村庄的环境压力加大，居住品质受到一定影响，一些中青年人从更好的居住环境角度考虑，或者从子女教育角度考虑，搬迁到镇里和温州市区居住。
童装产业替代农业成为珠岙村的支柱产业，也成为珠岙人的新的谋生方式。珠岙村不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珠岙村也不复有职业意义上的农民，但是，珠岙村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形成的那些传统风俗和节庆活动，却在一个彻底非农化的基础上复兴。这个在建筑景观上迥异于一般村庄的产业村，在社会关系形态上却更接近村庄的真谛。
头家是珠岙村传统风俗和节庆活动的组织者，负责每年的划龙灯、做戏、拜忏和作福。珠岙村以村中的小溪为界分为前片和后片，前片和后片各有6个村民小组。每年每个小组出2个人当头家，总共24个头家，构成头家组织，24个头家会推选出一个对于风俗传统较为了解、肯干事又不太忙的人做头家头。小组内头家的产生是通过每家每户的轮流，理论上，每个成年男性在其一生中都有出任至少一次头家的机会。头家组织负责每次活动的筹划、筹款和具体实施，头家要带头捐款，带头出力，担任头家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在为村庄共同体做出贡献，这一点在村庄内部获得高度的共识。每一任的头家，都希望自己任期内的活动丰富成功，能够得到村民的认可和好评。
2016年正月初六，我们有幸观摩了珠岙村盛大的迎佛巡游活动。珠岙村迎佛巡游有数百年的历史，一般在正月举行，每五年举办一次，将村庙里的两位菩萨(陈十四娘娘和卢氏元君)迎接出来，按照一定的线路在附近村庄巡游。这项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断，二十多年前恢复重办，2016年这次是第五次，大家反映，这是近年来最盛大的一次迎佛活动。巡游于正月初六凌晨从珠岙村庙出发，珠岙村男女老少几乎全部参与，村民可以在迎佛中扮演一些指定的角色，如元帅、包公、大将，每个角色有相应的出资标准，譬如扮演元帅出资10800元，据说这些角色非常抢手，预定晚了就没有机会，只能在方阵里跟着走。整个巡游方阵绵延数公里，一共巡游了35个村庄，回到珠岙村已经是6号深夜。
除了传统的风俗和节庆活动，珠岙村以文化礼堂为中心举办的现代文化娱乐活动也丰富多彩。2017年，文化礼堂共举办了五十多场活动(表 2)，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有些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有些是配合环保等行政工作，但是，我们通过对他们日常排练的观察，发现村民们对于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其实并不是很在意，他们真正在意的，是这些活动为他们提供了在一起谈笑说唱的机会。
中国村庄的未来
费孝通在他的小城镇研究中，基于他对苏南模式的观察，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领域转移方式的设想，那就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就地城镇化的“离土不离乡”模式。随着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衰落，这一设想未能成为中国大多数地区的现实。
改革开放40年中，“离土”是本文描述的三个村庄共同经历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这三个村庄和土地的关系和费孝通《乡土中国》所描述的情形并无二致，农民“从土地里讨生活”，农业是农民的最主要生计。“离土”是农民摆脱和土地的结合，转而与工业、服务业结合的过程，这一通常被称作“工业化”的过程在欧美导致了“农民的终结”，进而导致了“村庄的终结”。但是在中国，“离土”的后果可能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我们在三村同样看到了可以称得上“农民的终结”的后果:珠岙村已经没有职业意义上的农民，整个村子实现了彻底的非农化;店集村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农户完全依靠农业为生;河东村大量青壮年人口也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另一方面，村庄并未终结，在珠岙村，村庄生活在非农化的基础上更加活跃繁荣;在店集村，那些不再是农民的店集人背井离乡在城市工作，却仍然在村庄安家，他们将在城市赚到的钱，源源不断地投入到村庄的建设中;在河东村，大量青壮年首选在城市安家，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远离村庄，但是岁时节庆等重大的仪式性生活，人情往来等最有意义的社会交往，他们仍然选择在村庄进行，村庄仍然是他们走出来仍不忘并保持重要联系的根。
传统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庄，农民在村庄劳作生活，组建家庭、繁衍后代，形成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农业文明和村落文明。对于广大中国农民来说，村庄是他们生计的所在，是他们生活的家园，也是他们寄寓人生意义的最重要的社会空间。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造成村庄的“空心化”，也造就了史无前例的“非农化”的农民生活。但是，我们在三村看到乡土性并未随着农业文明的衰退而消亡，而是展现出一种韧性。这种乡土性的韧性体现为人们对家庭价值的重视，对人情和关系的推崇。在仍然生活在村庄的农民那里，在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那里，甚至在已经转为市民的很多城市人那里，都可以发现这种带有浓厚乡土性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在当今中国正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更需要充分认识乡土和乡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一定是建立在自身传统之上的现代化。乡土中国的转型，也一定是建立在乡土性基础之上的转型。在城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创新中心的今天，中国现代化的征程最终能够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发展，但能否安全顺利地完成这一征程，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充分尊重乡土和乡土性的价值，是否能够在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乡土和乡土性所扮演的角色。如同一辆驶入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引导和推动的是引擎，决定了汽车开多块跑多远，影响安全行驶的则是底盘。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引擎，乡土和乡土性则是构建中国现代化“社会底盘”的核心要素。在快速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建设好一个扎实稳定的“社会底盘”，甚至是比维持一个推动发展的引擎更为重要的事情。
当然，关心村庄的未来，不只是关心农民的出路问题，也不只是关心中国社会转型是否平稳顺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心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村庄是否能够进入现代的问题。社会学在西方产生的历史背景，就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这种迥异于村庄的社会形态全面取代村庄。“共同体—社会”“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这些早期社会学家提出的著名的二分概念，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凸显了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别。且不管这些社会学家对这一社会变迁过程有什么立场上的差别，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基于西方村落终结的事实，认定村庄这种社会形态没有可能走入现代。
历经40年的高速工业化和急剧的乡城流动，中国的村庄仍然能够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存在，而不是走向终结，这背后有非常复杂的文化、社会和制度原因，社会学应该严肃地直面这些丰富鲜活的经验，而不是以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西方社会学命题作为前提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