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习之深，真不易解除也”
周叔弢生于一个官宦书香之家。祖父周馥曾官至两广总督，父亲面包周学海曾中进士，精研医学。而四叔周学熙致力于北洋新政，创办了直隶工业局、银元局、官银局、中国实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与近代实业家张謇齐名，有“南张北周”之称。
藏书，首先要买书，而且要带着浓厚的兴趣去买书，这是一个藏书家必备的首要条件。父亲在南京做官，而周叔弢还住在扬州，每次回家都要带一些书回来，这给周叔弢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样，在他16岁时就开始买起书来。1914年他从青岛移居天津后，以廉价买到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本宋刻《寒山子诗》，这是他收藏宋本的开始，还得意地取“拾寒堂”的斋名以作纪念。
他虽然资金雄厚，但遇到高价书也感到力不胜支，为了不让名刻佳本失之交臂，有时不得不举债购买。在抗日战争前，他经营工厂，收入是不少的，但是善本书价钱之高也使他常常要费力才能得到。
1936年丙子元宵节时，他在自己记载所买古书文物的册子上写道:“负债巨万尚有力收书邪?姑立此簿，已迟往昔半月之期矣。”到了那年除夕他又记道:“今年财力不足以收书，然仍费五千七百余元，结习之深，真不易解除也。所收书中亦自有可喜者，但给值稍昂耳。”1939年已卯岁末他又写道:“今年本无力收书，乃春初遇通鉴、毛诗(指宋监本《毛诗》)，岁暮遇《衍约说》(宋本)，《蜕庵集》，不得不售股票收之，孰得孰失，正不易言耳。”从以上这几件事中很可以看出他收书时的苦心。
“要对得起好书”
他之所以能如此竭尽全力收书是和他酷爱书分不开的。许多他人写的文章都提到过他藏书有“五好”的标准。所谓“五好”就是:一、版刻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二、纸张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三、题跋好，等于一个人富有才华;四、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装潢好，像一个人衣冠整齐。在这里他以人喻书，讲得十分生动。著名文化人黄裳对他的“藏书五好”之说，曾著文述及，并致信弢翁。弢翁在复信中云:“大文所述，是仆藏书五好之论，当时所为侪辈所称赏……仆常称我藏书不读书，何异声色犬马之好，五好论，实为自供。”
周叔弢对于书的爱护，也确有把书当人对待的味道。他常常用“蹂躏”这类字眼来形容看好书不仔细而损伤了书的行为。对于看书不知爱护的人，哪怕是至好的朋友也不把书借给他看。好书得到后，装潢好的就照原样保存，如有破损或装潢不如意的就找良工补缀，重装，然后用樟木夹板或楠木书匣装起，再摆进樟木或楠木书箱里保存。用他常说的话说:这样才“对得起”好书。他自己看善本书也要把书桌擦净，把书打开平放在桌上，或者以一手轻托书背，端坐来看。
他的儿子、著名翻译家周珏良回忆说:“我们这些子女很小时就听他讲看书要‘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的规矩，并要求我们遵守。他常说看见有人看书不知爱惜，揭页时用指甲斜着硬划，给书上留下很深的一道痕迹，再也消失不了，真有‘切肤’之痛。”
“捐书如嫁女儿，要找个好婆家”
周叔弢收藏善本书籍，除了个人爱好玩赏一面之外，还有更深用意，就是为国家保存民族的珍贵之物，不致因水火兵虫之劫，化为云烟，更不使流落海外。他藏书绝不是传统的那种要“子孙永保”的意思。1942年，他估计当时的时势，认为再收善本书恐怕不易，曾在书目上记下几句留给子孙的话:“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无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
1952年，他把藏书中的最精品715种全数捐给北京图书馆。他曾和子女说:“捐书如嫁女儿，要找个好婆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由赵万里主持，他是真懂书爱书的，书到那里可谓得其所，我是放心的。”又说:“捐书之时何尝没有不舍之意，也曾打算留一两部自己玩赏，但想既然捐书，贵在彻底，留一两部又如何挑选?所以决心扫数捐出，一本不留。”著名文学家郑振铎曾对他说:“你把珍秘之书全部献出，并未保留一部，真是难得难得!”
除了1952年所捐这一批书之外，他还于1954年捐给南开大学中外文书籍三千五百多册，1955年捐给天津图书馆清代善本书三千一百多种共两万两千六百多册，1972年又捐给天津图书馆善本书籍一千八百多种九千一百多册。
1981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曾召开发奖大会表扬他这种爱国行为，会后，他对子女说:开这么大的会表扬，真是“不虞之誉”，实不敢当啊!
收藏家说
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无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
——周叔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