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科学史学者、知识分子专家委员会委员陈方正。
撰文 | 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1.3倍，跃居世界第二，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居世界之首，虽然人均产值仍然略低于全球平均值，也就是发展程度只属小康，但由于人口庞大，超过了第一世界之总和，整体能量仍然极为惊人：其中产阶级人口却已经达到美、日、德人口总和，工业产值和贸易出口额稳占世界首位，而电力年产量、高速国道和高速铁路网络里数也都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
如所周知，这些惊人的进步基本上是从1978年底定下的改革开放政策得来，即放弃自力更生、打开门户，转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习，从而改革体制、“与现代世界接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体现这政策最关键、最具象征性的一步。
这一飞跃式的发展自然地引起了西方的敌意和强烈反应，而中国的对策则是坚持甚至扩大、深化改革开放。这当然是极有远见的。说到底，长期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意义是：中国承认自己总有不足，因此需要向全世界学习，不但今日如此，日后也经常如此，所以这是长期的吸收、改进，而非短期的 “恶补”。
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把这个大道理讲得再浅白，再透彻不过了。
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把这个基本国策用于科技与经济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将来则应该把它推广到学术、文化、艺术、音乐、习俗乃至政治体制等所有其他层面，这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突破和民族复兴。
虽然中国目前的体制带来了空前蓬勃的经济发展，但还不能够就此认为是完善，否则就不会有很多成功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以种种不同方式，或明或暗地移民海外了。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其实还有许多可以借鉴于西方国家，可以通过仿效、吸收他们的经验，其所造成的宽松自由环境就是其中之大者。扩而言之，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不断地吸收域外事物、哲理、观念、风尚、人才，这才得以壮大、丰富，才得以造成汉唐盛世。“有容乃大”是我们经常挂在口边的老话，它本来仅指个人修养，但推广到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整体，意义当更为重大。
现在中国终于从将近两百年的挫败与屈辱中站起来，重新获得尊严和自信，并且由此摸索出一个持续发展、蜕变的模式了，因此在可见的未来，譬如说今后三十年间，跻身世界最前列，实现民族复兴的宏愿，似乎不再止于梦想，而是依循目前的道路稳步前进就可以抵达的。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未来的确就会如此。
但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不能不考虑的：在未来，在中国经济力量可以与整个第一世界匹敌，也就能够左右全世界发展趋势的时候，我们到底将用何种理念，何种愿景来领导世界？届时那将不再是一种选择，而将变为一个无可推卸的责任了。而且，这种理念和愿景恐怕也正就是决定一个民族是否能够站到世界最前列的决定性因素。
让我们回顾一下十六世纪初的西方吧。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鼎盛时期，他们凭藉一个多世纪的远洋探索、大无畏的勇武精神，以及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在新大陆和远东开拓了自己的新天地，不但攫取无量黄金白银和珍贵香料，而且在海外建立起庞大富庶的殖民帝国。
在当时，如梦初醒的英法两国才刚刚开始探索北美洲的荒凉沿岸，那里并没有金山银山，也没有大量可供奴役的土著，而只有大片荒野需要辛勤开垦，还有骁勇善战的印第安人顽强抵抗他们的入侵。
然而，五百年过去，将今日的美国、加拿大与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贫富强弱之分何啻天壤。它们长期发展结果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差别，并不视乎当初起点如何，而取决于开拓者的志行、理念、愿景之高低。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再也清楚不过了。
从此看来，今日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固然可喜，但在世界上地位提高，力量增强之后，其所急切需要的，并不是宣扬爱国主义或者中华文明的伟大，而是戒慎恐惧，清楚认识到这个进步目前只是在经济建设而已，至于在科技、学术、建筑、艺术、音乐、文化等其他方面，仍落后于先进国家，需要虚心学习和努力追赶之处，其实还多得很。
我们必须认清，现代世界基本上是由西方造成，这从十四世纪初的文艺复兴开始，至今已经七百年。在此期间，他们在同一文明体系里面的十数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在许多不同方向呕心沥血、相互竞争、激烈比拼，其所释放的能量以及获得的成就是极其惊人，可谓人类历史上并无前例的。
所以，在与伊斯兰文明长达千年的碰撞与争战之中，他们至终获得决定性胜利绝非倖致。因此，除非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将上面这些过往教训时刻铭记于心，继续像一个世纪之前的先辈那样夙兴夜寐、奋发有为，那么当未来三十年犹如闪电般一抹过去之后，中国到底能够站在世界上何等位置，恐怕还是可以确定的。
注：本文是摘取作者为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创刊三十週年纪念特刊所撰文章的部分写成，该特刊将于今年十月出版，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