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近代中国思想史，常被类比为西方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相关论述不知凡几，我也不用介绍了，因为这仍是目前的主流观点，无人不知。
启蒙，前提是晚清民初人民皆矇不知世界为何物，所以有赖一部分已经开眼的菁英分子来启蒙，教育民众、唤醒中国。
这些英雄，多么辛苦、又多么伟大呀，所以我们花了一百年来歌颂他们。
可是他们的启蒙是怎么回事呢？如何启、又到底是启了还是蒙了？
大师们的徒子徒孙只会背诵、覆述、阐释当年大师的启蒙语录，所以真相还得我来告诉你。
道理不复杂，由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看明白。
胡适先生著名的《西游记考证》，结论说:“《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显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作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
他的论断多么斩截有力！这一百年，我们便也是这么读《西游记》的。
胡适及五四，在文化上最显著的成绩是白话文运动。在提倡白话文学时，最主要的成就，即是对中国文学史的重新诠释。以白话文学的观点，表彰了民歌、小品文及白话小说等，尤为其特点所在。
胡适、鲁迅等人花大气力进行的小说考证研究，其实正是五四所建立的新文学传统之精髓所在，所使用之方法与观点，亦足以代表那个时代，而和白话文学的创作，一同影响着他们的追随者。
这个新的传统，特色就在于它的“浅显平易”。以胡适这篇考证来说吧，力翻古人成案，独树新解，正与其文学革命反传统的精神相符。所以说，五四运动在文学及文化上，正是以浅显来革命的。
他一定要把《西游记》解释成只具一点点玩世态度及趣味的作品，亦可显示此时他们所关切的，是“世俗的解放”而非那深奥的“人生解脱”之问题，故痛斥传统旧说讲得太深曲穿凿。
五四诸公在文体上追求浅白，文化、义理、意蕴上也同样讲究浅白。所以其反传统其实就是把传统浅白化，把神拉下神坛。
他们批判和反对的，都被指摘说是没什么了不得，只是古人故意深曲穿凿；他们所肯定的、花大气力来向我们介绍的东西，则一定是都是浅白的。例如古代的民歌、易懂的诗文、白话小说、民间俗曲等等。传统上认为是很深刻很深奥的东西，即使是孔孟老庄，也要强迫大家承认那其实只是些非常粗浅甚至荒缪的东西。
可是，哈哈哈，你不知道吧？??在中国小说中，称为游记的，均与神仙有关，几无例外。
像明吴元泰《东游记》二卷，讲八仙故事。余象斗《南游记》，又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四卷。《北游记》，又名《玄帝出身传》《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四卷。与《西游唐三藏出身传》合称四游记。清无名氏《海游记》六卷，仿《希夷梦》，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二十卷，也具有神仙传的色彩。而最著名的《西游记》更是如此。
这是因为真正的游，只有神能做到。这是屈原《远游》、庄子《逍遥游》以来的大传统（到现在，我们还保留了“神游”一词，希望人的精神能如神一般自在优游）。胡适可能是根本不知道，也可能知道而故意切断它，以便孤立地说《西游记》。
但事实上《西游记》讲唐三藏与其徒孙悟空等三人共往西天取经，主题与经过，都与1678 年英国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天路历程》相似。
班扬书中曾说道:“小子啊!你们曾听过福音真理，知道你们若要进天国，必定要经历许多苦难。也知道你们经过的城中，有铁链与患难等着你们。你们既然行了这许多路。怎能不遇见这些难关呢?”《西游记》要讲的，就是唐僧一行如何度过这些难关。
故历来均以此为证道之书，例如明万历刘莲台刊本称为《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清汪象旭评本称为《西游证道书》，并认为书是长春道人邱处机写的，讲的是道家内丹长生之道;清陈士斌刊本称为《西游真诠》，陈氏号悟一子；清刘一明评本称为《西游原旨》，刘氏乃兰州金天观道士，又号素霞散人，以上两家也都以道教宗旨解释《西游记》。另有清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则以《易经》解之。
直到近代，世俗化的理性主义精神抬头，胡适才把此书作者权归给落拓文士吴承恩，且谓其中仅有些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趣味在，并无什么神圣性的追求，更不涉及宗教性解脱问题。
可是由整个中国文学传统来看，游记均具屈原“远游以求道”的精神，有天路历程之含意，如“四游记”就是分别说玄武大帝、华光天王等如何通过远游“转化”成为神仙。
唐僧西行求法的故事本身，就是远游以求道的。由其故事演绎来的《西游记》也没脱离这个脉络，是要经历远游以转化成佛的。
其他局部游历之描述，如《吕祖飞仙记》，第七回云吕洞宾游大庾，十一回游妓馆，在人间游历一番之后，重回天庭，列位仙班。则是倒过来说一位神仙，在遭贬堕凡之后，如何经过人间之游历，再度转化成真。同样地，明邓志谟《萨真人咒枣记》，则记萨真人在人间如何修炼，如何四处治病济困，再如何往酆都国，遍游地府，然后上升成仙。
此皆《楚辞·远游》及周穆王西游见西王母之类作品的裔孙，所谓“转化以度世”者也。
这就可以看出他们在指摘传统时，对于整个传统其实甚“隔”，完全进不到那个脉络里。所以他们自己造了一个“传统”( 也就是自己扎的稻草人)。指出《西游记》有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以为用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说明了它的经过，也就同时说明了它的意蕴(并无微言大义可说)。
殊不知这个脉络不是原有的脉络，讲了半天，毕竟没有说明此种远游求道之性质为何。且仅考出《西游记》元明清这几百年间的演化过程，却忘了我们从“远游”的脉络上才真正可以指出它有几千年的演化史；而“《西游记》元明清这几百年间的演化过程”事实上也没脱离原有的脉络。
更有甚者，为什么故事起于神话和传说、流行于民间，便无深义可说?此真不知神话与传说为何物者之言也。世俗的理性主义可以蛮横到这种地步吗？
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当年诸公所关心的，只是世俗解放。从胡适提倡戴东原哲学、讲易卜生主义、宣扬无鬼论打破迷信，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等等，做的都是打倒权威、松开桎梏，并在世俗社会意义上追求解放的工作。生命解脱、终极关怀之类问题，既不关心也不甚理解。凡遇古人论此，皆斥为谈玄;若逢时人而亦论及于此类问题，则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一体屏斥之，大力表现自己的科学主义迷信态度。
只关心世俗层面的解放问题，不是不好，只是单面向人的平面式思考，缺乏超越面向。其思维与态度自然会显得平实浅近，不似喜谈天人、性命、理气、死生等问题者高远玄眇。
而此平实浅近，亦正是文体解放之旨趣。推拓此种精神，故反对偏重形上学存有论的宋明理学，反对具宇宙论气息的汉代天人感应儒学，反对讲鬼神死生的佛道“旧宗教”“旧迷信”，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因为这些文章要有辞藻有义法，非贩夫走卒即能了解，故斥为贵族的或山林的文学。
革命者所希望提供的，乃是一套新的东西:简单明了地以科学精神，检验眼前之证据。或“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启蒙教育，本来就是使人认识世界的初级阶段教育，所以要将复杂的世界简化为浅易的教科书，将之编组为一套知识，授予接受启蒙者。启蒙文化运动中所出现的《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小说史略》等都具有这种性质。把各种知识及传统事物，重新简化，构成一个简单的系统，俾便掌握。
而把小学堂之精神与教学内容拿来做为革命武器的新青年，虽然自己很浅俗，但即以其浅俗为美。拒绝深刻，强力要求大学小学化，同时也要求传统浅俗化。
这就是当年启蒙运动的基本性质。可称为浅俗革命，或以浅俗革命。目的和结果都是通过启蒙，让自己及所有人都如童蒙。
如今，经过运动的童蒙已經一百岁了，巨婴在世俗的路子上，打着要求更多政治权力的旗子，继续解放我们的世俗生命。信仰丟失、价值崩塌、娱乐至死、浅薄日甚，而饮食男女、钱权恣肆，正嗨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