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用人之法当察其内

人之言曰：“物至而后鉴得用其明，事至而后君子得用其情。若弗接乎吾前，则泯然矣。能耶？否耶？我且不得而见，而况能察欤？”是说然矣！然人才之能否，未易察也。退然如不胜衣，而能以晋国霸；今将求之以壮勇，则失之矣。年老短小，而能使盗贼解散；今将求之以奇伟，则失之矣。应对鄙拙，而能反风灭火；今将求之以文辩，则失之矣。是夫人之才实者不易察如此也。齿若编贝，目如垂珠，而持论不根，则容貌不足以取人矣。丰姿详雅，神精明秀，而误天下之苍生，则风采不足以取人矣。踔厉风（严）〔发〕，常屈挫人，而谄事群小，则议论不足以取人矣。是夫人之虚伪者，不易察也如此。人主于此将孰从而察之欤？闻之曰：“人才之在天下，当索之于内，不当求之于外；当考之以实，不当信之以文。”夫诈而似智，佞而似忠，迟钝而得深谋，鄙薄而能立事。人主鲜有不惑于此。夫惟索其内而窥之，即其实而观之，心鉴内明，天机洞照，于一见之顷而得之于耳目之外，则是非能否了然不能欺矣。

昔汉武帝知人善任，使其于一世之人才亦尝致其察矣。独惜其舍内而徇外，遗实而取文。夫是以所用者，皆非真才实能。卫、霍之容甚武也，则用之。张、周、桑、孔之状甚锐而巧也，则用之。公孙、邹、枚儒服儒言，甚秀而文也，则用之。至于汲黯之质直，今日（舐）〔诋〕其戆，明日诮其无学，又明日怒其妄发，徙之内史，迁之淮阳。当是之时，苟非震整而翘秀，便捷而奋发，帝皆有所不决焉。然愈多而愈不济。一用之则一穷。尝读《吾丘寿王传》，观其书责之曰：“子前朕用之时，智略辐凑，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纵横，甚不称前之时。”是不察其内，而徒信于其外，则称意于前而不称意于后。失人而然也。厥后宣帝总核名实，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以然。其惩武帝弊而得之欤。是故人主之观人，要当以武帝为戒，以宣帝为法。

二十六绳下严则人不敢尽

君臣之间，可以相忘，而不可以相忌也。相忌之隙开，君臣之道丧矣。且天下之事，无定形也。见其贤而举之，以进善也，而可疑以植党。见不肖而去之，以绝恶也，而可疑以立威。兴作之邻于生事也，安静之似于因循也，忠直者疑于讪上也，虑患者近于妖妄也。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无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苟人主牵于意忌，而操疑吾不信之心，士亦孰肯冒而为之，以自速于祸也耶？大凡忧畏生于不足，猜忌起于有间。上之绳下也太严，则下之奉上也不敢自尽。故操权急者无重臣，持法深者无节士。何者？有所拘者，不能有所纵。戚然自危，必不敢泰然安意为之也。呜呼！人君之禁其臣，使之惧不免之不暇。屏迹以逃嫌，损威以避祸，岂国家之福也哉？

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临事也不忌。是以优游闲暇，而能有所建立。盖昔者尧之咨四岳曰：“孰能治是水？”四岳曰：“鲧可。”曰：“孰能巽朕位？”四岳曰：“舜可。”鲧方命圯族。虽尧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责。自今观之，必曰是误国也。举天下而与人，此岂细事哉？而四岳遽以天下之匹夫，上干天子之正位。自今观之，必曰是非当言也。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师往，而益以一言赞禹，禹遂班师，遽为之诞敷文德，而有苗格。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于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禀之舜，乃擅退兵而不疑。自今观之，则益之言可以谓之沮坏成事，而禹之事乃逗留君命。古之君臣，其相体悉也如此。一德一心，相与忘机于形骸之外。小过不责，大言不怒，然后能济天下之功。

三代以还，上忌其下，下疑其上。为天子大臣，而瑟缩，常若有所掣其肘而系其足；左顾右盼，惟恐人主之议其后。吾观汉武帝以刚明之资督责臣下，自李蔡、严青翟、赵周数相，骈死牢户。石庆虽仅以谨论，亦数被谴。公孙贺至于涕泣不敢受命。当时视处钧衡之地如以其身蹈不测之渊也。至于宣帝，其忌刻又过之。赵、盖、韩、杨之伦以微罪诛。其它自全，惟陈万年之顺从、丙吉之谦而已。高才之立其朝者，未始不累之也。世多咎卫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张安世之事宣帝不荐贤。嗟夫！魏其、武安以厚宾客为天子切齿，霍将军以秉权位萌骖乘之祸，其鉴未远也。况青精兵百万，抗威沙漠；安世身统禁旅，司国之命。此固武宣之所侧视、貌亲而心难之者。使其招士进贤，以收士大夫之誉，其能免乎？故其天子之大臣，当使之施为注措，不尽拘于绳墨规矩之间。间有所斡旋提挈，以慑服天下之情。当使开胸露臆，以与天子共推无疑之心，不可为曲廉细谨以自免于吏议，可也。

今之大臣，坐于庙堂，何其凛凛如燕之巢于幕也。平日所论荐者，才气雄伟，足以任重致远者，何人也？议论俊拔，足以为安而虑尽者，何人也？干局明练，足以烦而解纷者，何人也？大抵阿谀、缄默、苟且、怠慢，如立仗马，如辕下驹耳。此无他，禁人已甚，则人始逃嫌而避祸也。心知其利而不能以尽为，明见其害而不能以尽去。拱手贴耳，以侥幸于久安而不夺。尺寸违之，则事未及为而以失律报罢矣。为今之计，莫若以尧舜为法，以汉武、宣之事为戒，公卿侍从之间略其小失而责以大纲，使之稍稍然释去肩背之芒刺，从容胖肆，措意于法令之外，而后苟且、怠惰、阿谀、缄默有所不禁而自风休雪释也。

二十七小有所屈大有所伸

人主之有为于天下，其心未尝不欲朝廷之尊而纪纲之肃也。而人主之所为，则每有以自隳其尊而坏其所谓肃然者。以其道不足以制欲故也。盖朝廷纪纲之所系，莫大于法，而所以守是法而无所挠屈者莫重于人臣。然臣守之于下，而君每抑之于上。欲心一动，勃郁炽烈，惟恐夫人执法以沮吾之意而不得以快其所欲。不知夫称快于一时者，乃所以自坏其维持天下之具。愚谄者挠法以从君于昏，忠义之士气沮势夺则慨然引去，卒至于剥落解散，不可收拾，而危亡不旋踵而至。盖小有所伸则大有所屈，势之必然而理之固然也。

古之贤君，气听命于心，情受制于礼，蓄威屈势，使守职不为所夺，得以自伸。凡法之所在，虽卑且贱，不敢震之以威，从其所重。夫是以朝廷尊而主威为之振，纪纲立而奸邪为之寝。古之人有行之者，汉文是也。细柳之师，亲屈帝尊而劳之。闻军中不驰之令，则按辔徐行。盗环犯跸之罪，赫然发怒欲诛之，闻张廷尉不奉诏之言，则乐受而无难色。邓通之贵幸，其宠之非不至也。一戏于殿上，则丞相申屠嘉檄召欲斩之。夫以天子之尊而庇一弄臣，则孰敢谁何者？而嘉持法召之不疑，帝亦遗之不吝，必俟其已困辱，然后徐遣使持节以谢丞相而召之。太子，君之贰；梁王，（太后）〔皇后〕之爱子：其势非不尊也，一不下司马门，则公车令张释之追止而劾奏之。夫以父子兄弟之亲而少差以礼，亦未尝为甚过者，而释之持法劾之不恕，帝亦受之不却，必免冠谢太后以教太子不谨，然后（太后承教）〔太后乃使使承诏〕而赦之。夫汉廷诸公之所为，自敌己以下，受之而不能堪，而文帝敛威抑气使将军得以行其令，使丞相得以举其礼，使廷尉得以执其法。不牵于爱，不役于情，伸臣下之所为，以肃朝廷之纪纲。当是时，上而宰相，下而百司，内而朝廷，外而军旅，法之所在，凛若秋霜，隐若雷霆。窥伺之心息，陵犯之风消。非有孝武之光烈、宣帝总核信必之政使然也。盖惟礼义以养其心，和平以收其气，抑情以执法，屈己以伸臣下而已。若汉景帝则不然。溺于久安，偃然有自用之心。凡文帝之所为，优容奖借、不敢挫折其臣下以自坏者，景帝一切反之。非有功不侯，此高帝之法也，而王信奈何欲侯之？封同姓以填天下，此高帝之法也，而晁错奈何欲纷更之？故周亚夫执旧约以争外戚之封，申屠嘉因奏庙以欲诛纷更之臣。此二者固宏纲大法之所在，神器宗庙之所赖，以维持全安于无穷者，而景帝皆挫抑不用。一饿死，一呕血死。王信果侯，晁错果用，则景帝一时岂不进退如意而甚快也哉！然亚夫死而王信侯，则毁高帝之典刑而启封拜外戚之端。申屠死而晁错用，则纷更高帝之法而启吴楚七国之祸。愚故曰“小有所伸则大有所屈”者，此之谓也。

夫立法以维持天下，其大者犹宫室之上栋梁垣，其小者盖瓦级砖。非甚狂惑，孰肯自隳其垣栋而自揭其管籍哉！惟其情欲之来，志气不能以自禁，随动而流，随触而勃，遂至于溃裂四出，甚坏而不可救。故夫至公无私，我以存天下之法，常情所不能忍。于几微眇忽之中，而遏其横流不可救之祸，自非以气御志、以道胜情之君，畴克尔哉！武帝天汉中，胡建得守军正丞。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约走卒诛之。竟斩御史，然后奏闻。武帝报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建何疑焉！”

二十八易成之效亦易以败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可为，亦莫大于可为而不虑其所终。不计其所成，简略而始之，利未见而害随踵矣。天下之事，非简略之所能久也。以简略而成，必以简略而败。古之圣人创制立法，为万世帝王程式，必周详而不敢轻、谨密而不敢忽者，非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忧夫终之易败也；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忧夫终之易失也；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忧夫终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从而节文之，纪纲委曲而为之表饰。是以至于今而不废。及其后世，求速成之功，而倦于持久。故其欲成也，止于足以成；欲得也，止于足以得；欲合也，止于足以合。其始不详，其终不胜其弊。

呜呼！有以文、武、周公之所以造周者告之乎？三代令主维持天下之具，莫详于周。吾尝求其制度规模矣。凡纪之《书》、歌于《诗》，纤悉曲具。列之于《周礼》，所谓礼乐之本、教化之端、桑农之政、任用之机，以至刑禁之条目、财货之源流，班班可考者，皆其维持天下之具也。夫文、武、周公岂不能略为之法、简为之制，优游容与于端创始之初，而乃汲汲若是耶！天下之势，其成之也有基，其立之也有本。惟其栽培封殖之既固，则枝叶未易以委枯。惟其疏浚堤防之尽力，则流派未易以溃裂。万世子孙有所凭借扶持而不至于陵迟大坏者，皆出于此。

若夫汉高帝之宽仁，足以扫秦之禁网，信义足以胜楚之威力。其资美矣，独于万世子孙之计有愧于三代。是岂非苟为之心入之？而端之初，遂至于简且略耶！（礼）〔乐〕由天作，（乐）〔礼〕以地制。先王以是而穷一性之源本、陶万汇之中和，又岂可轻为而轻视？帝乃甘于亡秦卑陋之习，俯首于叔孙绵蕞之仪，至有“度吾能行”之语。吁！贬道从己，一至于此。稽之《王制》，宁有不愧！惟高帝创法立制之原，每每如此。是以继世之君，如文帝之贤，宜可与语王道也；然闻释之之奏，乃甘心于秦汉之卑论。观贾生之策，而未遑于礼乐之大典。如宣帝之贤，宜可与语王道也；然有汉家之制，而安于杂霸，不法先王之统，而敢于持刑。岂非高帝之规模不远、苟略苟成而有以启文、宣之弊欤！

昔叔孙通与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通曰：“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张释之补谒者。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文帝称善。

昔有善陶者，直必百金也。尝苦其难售，然其器终生而不隳。邻之陶者，直才数金，人之市者踵至；然朝用而夕随倾之，不能终以岁月。是孰为之取舍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