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如果记住语文情思一致的基本原则而单从语文探求文章的精妙，姚姬传的这句话确是一语破的。在散文的声音节奏篇中我们已谈到声的重要，现在来讲色。所谓“色”并不专指颜色，凡是感官所接触的，分为声色嗅味触，合为完整形体或境界，都包含在内，（佛典所谓“色蕴”亦广指现象界。）那篇所说的“声”侧重它的形式的成分，如音的阴阳平仄和字句段落的节奏之类；至于人物所发的声音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种具体性格或情境的仍应归在本文所说的“色”。“色”可以说就是具体意象或形相。
我们接受事物的形相用感官，领会事物的关系条理用理智。感官所得的是具体意象，理智所运用的是抽象概念。在白马、白玉、白雪等个别事物所“见”到的白是具体意象，离开这些个别事物而总摄其共相所“想”到的白是抽象概念。理智是进一步高一层的心理机能，但是抽象概念须从具体意象得来，所以感官是到理智的必由之路。一个人在幼稚时代，一个民族在原始时代，运用感官都多于运用理智，具体意象的力量都大于抽象概念。拿成年人和开化民族说，象仍先于理，知觉仍先于思想。因此，要人明了“理”，最好的方法是让他先认识“象”（即“色”），古人所以有“象教”的主张。宗教家宣传教义多借重图画和雕刻，小学教科书必有插画，就是根据这个道理。
有些人在这中间见出文学与哲学科学的分别。哲学科学都侧重理，文学和其它艺术都侧重象。这当然没有哲学科学不要象，文艺不要理的涵义。理本寓于象，哲学科学的探求止于理，有时也要依于象；文艺的探求止于象，但也永不能违理。在哲学科学中，理是从水提炼出来的盐，可以独立；在文艺中，理是盐所溶解的水，即水即盐，不能分开。文艺是一种“象教”，它诉诸人类最基本、最原始而也最普遍的感官机能，所以它的力量与影响永远比哲学科学的较深厚广大。
文艺的表现必定是具体的，诉诸感官的。如果它完全是抽象的，它就失去文艺的特质而变为哲学科学。记得这个原则，我们在写作时就须尽量避免抽象而求具体。“他与士卒同甘苦”，“他为人慈祥”，“他有牺牲的精神”之类语句是用抽象的写法；“他在战场上受伤临危时，口渴得厉害，卫兵找得一杯水给他喝，他翻身看见旁边躺著一个受伤发热的兵，自己就不肯喝，把那杯水传过去给那伤兵说：‘喝了罢，你的需要比我的更迫切！’”这才是具体的写法。仆人慌慌张张地跑去找主人说：“不好了！糟了！”他还是在弄抽象的玩艺儿，令人捉摸不著；等到他报告说：“屋里起了火，房子烧光了，小少爷没救得出来，老太太吓昏过去了。”他才把我们引到具体的境界。“少所见，多所怪，”本是常理，你就以常理待它，如耳边风听过去；到了“见骆驼，言马肿背”，你就一惊一喜，看见一个具体的情境活现在眼前。凡是完美的诗、小说或戏剧，里面所写的人物故事和心境，如果抽象地说，都可以用三言两语总括起来，可是作者却要把它“演”成长篇大作，并非不知道爱惜笔墨，他要把人物化成有血有肉的人物，把情境化成有声有色的情境，使读者看到，如在眼前。文艺舍创造无能事，所谓创造，就是托出一个意象世界来。从前人做寿序墓志铭，把所有可赞扬人的话都堆积起来，一样话在任何场合都拿来应用，千篇一律，毛病就在不具体。现在许多人写文章还没有脱去这种习气。你尽管惊叹“那多么美丽啊！”“人生多么悲哀哟！”“我真爱你，”读者却不稀罕听这种空洞的话，他要你“拿出证据来！”。
文学必以语文为媒介，语文的生展就带有几分艺术性。这在文字的引申义上面最容易看出。许多抽象的意义都藉表达事物的字表达出来。就如这里所说的“生展”和“引申”都是抽象的意义，原来“生产”、“展开”、“牵引”、“欠伸”却都指具体的动作。此外如“道”（路）“理”（玉石的文理）“风”（空气流动）“行”（走）“立”（站）“推”（用手推物）“断”（用刀断物）“组织”（编织丝布）“吹嘘”（以口鼓动空气）“联络”（系数物于一处）之类在流行语文中用来表示抽象意义（即引申义）反比用原来的具体意义更为普通。如果略知文字学者把流行语文所用的抽象字义稍加分析，他会发见它们大半都是引申义，原义大半是指具体的事物。引申大半含有比喻的意味。“行道”有如“走路”，语文的“生展”有如草木的“发芽长叶”。比喻是文学修词中极重要的一格。小则零句，大则整篇，用具体事物比喻抽象意义的都极多。零句如“人生若梦”，“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割鸡焉用牛刀”，“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秋风弃扇知安命，小灶留灯悟养生”之类，整篇如庄子的养生主、屈原的离骚、佛典中的百喻经、伊索寓言和英国邦扬的天路历程之类都可以为例。读者如果循例推求，就可明白比喻在文学作品中如何普遍，如何重要。
在写作练习篇中，我们已谈到文章的作用不外说理、言情、叙事、状物四种。事与物本来就是具体的，所以叙事文与状物文化比较容易具体。情感在发动时虽有具体的表现，内为生理变化，外为对人处事的态度和动作，都有迹象可寻，但是身当其境者常无暇自加省察；即自加省察，也尝苦其游离飘忽，不易捉摸。加以情随境迁，哀乐尽管大致相同，而个别经历悬殊，这个人的哀乐和那个人的哀乐，这一境的哀乐和另一境的哀乐终必有微妙的分别。文学不但要抓住类型，尤其紧要的是抓住个性。在实际中哀可以一哭表现，乐可以一笑表现；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哀只言哭，乐只言笑，就决不能打动人，因为言哭言笑还是太抽象。要读者深刻地感觉到某人在某境中哀如何哀，乐如何乐，就必须把它所伴的具体情境烘托出来。因此，言情尝须假道于叙事状物。美学家谈表现，以为情感须与意象融合，就因为这个道理。诗经里名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宛在水中央。”所写的是一些事物，一种情境，而所表现的却是一种情致。那种情致本身不能直接叙述或描绘，必须藉“蒹葭”“白露”“伊人”“水”一些具体的意象所组成的具体的情境才可表现出来。
在文学所用的四类材料之中，理最为抽象。它无形无声无臭亦无味触，不能由感官直接感触，只能用理智领悟。纯文学必为具体的有个性的表现，所以想把说理文抬举到纯文学的地位，颇不容易。理愈高深就愈抽象，也就愈难为一般人了解欣赏。像洪范、中庸、道德经、墨子的经及经说、佛典中的论、康德的纯理批判、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之类典籍陈义非不高深，行文却极抽象，不免使读者望而生畏。世间有许多高深的思想都埋没在艰晦的文字里，对于文学与文化都是很大的损失。有些思想家知道这一点，虽写说理文，也极力求其和文学作品一样具体。古代的柏拉图和庄子，近代的柏格荪和哲姆士，都是好例。他们通常用两种方法。一是多举例证，拿具体的个别事件说明抽象的普遍原理，有如律师辩护，博引有关事实，使听者觉其证据确凿可凭，为之动听。一是多用譬喻，理有非直说可明者，即用类似的具体事物来打比。“人相忘乎道术”颇不易懂，“鱼相忘乎江湖”却是众人皆知的。庄子多用寓言，寓言多是譬喻。战国策所记载的当时游说之士的言辞，也大半能以譬喻说理见长。最有名的是“画蛇添足”，“鹬蚌相争”，“狐假虎威”几段故事。区区数语在当时外交政治上曾发生极大的影响。战国时言谈的风气很盛，而譬喻是言谈达到目的所必由之径。刘向说苑曾经有这样一段记载：
“梁惠王问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若弹，则喻乎？’王曰：“未喻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这段话可以见出当时譬喻的流行，也把譬喻的道理说得极清楚！“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文学要用具体的意象说出抽象的道理，功用也是如此。
从梁惠王不欢喜譬喻一件事实看，我们可以知道譬喻要多说话，尽管是最有效的办法，却不是最简截的办法。分明只有一个道理，不直接说出，却要找一个陪衬来把它烘托出来，不免是绕弯子。但是人类心智都要由具体达到抽象，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大凡具体的写法都比抽象的写法较费笔墨，不独譬喻如此。抽象的写法有如记总帐，画轮廓，悬牌宣布戏单；具体的写法有如陈列帐上所记的货物，填颜色画出整个形体，生旦净丑穿上全副戏装出台扮演。前者虽简赅而不免空洞，后者有时须不避繁琐才能生动逼真。文学在能简赅而又生动时，取简赅；在简赅而不能生动时，则无宁取生动。这个道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穀梁传成公元年有一条记载：
“季孙行父秃，晋却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
这段文字的重复是有意的，重复才能著重当时情境的滑稽。刘知几在史通里嫌它太繁，主张在“齐使秃者御秃者”句下只用“各以其类逆”一句总括其馀。这就是把具体的改成抽象的，虽较简赅，却没有原文的生动和幽默。大约理智胜于想像的人对于文学中画境和剧情都不很能欣赏，而且嫌它琐细。这就无异于说他们的文学欣赏力薄弱。
具体的写法也不一定就要繁琐。繁简各有时宜，只要能活跃有生气，都不失其为具体。作文如绘画，有用工笔画法的，把眼前情景和盘托出，巨细不遗，求于精致周密处擅长；也有用大笔头画法的，寥寥数笔就可以把整个性格或情境暗示出来，使读者觉得它“言有尽而意无穷。”就常例说，作品的艺术价值愈高，就愈有含蓄。含蓄的秘诀在于繁复情境中精选少数最富于个性与暗示性的节目，把它们融化成一完整形相，让读者凭这少数节目做想像的踏脚石，低徊玩索，举一反三。著墨愈少，读者想像的范围愈大，意味也就愈深永。这道理在第一流史诗、戏剧和小说里都可以看出。荷马描写海伦的美，只叙述屈罗国一般元老见到她如何惊叹，是一个最有名的实例。
要写得具体，也并非堆砌具体意象就可以了事。貌似具体的作品还可以说是太“抽象”，因为它陈腐肤泛空洞。广告商标的图画非无具体意象，可是从艺术眼光看，我们不能说它具体，它千篇一律，没有个性和生气。作文使用意象，颇非易事。我们脑中积著许多陈腐词藻，一动笔就都踊挤上来。一提到美人就是桃面柳眉，一提到变化无常就是浮云流水、桑田沧海。写恋爱老是那一套三角场面，写抗战老是那一套间谍勾当。这其实和绘广告商标没有分别。我们所提倡的“具体”不仅是要用感官所接受的意象，而是要能把这种意象通过创造的想像，镕成一种独到的新鲜的境界，或是一个有特殊生命的性格。情境写得像水浒里的武松打虎或史记里的“鸿门宴”，人物写得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或曹雪芹的刘姥姥，我们说那才不愧为“具体的”。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经历的人物情境还没有那么具体，那么真实。只就这一个意义说，我们才承认文艺所创造的世界是理想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