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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新研究

始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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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古今国家间所不能避免的现象。然战争必须“始计”——首先确立周密的作战计划,诚以战争的胜败,恒决于此。五事七计乃作战计划的大本,此外,本篇又提供十余项所谓“诡道”的原则——政略、战略、战术的原则。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战争是国家最重大的事件,作战计划之良否,就军人说,是决定死生命运的分水岭;就国家说,是划分盛衰存亡的分歧点。所以在未战之初,非详加审察不可。

孙子与老子

孙子像点大炬火般地劈头揭出纲领,这种笔法,正和老子相同。这,倘若不加留意,也许看不出孙子的伟大。彼不说情感的话,而是极有组织地、合理地推论,悠然进笔,一字一句一节地顺着次序而建立他的战争哲理,从战争“下子”的开始,徐徐地变化和发展下去。老子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是告诫为元首与主将者不可因感情的冲动,而轻启战端,必须如《火攻》篇所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同时也暗示为元首与主将者要“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即说常要充实国防力(精神力与物质力),以达到“武装和平”;或进攻敌人,或抵抗敌人,不致招来失败之惨。总之,战争关乎国家与人民(军人)的安危与命运,有因战争而生而死者,有因战争而存而亡者,所以孙子于开卷的第一页,就用警告的口吻说“不可不察也”,而促人内省。

【孙子曰】子字,在中国古代有以美称男子,有以尊称教师或圣贤。有人说,中国古代子书多出于门生弟子的笔记或追记,其中所用的“子曰”(如“孟子曰”等),为弟子记录尊师语录之言,似今谓“先生说”之意。故《孙子兵法》篇首所用“孙子曰”,实可疑为彼(孙武)门生弟子笔记或追记所加。但据考证的结果,孙子十三篇实为孙武自撰以献吴王,彼并无开馆授教之事。又有人说,此书“孙子曰”三字,非孙武自用,乃后人加上以尊称之;献于吴王时,当不便自称“孙子曰”。至于《孙子》或《孙子兵法》的书名,亦为后人所题。编者赞成此说。

兵字的种种意义

【兵】字在此为战争的意思,原有种种的使用:(一)军队,例如“抗兵相若”;(二)军火(兵器),例如“弃甲曳兵而走”;(三)兵丁(兵士),例如“募兵”;(四)军事,例如“通晓于兵”;(五)打仗或战争,例如“开兵端”;(六)武力的支配,例如“兵权”;(七)军略(兵法),例如“兵者……”;(八) 战斗力(兵力),例如“兵强却败”。【国】由领土、人民、主权三个要素构成(倘若缺了某一个,就叫作“拟国家”)。换言之,有在一定地域内集合的人民,且有统治力的政府的存在,就叫作国家。但此书所谓的“国”,是指周王所封的王族与有功者乘着天子失了统治力后,肆意兼并弱国,身为诸侯,却僭号国王,而将其领土称为“国”的一种变态的国家。【地】与【道】含有界限意。

战争定义的种种

古代人著书与近代人不同,近代人著书于开卷第一章,照例先下定义,阐明本质,古人往往则否。孙子在这劈头,仅言战争的重要性,而于战争的定义则未下(后面也不下),也许是因为时代的关系吧。历来战争的定义有很多,有说:“战争是一方军队为得胜利,乃尽一切手段而取攻势的状态。”有说:“战争是权力的最后裁判,何则?因为国王与国家在地球上不被承认为一种最高权力,所以最终的裁判,非委于兵器之神不可。”也有说:“战争不外是人与人之间的最后暴行的继续状态。”不过大家一致推许的,乃为克劳塞维茨将军的定义,彼在其名著《战争论》中说:

战争不外乎以别的手段(强力手段)而进行的政治的继续……战争是决斗的进化。……因之,所谓战争是屈服敌人而实现自己意志所用的暴力行为。

但是,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克劳塞维茨以后,因为“社会的状态”发生了显著变化,所以把近代战争,单认作政治的继续,不问自己意志的是非而使用暴力,都是错误的。因此,便不能仅把以军队为主的武力行为当作战争的手段了。

国力战

今日的战争,构成于——伴着现在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白热化的——全国民生活的本身,即国民的各种生活悉成为战争的手段(即所谓国力战)。而区别这各种生活,则可以概括为四部门:第一,武力作战;第二,经济作战;第三,政略作战;第四,思想作战。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故在未战之初,即当计划战争之时,就要揣度我以下述的五事,即问我是否已具备这五种优越的条件,又拿下述的七计(自主孰有道,至赏罚孰明),以比较之,而寻出敌我的实情——敌我的优劣。于是,就可以预先推知胜败了。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五项。(详见于次节)

【故】字,孙子很喜欢用,于各篇中,共有“故”八十一个,“是故”十四个。又孙子亦喜用“必”字,于各篇中共用了四十五个,如“必胜”“必败”“必取”“必固”等。不待说,这是在加强语气,并显示立论真确,以建立铁的兵学。也可以说:孙子献策吴王,为求自己的见用,必须取信于吴王,故出以坚决的断言,不暇左顾右盼之意。再孙子亦喜用比喻,如各篇所用的“积水”“木石”“日月”“如风”“如林”“如山”“如雷霆”“处女”“脱兔”等。【经】是度意。【校】是较意。【计】应解为项目或条件意。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五事的第一项是道,道是什么?即元首或政府行道,可使国民与他(上)的意志一致,共同生死,人人燃烧着必胜的信念,不管在怎样的情形之下,都不怕危险。

道字的解释

【道】字有种种含义,如路、理、术、说、治、引、顺等,更在哲学上、经济上、政治上各有其意义。本项的所谓道,渊源于老子,表现于政治上,具体说,即统治者(元首或政府)对被统治者(民众)有道——施行善政。在古代,君主施行仁政,省刑薄敛,是谓有道。有道方能“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孟子》中亦有同意义的记载。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按:我国古代政府采取征兵制度,士兵是从国民中抽出的壮丁,所以民即兵,兵即民,好比现今列强所采取的“全国皆兵主义”。但《孙子兵法》《孟子》所谓“民”,非仅指一部分兵卒,且指全体国民。)

在现代,元首或政府厉行廉洁政治,救济失业人口,改善人民生活,改良社会制度,发展产业与文化等,总之,为人民除痛苦,谋利益,是谓有道。这样,人民便信仰政府,形成坚牢的团结力,若政府为正义而战,或为民族生存而战,乃动员他们去作战,他们必定服从命令,踊跃牺牲,不畏避,不叛变。总之,道的目的,在使民族一致团结,或举国一致。

道与精神力

战争的胜败,关乎民族精神的一致团结与否至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将鲁登道夫于一九三五年,发表《总体战》一书,是书为彼一生兵学研究与作战经验的结晶,其中反复阐明民族精神的一致团结为全体性战争的基础,彼说:“一国之国防力,植根于其民族中。国防力为民族中之一种成分,视其民族之物理力、经济力及精神力之大小以定,而全体性战争中之国防力之大小以定,其中尤以精神力为重要,所以使民族武力一致团结者为精神力,所以能在为争民族生存之全体性战争中支持日久者,视其精神力。此项战争,非今日始而明日终,可以迁延至极长之年月。今日世界上任何国家,咸知军备与军人教练、军人武装之不可缺,然所以决定其为民族生存之战争之胜败,则视此精神力。唯有此精神的一致团结,然后其国民对于前方军队常有新精神力之灌输,且为国防而工作,而能在极艰难之战争中,与夫敌方之攻击中,尚存有战胜与克敌的决心。”而其所以使民族一致团结的方法,彼站在德国的立场上,则主张实施种族政策、宗教政策(以种族本位之上帝观念为基础),并改善国内经济状况,肃清政治上的弊病等。孙子以“道”的方法达到民族的一致团结,鲁登道夫则以上举的方法达到民族的一致团结,方法虽因时间与空间的不同,有所差异,而其目的则一。孙子于五事、七计中,均列道于首位,而鲁登道夫则以精神力为全书的中心。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五事的第二项是天,即利用阴阳、寒暑、时制而相机作战的事情。

迷信的利用

即公元一五六〇年,明嘉靖三十九年。 【阴阳】是昼、夜、朝、暮、风、雨、晦、明意,但亦有解为鬼神、卜筮、扶乩等阴阳说意,这是迷信的,而孙子乃一破除迷信大家。彼在《九地》篇说“禁祥去疑”,又在《用间》篇说:“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据此足证其误。不过,聪明的主将,间亦有因士卒人民的心理而利用迷信以鼓舞斗志的事。例如日本永禄三年 ,桶狭间之役,织田信长拜谒热田神官用钱占卜说:“出现的是钱面则吉,钱背则凶。”那时,出现的全是钱面,所以士卒皆大欢喜,踊跃地向桶狭间杀去,结果大胜。殊不知,这钱,乃织田信长预先铸定两面俱为钱面的。至于全凭迷信作战,那必败无疑。

德军的失败

【寒暑】在古代,可用《司马法》上说的“冬夏不兴师”一语说明。诚以在防寒防疲设施尚未完善的时代,是最忌酷寒酷暑作战的。冬夏之战,往往病死者比战死者要多,即使在科学发明的现代,依然尚未做到“天时的征服”。例如此次苏德战争(此处指莫斯科战役),以科学发达著称的德军迫近莫斯科之际,因困于严寒无情的“冬将军”,便不能前进了。

寒带演习

唯美国近来对防寒装备似有相当办法,如美军曾在荒凉之阿留申群岛及阿拉斯加等地举行寒带作战演习,该地温度曾达零下六十度,美军借低温检测射击武器、雷达(无线电探测器)、无线电信及坦克、飞机等所受的影响,而谋改进,并拟在北极冰山上建立机场,以防御来自北极对美攻击的敌人。巴黎的报纸说:“北极区域在任何未来的战争中,将占一重要地位。”不过这要看将来防寒问题能够解决到什么程度。

军事气象学

【时制】总括四季、风、雨、云、雾、霜、雪及天体的变动所带来的气象。总之,本项俱属于气象问题。关于气象的研究,在古代有半正确不正确的天文学。在现代,则有气象学。气象学为研究天气变化的科学。而应用气象原理于战争的学问,则为军事气象学。气象与军事(尤其是空军、海军)有密切关系的,如炮兵的发弹,化学部队的施毒,飞机队的轰炸,以及军舰的活动,都非先知当时的天气变化不可。又如士兵卫生的设施,军需材料的备置,军械运输的策划,以及海港、空港的选筑,都必须熟知各地的气候,方可着手。欲预先测知气象的变化,则须仰赖各种科学仪器,如气压计、温度器、湿度器、风向器、风力器、雷达(现此器已能探知二百里外的暴风雨,及在十小时前便能预知天将下雨)等。而于军中欲详知气象,除尽量自备这些仪器外,尚须与各地气象台合作。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所谓地是从根据地到战场的远近,战地的险隘与平坦,战线的延长与广狭,以及或可以退却的生地,或不能退却的死地。即根据此等条件而从事作战的研究。

本项详见《行军》《地形》《九地》诸篇。其在现代,则为地形学的研究内容,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及模型图的研究。

地理与军备

一国军备与其地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凡大陆国家看重陆军的建设;海洋国家着重海军的建设;至于空军则附属于海陆军,依其状况而定多寡。例如英国是海洋国家,故彼的主力在海空两项,而陆军次之。法、苏是大陆国家,所以它们的主力在陆空两项,而海军次之。美国既为海洋国又为大陆国,故建设有世界最强大的陆海空军,这是由于其拥有最大的财力、工业实力,非他国所能仿效的。

地形与攻守

至在攻守上,克劳塞维茨将军说得好:“地形为战略的一个要素,影响于攻守很大。”(见拙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又说:“地理影响于战略如此重大,但仅以此而欲取得战胜则不可能。地形是死物,有待于利用,战胜是依于战斗的胜利而获利。”(见同书)但现代武器威力的增大,已使地形减小了障碍力,不似昔日于战略战术的影响重大了。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五事的第四项是将,即说为将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要素。

【智】是多谋,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负于千里之外。【信】是不欺,信赏必罚,财政公开。【仁】是仁爱,爱士卒,爱人民。【勇】是不惧,沉着应战,身先士卒。【严】是宽之反,态度严正,纪律严明。这五个要素,亦被称为“五才”或“五德”,然欲求同时具备这五个要素的将帅,殊非易事。大凡长于智者,往往短于勇;长于勇者,往往短于仁;长于仁者,往往短于严。此曾国藩所以有“招兵易,选将难”之叹。自古偏才之将多,全才之将少。其在我国,除孙武、诸葛亮、李靖、岳飞、戚继光诸人外,实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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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以《操典》《纲要》《规则》

《步兵操典》上说:“各级干部为军队指挥之枢纽,士气团结之核心。故凡事必须率先躬行,与部下共同甘苦,而使之尊信,且于战斗残酷之际,尤须勇敢沉着,从容指挥,以打破其艰险困穷之环境,使部下信仰弥笃,视若泰岳,乃能克敌致果完成使命。”

《作战纲要》上说:“指挥官为军队团结之中心,其德威之高下,影响于士气之消长者甚大。故指挥官必须具有高尚之品格,勇毅之精神,坚确之意志,卓越之识见,使一言一行,足为部下所矜式。凡事尤贵率先躬行,与部下共甘苦,而获得其爱护与尊信,以树立统御之基础。”

《军队内务规则》上说:“上官为部下之表率,故宜修养道德,增进学识,高尚品格,明公私之别,以大公处事,于严守法规中,须寓有爱护之意。待遇部下当情同骨肉,使部下真心爱戴,诚恳悦服。如此则上下相感,意志互通,虽不期部下之信赖,而信赖自集于一身。及至死生危难之间,终克为部下景仰之中心,是乃得众望之道,而统驭之要诀即在于斯。”

《作战纲要》所说的“卓越之识见”,可以当孙子的智。《军队内务规则》所说“上下相感,意志互通”,可以当信。“待遇部下当情同骨肉”,可以当仁。“严守法规”,可以当严。《步兵操典》说“于战斗残酷之际,尤须勇敢沉着,从容指挥,以打破其艰险困穷之环境,使部下信仰弥笃,视若泰岳”,可以当勇。这正是说明古今将帅应具同样的要素。关于主将应具的要素及应负的责任等,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及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两书中,论之綦详,读者可参考。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最末一项叫作法,分为曲制——军队的编制,官道——各官的服务规律,主用——军费,即军需品的三种,属于军制。

古代的编制

【法】为军制意,其范围包含军政、军令、军法三大部门。【曲制】——部曲的制度,类似现今部队的编制,分为平时编制与战时编制。战术单位为营,战略单位为师。我国古代军队的编制: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五十人为队,百人为曲,二百人为官,四百人为部,五百人为旅等。又我国古代的战斗序列,据美国军事家吉布索的考证,弓队列最前线,枪戟列第二线,其次为车队,再次为步兵、中军(左翼、右翼)、骑兵、辎重等。【官道】——各官所奉行之道,即在其职务上所应遵守奉行的各种法规,以及升迁赏罚等事项。【主用】——军队的主要用度,如军费、兵器、弹药、粮食等。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上述五事,凡为主将者虽已听过,但求其能知能行的,那就难了。故能知能行的(即能取得人和,利用天时与地利,善选择将才,健全军制等),就可取胜,反之则败,这是战争的基本论。

【将】在我国古代有主将及偏将、裨将之分。主将如今之总司令、总指挥等。偏将如今之军、师长等。裨将如今之参谋长等。本书中将字很多,有的指主将,有的指偏将或裨将,有的统括一般将官,这是读者要注意的。【知】孙子所用知字,多含能行意,即能知能行意。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解释见前。

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双方的元首,谁是有道的(有道则得人和,内部团结);将帅哪方有才能(以智、信、仁、勇、严为标准),哪方无才能?天时地利哪方是有利的?切实执行法律命令的是敌国或我国?兵士多寡与其武器精劣的比较情况如何?教练熟的与不熟的分别是哪方?哪方赏罚严明,哪方乱赏滥罚?若比较计算这七项,则在未战前,就可以断定胜负了。

本节,在今日观之,编者以为应补充三项:(一)财政孰足,(二)生产(农工业)孰富,(三)外交孰利,未审读者以为何如?虽然孙子在后面各篇中,亦已提到外交及财政经济诸端。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战争之事,在乎将领得人。将领(指偏将、裨将)倘若听从,力行我(主将)的计划,用他必可操左券,这样,就留下以为手足。反之,不听从我的计划,即意气不投,喜欢自由行动,必致偾事,那非把他辞退不可。这样,才能上下一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进而争取战胜之果。

服从第一

孙子所谓“听”与“不听”,不外是说下级军官对上级长官的服从问题。鲁登道夫亦有同样见解,他在《总体战》上说:“今后主帅事权之统一,较之昔日世界大战,尤为进步。主帅应要求方面或大军军长或军团长之直接于主帅者,绝对服从其命令,同时对于此外之不直接者,原以颁发特定命令为限,亦可提出绝对服从之要求。其为方面大军,军长与军总司令者对于其所属部队,亦可提出同种之要求,唯如此而后有统一动作之可言。一九一四年八月,下级司令竟与上级司令冲突,妨碍上级意志之实行或迟延之,此万万不可者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高统帅部常以决定之权委诸军团司令部代行,且发下模棱两可之命令(如临机酌辨字样),致令劳林方面之第六军与一九一四年九月九日第一、第二两军陷于罪戾。此亦万万不可者也。盖各方大军得向中央要求明显之命令,犹之元帅得要求各军之绝对服从也。假令下级将官认为中央命令有难以执行之处,则电信往还亦甚便利,自可请命中央予以变通。此所言者,非为下级将官之不服从开方便之门,乃正所以求作战行动之统一也。余本于实战之经验,要求全体将官对于主帅之绝对服从,惟在绝对服从之范围内,许以多少之独立性。在此基础之上,主帅乃能确保其意志之贯彻。”(余所著《战时之不服从》一书中,力言统帅权受下级司令抗命之害,可参考而证之。)

选将应有的注意

不论任何名将,个性的一长一短,在所难免。故当军司令部等编成时,就要配以长短相补的幕僚。孙子的所谓“阴阳”,我想:在这种情形下,也自有其真理吧?又,任何国家,虽然没有故意用必败之将的事,但出乎意料,耸于本人的虚名、声望及其他种种的对内事情,也有误认必败的将帅为必胜的将帅的情形。例如,战国时代,赵中秦的反间计,误认名将赵奢之子赵括会谈兵而为良将,用之将兵抗秦,结果战败。原来兵学是活物,战略战术大家,往往在实战上,变为格外的拙手,这是要注意的。本节,张预曾臆解为:“将,辞也,孙子谓:‘今将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去之他国矣。’以此辞激吴王而求用也。”

——尾川敬二《孙子论讲》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主将根据上述五事七计等项,制定有利计划,部下诸将领已经听从。因内部意志已趋一致,作战计划亦已确立,所以就转而着手于外部工作。于是,就努力把周围的形势,导致有利于我军事行动,而从外部以佐助之(如行反间,播谣言,或高唱正义,以造成舆论,及运用外交手段,以取得邻国的同情声援,而使敌国陷于孤立等)。所谓势者,即依我利益的所在,采取权宜的处置方法,而不拘束于常法。

【因利而制权】权字,原为秤锤意。锤在秤上,因物体的轻重而起变化,是为权衡,借用甚广。制字应解为处置或解决意。

不能佐外举例

鲁登道夫在他的《大战回忆录》一书中,曾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说:“德国对于敌人之注意于后方作战,既自有所感觉,岂不应用此有力武器,反加诸敌人之身乎?敌国图所以动摇吾国之精神团结,吾岂不应用同等之方法以对待之乎?这种战斗法,可谓为由内而外之法,先由后方下手,再及于中立国,更移而至于前线。当然吾德国之不如人者,在其缺乏一种宣传之辅助法门,及对于敌做饥饿封锁以动其人民是矣。”这是德国主将不能“为势佐外”的写照。

兵者,诡道也。

兵法是奇诈的术策,不是正经的伦理道德。

诡道的真谛

《军争》篇亦说:“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下述十余项,便是诡道,即战略、战术与政略,在现代国防作战上,可资借鉴。

本项的解释,昔人有此说:“诡是欺诈,道是方策。用兵虽本仁义,然制胜必在诡诈。古之良将,未有不好计谋,取方便。”

又有此说:“不仅诈敌,且诈我士卒,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所谓对敌或对内,均用诈术,虽不光明正大,但“兵者,诡道也”,是斗力,同时也是斗智——这样解释方为恰当。战术原是一种权谋,不论怎样说法,都是大同小异的。

“王者之兵,以仁义为本,故不用诈。”这样说,简直是诡辩。用兵——有正亦有奇,有体亦有用,有常则亦有变则,一至兵刃相见时,就非用诡计而求易胜不可。

不要把诡道曲解为“诡与道”,诡道一定是欺道,权道,变道,奇道。

战争是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而欲用此手段,必须抱有伟大的政治目的,或为正义而战,或为和平而战。

故能而示之不能,

自己有才能的,表面却装着无才能的样子,使仇己者安心,这是就个人处世而说。我军有能战的力量,破敌的战斗能力,在表面上却装作怯弱而不能战的模样,以引诱敌人,或待机而动,这是就战略战术而说。就一国的国防而说,现在各国为准备将来的战争,其兵器装备及兵员的素质等,都是绝对保守秘密的,这是准备战争一爆发时,即出乎敌的意表,挟其优越的战斗力,以决胜负于疆场。自此项起,共有十二个“之”字,均指敌方。

用而示之不用,

已有用兵的决心,表面却装作不用的样子,使敌不备,乃乘隙而攻之。

艾森豪威尔将军于一九四四年为登陆诺曼底,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乃先用空军轰击丹麦与加来之间的地区,使德军以为盟军将由那里登陆,把大部分兵力调至离诺曼底很远之处,遂得乘虚侵入,完成史无前例的大登陆,可为例证。

近而示之远,

攻击敌人之期已迫近,却使敌人以为尚未迫近,甚至以为没有开战之意,使敌忽于准备,而乘其隙。

日俄之役

据日本学者的引证,日俄之役时,日本于最初已决意与俄开战,但不显露于表面。当时国民同志会、学者们、国民等都是催促立即开战的,而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却不轻于表明意旨,但一旦决定断绝国交,瓜生舰队即不失良机地击沉俄舰两艘于仁川。

远而示之近,

欲夺取远的城市,而装作夺取近的城市;或要从远的他方退却,而示以从近的此方退却,使敌方集中主力于此方,而得以乘隙脱离敌人。

拿翁退却

一八一二年之冬,拿破仑惨败于俄京,在退却的途中,侦知鲍里索夫的桥梁已被敌方占领,乃留二万四千兵于乌迪诺将军,命其向鲍里索夫以南移动。乌迪诺将军故意修筑道路,播散流言,努力把俄军的先锋、主力集中于此方,俄军竟上其当。于是拿破仑便乘隙架桥于斯图蒂扬卡的东方,完成全军的渡河。

利而诱之,

饵以小利,取其大利。

具体来说,弃一方而取他方,牺牲一部队而令其他部队取胜,这是战场上常有的事。

至于以金钱爵位收买敌人投降,在历史上亦不少。

乱而取之,

要运用种种术策,以扰乱敌军敌国,而得乘隙攻取之。

如今日所谓游击队、“第五纵队”等,便是此项任务的执行者。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京伦敦《每日邮报》的社长诺思克利夫操纵着协约国的新闻,对德内部,大播不利的宣传,使德国前方受着铁弹,后方又受着纸弹。后来德国虽知讲求对策,但已太迟了。因此,内部加紧崩坏,虽有精锐的前线部队也用处不大了。

实而备之,

敌军兵强马壮,我则严阵以待。

亦可以解释为:敌国的军备充实时,我非特加防备不可。例如今日列强发展重工业,制造新武器,构筑要塞,陈兵国境等事。

强而避之,

敌强,则暂避其锋锐,而等待时机。

例如一八一二年俄国对拿破仑侵入的军事行动。至于后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或“锐卒勿攻”等,均与此项意义相近。

怒而挠之,

这是说要激怒敌军,以扰乱其理性,使其陷于轻举妄动,我方有机可乘。

但必须敌将是刚戾的、躁急的,方得用此计。不然,也是徒劳。例如诸葛亮试赠司马懿以巾帼妇人之服,而懿不为所动。

卑而骄之,

我采取谦逊懦弱的态度,使敌骄慢。

例如赤壁之战,黄盖欺骗曹操的手段。——见《三国志》。或采取退却行动,使敌骄慢,例如孙膑用减灶计,以欺庞涓。——见《史记》。

佚而劳之,

敌军驻扎一地,兵力充实,给养丰足,安闲以蓄其锐气,将为所欲为,是谓“佚”;而使之疲于奔命,是谓“劳之”。

其法:或用空袭,或行夜袭,或威胁敌后,或示以进攻敌线之状等。

亲而离之,

这里所谓“亲”,不仅指君臣将卒间的相亲,国与国间的相亲也包括在内。凡此敌人,均要设法离间之,使其孤立崩坏。

前者,如楚汉之争,汉之对范增。后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用外交手腕,把同盟军方面的意大利,拉到协约军方面来。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无备与不意,均为敌之虚——《虚实》篇之所谓虚,即前者为有形之虚,如某点、某地之虚;后者为无形之虚,如意中所忽略之事,或想不到之事;乘此虚而攻之,定可百战百胜。

《作战纲要》说:“攻击愈能出敌不意,其成果亦必愈大。”又说:“作战必须常立于‘主动地位’。为达到此目的,凡我军之企图计划与行动等,尤须‘严守秘密’,全军相戒,然后能以疾风迅雷之势,出敌不意,使敌不遑应付,乃奏临机制胜之效也。”

太平洋之战的佐证

于此,在过去太平洋战争中,有两个例证:一为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一为美国使用原子弹空袭日本。前者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消灭殆尽(据美方公布,被击毁主力舰5艘,驱逐舰2艘,其他1艘;重伤主力舰3艘,轻巡舰3艘,驱逐舰1艘,其他3艘;被击毁飞机188架,伤159架),并延长其反攻时间达两年之久。后者使广岛、长崎损失不可计数,并促使日本提前向盟国投降。否则各为对方先知,严加戒备,绝难产生这种惊人的效果无疑。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上述各项,均为兵家制胜的要谛,但是战争之事,不测的状况常突如其来,极其千变万化,要临机应变,到底不能预先一一传授。亦有解为:兵家之所以取胜,因为所用的是诡道,要绝对秘密,不可于事前泄露,致传闻于敌人。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在未战之初,元首召集军事要员,郑重会议于庙堂之上,以决定作战计划,即检讨上述五事七计以决定作战计划,这计划的良否,足以决定战争胜败。申言之,未战之初,其计划已足胜敌的,是由于计划周密,败者反是。即一战则必胜,一战则必败,至于没有计划的,更不用说。故依此观察,于战前就可预先判知谁胜谁败了。

【庙算】兴师为国家大事,在古代,君臣必先谨告于祖庙,并在庙内会议军事:一为求祖先的佑助,二为统一君臣的意志,三为防谋略的外泄。此时,基于彼我的考虑比较,而定出作战的基本计划,即为“庙算”。【多算】是周密的计划或成算。

四大例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书“八年”同此解) 【少算】是疏漏的计划。计划的疏漏者战则必败,在近代战史上可找到两大实例:一为日俄战争中的俄国,一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德国对协约军的作战,当初参谋本部计划一年便可结束战事,因之,对于物质不做充分的准备。殊不知,战争时间延长,超出他们计划,终以物质的不足,产生恐慌,引起内部的革命,便乞和了。俄国对日作战,战前没有计划到西伯利亚铁路单线运输的不足,与波罗的海舰队东航的疲劳,交战后,海陆军大败,只得屈服。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亦有两大实例:一为日本进犯我国,原计划以三个月攻占我国首都后,便可结束战争,未料战事竟延至八年 之久,反为我国取得最后胜利。次为德国攻苏,希特勒亦计划以三个月征服苏联,未料莫斯科未攻下,即遇“冬将军”,陷于胶着,翌年进兵斯大林格勒,又遭惨败,一直被苏军追杀到柏林。于此,可见一国对外作战计划是不能错误的,一错误即失败,而亡国随之。所以孙子于开端便大声疾呼道:“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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