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兵学是为了和平，而不是为了战争。
战争是社会的病态，和平才是社会的常态。
战争仅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平才是政治的真正目的。
吊民伐罪、救国救世就是为了和平。
一、《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的最古兵书，列于“七书”中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的唯一最古兵书，为春秋时代吴王阖闾之臣孙武所著。在中国向称黄帝轩辕为兵法的始祖，于《事物纪原》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相传黄帝得其相风后氏授予《握奇经》，用以征伐而统一天下，孙子在《孙子兵法》的《行军》篇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似乎可窥黄帝兵法的部分内容。但黄帝的兵法是怎样的呢？因为失传，不得而知。
在《汉书·艺文志》道家之部，记载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为吕望撰），其中含有兵法八十五篇，即周初的功臣太公望——吕尚也有著述的兵书，惜亦失传；至于现存的《太公六韬》，迭经学者证为后人所假托，已无可疑。其他，于《孙子兵法》中所引证：或“兵法曰”，或“ 《军政》曰”，由此亦可想见当时流传有不少古兵书，但那是怎样一类的东西呢？亦因失传，不得而知。
原来文武是经国的两翼，中国以四书五经为文经，故把有力的兵书，称为兵经或武经，以匹配之。其中，最被重视的兵书是《孙子兵法》。
汉唐以来，把兵书当作武学生的教科书。我们看《后汉书》所记“立秋之日……兵官皆习孙吴兵法，六十四阵”以及《宋史》所载“习七书兵法，骑射”等语，便可了然。且兵经之称，早见于《战国策》，《隋书·经籍志》也有《孙子兵经》二卷的记载。至称武经，则以唐代注释《孙子兵法》的杜牧为最早，其诗说：“周孔传文教，萧曹授武经。”又从《宋史》所记“圣朝稽古，崇兹武经”以及早年宋曾公亮等撰《武经总要》诸书来看，可知唐宋以后兵书被称为武经。
再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所载，宋元丰中宣布《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为武学所用兵书，号称“七书”，此乃“七书”名称的起源。后来，国子司业朱服曾改其次序为《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黄石公三略》。又宋王应麟的《小学绀珠》曾把《三略》《六韬》置于《尉缭子》之后，《李卫公问对》之前，故“七书”次序的编排，因人而异，并无一定的标准。在“七书”中，《六韬》是假托的，已述于前。且《黄石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亦为杜撰，《吴子》《李卫公问对》也没有《孙子》那样的真确性。实实在在只有《孙子兵法》才是东方唯一最古老而最可信的兵书。
二、孙子及其著书的真确性与世系
孙子的传记，见于《史记》卷六十五，名武，齐人；《吴越春秋》书为吴人，其世系等则没有说明。宋之硕儒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载：“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无宇，无宇子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冯，字起宗，齐卿，冯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作乱，奔吴为将军。”
校订《孙子十家注》之清乾隆进士孙星衍亦言此：“孙子盖陈书之后，陈书见《春秋传》，称孙书，《姓氏书》以为景公赐姓，言非无本。又泰山新出孙夫人碑亦云与齐同姓，史迁未及深考，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即孙子是从唐代之乐安郡，即清代之山东省武定府，今之惠民县附近，奔吴为将，是可信的。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而《左传》，于吴破楚时仅言伍员（字子胥）之事，不记孙武之名，使叶适与陈振孙产生怀疑。前者说《孙子兵法》之书为春秋末战国初的山林处士所作；后者则说，尚未知其果为何代人。
甚至亦有说《孙子兵法》或是古书，根本不信是孙武所著。更有学者梁启超于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现存十三篇之《孙子》，旧题春秋时吴之孙武撰。吾侪据其书之文体及其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虽然，若谓出自秦汉以后，则文体及其内容亦都不类。《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 吴孙子’则春秋时之孙武，‘ 齐孙子’则战国时之孙膑也。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作，则可谓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书》等，性质亦略同，若指为管仲、商鞅所作则必伪，然其书中大部分要皆出战国人手。”
这是现代学者的一种流行倾向，然亦不过仅凭文体思想，断定《孙子兵法》不是春秋时代的产物而已。但依我的考察，《汉书·艺文志》所载孙子著述兵书八十二篇，除现存的《孙子兵法》以外，一定尚有许多冠以“孙子”之名的篇目——其著者是何时何人呢？特别可以想起的是战国时代齐国的孙膑，他的著作，被一括地称为《孙子》而传下。孙武的子孙——孙膑祖述祖先的兵法，那是应当，把这一括地称为《孙子》而传下，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史记》载：“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此兵法即孙膑的兵法，换言之，《齐孙子》的存在毋庸置疑。因此，我以为《汉书·艺文志》所谓《吴孙子》《齐孙子》俱是真确的，而梁启超指为孙膑所作则不对。倘若说《孙子兵法》十三篇的语句，间有为后人加者，非全属原著，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以一小部分的怀疑，而把全部断为战国时代产物，实无理由。总之，在前汉著作《史记》的司马迁凭当时所传的有力材料而言明《孙子兵法》为孙武所撰，此外确再没有足以推翻它的有力证据了，所以轻易地断其为伪撰，那是不对的。
第一，凭《越绝书》载：“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
第二，凭《左传》的不记名，便有人说孙子为吴国客卿，帮助推荐自己的伍子胥，而每战运筹于帷幄中。
第三，又凭《史记》载“……孙子与有力焉”等记述，便可相信《史记》所载：孙子为求吴王阖闾之用而著是书。
总之，孙子的世系出于齐之陈氏，因齐乱而奔吴，献此书于吴王，得其信用，被任为客卿而建伟功无疑。东方兵学之祖孙子，其帷幕献策的事迹，实与《战争论》的著者，西方兵学的创始人克劳塞维茨（德国人，曾做沙恩霍斯特将军的幕僚，及普鲁士第三军团参谋长等职）以幕僚长身份立功的事迹，形成趣味的对照。
三、孙子的传记
孙子的传记，均见于《吴越春秋》与《史记》。《吴越春秋》所记载孙子见用于吴王阖闾的话，虽与《史记》的大同小异，却近于小说家之言。《史记》把孙武、孙膑与吴起三人合为一传，名曰《孙子吴起列传》，其关于孙武的记述如下：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且孙膑亦成为本书的著者之问题中人，因其兵法祖述孙武，特录其传记于下，以供参考。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至。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
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将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能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这是《史记》中关于孙膑的记述，其中，既载孙膑引本书的《军争》篇之句“百里而趣利者……”，更在最末说“世传其兵法”。依此观察，我们可以判断本书与孙膑的著述是有区别的了。
四、《孙子兵法》是完书，且为自撰
现存的《孙子兵法》为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录吴王阖闾之言，亦称为十三篇。但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梁阮孝绪的《七录》之说“ 《孙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卷”而解答《汉书·艺文志》与《史记》所记篇数不同的问题。
又，唐杜牧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主张删约说。实际，除十三篇外，称为“孙子”的各种遗文是有流传着的，如郑玄的《周礼注》有：“孙子八陈，有苹车之陈。”《隋书·经籍志》载有《孙子八阵图》一卷，《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二卷，《孙子兵法杂占》四卷，《孙子战斗六甲兵法》一卷。《唐书·经籍志》载有《吴孙子三十二垒经》一卷（还有《孙子算经》三卷，谓孙武撰，实后人假托，旧有李淳风、甄鸾注，今佚）。又，《吴越春秋》《通典》《何氏注孙子》《太平御览》《潜夫论》《文选注》《周礼注》《隋书·经籍志》等书，均录有吴王与孙子的问答，或单独孙子的话。
即公元七六〇年，唐肃宗上元元年。 其在日本，于《续日本纪》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四年 十一月之条，曾有关于命令大宰大贰（官名）吉备真备学习《孙子兵法》之《九地》及“结营向背”的记载，按《九地》见于十三篇，但可当为“结营向背”之篇则无，故可相信当时传往日本的《孙子兵法》比现存的更多，即《史记》所说的十三篇为孙子手著，以之求用于吴王，已可明白。其余诸篇，或为彼自撰，或为侍从者所笔记，或为后人所假托，则不得而知。
但依前述，我想：战国时代孙膑等人的著述是统括地被称为《孙子》的。总之，不论如何，除西汉司马迁所记“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外，纵有其他遗文，现存的《孙子兵法》，我却始终认为是一卷独立的完书，从《始计》至《用间》——篇次有序，立论有体，孙子的真意尽在是书了。
五、孙子著述的动机
孙子究竟师何人而学兵法呢？却不清楚。但从彼的祖父孙书为齐将，伐莒有功这点看，则可知其生长于通晓兵事的家系。《孙子兵法》十三篇，据《史记》所载，是以此而求用于吴王阖闾。而推荐彼于吴王的人，据《吴越春秋》所载，则为当时仕于吴的楚之亡将——伍子胥。
《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著，虽近乎小说家之言，但全然虚构，想未必是。该书述吴王“登台向南风而啸，有顷而叹，群臣莫有晓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荐孙子于王。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鉴别，知孙子可以折冲销敌，乃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
总之，孙子为求用于吴王，特著是书，据《史记》所载“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已可了然。即魏武之序亦断定：“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且在孙子原文中亦有许多可信的考据，如《虚实》篇说：“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九地》篇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等，这样引用吴之敌国——越为例，我们也可以解释：为激动吴王而求用己。
由上而观，孙子著作本书的动机是很明确的。
六、《孙子兵法》的注释书
《孙子兵法》的注释书，以魏武帝即曹操之注为最古，《汉官解诂》说“黄魏琐连，孙武兵法”，就是指此。自此以后，唐宋诸代迭有注释书出现，宋吉天保集曹操及其他九家之注，编《十家孙子会注》十五卷，所谓十家——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陈皞，六、贾林，七、宋梅尧臣，八、王晢，九、何廷锡，十、张预。经清代孙星衍校订的十家注为佳本，世人多爱读之。又有三家注，如唐纪燮集孟氏、贾林、杜佑之注。五家之注，如贾隐林集魏武、杜牧、陈皞、贾隐林、孟氏之注。杜佑为杜牧的祖父，他并没有注释《孙子兵法》，不过他著有《通典》，引用了孙子的话，加以训释。
此外尚有宋郑友贤的《孙子遗说》一卷、明刘寅《孙子直解》三卷、茅元仪的《武备志》中有《孙子兵诀评》一卷及赵本学《赵注孙子兵法》五卷、清郭伟的《孙子金丹》六册、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三卷、魏源的《孙子集注》等百余种。降及现代，虽有人作新的注解，但为数亦不多，佳者尤少，于此不能不令人感到近代中国兵学的落后。请看《孙子兵法》在日本：
据日本人的考证，《孙子兵法》为吉备真备从唐携归，传到日本。自此而后，注释之者风起云涌，有：林罗山的《孙子谚解》、山鹿素行的《孙子谚义》、荻生徂徕的《孙子国字解》、伊藤子德的《孙子详解》、新井白石的《孙武兵法择》、佐佐木琴台的《孙子合契》、犬饲博的《孙子活说》、筱崎司直的《孙子发微》、河田东冈的《孙子句解》、佐藤一斋的《孙吴副诠》、藤井节斋的《孙子口义详解》、平山行藏的《孙子折衷》、三上致之的《孙子集说》、吉田松阴的《孙子评注》、尾池宜卿的《孙子》等。
其见于“七书”的有：冈重秀的《七书正义》、中村经年的《七书童观抄》、神田白龙的《七书俚谚抄》（内有《孙子兵法》）等。其中则以徂徕、松阴之注最为流行于世。
降及近时，阿多俊介的《孙子之新研究》于一九三一年面世，顿开注释上一新面目。于此书的前后，在军人著者方面，有：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的《孙子御进讲录》（着重于海军用兵法方面的研究，为教授日本天皇而作，非卖品）、辎重兵大尉冈本茂的《古代东洋兵学·孙子解说》、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尾川敬二的《孙子论讲》等。
在哲学家、政治家著者方面，有：北村佳逸的《孙子解说》、福本椿水的《孙子训注》、坂井末雄的《孙子评释》等。有作一般的研究，有着重于哲学的研究，有着重于政治外交的研究，有着重于海军理论的研究，有着重于战史与名将言论的研究，有着重于近代战争理论的研究，有着重于战斗纲要的研究，其研究的成果，每多至数十万言，务将为这部古代的兵书，注入新的内容，使其适用于今日的时代。
《孙子兵法》已成为世界的学问了，世界各国均有其译本、注释书，除上述诸书外，目下我还看到翟林奈、卡尔斯罗普军官两人的英文译本。近来我国亦有一种英译本，译者郑麐。
七、《孙子兵法》的基本原理
我们研究某种学说，或某种著作，最重要的是寻出它的基本原理，或根本思想。《孙子兵法》的基本原理是怎样的呢？《孙子兵法》十三篇仅有六千余字，而近时日本人作现代化的研究，竟达数十种，数百万言。
一九三五年春初，我在日本热海养病时，于无意中，读到北村佳逸的《孙子解说》，大为惊异，春初返东京，即陆续购全是类注释书，以供参考，着手编著《孙子兵法新研究》，一直到了是年十月间，第一次草稿方告成。告成后，复以疾病缠绵，整理无力。但以不时地回想，于无意中发现了它的十大基本原理，即解剖《孙子兵法》的结果，主要可分为这十大原理，其中不管篇名怎样不同，言词怎样差异，而归纳起来，不外是这十大原理的发挥。《孙子兵法》的构成在此，《孙子兵法》的伟大亦在此。
十大原理——（一）先知原理，（二）计划原理，（三）自然原理，（四）求己原理，（五）全存原理，（六）主动原理，（七）利动原理，（八）迅速原理，（九）秘密原理，（十）变化原理。现略述如下：
（一）先知原理：这是说，在未战之先，必须知道己彼天地的各种情况，以决定计划行动，方可取胜。其论据：《谋攻》篇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地形》篇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但是怎样才会达到“知”的目的呢？这，固须如《始计》篇说的“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与“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而其主要的知彼方法，则为使用间谍，如《用间》篇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二）计划原理：这是说，在未战之先，必须定下周密的作战计划。然计划生于先知，前已言之，因为作战计划的良否，即周密或疏漏，对于全战役，有至大关系，且常决乎胜败之事。如《始计》篇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军形》篇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九地》篇说：“运兵计谋，为不可测。”又说：“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这不都是一些明确的论据吗？
（三）自然原理：孙子这个原理，渊源于老子。彼主张战争及战斗须因自然的情势而实施（合乎天地自然的法则），才有胜利的可能，且易于胜利，而反对人为的、勉强的战争及战斗，认为这样必致失败。
彼在《军形》篇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又在《兵势》篇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再在《虚实》篇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更于战斗实施时，须置士卒于死地，以期利用其自然之情而收伟效，如《九地》篇说：“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同篇又说：“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同篇再说：“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四）求己原理：战争之事，不管敌人如何，最重要的先求本身的强大，即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方能乘机取胜。近年来各国所实施的各种国防计划，不外是在这个原则之下而努力着。
闲话休提，请看孙子的名言。彼在《军形》篇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同篇又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又在《九变》篇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再在《九地》篇说：“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这在今日，是多么发人深省呢！
（五）全存原理：用兵的最高理想，是彼我不经血战，即全存，使敌屈服于我。因为这样的胜利，才是完全的胜利，最善的胜利。其所采取的策略为政治、外交、经济诸端，然必须拥有庞大的军备为背景。
如《谋攻》篇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此两项指用外交等策略），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同篇又说：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因为战争是劳民伤财的，如《作战》篇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用间》篇又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故战而胜，其牺牲亦不免，然拔人城，毁人国，其祸根亦愈深。所以在用兵上，必须奉“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原则。
（六）主动原理：这是说，在作战时，我必须掌握战场的支配权，常立于主动地位，陷敌于被动地位，处处受我左右，唯我的意图是从，而我的动作则自由自在，出其意表而攻之，必可取胜。如《虚实》篇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同篇又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不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兵势》篇亦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
（七）利动原理：孟子喜谈仁义，而不谈利。孙子则着重于利，这是兵法家与儒学家的不同之处。利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孙子把它分为三点。
一为见利而后战，如《九地》篇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军争》篇说：“故军争为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
二为以利鼓动我方士卒，如《作战》篇说：“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军争》篇说：“掠乡分众，廓地分利……”《九地》篇说：“施无法之赏。”
三为以利引诱敌人，如《始计》篇说：“利而诱之……”《兵势》篇说：“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军争》篇说：“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九变》篇说：“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虚实》篇说：“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
（八）迅速原理：孙子原是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倘若不得已而战，则以速战速胜，把战事结束得愈速为愈佳。不然，拖延下去，演成长期的持久战，这不独生命经济牺牲惨重，且酿成“渔人得利”之虞。
所以孙子在《作战》篇里说：“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兵贵胜，不贵久。”
因此，在作战上，必须采择迅速的行动，如《九地》篇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军争》篇说：“故其疾如风……侵掠如火。”现代的速战速决主义，实胚胎于此。
（九）秘密原理：在军事上，如作战计划、意图行动及一切措施必须保守秘密，不为敌知，方可收效。《始计》篇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军形》篇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虚实》篇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吾之所与战之地不可知”。同篇又说：“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
《军争》篇说“难知如阴”。《九地》篇说：“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同篇又说：“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是故始如处女。”《用间》篇说：“事莫密于间。……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十）变化原理：这是说，一切战法，必须因时因地因敌而使用，决不可拘泥于一端。好比今日所用的战法为是，明日未必为是；在此地为良法，在彼地未必为良法；对此敌为制胜之术，对彼敌未必为制胜之术。总之，必须尽其运用变化之妙才可。
孙子于此发挥其高深的哲理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见《兵势》篇。《虚实》篇又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关于这一点，孙子更具体地提出了一些应变的原则：“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见《军争》篇。“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见《九变》篇。
上述十大原理，我仅着重于材料的整理，尚未作详细阐明，继虽发现一些其他原理，亦未暇加入，拟俟诸异日另写专书。又，《孙子兵法》这十大原理，不独可应用于军事上，且可应用于政治斗争上，经济斗争上，以及一切斗争上，《孙子兵法》的原理真是不朽！
八、《孙子兵法》的伟大
日本近世大史家赖山阳很爱读《孙子兵法》，曾评《孙子兵法》说：“与其说是兵学的书，不如说是文学的书。”其他各家对于《孙子兵法》，有评为“兵学圣典”，有评为“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或“外交教书”，或“政治秘诀”，或“人生哲学”。所以古今的军事家，固不用说，政治家、文学家，亦莫不研究《孙子兵法》。
在我国：如张良、韩信、邓禹、曹操、诸葛亮、杜预、唐太宗、李靖、苏老泉、王安石、欧阳修、岳武穆、刘伯温等均为研究《孙子兵法》的代表者。韩信于公元前二〇四年在井陉口布背水阵，大破赵军，事后部下问以取胜之理，他答道：“兵法不是说过吗？‘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两句话出自《九地》篇。
“乱世奸雄”曹操，他是注释《孙子兵法》的开山祖，其序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诸葛亮于《后出师表》中评曹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惟英雄能知英雄”，于此亦足见诸葛亮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至于苏老泉在文学上批评《孙子兵法》说“孙吴之简切”。降及近代，如太平天国诸将皆研究《孙子兵法》，曾国藩、胡林翼等均受《孙子兵法》的影响很大。
其在日本：日本古代各种兵法，如《甲阳军鉴》《信玄全集》《兵法记》《兵法秘传》等书，其中心思想，均出自《孙子兵法》。武田信玄很崇拜《孙子兵法》，彼曾录《军争》篇“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四句，涂上军旗，竖于军门。
《孙子兵法》原文作“以佚待劳”，即今“以逸待劳”，下同。佚，同“逸”。 又，八幡太郎受兵法于大江匡房，陆奥之役，由于悟起《行军》篇“鸟起者，伏也”，故看见雁鸟的乱然飞起，遂断为有敌军伏兵，得免于危。降至近代，如日俄之役，联合海军总司令东乡元帅于对马海战，大败俄国的海军，其阵法就出自《孙子兵法》。彼于出发时，曾随身携有《孙子兵法》，于战胜后，道其战胜之理：“以佚待劳 ，以饱待饥。”这两句话，出自《军争》篇。
尾川敬二的《孙子论讲》中曾被题以“以正合，以奇胜”，这两句话，出自《兵势》篇。过去日军侵华时，日本中央公论社曾将大场弥平著的袖珍版《孙子兵法》一书加印五千册，分赠侵华倭军。
至在欧洲：拿破仑于阵中，常不停披诵法译《孙子兵法》（按：是当时法国到东方传教的教士，携原本返本国所译成者）。威廉二世于落魄的侨居生活中，看着《孙子兵法》，曾发了这样的浩叹：“在二十年前，倘若读到这本书，则……”因为最感动他的《火攻》篇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蒋百里先生的杰作《国防论》，其中有一文曾述及他见伯卢麦将军于柏林南方森林中的别墅（按：伯卢麦曾任普法战争的普军大本营作战课长，又为世界驰名的《战略论》的著者），当时以手抚彼肩说：“好为之矣，愿子之诚有所贯彻也！抑吾闻之：拿破仑有言：‘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以继承其古昔教训之原则，为欧人之大敌也。’子好为之矣！”彼又点睛说：“所谓古昔之教训云者，则《孙子》（是书现有德文译本，余所见也）是也。”
于此，亦足见欧洲军人对《孙子兵法》的注意。《孙子兵法》真是世界一部不朽的兵学宝典！
《孙子兵法》详解
我不喜欢沿用古人注解《论语》《孟子》般的死的形式，我所用的是活的形式。活的兵法，
应有活的编法、活的解释，读兵法也应有活的读法，
倘若死读、死用，那是危险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