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对凯恩斯的个人回忆

即使对那些了解凯恩斯，但无法接受他的货币理论，以及认为他的言论时不时就有些不负责任的人来说，凯恩斯的个人魅力仍然让人刻骨铭心。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人（他比我年长16岁）来说，早在他成为真正的经济理论家之前，他就是一位英雄。那个毫不畏惧对1919年和平条约中的经济条款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不正是他吗？我们欣赏他那些文采四溢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直言不讳，思想独立，尽管一些年长而敏锐的思想家立刻指出了他论点中的某些理论缺陷。我们这些有幸与他交往的人，很快就被他的能言善辩深深吸引。他既博学多才，又有迷人的嗓音。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那是在1928年于商业周期研究所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虽然我们第一次就利息理论的某些方面争论不止，但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是朋友。尽管我们很少在经济学上达成一致，但是我们依然有很多共同兴趣。他的言谈举止有些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他会盛气凌人地不顾年轻人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一个人对他毫不低头，那么即使这人与他意见不一致，他以后也会永远尊重这个人。1931年，在我从维也纳搬到伦敦后，我们便经常通信，并时不时面对面地交流。

凯恩斯改变思想

我曾答应《经济学杂志》，对他刚出版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予以评论。为此，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写了两篇长文。对于第一篇，他的回应是对我的《物价与生产》的反击。我认为，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驳倒了他的理论体系（基本上体现在第一卷中），尽管我对这部著作第二卷中包含的许多深刻但不系统的见解非常钦佩。所有这些努力似乎都白费了，这让我非常失望，因为在我的第二篇文章发布时，他告诉我，他已经改变了想法，不再相信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话。

当他那本现今已经闻名全球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的时候，我不予置评，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后来为此自责不已。我担心，在我还没完成我的论证之前，他就会再次改变想法。尽管他称它为“通用”理论，但在我看来，它显然是一部体现时代的著作，并受到他所认为的在政策上的货币需要的制约。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虽然我当时只是模糊地注意到这个原因，但当我现在回想起来时，这个原因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对那本书的不同意见与其说是来自其分析中的任何细节，不如说是来自整个著作所遵循的一般方法。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宏观分析的有效性。我现在觉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主要意义将会显现出来——在促进宏观经济学的崛起和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暂时衰落方面，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没有任何其他著作能与之相提并论。

博学多才

事实上，尽管凯恩斯喜欢摆出一副能未卜先知但没有什么人听得进去的预言家模样，但他对自己的说服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像演奏乐器的演奏家一样影响公众舆论。就天赋和气质而言，与其说他是专家或学者，不如说他是艺术家和政治家。他虽然天赋异禀，但他的思想既受纯粹理性因素的影响，又受审美和直觉的影响。对他来说，学习知识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他有着无与伦比的记忆力。但是，他的直觉使他在证明结论之前就确信这些结论，并使他以截然不同的理论论据来为同样的政策辩护，这使他对通常用来促进知识发展的缓慢而艰苦的智力工作失去了耐心。

凯恩斯是如此多才多艺，以至别人在评价他时，认为他那既错误又危险的经济学似乎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如果你考虑一下他在经济学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多么少，那么他对经济学的影响以及他作为经济学家被人铭记的事实，既是奇迹，又是悲剧。即使他从未写过经济学方面的东西，他也被所有认识他的人当作一位伟人铭记着。

我无法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表明：在凯恩斯生命的最后五六年里（那时，他已经身体抱恙），在他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时，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公共服务。然而，正是在那些年里，我比较全方位地认识了他，对他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战争爆发时，伦敦经济学院搬到了剑桥，当1940年我必须在剑桥久居时，他在他的学院为我找到了住处。周末，他竭尽所能地在剑桥寻找安静的地方。我经常见到他，对他的了解也不仅仅限于工作。也许是因为他想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抑或是因为他所有的公务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他所有的其他兴趣都表现得很明显。虽然他在战前减少了与商界的联系，放弃了学院工资，但他在公务之外仍积极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活动，而这些是会耗尽其他大多数人的全部精力的。他对艺术、文学和科学的关注与平时一样多，而且他那强烈的个人喜好和反感总是显露无遗。

我特别记得一件事，在我看来，这件事尤其具有代表性。战争结束了，凯恩斯刚刚完成一项政府使命，又要去华盛顿处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人们会认为这件事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然而，那天晚上，他向我们一行人详细介绍了美国伊丽莎白时代的藏书情况，似乎他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研究这些藏书。他本人就是这一领域的杰出收藏家，他收藏了这个时代的大量手稿和绘画。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他的智识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审美偏好决定的。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其他领域，也适用于文学和历史。他觉得16世纪和17世纪是魅力无穷的，至少在他感兴趣的知识方面，他是一个专家。但他非常不喜欢19世纪，偶尔会表现出对19世纪经济史的无知，甚至都不了解那让经济学家都感到惊讶的经济史。

在这篇短文中，我甚至无法勾勒出指导凯恩斯思想的一般哲学和生活大纲。这是一项尚未开始的任务，因为在这一点上，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爵士那本既聪明过人又极为坦率的传记是远远不够的——或许是因为他毫无保留地认同并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主导凯恩斯那代人的独特的理性主义。对于那些想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知识的人，我强烈建议你们读一读凯恩斯自己的文章《我的早期信仰》（my early beliefs），这是在一本名为《回忆录》（two memoirs）的小书中发表的。

最后，我想简单谈一谈凯恩斯理论的未来。也许从我已经说过的话可以明显地看出，我相信，凯恩斯理论的未来不取决于将来人们如何讨论他的特殊定理，而是取决于将来人们如何发展社会科学的正确方法。凯恩斯理论只会作为一种普遍方法的最突出和最有影响力的例子出现，而这种方法的哲学论证似乎是漏洞百出的。尽管它依赖于明显可测量的量度，乍一看比旧的微观理论更科学；但在我看来，它获得的这种伪精确性是以忽视真正支配经济体系的各种关系为代价的。即使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不能实现宏观经济学所追求的定量预测，但我相信，通过学着让自己对微观经济学那更温和的目标感到满意，我们起码会对复杂经济生活秩序的运作原理更加了然于心，而宏观理论那必须对问题做出的武断简化却几乎会掩盖全部的重要真相。我大胆预测，一旦我们解决了这个方法问题，“凯恩斯革命”就将作为一个插曲出现。在这个插曲中，正确科学方法中的错误观念导致许多重要见解暂时消失，这些重要见解是我们已经拥有的，而且我们终将痛苦地重新获得它们。

节选自《关于凯恩斯和“凯恩斯革命”的个人回忆》（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keynes &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20.加拉加斯会议评议

20年前，我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感到非常失望，这使我对货币问题失去了兴趣。我原以为这种制度很快就会被弃如敝屣，但我错了。它的主要创新之处是，将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责任强加给债权国。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紧缩时期是合理的，但在通货膨胀时期就不合理了。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繁荣是由通货膨胀带来的，它的延续取决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如果物价上涨低于预期，经济就会走向萧条。我原以为10年的时间就足以让我们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然而，25年后，我们才进入由减缓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衰退阶段。当下，我们就是在抓着老虎的尾巴：这种通货膨胀还能持续多久呢？如果我们不再抓住（通货膨胀的）老虎的尾巴，老虎就会把我们吃掉。然而，如果老虎跑得越来越快，我们誓死要抓住老虎的尾巴，那么我们还是会被它拖死！在这里，我庆幸自己不会看到最后的结果……

（哈耶克在加拉加斯举行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的论文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