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篇是董仲舒研究《春秋》之后所写的序言。古人写序一般都放在书后。《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俞，答也。”该篇论述诸人对《春秋》的评述，探讨《春秋》的意义，是一篇重要的参考材料。

仲尼之作《春秋》也(1)，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2)，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3)，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4)，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5)。”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6)。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故卫子夏言(7)：“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8)，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9)。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故世子曰(10)：“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故予先言：“《春秋》详己而略人(11)，因其国而容天下。”

【注释】

(1) 仲尼之作《春秋》：孔子作《春秋》，是战国秦汉时代的流行说法，包括孟子、荀子、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王充都是这种观点。仲尼，孔子的字。

(2) “上探”二句：原作“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当改为“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惠栋、董天工皆如此校改，是，今从之。

(3) “故引”二句：史官所记，谓之“史记”，这里指鲁国史记，即从周初到孔子生活年代的鲁国《春秋》。《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第一题疏：“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所以《春秋》只是据鲁国历史按编年史体例来写，而所叙述的事则包括各诸侯国的大事。

(4) “史记”二句：十二公，就是《春秋》所记指鲁国的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位国君。《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因此可以说《春秋》所记是衰世之事，多贬也就是正常的。

(5) “吾因其”四句：行事，指历代王者行为。在叙述中表达王道之意。讲理论比较空泛，借史事来讲道理更加明确切实。此言也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受到《春秋》的影响，也包含深意于其中，因此，非好学深思，不能心知其意。

(6) 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子贡、闵子、公肩子均为孔子弟子，公肩应为复姓。《说苑·建本篇》：“公扈子曰：‘有国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鲜矣。《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保其社稷者甚众。未有不先见，而后从之者。’”此处“公扈”应为“公肩”之误。切，切实可行。资，人才资源，可供国家取用。

(7) 子夏：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卫国人，故称“卫子夏”。《孝经纬·钩命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云：“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论语纬·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春秋纬·说题辞》：“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知孔子传《春秋》于子夏。

(8) “有国家者”四句：《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生云：“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言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董仲舒引子夏言，司马迁引董仲舒言，可见《春秋》大义相传系统。

(9) “故或胁穷”三句：胁穷，被胁迫得走投无路。掩杀，被突然袭击杀害。《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引子夏言：“《春秋》之记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早绝之。不早预防，奸臣渐长，一旦发作，不可收拾。

(10) 世子：即世硕，相传为孔子弟子。《汉书·艺文志》载《世子》二十一篇。《论衡·本性篇》：“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世子作《养书》一篇，讨论养性之道。

(11) 《春秋》详己而略人：《春秋》记载史事，记鲁国事详细，记他国事简略。己，指鲁国。人，指其他诸侯国。

【译文】

仲尼写作《春秋》，向上探求天端，摆正王公的位置，顺从万民的愿望，向下阐明得与失，起用贤才，以等待后来的圣人。因此引述周代史书上所记载的史实，整理过去的事迹，辨正是非，表现君王的心思。历史所记载的十二位君王之间的事，都是衰世的事情，因此弟子感到困惑，孔子说：“我凭借这些往事，并寓以王道之心，认为用空言表现出来，不如往事深切显明。”所以子贡、闵子蹇、公肩子说它切合实际，可以作为国家的借鉴。它切合实际，以至于臣子弑杀君主、国家灭亡，君主逃亡不能保住国家，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不明白正道，不阅读《春秋》。因此卫国的子夏说：“拥有国家的君王，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就无从看见前后及两边的危难，就不知道掌握国家的大权是君王的重任。因此有的君王受到胁迫，走投无路，丧失国家，有的被出其不意地杀害，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达到这种地步的。如果能够遵循《春秋》的法则，并实行它的正道，哪是只排除灾祸呢，简直就是尧、舜的德操啊！”因此世硕说：“功劳延及子孙，光照百代，圣人的德行，没有比恕道更美的了。”所以我先说：“《春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而后兼济天下。”

《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1)，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之以天心(2)。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3)，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4)。故次以言：“怨人不可迩，敌国不可狎，攘窃之国不可使久亲，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5)。”不爱民之渐(6)，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弒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虐贼害人，终皆祸及身(7)。”故子池言：“鲁庄筑台，丹楹刻桷；晋厉之刑刻意者(8)；皆不得以寿终。”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内恕，求备于人(9)。故次以《春秋》，缘人情，赦小过，而《传》明之曰：“君子辞也。”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故缘人情，赦小过。《传》又明之曰：“君子辞也(10)。”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11)。”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12)。故其所善，则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恶，则乱国行之终以败。故始言大恶，杀君亡国，终言赦小过，是亦始于麤粗(13)，终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亦讥二名之意也(14)。

【注释】

(1) 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曾子，孔子弟子曾参，鲁人，传《孝经》、《春秋》。子石，世硕的字。另，子石也是孔子另一弟子公孙龙的字。

(2) “仁，天心”三句：《吕氏春秋·不二篇》：“孔子贵仁。”《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儒家核心价值观是仁，以天为仁。

(3) “爱人”二句：思考祸患并加以预防，是仁的重要表现。《春秋繁露·仁义法》：“未至预备之，则美之，善其旧害之先也。”

(4) “故蔡得意”三句：《春秋》定公四年：“楚人围蔡……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莒，楚师败绩。”“蔡得意于楚”，是以战败楚而得意，似亦可通。改楚为吴，可备一说。《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师。”“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这就是“鲁得意于齐”，这也是战败齐而得意。《春秋》皆不告，说《春秋》不记载这两件事，表示不满意。改告为善，也可以通。《盐铁论·刑德篇》：“鲁以楚师伐齐，而《春秋》恶之。”恶之，与不告、不善，大意相同。

(5) “怨人”四句：怨人、敌国、攘窃之国，都是自己的敌对势力。不可迩、狎（xiá）、不久亲，不可接近亲密。这都是防患的意思，为民除患之意。

(6) 不爱民之渐：渐渐地不爱抚人民。

(7) “《春秋》重人”五句：《春秋》重视人民，奢侈暴虐，使人愤怨，或贼害人，都要受到讥刺。这些当政者最终都要招来灾祸。

(8) 刻意：刻薄残酷。

(9) “上奢侈”四句：上奢侈，崇尚豪华。这是当政者自己的享受。上，通“尚”，崇尚。刑又急，刑法是对人民的，动不动就要用严刑峻法。鲁庄公、晋厉公都是自己没有仁爱之心，对人又求全责备。

(10) 君子辞：《春秋》襄公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冬十月，葬蔡景公。”《公羊传》：“贼未讨，何以书葬？君子辞也。”何诂：“君子为中国讳。”

(11) “吾因行事”二句：借记述事件，来阐述王道之心，即表达王道思想。

(12) “假其位号”四句：苏舆注：“因成知顺，桓、文是；因败知逆，鲁庄、晋厉是；亦有因败而得其顺者，宋襄是也。假位号，因成败，此圣人作《春秋》之意。因故事以明王义，事不虚而义则博贯。凡以维纲纪，定是非，始于止乱，终于致治。”苏说可从。

(13) 麤（cu）：“粗”的异体字。

(14) 二名：两个字的名字。《公羊传》认为“二名”不符合礼仪。后王莽改制，即用《公羊》说，禁人二名。

【译文】

《春秋》的道义，得到的多就可以做君王，得到的少就可以做霸主。因此曾子、子石极力称赞齐侯，能够安抚诸侯，尊奉天子。这是霸王之道，都是依据仁而得来的。仁是天心，因此接着论述天心。最爱人之处，没有比担心忧患并预防它更大的，因此蔡国在吴国得志，鲁国在齐国得志，《春秋》都不记载。所以接着说：“与你有仇怨的人不可亲近，对敌国不要过分亲近，喜好占夺盗窃的国家不可以长久亲近，都是防止祸患、为人民除害的意思。”渐渐地不爱护人民，以至于死亡，因此说楚灵王、晋厉公被活活杀死在君位上，都是由于不仁导致的。也因此褒奖宋襄公不乘人之危，与其不行正道获胜，不如行正道而失败，《春秋》很看重它，并用它改变习俗，成就圣王的教化。所以子夏说：“《春秋》重视人，各种讥刺都是根据这一点，有的君主生活奢侈淫靡，使人愤怒，有的君主暴虐无道杀害人，最终都祸及自身。”所以子池说：“鲁庄公修筑高台，把柱子漆成红色，雕刻屋椽；晋厉公的刑法刻薄残酷，都得不到好死。”国君奢侈、刑罚残酷，都是因为心中没有恕道，对别人求全责备。所以接着论说《春秋》，依据人情，赦免小过失，因而《传》明确地说：“这是君子的话。”孔子说明得与失，表现成与败，痛恨当时的世道不仁义，丧失了王道的本体，因此依据人情，赦免小过失。《传》又明确地说：“这是君子的话。”孔子说：“我凭借往事，寓以王道之心。”假借周代的位号，以理顺人伦，根据成功与失败，以表明合理还是不合理。所以他所褒扬的，齐桓公、晋文公实行正道获得成功，他所厌恶的，乱国这样做，终究失败。所以《春秋》开始说重大的罪恶，杀死君主灭亡国家，结束时说赦免小过失，这也是从粗略处开始，从精微处终结。教化流行，恩泽遍布，天下的人，人人具有君子的德行，很少有过错，这也是讥刺“二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