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胜军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在上海组成的一支由侵略者操纵抗拒太平天国的反革命武装。

清咸丰十年（1860年）夏，太平天国克复苏、松、常、太各城，进军上海。时苏松太道吴煦在沪筹办防务，初雇印度人充伍，又欲增募吕宋人为兵。苏州人王韬献策说：“招募洋兵，人少饷费，不如募壮勇而雇洋人领队，平日以洋法教演火器，务令精练，当可收效。”吴煦初雇美国人华尔管带印度兵，旋有旨撤印度兵，遂从王韬策募一支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而成，交华尔管带。 [1]

华尔是个冒险分子，曾肄业于佛蒙特州的挪利支大学，以前叫做美国文理军事学院，学习兵法、军略、数学和军用测量一年多。咸丰元年（1851年）任船副航行到中国。在上海他离开原来的船，改任停泊在黄浦江下游一艘贩卖鸦片的趸船上的官长。第二年，他又任一艘挂美国旗的名叫“探金”号的快船的大副，约定从上海开往退宛退拍克。在海上及中南美洲从事冒险活动。有一传说他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在法国军队中服役，最后升到中尉，因与一个上级军官发生冲突辞去法军职务。咸丰九年（1859年）年初，他参加他父亲在纽约设立的船舶掮客事务所。 [2] 旋在本国犯罪，于这年秋逃来上海。美侨要杀他，杨坊爱其勇，藏在家中，请吴煦向美领事说情获免。 [3]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江苏巡抚薛焕，把华尔管带的洋枪队名为“常胜军”，派苏松太道吴煦督带，候补道杨坊会同华尔管带。 [4] 这支反动武装，用洋枪洋炮装备，其“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 [5] 初时只数百名，陆续增至四千五百余名。 [6] 在上海金山、奉贤、嘉定、青浦及浙江宁波、余姚等地抗拒太平军。这年八月，华尔在浙江慈溪被太平军击毙。

华尔既死，清政府任命白齐文（henry andrea burgevine）为管带。白齐文也是美国冒险分子，青年时代，曾梦想有朝一日能在东方建立一个大帝国。他曾在卡尼福利亚、澳大利、散维吉群岛、印度、吉达、伦敦等地流浪。后此，他做过邮务员和美国报纸编辑，这种平淡的工作，跟他的性格，格格不入，于是设法来到中国，当了华尔常胜军的副领队。白齐文没有华尔那种与清朝官员拉拢的手段，他接管了常胜军，一开头就跟会带常胜军的杨坊处的不好。江苏巡抚李鸿章对他也不信任，请英军驻沪陆军提督士迪佛立（charles staveley）推荐一个英国军官担任常胜军管带的军事秘书，士迪佛立派了英国水兵队里的奥伦（holland）大佐担任。白齐文当然不满。杨坊又用拖欠军饷来对付他。十一月，白齐文从松江带卫队回上海，到杨坊开的银号去索欠饷，杨坊不答应，他痛打了杨坊，并将银号内的一宗款项四万元取去。李鸿章把白齐文撤职，下令逮捕。他去北京控诉，得到美国和英国公使支持，会同促请清政府复他的职。清政府认为不便将一省巡抚在职权范围内所作的决定强行撤销，只同意把这个问题发回上海再作处理。李鸿章不准他复职，他愤而投奔太平天国。 [7]

常胜军不但专恣跋扈，清朝官员不能顾问，而尤关重大的是外国侵略者帮助清朝练兵，口头说什么“想贵国兴旺”，而骨子里却是要分握清朝兵权，以遂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照会总理衙门论白齐文一案说：“白齐文从华尔死后，操演常胜军甚为得力，故本大臣将其举荐。况贵国由英国将来之火轮船，是英国人管理，故想将常胜军令美国有才人统带，英、美两国皆想贵国兴旺也。” [8] 美公使所说的由英国人管理兵船一事，就是指由李泰国（homtio nelson lay）经手，而归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sherard osborn）统率的七艘舰队。 [9] 英国既取得掌握清政府海军权，美国却要代练常胜军以握清政府陆军权，其居心的阴险，已明言不讳了。李鸿章对此不能不警惕。白齐文撤职后，常胜军权落在英国侵略者手。李鸿章要收回兵权，十一月二十五日，他与英国驻沪陆军提督士迪佛立商谈，提出要派员会带常胜军。士迪佛立初时不肯，几经争议，始定条约十六条，将常胜军裁汰为三千人，暂以士迪佛立参谋奥伦（holland）管带，随后英国政府正式同意时，交英国军官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管带，并作为中国武官，清政府派提标中营副将李恒嵩会带，粮饷由江苏巡抚派员经管，眼同外国官散放，松江城内外地方事宜，外国管带官不得干预，购买军火须有江苏巡抚文书，管带官不准私购，惩办各勇，须听中国会带官主意等，以期渐收兵柄。 [10]

戈登英国军官学校毕业后，任职于英军工兵队。咸丰十年（1860年）秋，被派到中国，任英国侵略军工兵队指挥官，参与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圆明园，旋回驻天津。同治元年（1862年）夏，调至上海，与太平军作战。至是任常胜军管带。戈登将常胜军编制为五至六个步兵团，四个攻城炮兵队和两个野战炮兵队。

每个步兵团，当人数足额时，包括六个队，总数为五百人。此外，有附属的小舰队，由汽船及中国炮船组成。 [11]

戈登与冒险分子华尔、白齐文虽有不同，但他“性急多疑，每有反覆” [12] ，也难于驾驭。同治二年（1863年）冬，攻打苏州之役，李鸿章与他约定，苏州攻陷后，淮军与常胜军同时入城，共同抢掠，在五天之内，把赃分妥后，常胜军才撤回昆山。其后李鸿章先把常胜军调回昆山，使不得入城，不守分赃协定。戈登大愤，要与李鸿章火并。后来经过调解，李鸿章送了七万两银给他才止。 [13] 李鸿章叹为“磨难星”。 [14] 淮军初兴咏，兵器、教练、攻城、野战往往须倚靠常胜军，李鸿章不得不低头屈就。到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攻陷常州后，淮军军威日盛，其洋操、兵器已步武西洋，而常胜军攻战却屡遭挫衄，李鸿章已毋须再倚靠常胜军，于是在取得戈登同意后，就立即裁遣，除留得力炮队六百人，枪队三百人，海生轮船数十人拨归淮军外，余尽裁遣。李鸿章请旨赏加戈登提督衔，并请特旨颁赏黄马褂，以为归国荣耀。 [15] 常胜军的始末，大略如上述。在李鸿章幕府的冯桂芬记他见华尔练兵情况说：

余尝见其练兵，居中吹角有声，卒皆鱼贯至。又有声，或左，或右，或横，或纵，或直，或斜，或八字，或十字，或环，或圭，或玦，或钩，或梅花，或蝴蝶，随角声而变。其行也，雁行进，举足如一，两跨间，射以矢，十发十穿，无所滞，斯尤长技，盖泰西旧法如是。 [16]

冯桂芬又记华尔同治元年正月松江广富林之役作战情况说：

贼犯松江广富林，……华尔乃分其众为数圆阵，阵分五重，人四向。最内者平立，其外递俯，至最外者几踞地矣，皆以枪外指，望之者如馒首刺以针然。将居中，吹角为号，一动无不动，数十枪齐举。始徐行，渐疾行。所至贼披靡，围自解，且争退去。华尔乃撤阵起追之。 [17]

淮军的教练、作战就是从常胜军这种洋操和战法学来。淮军出自湘军，而在改用西洋新式兵器，学习洋操方面，与旧式勇营的湘军不同，使中国军队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都源自常胜军。李鸿章训练军队，只知有技术的训练，而不知有精神的教育，殆亦深受这支流氓式军队影响所致。常胜军对晚清兵制的关系也不是小的。

至于李鸿章依靠常胜军抗击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李秀成自述》里说：“苏、杭之误事，洋鬼作怪，领李抚台之赏，攻我各路城池。攻克苏州等县，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能。其将尚（上）海正税招用其力，该鬼见艮（银）亡命，言（然）后鬼兵及李抚台见我未在省城，是以而顺势攻之。”又说：“洋鬼攻打乍浦、平湖、加（嘉）善三处失守。苏州、太仓、昆山、吴江等处具（俱）被李抚台请鬼兵打破。”《忠王答辞手卷》又说：“李非夙（宿）将，借洋鬼之力以成功。”可知李鸿章实是倚靠常胜军才得攻陷太平天国苏州各地。但是他却说“常胜军弁勇战守实未可靠” [18] ，又说常胜军不是他的“好帮手” [19] ，这些话都是为自己辩护，不是实情的。

* * *

[1] 据王之春《中外通商始末记》卷十六、王韬《瓮牖馀谈》卷二《白齐文论》。

[2] 据美国亚朋德著雍家源译章克生校《华尔传：有神自西方来》，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三辑。

[3] 据《续碑传集》卷七十冯桂芬《副将华尔小传》。查亚朋德著《华尔传：有神自西方来》说华尔：“从1854年年底一直到1859年再度去中国期间他的行踪不明。”又说他于1859年初参加他父亲开设在纽约的船舶掮客事务所，“为时不久，有一可笑的传说，他突然为遨游狂所冲动，买了一匹马，回到事务所向他父亲告别，即向西疾驰而去。目的地是旧金山和上海”。“1859年9月末或10月初，华尔再度在上海登陆”。其书没有记到华尔因在本国犯罪逃来上海事。本书所记，系据自冯桂芬的记载。考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李鸿章《奏调冯桂芬等片》说“候补中允冯桂芬精思卓识，讲求经济”，又说“冯桂芬现寓上海”（《李文忠公奏稿》卷一）。他是个政治活动家，当时住在上海，后任李鸿章幕客，熟悉华尔事，他所记华尔事迹，系亲见亲闻，故可据信。至于亚朋德书著于1947年，已是华尔死后八十五年，不知道这件事了。

[4] 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九十二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江苏巡抚薛焕奏。

[5] 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二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七日《上曾相》述常胜军情况。

[6] 据《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整饬常胜军片》。

[7] 关于白齐文此事及投奔太平天国后事，另详拙著《太平天国史》卷七十七《洋兄弟传·白聚文》。白聚文即白齐文，为太平天国的译名。

[8] 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四。

[9] 李泰国，英国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任命他为总税务司。明年，清政府要购买船炮，建立海军。他竟以清政府代表自居；同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订立协定，授给指挥该舰队的全权。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舰队到达上海，清政府命总兵蔡国祥为总统，而以阿思本为帮统，给与实际指挥权。双方发生争执。后来清政府将舰队解散，全部兵船遣回英国，由英国交还买价，清政府给阿思本银一万两，革退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

[10] 据《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整饬常胜军片》、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鸿章致吴煦函》附《统带常胜军协议十六条款》（见《吴煦档案选编》第三辑）。案《吴煦档案选编》少“随后奏明交英国兵官戈登管带，并为中国武官”一句。本文据萧一山编藏于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的《戈登文书》〔见《国闻周报》十四卷十九期萧一山《戈登文书》（二）〕。

[11] 据英国安德鲁·威尔生著常文煜译《常胜军》第八章戈登军队之编制。

[12] 李鸿章论戈登的话，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六同治三年五月初二日《裁遣常胜军折》。

[13] 考证详见拙撰《李秀成自述注》。

[14] 见《朋僚函稿》卷四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复曾沅帅》。

[15] 据《李文忠公奏稿》卷六同治三年五月初二日《裁遣常胜军折》、同治三年四月初七日《戈登加衔荣宠回国片》。

[16] 见《续碑传集》卷七十冯桂芬《副将华尔小传》。

[17] 同上。

[18] 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同治二年八月初二日《驾驭西兵片》。

[19] 见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复曾沅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