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改这本小书的过程中，我但愿推开这些老印象，时作时辍，精神上老在斗争。今天再来看这些小故事是令人痛苦的。虽然没有按照计划写完，写的时候也只凭童年留下的印象，片面、肤浅，都是它的严重缺点，但是如果拿它来和我们今天的小城镇比一比，拿那个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比一比，从反面──从对旧时代的憎恶中，也许倒能发生点积极作用。假使真能如此，那就不算白花时间了。至於写它的起因和经过，这小书原来有一篇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写的旧序，全部重印既不必要，为省事起见，现在且择要节录在下面：
“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底，我从北平来上海，绕道靠平汉路一位朋友祖居的小城。朋友当下把我安置在他家的破楼上，推开後面的板窗，从窗外结了青青果实的枣树枝隙中望出去，立刻可以看见挺立城头的塔。……有一天朋友牵着他的刚会蹦蹦跳跳的小女上来闲谈，我告诉他想拿他们小城写一本书。我当然不是天才，看那麽十几二十天便自诩能了解这个小城，可恶的是它的果树，它们一开头就把我给迷住了。我生平还是头一回看见城里栽这麽多果树，出去走走，沿城脚到处是花红园……
“这就是我要写『果园城记』的缘起，可是并不曾马上兑现。数日後我们同时离开他的家乡，我既到南方，日子照例糊里糊涂混过去；他先在我的家乡教书，随後又上山东做官。天下真有许多怪人，我的朋友就是个现成的例子，过去他曾当过跟小兵差不多少的上士；夹过公事皮包；当过教员；跟土匪拜过把；也写过白话诗。据说有一年他正给什麽警备司令当秘书，和上司弄的挺好，突然接到朋友的信，便不辞而去，跑到民团里去当兵。他就是这种人。不相识的可能把他想像作怒目横眉的浑汉，而实际上他为人忠厚谨慎，彬彬有礼，也没有野心。他的可爱处就在撒得开。
“接着是所谓『七．七事变』，北方先打起来了。他丢掉官跑到济南办报，写信来说：『肯不肯来热闹热闹？千万别相信报；你在上海报上天天看见济南轰炸，这边城上却是一片蓝空。』可是我这边还没来得及斟酌，他那里济南先失陷了，韩复榘发完两个月冲锋陷阵的空头新闻，自己终於向後转跑了。我以後再没有接到他的消息，自己从此也就流落洋场，如梦如魇，如釜底游魂，一住八载。
“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日子都是怎麽样混过去活过来的。民国二十七年九月间，我在一间像棺材的小屋里写下本书头一篇『果园城』。这也并非忽然想起来要践约；……只是心怀亡国奴之牢愁，而又身无长技足以别谋生路，无聊之极，偶然拈弄笔墨消遣罢了。第二年──民国二十八年更困难了，我搬进一间更小，更像棺材，我称之为『饿夫墓』，也就是现在的『舍下』的小屋。就在这『墓』里，从新拾起『果园城记』，……
“这小书的主人公是个我想像中的小城，……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个活的人。我从它的寿命中切取我顶熟悉的一段：从前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凡我能了解的合乎它的材料，全放进去。这些材料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在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我自知太不量力，但我说过，我只写我了解的部分。现在我还没有将能写的写完，我但愿能写完，即使终我的一生。
“我还得提起我那位好朋友。好几年来我很有理由相信他早已在鲁西战死了，最近据辗转得来的消息，听说他直到现在还在山东。那麽他假使有机会看见这本小书──果园城的一角，可能认为跟他的果园城大有出入。这是我的果园城。其中的人物是我习知的人物，事件是我习知的事件，可又不尽是某人的写照或某事的拓本。……”
上面说“我的果园城”，并不是我真有过什麽城；还有“我从它的寿命中切取我顶熟悉的一段：从前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的话，其实也是夸张。少年时期我的确在这种小城里住过几年，但也就是几年。後来每一回想，留下的印象总是好的方面少，坏的方面多。在解放以前，中国的县城本来都是大农村，很少例外。它们和普通农村不同的地方就在於豪绅地主更集中，做官的固然是他们，在社会上活动的是他们，开舖子的也多半是他们。大概从秦始皇时代起，土地就成了剥削阶级投资的主要目标，连纯粹的商人，一赚到钱也总是拚命买土地。居民中当然也有农民、行商走贩、商店职员、手工业者；解放以後，特别是合作化以後，这些人都生气勃勃站起来了；但是抗日战争以前，局蹐在重重束缚和压迫下面，却很难使人寄以希望，虽然他们是好人，他们也有说不尽的痛苦、牢骚。本地也往往出几位革命家，可是在这浅“水”里根本不能存身，要麽就得像徐立刚似的永远不回来，要麽就得像我那位“怪”朋友，偶然回来也只是悄悄住几天。我凭着印象写这些小故事，希望汇总起来，让人看见那个黑暗、痛苦、绝望、该被咒诅的社会。又因为它毕竟是中国的土地，毕竟住着许多痛苦但又是极善良的人，我特地借那位“怪”朋友家乡的果园来把它装饰的美点，特地请渔夫的儿子和水鬼阿嚏来给它增加点生气。这是应该补充说明的一点。
按当时的计划，我预备至少写那麽三四十篇，想起来就写，尽可能各方面都写到，给这小城大体上画出个轮廓。前不久偶然翻烂纸堆，从里头翻出个纸包，连我自己也想不起怎麽会留下来的，纸包里有三份“果园城记”的目录，目录中有些题目是已经写成的，底下注着写成的日期；有几个题目一直没有写；另外还有几则零星札记。这些没有写的题目是驴夫的故事，地方戏艺人的故事，手工业者的故事，当然还应该有铺子职员与学徒的故事，县官的故事，国民党党老爷的故事。但是我毕竟是个缺乏自知之明的人，我在旧序上说“但愿能写完，即使终我的一生”，事实上远在写序以前，我就应该知道写不下去了。远在日本人投降以前，新的形势在吸引我，我满脑子的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没有法子勉强把自己摁进旧的回忆里。随後我和上海的普通居民一齐为胜利欢喜欲狂，可是立刻又掉进更大的痛苦里。後来有人赠给国民党反动派一副对，叫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若论他们丧心病狂的程度，抗战以前比胜利以後到底还逊色的多。即使从消极角度出发来写这些教人咒诅或教人同情的小故事也没有必要了。我嘴里说要写下去，感情上却早已关了这小城的门。这是应该补充说明的第二点。
另外还有几点似乎也需要附带说明。第一，旧版共十八篇，删去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写成的“刘爷列传”和一九四三年四月写成的“孟安卿的堂兄弟”两篇，补入在上海等待解放时为消磨时间写的“北门街的好汉”，凑成十七篇。第二，原来旧序上说我不知道马叔敖是谁，这是不确实的，他把这小书贯串起来，同时又是其中一个人物。按原来计划，我是预备用最後两篇的篇幅来专门写他的：他因为历史上的关系，最後逃避搜捕，离开这个小城。因此，第三，马叔敖并不是我自己，虽然由现存的小故事看，他的观点和感情有一部分就是我的，安到他身上也许并不完全合适。
最後我想还应该对那位“怪”朋友加点解释，单从旧序上他的履历看，别人是很难理解的。其实他是共产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老像打闪似的调换职业。他到山东去做“官”是一九三七年春天，在聊城给范筑先当秘书，到济南办报想来也是奉了党的命令去的。不久济南沦陷，因为这个关系，揣度他可能转移回到聊城。一九三八年聊城被日寇包围，反动派已经丢尽脸，便拿范筑先领导的军队作为他们的军队向老百姓冒功，在报上宣布范氏与司令部全体壮烈殉国。我相信他战死鲁西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写信向一位在皖北工作的朋友打听他的消息，也说早已失掉联系，过了七八年，又来信说听“一位山东来人”讲他还在山东。希望他看见这本小书的话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其实只要人活着，看不看见又有什麽关系呢？事实上“山东来人”的话也是传闻，解放以後得到证明，他在聊城战役中担任部队的政委，和范筑先同时在战斗中牺牲了的。他叫做赵一平、赵伊坪、赵罗坪，可能还有别的名字。用赵石越、伊坪、蔚灵等笔名发表过诗。也就是那一回翻烂纸堆，发现他的一张变黄了的照像和几封旧信，大概可以算作我难得保存的最老的纪念品了吧。
一九五一年参加土改，从他家乡的小城城外走过，来不及停留，只见那座吓人的塔还在城头上，不知什麽时候被炮弹打飞了“宝顶”。我有两种感情，快乐而又悲哀：人所期望所拥护的革命终於成功；同时想到他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革命成功的快乐，又不得不为之“腹痛”……
现在想来，这塔应该和那代表封建势力的城墙一齐被拆掉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夜记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