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骚，没有完的牢骚！”当人提议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相识们总是摇头皱额，彷佛他们对他已经没有办法。

於是我们想，什麽是造成这个所谓“没有完的牢骚”──我们往往觉得，这对於当事者本人，要远比字面上所说明的可怕得多呢！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注意到这种现象，在最近十年老中国的生活莽原上，在激烈的斗争中，出现一批愤世家。他们愤恨政治腐败；反过来，如果他们坚持下去，活一天便遭受一天的压迫排挤。这些人无疑都是好人，自认为灵魂纯洁得像秋天的鸭跖草，但是，假使这话不致过分的伤害他们，我得说他们中间很少真正的强有力者。这个人就是这种好人，不管我们怎麽评判，世人又怎麽指责，纵然社会人士全离开他，故旧们全轻视他，他的同道却仍旧对他存着敬爱。人家说他脖子後面生着一块傲骨。

这是一块可怕的包括正直与自负的傲骨。同时，你当然能够猜出，他们像九九表，几乎有个一律的身世。他们的父亲是老邮政局，骨科医生，铺子里的掌柜，或是个纯粹的小地主，他们谨慎的在豪绅与官吏的气焰下，在不安定的恶劣空气中活着，只怕被别人注意，只怕被别人看见。不，他们什麽都不缺少；最坏的就是这个什麽都不缺少；你想想，他们有收入，家里有钱，乡下有田地，那麽，他们为什麽老战战兢兢，怕那些官吏和豪绅──也就是流氓和烟鬼呢？

果园城至今还流传着一个谣谚，所谓“灭门知县，倾家地方”。地方就是地保。这种不适於呼吸的空气从小时候就刺激他，气恼他，使他成为愤世家。

这个後来的小愤世家终於进了学堂。

“这是谁？”他的同学们问。“这个家伙，瞧他那股子神气！”

“呸！他爸爸是个小肥猪。”另外的快嘴些的回答，也许他忘记自己的爸爸也是“小肥猪”了！

这是真的，一开始不愉快就等着他了。你当然同样能够猜想出，在十五年前，几乎所有小城里都有这种现象，每所学校里都有一些英雄，他们大半才刚刚十二岁至多十四五岁，但是他们已经从他们的父亲和先生那里学会换“金兰谱”。这些小老先生们──常常挨板子或被罚跪在太阳下的刘、关、张们，他们自然不把“小肥猪”的儿子放在眼里，就经常向他挑战和袭击了。他被锻炼着，直到他的心都被弄硬起来，在这个学校里住了五年。唉！他长长的叹口气，於是离开家乡，在一个比较大点的城市里考进师范学校。

“我们果园城的人没有第二个考上这个师范学校！”他父亲笑着对别人──也许是个剃头匠说。老头子从来没有进过“师范”，在他的想像中，觉得它是很大很大，除去北京的京师大学，要算它最大了。他欢喜的等着，等着将来做“封翁”耀武扬威。

可怜的老头，他怎麽能想得到儿子的命运，怎麽能想得到儿子的将来呢？这个还没有长成的果园城的傲骨，他的想法显然跟父亲不同。他的年龄渐渐大起来，翅膀渐渐硬了，对於过去的他什麽都没有忘，都放在心里。他竭力加强自己，在外边他能找到各种新的书籍，一些“辩证法”，一些“意德沃罗基”，一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十年来中国青年站在世界前面，什麽还能比这些理论更容易使他接受，更合乎他的慾望？它们正是打倒他所憎恶的腐败政治和豪绅跟流氓的。他在那里住到毕业，据说他读了很多很多──唉，很多很多的书！接着他怀了满腔希望和骄傲从学校出来，得到县立中学的聘约，犹之乎从来没有上过勒的儿马，现在他得到机会试试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千里足了。

不幸他命中注定要受一次试练，它在这里跟他开了个玩笑。他的千里足一开始就跑到一片荒地上去了。他的同事们，那些“人师”们把“王莽”念成“王奔”，他们说“兔和鸡没有脑子”，他们平常连报都不去看，连冥王星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拍马、吃酒、打牌、吊膀、欺骗。他是看过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在这里他是真理的代表，跟这种无赖同事，跟他们同样被称作先生！他感到大大的受了侮辱；另一方面，当然也就更加骄傲。事实岂不正是这样的吗？请睁开眼尽可能往四方看看，这地方除了他还有谁是人才？

“共产党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必须请我出来。”据说他是这样跟他的学生们讲了的。

我们可以设想他的学生对他是如何拥护，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博学的先生。然而最坏的就是这个拥护！假使你正在或预备将来当教员，首先你应该注意，当你被你的学生欢迎的时候，你的厄运已经来了，不久你就会明白倒是他们开始就写信骂你，後来用木棍打你要好的多，至少你的地位稳固的多。请相信我，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应该这样写：“某公为某县令，拒贿，致犯众怒，为邑民殴伤……”当然不会当真有人被“殴伤”，因为根本没有不刮地皮的官。

现在且说这块果园城的傲骨。接着他被“请”出来，被请到衙门里并且监狱里去了。他的两个学生证明他向他们宣传共产，後来有人说他们是被收买的“学校保卫队”，当然举不出确凿的足以构成罪名的证据。可是人家根本并不要什麽证据。他在监狱里住了半年。这时候他多愤怒！从监狱里出来，他跟父亲吵了一架，还几乎跟所有的人吵架。接着他去旅行。人家说他下了决心，跑到上海去找关系，但是共产党──那些在“地下”的人门口并不曾挂牌子，找他们比穿上洋服去见衙门里的“革命家”困难多了。他的钱很快就用完了，连衣服都送到当铺里去了。最後他只得带着满怀羞辱和两肩灰尘回果园城，另外他给“梅花团”和“c c 团”弄出点麻烦，他们至今也许还在按月替他做报告。

他的回来还有个凑巧地方。那老邮政局，或老骨科医生，或老地主──你已经知道老头生来胆小怕事，想起官就打哆嗦，因为他的冤枉官司和要命的傲骨，早已吓出一身老病。他回来恰恰赶上给老头送终。

他赶上给他父亲送终，烦恼却又在暗中窥伺，早已在等着他了。年轻人是爱动的，当他办完丧事，他开始盘算：现在他做什麽？他能做些什麽？他是一个家主，首先，他整理产业。想起乡下的土地。是的，土地不多。但是他受过洋教育，要像西洋人一样，在自己田地的两端──临着大路的地方和所有早已荒废的空地上以及河岸上全栽上树。这是个好计划，他想定就马上动手，每天很早就忙着出城。你知道社会老爱嫉妒人，那些穷苦的乡下人，他们怎麽能知道是他──一个站在他们一边的革命家的树呢？他命佃户一棵一棵的栽在坑里，一棵一棵的将泥土捣结实，一棵一棵的浇上水，然後他抬头望着树顶，从这些可爱的辛苦栽上的小树，幻想出一片茂盛的森林；可是穷苦的乡下人到夜里却将这森林给他带根拔掉了，并且用锯截断，用斧头劈开，送到灶里去了。此外还有许多事情，彷佛因为父亲死去凭空给他添许多纠纷。彷佛周围的人们忽然都从沉睡中清醒过来，他的一位邻居故意犁他半尺田地，另一位邻居又说他的房子压了自己的地基。对於这种事情你怎麽办？果园城的人显然不十分看得起他，他们崇拜的是“机关里的”“带徽章的”，甚至於胡、左、马、刘的子孙，因为他们怕这些流氓、痞棍、海洛因和鸦片大瘾。

“嘘，……这些愚民！”他常常咬着牙关，痛苦得嘴唇发白，同时又轻藐的摇着头对自己说：“你怎麽能教他们认识谁是好人，谁有才能？他们看起来每一个摆测字摊的都是姜子牙，他们把玻璃当成珠翠，把真金当成黄铜！”

他所受的不公平和说不尽的烦恼使他更加傲慢，人家说他：“牢骚，没有完的牢骚！”他自己常常说：“我的胃又疼了。”渐渐的他不再去城外，甚至不想出门，爱造谣的人就说他快疯了。没有人知道他做什麽，他每天都在书房里坐着；他并不看书；他独自抱起肩膀坐在椅子上，好像准备跟全世界决个胜负。

“你且往那边看，那边走来的岂不就是他吗？”在浮土很深，间或走过狗或猪，两旁坐着喜欢谈天的太太们，在夏天和秋天，一到黄昏就从城外驶回拖车来的果园城的街道上，他的步伐有多傲慢，他的头仰得有多高，两只眼睛望着明净的、时常飞过白云的果园城的天空，看上去多麽像在横过旷野；他沉重的放着脚步，又多麽像连蚂蚁都想给踩死呀！

不过我们在这里惊异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忽然发现──他改变的有多厉害，跟他在学校里读“十字军东征”和“蔷薇之战”的时候又多麽不同啊！他的头发是长长的，杂乱的，已经好久没有理过；他的脸色，颧骨从两颊上突出来，像一块灰色和棕色染出来的暗淡的破布；他的嘴唇寂然闭着；他的原是高高扬起的表现着英气的眉，现在是紧紧的皱着，好像被大风雨摧残的树叶，低低的压在他的眼上；从他的眼里，你可以看出正射着那种冷的复仇的，那种从囚犯们眼里射出来的光辉。

“老兄！”我们於是喊。

“先生！”接着我们第二遍喊。

这个不幸的人，他没有听见，他根本想不到会有人在大街上叫他。他现在是到一位果园城的“隐士”──譬如说贺文龙先生家里去的。他跟贺文龙不同：贺文龙忙里偷闲，还喜欢畜养蟋蟀，弄弄花草；至於他，你还教他爱什麽呢？你怎麽能教他忘记他所受的屈辱呢？不，他什麽都不爱，他生命里只有憎恨。他在贺文龙家里下两盘象棋；即使在下棋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憎恨，他把三种利器──车、马、炮全拿出去，然後开始猛烈进攻。据他说这是“霍去病的战略”。

“将来我们有一天就这麽着，”他像当真对着他们似的说：“我们把他们一直赶到雷州半岛，然後把他们全都赶下海！”

这一回他没有说共产党来到的时候首先要请他出来。他已经好久没有提过这句话，因为他有一块可怕的傲骨，这傲骨并且越长越大。

一九四○年八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