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relations of man to the lower animals·
善于思考的人们，一旦从传统偏见的盲目影响中解脱出来，他们不仅会在人类的低等祖先中找到人类伟大能力的最好证据，而且还会从人类过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找到人类对达到更壮丽未来这一信心的合理依据。
赫胥黎在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写信给达尔文，说自从读过贝尔的著作后，他再也没有读到过这样一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了。从此，赫胥黎成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者及斗士，并积极从结构解剖学上证明达尔文的万物共祖理论。
多数人认为人和猿的差别要比白天和黑夜之间的差别还要大。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欧洲的英雄们和栖居于好望角的霍屯督人（hottentottos）进行对比的话，出乎意料的是，这两种人竟然都是起源于同一祖先。如果我们又把高贵的王室公主和那些在山野里风餐露宿的人们进行对比的话，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两种人也是同属一个人种。
——摘自林奈刊于瑞典科学院论文集中关于“人形动物”（anthropomorphia）的文章。
有关人类的论题要比任何其他问题更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它既涉及人类在自然界所处的地位，也涉及人类和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诸如人类的种族是从哪里来的？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制约人类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人类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反复不断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引起生活在这一世界上的人们极大的兴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寻求这些谜团答案的过程中，一旦遇到困难和危险就表现得畏缩不前，要么完全刻意地回避这些间题，要么就在荣誉和传统地位的束缚下使自己的研究精神窒息。但是，在每一个时代，总会出现一位或两位具有坚持不懈精神的志士，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创造性的天才。而这种天才，只能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上；或许他们仅仅受到怀疑主义的困扰，但他们不愿重踏前人和同代人走过的陈腐和现成的道路，而是义无反顾地披荆斩棘并排除各种障碍，迈开大步，走自己开拓的道路。怀疑论者最后或者通往虚无主义，从而断言问题都是不可解的；或者通往无神论，否定事物间存在有序的进展和规律模式，于是，天才人物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或者被纳入神学或哲学体系中，或者以文过其实的音乐语言来装饰，以一个时代的诗化形式出现。
对上述重大问题的每一个答案，如果不是被本人，也必将被他们的继承者所维护，并加以完善和终结，从而在1个世纪或者20个世纪内，始终保持崇高的权威并得到高度尊重。但是，时间最终必将证明，每一个答案只是接近真理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答案之所以能得到默认，主要是由于那些继承者、盲从者的无知，但当后人用更丰富的知识对前人的观点加以验证时，他们就会完全抛弃这些答案。
从前曾流行过一个比喻，把人的一生和毛虫变为蝴蝶的变态过程进行对比。但是，假如我们不用人的一生，而改用种族的智力发展来加以对比，可能会更加恰当和新颖。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心智，通过知识的不断增长而丰富，每经过一个增长周期，就会冲破原有理论的局限，从而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正如幼虫在其发育的过程中，蜕去过于狭窄的皮壳、换上另一过渡的皮壳。的确，人类的成虫期似乎长得惊人，但每蜕一次皮就前进一步，迄今为止像这种蜕皮已经蜕过不知多少次了。
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借着这一东风，大大推进知识的范围，而这种知识最初正是始于希腊哲学家。但在后希腊时代的一段长时期内，知识的进展却处于停滞阶段，或者这个时期最多只能说是知识转换期。人类幼虫一直在积极主动地摄取着营养，并相应地进行蜕皮的过程。在16世纪曾发生过一次颇具规模的蜕皮，另一次则发生在18世纪末期。然而，在过去50年，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精神食粮，大大地激励人们进入一个新角色，使我们感到新的一次蜕皮似乎已迫在眉睫。但是，这一过程通常都伴随着许多痛苦、身体虚弱以及一些疾病；或许还可能引发严重的骚乱。因此每一位好公民必须意识到，要主动参与促进蜕皮的过程，即使他只拥有一把解剖刀，也应当以最大的努力来加速皮壳的开裂。
为了履行这一义务，就是我要把这些论文加以发表的理由。因为必须承认的是，了解人类在动物界的地位，是正确理解人类和宇宙之间关系必不可少的起码知识。这就涉及前面提到并且对其历史已作了概述的一种奇异动物，［1］以及这一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密切亲缘关系。
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即便是最为粗心的人们，只要与这些同人类有几分相像的动物面对面，都难免会感到震惊。震惊的理由，不在于他对这种看上去像是漫画中丑角的动物的厌恶，而是因为突然之间有所感悟。这就是说，长期以来围绕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与低等生命的关系而形成的受人尊重的理论，原来不可怀疑，因为它们强烈地植根于偏见之中。对于那些不愿思索的人们来说，他还是疑惑不解，但对于那些熟悉近代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的人们来说，这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由此带来的后果意义深远。
现在，我打算对这一论题作一扼要的介绍，并以一种通俗的形式，让那些就算是缺少解剖学专门知识的人都能了解有关人类和兽类世界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程度，还要让他们了解得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主要事实。然后，我将指出，根据我的判断，从那些事实得出的直接结论是正确无误的。最后，我将集中讨论已被采纳的人类起源假说。
首先，我想提醒读者注意，那些公众心目中的专业教师所忽视的一些事实，其实是容易证明的，而且已经得到了科学工作者的普遍认可。我认为，既然这些事实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只要对这些事实充分加以思考，一个人就不会对生物学上一些意外发现感到吃惊。我提到的那些事实已经通过发育学的研究得到了阐明。
每一种生物在最初阶段的形态和最终成长后的形态有所不同，而且前者相对简单。这一现象即使并非是普遍的真理，但也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
橡胶树远比包含在橡籽里的幼体要复杂得多；毛虫比卵更加复杂，而蝴蝶又比毛虫更复杂。每一种生物，从幼年期，通过一系列的变化，进入成年期，整个过程就称为“发育”（development）。在高等动物中，这种变化是极其复杂的。但在最近半个世纪内，通过冯·贝尔（von baer）、拉特克（rathke）、赖歇特（reichert）、比肖夫（bischof）和雷马克（remak）等学者的努力工作，几乎完全弄清楚了“发育”的过程。以狗为例，胚胎学家现在已完全了解狗所显示的一系列发育阶段，就像小学生熟悉蚕蛾变形阶段那样。我认为仔细考查狗的发育性质和顺序，把它作为一般高等动物发育的实例是有益的。
狗像其他动物一样，保存了最低等动物的特征（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否定这一观点），即生命的最初存在形式是一只卵；作为一只卵，它与鸡蛋完全一样，但不像一般鸟卵那样积累了丰富的营养物质。狗卵特别小，也不能供人食用，而且也没有卵壳，卵壳不但对在母体内发育的动物没有用处，还会隔断胎儿所需养料来源的通道，哺乳动物微小的卵内并不包含它们所需的养料。
实际上，狗卵是一个小的球状体泡囊（球囊）（spheroidal bag）（图12），它是由一层透明的，称为卵黄膜（vitelline membrane）的薄膜构成，其直径大小约英寸到英寸。卵内包含有黏性营养物——“卵黄”（yelk），在“卵黄”内又包含了第二个更加精致的称为“胚泡”（germinal vesicle）的球囊（a）。最后在“胚泡”内还有一个更坚固的球状体，称之为“胚核仁”或“胚斑”（germinal spot）（b）。
卵或“卵细胞”（ovum）最初是在一个腺体内形成的，在那段长长的妊娠过程中，卵先是在适当时机被排出并进入到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腔室内，它为卵提供保护和生存环境（living chamber）。这一微小和表面看来无足轻重的活性颗粒在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后，通过一种新颖且神奇的活动，变得生气勃勃。此时，胚泡和胚核仁就再也难于辨认（它们的确切命运是胚胎学中尚未解决的难题之一），但卵黄周围变得犬牙交错，犹如被一把无形的小刀切割过那样，接着，卵黄就分裂成两个半圆球（图12c）。
图12 a．狗的卵，随着卵黄膜的破裂而放出卵黄，胚泡（a）及其内含的胚核仁（b）。b、c、d、e、f表示正文中提到的卵黄的连续变化（依据比肖夫）
通过各种不同平面的反复分裂过程，这些半圆球再次分裂，以致分成四个部分（图12d）。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分裂和再分裂，一直到最后整个卵黄变成无数的颗粒，其中的每一个颗粒都由一个卵黄质的微小球状体组成，其内部包含了所谓“细胞核”（nucleus）（图12f）这样一个中央颗粒。大自然在这一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与一个造砖厂技师所做的工作非常相似。她把未加工的卵黄中的原生质分裂为规则成型、形状大致相同的砖块，以便用来搭建生命大厦的任何部分。
接着，以这种形式形成的、被称为“细胞”的有机砖块，呈现出有序的排列，进而转变为具有两层壁的中空球体。然后，球体的一侧变厚，在加厚区域的中央，很快出现一条笔直的浅沟（图13a），这一浅沟标志着即将建成的生命大厦的中轴线。换句话说，它标志着未来狗躯体的中轴位置。邻接沟两侧的物质继而隆起形成褶皱，这就是长腔侧壁的雏形器官（rudiment），最终将容纳脊椎中的骨髓和大脑，在腔的底壁出现一条称为“脊索”（notochord）的实心细胞索。这个闭合腔的一端膨胀成为头部（图13b），另一端保持狭窄，最后便形成尾部；躯体的侧壁是沟壁下垂部分形成的；不久便从侧壁长出小芽，这小芽逐渐形成为四肢形态。观察这一步一步形成的过程，令人很容易联想起用黏土塑造雕像的情况。最初就好像将每一部分和每个器官大致捏成粗略的轮廓，然后经过精细的塑造，直到最后才显出它的最终特征。
图13 a．最早期的狗胚；b．较晚期的狗胚，已发育成头、尾、脊柱的基础；c．连着卵黄囊、尿囊和被羊膜包裹的胎儿。
因此，通过这些过程，狗的胎儿终于呈现出如图13c那样的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它有一个不成比例的大头，这个大头与狗头不一样，芽状的四肢也不像狗的四条腿。
供给幼小动物营养和发育过程中还未用完的卵黄残存物，储存在附着于原始肠部一个被称为卵黄囊或“脐囊”（umbilical vesicle）的囊中。这个幼小动物附有分别起保护和营养作用的两个膜囊，一个是从皮肤发育而来，另一个是从躯体腹面和后部发育而成。前者称为“羊膜”（amnion），膜囊内充满了分泌液，它包围了胎儿的全身，并对胎儿起着一种水床的作用；而另一个称之为“尿囊”（allantois），来自于胎儿腹部，充满血管，最后演变成为发育中的胎儿所处的腔室的腔壁，腔壁的血管作为母体提供营养物质的通道，源源不断地输送营养，来满足胎儿发育的需要。
胎儿和母体通过纵横交错的血管组织相连，该组织即发育为“胎盘”（placenta），借助于胎盘，胎儿可从母体中吸收营养，并排出体内的废物。
如进一步弄清其发育过程，将令人感到乏味，就我当前的目的来看也无必要。因此，只要提一下狗的总体发育过程就够了。通过一系列长期而逐步的变化，如上所述的那种雏形器官就变成了一只小狗。它出生以后，再通过更缓慢和不易觉察的发育阶段，最终变为成年狗。
家鸡和看守农家庭院的狗之间，看来并不存在显著差别。然而，胚胎学研究者却发现，鸡从一只蛋的形式开始，不仅在所有主要特征上与狗基本一致；而且其卵黄经历的分裂过程，也就是原始沟的起源，以及胚层相邻部分通过极为相似的步骤，逐渐形成为一只小鸡，在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都与新生的狗非常相似，以致采用通常的观测手段几乎无法将两者加以区别。
蜥蜴、蛇、青蛙或鱼等任何其他脊椎动物的发育史，都是相同的。它们总是从和狗卵具有相同基本结构的卵开始，也就是说，卵黄总是先行分裂，这就是所谓的“卵裂”（“segmentation”） 。卵裂的最终产品是组成动物幼体的建筑材料，建造工作围绕着原始沟进行，在沟的底壁发育一条脊索。而且，所有这些动物的幼体在这个阶段，不仅在外形上，而且在所有构造上的基本特征，彼此都非常相似。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别几乎是微不足道；可是在随后的发育过程中，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就越来越大。而且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即凡是在成年时彼此结构非常相似的动物，它们的胚胎彼此相似的时间就越长、它们之间关联的程度也越大。为此，我们可以举例说明，蛇和蜥蜴的胚胎彼此类似的时期要比蛇和鸟的胚胎类似的时期长些；而狗和猫的胚胎彼此类似的时期，要比狗和鸟类似的时期长得多，或者要比狗和负鼠，甚至要比狗和猴的胚胎类似的时期都长得多。
因此，发育学的研究，使我们能明确考察动物在结构上亲缘关系的密切程度。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人类对发育学的研究已取得了什么成果？人类是否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人的起源是否与狗、鸟、青蛙和鱼的起源完全不同，从而证明人在自然界尚无确切的位置，并且和低于人的动物不具真正的亲缘关系？或者人类是否也和其他动物一样起源于一种相似的胚层，然后通过同样缓慢和渐进的变异过程，也就是依靠同样的保护机制和营养方法，最终借助于同样的机理而诞生呢？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现在，而且在过去30年来都从未含糊过。毫无疑问，人类的起源和早期发育阶段的模式在级别上与比他稍低等的动物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人类与猿类在这方面的关系无疑要比猿类和狗的关系密切得多。
图14 a．人的卵；b．人的胎儿的最早状态具卵黄囊，尿囊和羊膜（原图）；c．人的胎儿的较晚期阶段
［依据克理科（kölliker）］a．胚泡，b．胚核仁。参考图13c。
人卵直径约为英寸，可以用描述狗卵的相同术语来描述人卵，因此我只需参照图14a的构造说明就可以了。人卵以相似的方式脱离其腺体之后，便以相同的方法进入到为它准备的腔室，其发育的各种条件在所有方面都与狗相同。目前，虽还不可能（只在很少的机会才有可能）像研究狗的卵黄分裂的早期阶段那样，来研究人卵的分裂。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肯定，人卵所经历的变化，和其他脊椎动物卵所经历的变化，都是相同的；其根据是：已观察到，在最早期阶段，构成雏形人体的材料，和构成其他动物的材料相同。从附在图14的几个人类胎儿最早期发育状态的插图说明，就可以看出它们和狗的早期发育状态非常相似。人和狗之间在最早期发育状态所表现出的惊人相似，甚至在发育过程中还可持续一段时间，只要将它和图13对比一下便一目了然。
的确，人和狗的幼体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发育过程，才能将两者加以识别。但是，就算在它们处于相当早的发育阶段，也可以根据两者的附属物，即卵黄囊和尿囊的不同形态来加以区别。狗的卵黄囊变长，且呈纺锤状，而人的卵黄囊仍然保持球形。狗的尿囊体积相当大，从尿囊上发育的血管突起排列成一个环绕带，最后就形成了胎盘（胚胎扎根于母体，从中吸取养料，正如一棵树的根系伸到土壤中吸取养料一样）；而人的尿囊依然较小，它的血管末梢最后仅局限在一个盘状区域，因此，狗的胎盘像条腰带，而人的胎盘呈盘状，这就是胎盘名称的由来。
但是，恰恰是那些相异点，正是猿和人的相似之处，猿类同样具有球形的卵黄囊和一个盘状的、有时部分呈瓣状的胎盘。
因此，只有在发育到更后的阶段，人的胎儿和猿的胎儿才出现显著差别；而后者在发育上和狗的差异，正如同人和狗的胎儿发育存在着差异一样。
这一最终的结论似乎令人感到吃惊，但却被证明是正确的。对我而言，仅凭这点就足以证明人和其他动物在构造上是一致的，尤其是人和猿类的关系更为亲近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人和比人低一等的动物在起源过程中所经历的生理变化是相同的，即在形成的早期阶段相同，在出生前后摄取营养的方式相同，可以预料，将成年人及其完善的结构与成年猿进行对比的话，他们之间在构造上将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与猿相似正如猿类彼此之间的相似，而人与猿的差异，也正如猿类之间彼此存在着差异一样。尽管这些差异性和相似性不可能加以权衡和测量，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却很容易得到估量。说到这种重要性，目前在动物学家中流行的动物分类系统就提供了这种评判的尺度和标准。
事实上，正是对于动物所体现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细微的研究，促使博物学家把动物划分为若干的类群或组合，每一类群的所有个体呈现出若干固定的类似特征，当类群愈大，类似的特征就愈小；反之，类群愈小，类似的特征愈多。因此，把所有生物中仅具有动物这一共性的类群组成动物“界”。将具有脊椎动物特征的许多动物，组成动物界中的脊椎动物“亚界”；脊椎动物亚界之下再分为五个“纲”，即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这些纲再依次分为若干更小称之为“目”级类群，这些目又分成“科”和“属”；而最后，“属”又分为最小的组合，它以具有恒定和非性别方面的特点为特征，这一最小的组合就称为“种”。
对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各种类群的特征和界限的看法，在整个动物学界逐年都趋向于统一。例如，目前已没有人对哺乳类、鸟类和爬行类等纲的特征加以怀疑，对于人们所熟悉的动物应当放在哪一纲也非常一致。此外，对于哺乳类的各个目的特征和范围，以及根据动物的结构应当将之归为哪一个目的看法，均取得了普遍的共识。
例如，现在已没有人会怀疑把树懒与食蚁兽、袋鼠与负鼠、老虎与獾、獏与犀，都分别归为同一目。把这些动物按上述所列的顺序成对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每一对动物相互间可能或者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像四肢的大小比例和构造、胸椎和腰椎的数目、骨骼对于攀登、跳跃或奔跑的适应情况、牙齿的数目和形状、头骨和头骨里大脑的特征等。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这些差异，但在组织构造等所有较重要和基本的特征方面却有密切联系，这些类似的特征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又那么明显，所以，动物学家认为有必要将它们归为同一目。当我们发现任何一种新动物时，如果它和大袋鼠或负鼠之间的差异并不超过大袋鼠与负鼠之间相互的差异时，动物学家必然按照逻辑，把这一新动物和大袋鼠、负鼠放在同一目，而不会作其他的考虑。
记住动物学这一显而易见的推理过程，让我们此刻尽量将自己的思想摆脱人性这一面具的束缚。假如你愿意，就把自己想象为是土星居民，对现今地球上生活的动物非常熟悉并有科学见解，正在讨论并鉴定一种标本，它是保存于一桶酒精内的一种新奇的“直立而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2］，由一位敢于冒险的旅行家，通过克服空间和引力的种种困难，从遥远的地球带来。我们就会马上一致同意把这种动物放在脊椎动物的哺乳类；并依据他的下颚、臼齿和脑的特征，毫无疑问将其分类位置确定为哺乳动物的一个新属，又考虑到他的胎儿在妊娠期间是靠母体内的胎盘来供给养分的，就将其称之为“有胎盘类的哺乳动物”。
此外，只要进行很肤浅的研究，我们就马上可以确认，人属不应当与有胎盘类动物的鲸类、有蹄类、树懒类，和食蚁兽，或食肉类的猫、狗和熊，啮齿类的老鼠和兔子，吃虫类的鼹鼠和猬或蝙蝠类等任何一类归为同一个目。
而剩下的可以和人类进行比较的动物，只有各种猿类（广义）一个目，因此问题的讨论就集中于此，即是否人类和这些猿类的差别已大到足以各自单独构成一个目？或者人和猿之间的差异比猿类之间的差异要小，因此便将人和猿类归为同一目呢？
幸好这一问题的结论和我们并没有实际或想象中的利害关系，所以我们应当从正反两方面来权衡各方面的论证，可以像讨论一种新的负鼠归类问题那样的不偏不倚和冷静。我们应该尽量采取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的客观态度，来探查这一种新的哺乳动物和猿类所有差别的特征。而且，如果我们发现这些特征和猿类及其他公认的属于同一目的其他属种的动物之间在构造上的差异，并无特殊重要性的话，我们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地球上新发现的“属”和猿类放在一起，归为同一个目。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详细讨论前面已经提到的事实。我认为从这些事实只能得出上述结论，而别无其他的选择。
从整体结构上看，和人类最近似的猿类就是黑猩猩或大猩猩，这点确定无疑。从我现在论证的目的来看，也就是要选择一种动物，一方面与人类进行比较，另一方面与其他灵长类［3］进行比较，其实这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我之所以选择后者，也就是大猩猩（就目前已知的构造而言），因为大猩猩作为一种巨兽，如今在文学作品中已是赫赫有名，以致很多人对它早有所闻，并对它的形象已形成了某种概念。我将尽己所能关注人和这种奇特动物之间诸多最重要的差别，以及这一论证所要求的必要条件；我还要把这些差别同那些区分大猩猩和同一目中的其他动物的差别并列地进行比较，以便探究这些差别的价值和程度大小。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大猩猩和人之间，在躯体和四肢的大小比例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大猩猩与人相比，它的脑壳较小，躯干较大，下肢较短，而上肢较长。
我在皇家外科学院博物馆里见到一只发育完全的大猩猩标本，它的脊椎从寰椎（atlas）（即第一颈椎）的上缘，沿着它前面的弯曲，到达骶骨（sacrum）末端，测得其长度为27英寸，臂（手未计入）长31英寸，腿（脚未计入）长为26英寸；手长9英寸，脚长11英寸。
换句话说，如以脊椎长为100计，那么臂长为115，腿长为96，手长为36，脚长为41。
在该博物馆的同一批收藏品中，见到一具男性博斯杰斯曼人［4］的骨骼，按上述相同方法测其各部分的比例为，以脊椎长为100计，则臂长为78，腿长为110，手长为26，脚长为32。对同一种族的女性骨骼，测得她的臂长为83，腿长为120，其手脚的长度与雄性的手脚长度相同。我测得一具欧洲人的骨骼，其臂长为80，腿长为117，手长26，而脚长为35。
因此，在大猩猩和人中，它们的腿与脊柱的比例，乍看起来并没有很大差别，大猩猩的腿比脊柱略短，而人的腿比脊柱稍长，计达至之间。大猩猩的脚比人脚稍长，手则更长些，但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手臂，大猩猩的臂比脊柱长得多，而人臂则比脊柱要短得多。
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按同一测量方法，脊柱长以100计，其他猿类在这些方面与大猩猩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一只成年黑猩猩的臂长仅为96，腿长90，手长43，而脚长为39，这样一来，手腿的长度与人的比例相差较大，臂长则相差较小，而脚却和大猩猩的脚大致相同。
猩猩的臂比大猩猩的臂长得多（122），而腿却较短（88）；脚（52）比手（48）长，如按照与脊柱的比例，手和脚都要长得很多。
再者，从其他类人猿的情况看来，长臂猿的这些比例变化更大：臂长与脊柱的比例为19∶11，而腿也比脊柱长，这样，它的脊柱要比人的长些，而不是较短。手长为脊柱长的一半，而脚却比手要短些，大约为脊柱长的。
因此，长臂猿的臂比大猩猩的臂要长得多，就像大猩猩的臂比人的臂要长；而另一方面，长臂猿的腿要比人腿长得多，就像人的腿比大猩猩的要长得多，因此，长臂猿本身就大大地偏离了四肢的平均长度（参阅依比例描绘的四种类人猿和人的骨骼比较图，序言）。
山魈［5］代表的是一种中间状态，臂和腿长几乎相等，而且均比脊柱短，但是手和脚的比例以及手脚和脊柱的比例几乎都和人一样。
蜘蛛猴（ateles）的腿比脊柱长，臂比腿长。最后，在奇特的狐猴类（lemurine）中的大狐猴（indri或lichanotus），它的腿长大致与脊柱等长，但臂长却不及脊柱长的，手恰好短于脊柱长的，而脚却稍微长于脊柱长的。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列举很多，但是，上述的例子已足以表明，在四肢的比例上，大猩猩和人类有差别，而其他猿类和大猩猩之间的差别就更大。由此表明这种比例上的差别不可能具有划分目的价值。
其次，我们可以考虑由脊柱或与脊柱相连的肋骨与骨盆所组成的躯干，在人和大猩猩中所表现的差异。
在人体中，部分是由于脊椎关节面的排列方式，更多是由于纤维带或韧带的弹性张力，正是这些韧带使脊椎连接成脊柱，作为整体的脊柱就呈现出一个优美的s型曲线：颈区向前凸，胸区凹，腰或腰区前凸，而骶区又一次后凹。这样的排列可使整个脊椎骨具有更大的弹性，以便减小在直立行走时传到脊椎，并再由脊椎传到头部的震动。
此外，在正常情况下，人的颈部有7个椎骨，称为颈椎；其下连接12个椎骨，带有肋骨并构成背面的上部，因此称它们为胸椎；腰部有5个椎骨，不带有特殊或游离的肋骨，称为腰椎；其下为5个椎骨愈合成一块前面呈一凹腔的大骨，牢固地楔入髋骨之间，构成了骨盆的背部，称之为骶骨。最后是由3或4个多少可活动的、但小到不显眼的椎骨所构成的尾骨（coccyx）或退化的尾部。
大猩猩的脊柱同样可分为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和尾椎，其颈椎和胸椎的总数均同人一样。但是在第一腰椎上附生着一对肋骨，这对大猩猩而言是普遍存在的，但对人来说则是例外情况；由于胸椎和腰椎的区别仅取决于游离肋骨的有无，所以大猩猩17个“胸腰”椎可分为13块胸椎骨和4块腰椎骨，而人类则分为12块胸椎骨和5块腰椎骨。
可是，不但人偶尔有13对肋骨［6］，而且大猩猩有时也有14对；而皇家外科学院博物馆里一具猩猩的骨骼却与人一样，具有12块胸椎骨和5块腰椎骨。居维叶曾记载一只长臂猿也有相同数目的脊椎。另一方面，在比猿低等的猴类中，很多具有12块胸椎骨和6或7块腰椎骨；夜猴（douroucouli）有14块胸椎骨和8块腰椎骨，而怠猴（stenops tardigradus）有15块胸椎骨和9块腰椎骨。
大猩猩的脊柱从整体来看，和人的脊柱的区别在于其弯曲度不如人的明显，尤其是腰区的凸度稍小。但弯曲度依然存在，而且在幼体大猩猩和黑猩猩的不剔除韧带制成的骨骼中，其弯曲度还是相当明显的。另一方面，用同样方法处理保存的幼体猩猩的骨骼中，脊柱在腰区或者是直的，或者甚至整个腰区均向前凹。
无论我们是采用这些特征，或者采用颈椎在整个脊柱中所占长度比例这一细小的特征以及类似特征，人与大猩猩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正是在同一个目中，大猩猩和比它低等的猿类之间则几乎不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别。
人的骨盆或臀部的骨骼，是人体结构中最能显示人的特征部分；宽大的髋部在人体直立时可以支持内脏，同时还可给大型肌肉提供支撑点以保证其保持直立姿势。大猩猩的骨盆在这方面与人的骨盆有很大差别（图15）。但是，从较低等的长臂猿开始，甚至在骨盆方面，就可以看到长臂猿同大猩猩的差别要比大猩猩与人的差别更大。注意长臂猿那扁平而狭窄的髋骨、长而窄的通道、粗糙并向外弯曲、平时为长臂猿提供支撑点的坐骨结节，其外面包裹着称之为“胼胝”的致密皮块，这一构造特征在大猩猩、黑猩猩和猩猩中如同人一样，是完全没有的。
图15 人、大猩猩和长臂猿的骨盆前视图和侧视图
（根据瓦他豪斯·霍金斯先生按自然大原图缩小，绝对长度相同）
在比猿低等的猴类以及更低等的狐猴中，它们之间的差别变得更为突出，其骨盆更是与四足兽类完全一样。
现在让我们转到一个更加重要和更具特征的器官，似乎为人体所特有，我这里指的就是头骨，它似乎而且确实是人与所有其他动物最大的差别，大猩猩的头骨和人的头骨之间的差别确实很大（图16）。大猩猩的面部，大部分是由体积硕大的颌骨所构成，它比脑壳或头骨本身要大得多，但对人而言，两者的比例刚好相反。对于人来说，连接脑和躯干神经的大神经索所通过的枕骨大孔，正好位于头骨基底中心的后部，因而当人直立时，头骨便达到匀称平衡；而大猩猩的枕骨大孔则位于头骨基底后部的部位。人的头骨表面较平滑，眉脊或眉突处通常只稍为突出，可是大猩猩的头骨表面却有很大的脊突，眉脊就像大屋檐一样突出于凹的眼窝之上。
可是，通过对头骨剖面的研究，表明大猩猩头骨的某些明显缺陷，并非由脑壳的缺陷所引起，而更多是由于面部各个部分过度发育所致。颅腔的形状没有问题，其额部也非真正的变扁或过于后缩，实际上，它那原本存在的曲线只不过是被组成颅腔的大块骨骼遮蔽了而已（图16）。
图16 人和各种猿猴的头骨断面
每一脑腔均以相同的长度来表示，从而显示各面骨的不同大小。b线表示大脑与小脑之间的小脑幕平面，将大小脑分开；d线表示头骨的枕骨大孔轴；c线是小脑幕的后部附着点垂直于b线的垂直线；c线之后的脑腔范围表示大脑覆盖小脑的程度，小脑占据空间以阴影表示。对比各图时应注意这些插图都很小，只能表示正文陈述的大意，作为证据还必须以实物本身来加以验证。
但是大猩猩眼窝的顶部以更明显的倾斜突入颅腔内，从而挤占了脑前叶较低部分的空间，同时使其头颅的绝对容量要比人的绝对容量小得多。据我所知，我还未见到一个成年人头颅小于62立方英寸的容量，据莫顿（morton）观察，任何一个人种中最小的头颅容量为63立方英寸；但是，迄今已测得的大猩猩的最大头颅的容量，从未超过34立方英>寸。为了简单起见，让我们假定，人的头颅最小容量是大猩猩最大头颅容量的一倍。［7］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别，但是，当我们考虑到有关头颅容量的其他同样确凿无疑的事实时，那么头颅容量的大小在分类上的价值上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首先，人类不同种族的头颅容量之间的差别，在绝对值上，比人类最小的脑容量和猿类最大脑容量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尽管在相对值上大致是相同的。根据莫顿所测得的人脑最大脑容量为114立方英寸，即非常接近最小脑容量的一倍，而它的绝对超出值为52立方英寸，这却比成年男性最小的头颅容量超过大猩猩的最大头颅容量的差值（即62－34＝27立方英寸）还要大得多。其次，迄今所测得的成年大猩猩的头颅，彼此间相差大致为，它的最大容量为34立方英寸，而最小容量为24立方英寸。最后，在对大小的差别作了适当考虑后，某些较低等猿类的头颅容量，以相对值计，其容量小于较高等猿类的头颅容量，几乎就像较高等猿类的颅容量小于人的颅容量那样多。
因此，甚至在头颅容量这样重要的问题上，人类彼此间的差别都要比人类和猿类之间的差别大得多。而最低等的猿类同最高等猿类之间的差别，在比例上也就像最高等猿类同人之间的差别那样大。如对颅的其他部分在整个类人猿系列中表现出的变异进行研究，那么上述主张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
大猩猩的面骨比较大，颌骨非常突出，使得它的头骨具有小的颜角，并表现出兽类的特性。
但是，如果我们只考虑面骨与头骨的比例，那么小型的松鼠猴（chrysothrix）（图16）便和大猩猩相差很大，就像人和大猩猩的差别那样；而在大型类人猿中，狒狒（cynocephalus）（图16）的口鼻部则出奇地发达，以致与它们的同类相比，狒狒的外貌显得温和，而且有点像人。大猩猩同狒狒的差别要比初看之下更大。原因在于，大猩猩那宽大的面部主要是由于其颌部的明显向下生长所致；人类的一个基本特征，还表现为颌部几乎总是向前生长，而兽类的基本特征，则表现为同一部位的生长不同于人类，由此形成狒狒的特点，而狐猴在这方面的特征则更加明显。
同样，吼猴（mycetes）（图16）及狐猴的枕骨大孔完全位于头骨的后面，狐猴（lemurs）还要靠后，它们的位置都比大猩猩的位置更向后靠，就像大猩猩的枕骨大孔比人的更向后靠那样。但尽管如此，要把枕骨大孔的位置作为普遍分类标准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与吼猴属同一类群的阔鼻猴（即美洲猴）中，还包括松鼠猴类，而松鼠猴的枕骨大孔位置比任何其他猿类都更加靠前，几乎接近于人类枕骨大孔的位置。
此外，猩猩的头骨和人的相似，同样缺乏发达的眉脊，尽管某些变种的头骨在别处也具有大的骨脊；而在某些卷尾猴（cebine）和松鼠猴中，它们的头骨和人类的头骨一样平滑，且一样圆。
从头骨这些主要的特征得出的结论看，我们亦可想象，它们同样适用于所有次要特征。因此，就大猩猩头骨和人类头骨之间的每一个稳定差别而言，在同一目中，相似的稳定差别（亦即，体现为相同特征的过度表现或不足表现）也可在大猩猩的头骨和某些其他猿类头骨之间被发现。因此，就头骨至少作为一种一般骨骼而言，这一命题能够成立，亦即相比于大猩猩和某些其他猿类的差异，人和大猩猩之间的差异具有更小的价值。
至于与头骨有关的方面，我要提到牙齿这一具有特殊分类价值的器官。从整体看来，牙齿的数目、形状和序列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常被认为是比其他器官具有更高可信度的分类标志。
人类具有两套牙齿，即乳齿和恒齿。乳齿上下各有4枚门齿、2枚犬齿和4枚臼齿，总共有20枚牙齿。恒齿（图17）在上下颌各有4枚门齿、2枚犬齿和4枚称为前臼齿或假臼齿的小臼齿，另有6枚大的臼齿，即真臼齿，总计有32枚牙齿。上颌的内侧门齿比外侧的一对门齿要大；下颌的内侧门齿比外侧一对门齿要小。上颌臼齿的齿冠有4枚齿尖，或钝尖的隆起，还有一条斜穿齿冠、从内侧前齿尖走向外侧后齿尖的脊齿（图17㎡）。下颌第一臼齿有5个齿尖，外侧3个，内侧2个。前臼齿有2个齿尖，内外侧各1个，外侧较内侧高。
大猩猩的齿系在以上所有方面都可以用与人齿同样的术语进行描述，但是在其他方面却表现出很多重要差别（图17）。
因此，人的牙齿形成一个有规则和整齐一致的系列，即没有间隙，也没有一个牙齿明显高于其他牙齿。正如居维叶在很早以前所指出的那样，除了一种人们曾经推测过的生物、即早已灭绝并与人有天渊之别的无防兽［8］才具有这一特点外，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没有。而大猩猩的牙齿却正好相反，它的上下颌牙齿均有间断或空隙，亦称为齿隙（diastema）：即上颌的齿隙在犬齿的前方，即在犬齿与外侧门齿之间；而下颌的齿隙在犬齿的后方，即在犬齿和第一前臼齿（假臼齿）之间。上下颌的齿隙分别与另一侧的犬齿吻合。大猩猩的犬齿很大，就如同象牙或暴牙（tusk）那样远远突出于其他牙齿的一般水平线之外。此外，大猩猩前臼齿（假臼齿）的齿根比人复杂得多，而且臼齿的大小比例也不尽相同。大猩猩下颌的最后臼齿的齿冠更加复杂，恒齿萌发的顺序也不相同，即人的恒犬齿在第二和第三臼齿长出之前萌出，而大猩猩的犬齿则在第二和第三臼齿长出之后才萌出。
因此，大猩猩的牙齿虽在数目、种类和齿冠的一般类型上与人类非常相似，但在其他诸如相对大小、齿根数目以及萌出的顺序等次要特征上，却与人类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但是，如果把大猩猩的牙齿和某种猴类，比方说狒狒的牙齿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同一目中的相异和相似性很容易得到辨认。大猩猩和人类的很多相似处，恰恰是大猩猩与狒狒的相异点；而大猩猩和人类的不少相异处在狒狒那儿却更突出了。狒狒牙齿的数目及性质和大猩猩及人类的情况依然相同。但狒狒上臼齿的形状和上面描述的却大不相同（图17），犬齿较长而且更呈刀状；下颌的第一前臼齿变化得很特别；而下颌后臼齿与猩猩相比，仍然是较大和显得更加复杂。
图17 各种灵长类上颌侧视图（同一长度）
i，门齿；c，犬齿，pm，前臼齿；m，臼齿。一条虚线通过人、大猩猩、狒狒和卷尾猴的第一臼齿。右侧各图表示上述四类的第二臼齿的磨合面，而其内角恰好在㎡的m字上方。
从旧大陆的猴类过渡到新大陆的猴类，我们会碰到一个更重要的变化。例如像卷尾猴（cebus）这个属（图17），除了可以找到像犬齿的外突和齿隙等某些次要特征外，仍保留了同大猿的相似处；但在齿系等其他最重要的方面就迥然不同。乳齿由20枚变为24枚，恒齿由32枚变为36枚，前臼齿也从8枚增加到12枚。另在臼齿齿冠的形态上与大猩猩差别很大，而与人类的齿型相差得更远。
另一方面，绢毛猴（marmosets）的牙齿数量与人类和大猩猩一样；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齿系非常不同，因为它们和其他美洲猴类相似，前臼齿（假臼齿）多了4枚，可是它们的后臼齿（真臼类）却少了4枚，总的齿数仍保持相同。从美洲猴转到狐猴，其齿系变得与大猩猩的截然不同。门齿的数量和形状一开始就各不相同。臼齿逐渐长成一种多尖的食虫类性状；而指猴属（cheiromys）的犬齿消失了，牙齿完全模仿成啮齿类（rodent）牙齿的样子（图17）。
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最高等猿类的齿系虽同人类齿系有很大差别，但是和较低等和最低等猴类的齿系相比，其间的差别就更加突出。
不管选择动物结构的哪一部分，即不管选的是肌肉系列还是内脏来进行比较，其结果应当是一样的，即比猿低等的猴类与大猩猩的差别要比大猩猩与人类的差别更大。我在此不打算面面俱到详加讨论，实际上也无此必要。但是人类和猿类之间某种真正的，或所谓的结构差别依然存在。鉴于人们对此给予高度重视，我们有必要对它们加以认真的考究，以便对那些具有真正价值的事实加以肯定，同时更要揭露那些虚构的无稽之谈。我在这里所涉及的是手、脚和脑的特征。
人是被定义为唯一具有两只手的动物，双手位于前肢的末端，而后肢的末端有两只脚；反之，人们认为所有猿类具有四只手；同时人还被确认在大脑特征方面和所有猿类存在着本质区别，令人不解的是，有人断言，并且一再断言，只有人脑才具有解剖学家称之为后叶、侧室后角和小海马的结构。
上述第一种说法早已得到普遍支持，这不足为奇。的确，只要一看到手脚的形态特征，就必然会支持这一看法。但是对于第二种看法，人们只能赞赏断言者所表现的惊人勇气，因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标新立异，它不仅与那些普遍得到承认和具有充分依据的学说相对立，而且也被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所有原始探究者的证词所直接否定；它也未曾或不可能得到任何一块解剖学标本证实。事实上，若不是有人普遍和本能地认为，上述慎重和反复的断言或许会具有某些根据的话，我认为这种看法根本就不值得认真加以反驳。
为了有效地讨论第一种观点，我们事先应当对人手和人脚的构造认真加以考虑，并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便使我们对人手和人脚的组成有一个明确和清楚的概念。
人手的外部形态对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手是由一个粗壮的手腕、接着是宽阔的手掌组成，并由肌肉、腱和皮肤构成，它们把4根骨头连在一起，并分成4根长的可弯曲的手指，每根手指在最后一个关节的背面都有一个宽扁的指甲。两个手指间的最长裂缝，比手长的一半要短。在手掌基部的外侧，有一根只具两节，而不是三节的粗壮手指，这个手指是这样短，以致其末端只稍微超过其紧挨着的那根手指的第一节的中部，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可动性极大，所以它能向外侧张开，几乎与其他手指呈直角。这个手指叫“波列克斯”（pollex），或叫拇指，它和其他手指一样，在末关节的背面也有扁平的指甲。由于拇指的这一均衡性和可动性，也称之为“与其他手指的可对向性”，换句话说，它的末端很容易与其他任何一个手指的末端接触。我们内心的许多想法之所以能够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可对向性。
脚的外形和手的外形相差很大。但是，当我们将手和脚进行仔细比较时，它们却显示一些独特的相似处。即脚踝和手腕、脚底和手掌、脚趾和手指，大脚趾和拇指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各自相当。但是脚趾在比例上要比手指短得多，而且可动性不如手指，尤其是大脚趾明显缺乏像拇指那样的灵活性。但是在考虑这一差别时，我们不要忘记文明人的大脚趾从童年开始，便被不宽舒的鞋子所束缚，这点对脚趾的活动很不利。但对未开化的人和习惯于赤脚的人而言，其大脚趾仍保留了很大的可动性，甚至还有几分对向性。据说中国的船夫可以用大脚趾划桨，孟加拉的工匠能用大脚趾织布，卡腊贾斯人［9］能借助大脚趾偷鱼钩。然而无论如何，大脚趾的关节和构造以及它的骨头排列，使得大脚趾握提的动作远远不如拇指那样灵活。
但是，为了比较手和脚的异同点以及它们各自突出特征的精确概念，我们必须深入到皮肤下面，比较其各自的骨骼构造和运动机制（图18）。
图18 人的手和脚的骨骼
［（按格雷《解剖学》书中卡特博士所绘图的缩小，图中手的比例比脚大）］aa线示手的腕骨和掌骨间的界限；bb线示掌骨和基指骨间的界限；cc线示端指骨的末端；a′a′线示脚的跗骨和蹠骨的界限；b′b′线示蹠骨和基趾骨的界限；c′c′线示端趾骨的末端；ca：跟骨；as：距骨；sc：跗骨中的舟状骨。
手的骨骼在称之为手腕的部位，是由两列紧密连接的多角形骨头［术语称为腕骨（carpus）］所组成。每列有4块骨头，大小大致相同。第一列骨头连同前臂骨构成了腕关节。这些骨头并列排列，没有一块骨头超越别块骨头，或者彼此相互重叠。
腕骨第二列的四块骨头，连接着支持手掌的四根手骨。具有同一特征的第五根骨头比其他四根长骨显得更为自由和灵活，它与腕骨相连，构成拇指的基部。这五根长骨称为掌骨（metacarpal bone），它们与指骨（phalanges）相连，其中拇指有两节指骨，其他四指各有三节指骨。
脚的骨骼在某些方面和手的骨骼非常相似。相当于拇指的大脚趾只有两节趾骨，而其他较小的趾骨各有三节趾骨。每一趾骨连接着一根与掌骨相当的长骨，称为蹠骨（metatarsal）。而与腕骨相当的跗骨（tarsus）具有排成一列的四个短而呈多角形的骨头，它们相当于手的第二列四块腕骨。脚在其他方面与手有很大的差别。大脚趾是第二位最长的脚趾，而且大脚趾的蹠骨和跗骨的连接远不如拇指的掌骨和腕骨那样地活动自如。但其中更重要的区别是：跗骨只有三块而不是四块，也不是排成一列。这三块骨头中，有一块叫跟骨［os calcis（ca）］，位于外侧，向后突出成为大的脚后跟；另一块叫距骨［astragalus（as）］，它的一面靠在跟骨上，另一面与腿骨形成踝关节，而第三面指向前方，并被一块称之为舟状骨［sca phoid（sc）］的骨头，把它和蹠骨邻接的三块内侧跗骨相隔开。
因此，在脚和手的构造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把腕骨和跗骨比较一下，这些差别便很明显。还有，如把掌骨和蹠骨的大小、活动性，和它们相对应的各指和各趾一起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差别的程度。
当我们把手的肌肉与脚的肌肉加以比较，这相同性质的两类差异便呼之欲出。
当手握拳时，称之为“屈肌”（flexors）的三副肌肉将手指和拇指向内弯，而当手指伸直时，三副伸肌（extensors）便将手指伸展。这些肌肉都是“长肌”，也就是说，每一副肌肉的肉质部分都附着在臂骨上，而肌肉的另一端延续成腱或圆形的索状组织进入手内，最后则附着在可以活动的骨头上。因此，当手指弯曲时，其位于手臂内附着在手指的屈肌，借助于肌肉固有的特殊作用进行收缩，于是牵拉着屈肌另一端的腱，促使腱把手指骨向着掌心弯曲。
手指和拇指的主要屈肌都是长肌，但它们在长度上相当不同。
脚趾也有三副主要的屈肌和三副主要的伸肌，但是其中一副伸肌和一副屈肌都是短肌；也就是说，它们的肉质部分不是位于腿内（相当于手的前臂），而是位于脚背和脚底内，即相当于手背和手掌的部位。
此外，当脚趾和大足趾的长屈肌的腱延伸到脚底时，它们并不像手掌的屈肌那样彼此分明，而是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互相连接、混杂，其中还容纳一条和跟骨相连的附加肌。
但是，或许脚的肌肉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那条称之为腓骨长肌（peronaeuslongus）的一条长肌，它附着在小腿外侧的骨上，其腱伸向外踝，并通过踝的后面和下面，再倾斜地横穿脚部而与大足趾的基部相连接。在手的构造上没有与之完全相当的肌肉，它显然只是脚特有的肌肉。
概括而言，人的脚和手完全可根据下列解剖学上的差别加以区分：
1．根据跗骨（tarsal bones）的排列；
2．根据脚趾有一条短屈肌和一条短伸肌；
3．根据具有称之为腓骨长肌的肌肉。
为此，假如我们想确定其他灵长类一个肢体的末端部分是脚还是手，一定要根据是否存在上述三个特征来确定，而不是根据大脚趾可动性的变化范围来确定，因为这种变化范围是不确定的，不受脚部构造上的任何根本变更所制约。
记住这些要点，现在让我们转到对大猩猩四肢的研究。对大猩猩前肢末端部分的区分并不存在任何困难，因为无论是骨头对骨头、还是肌肉对肌肉，它们的排列方式本质上都和人相似，或者是存在一些细小的差别，正如人类中也有这种差别一样。大猩猩的手较笨拙和迟钝，它的拇指比人的拇指短些，但是从未有人会怀疑它不是真正的手。
乍一看来，大猩猩后肢的末端部分也和手很相似，而且在许多低等猿猴类中，仍有不少猿猴具有类似特征。因此，这一由布卢门巴赫所采用的古代解剖学家［10］所称的“四手兽”（quadrumana），后来又不幸被居维叶弄成目前对猿猴类公认的称呼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哪怕最粗略的解剖学研究马上就能证明所谓的“后手”与真正的手相似，不过是肤浅之见，而实际上大猩猩的后肢，在所有主要方面都与人的脚一样。在跗骨的数目、排列和形状等所有重要细节方面，都和人类的特征相似（图19）。另一方面，蹠骨和趾骨在比例上显得长些和更细些；相反，它的大脚趾不但在比例上较短和较弱，而且它的蹠骨和跗骨被一个更活动的关节所连接。同时，它的脚和小腿的连接要比人类的更加倾斜。
至于肌肉，它有一条短屈肌、一条短伸肌和一条腓骨长肌；而其大脚趾和其他脚趾的长屈肌的腱互相联结在一起，并附有一组肌肉束。
因此，大猩猩后肢的末端是一个真正的脚，它有一个活动性很大的大脚趾。它的确有一只能适于抓握的脚，但绝不是手。这只脚在其基本特征上与人脚并无差别，仅仅在大小、活动的程度和各个部分的附属排列上有所不同。
但是，不应当认为由于我提到的这些差别不是主要的，就以为我想低估它们的价值。这些差异是相当重要的，脚的构造在任一种情况下，都与动物其他部分的构造紧密相关。我们不能怀疑人类的手和脚，在生理分工上对于人类体制构造的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人的支撑功能全部落在腿和脚上。但是，归根到底，从解剖学观点看，人类的脚和大猩猩的脚，其相似性要比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更加突出和重要。
我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详细的讨论，因为对此曾有许多误解。其实，我如果忽略这点也无损于我的论据，对我的论据来说只需表明，人的手和脚与大猩猩的手和脚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别，但大猩猩与低等猴类手脚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甚至要更大。
为了得到与此有关的明确证据，就不需讨论比猩猩低级的猴类了。
猩猩与大猩猩拇指之间的差异，要比大猩猩和人类拇指的差异大得多。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猩猩的拇指短，而且还在于它缺少特别的长屈肌。猩猩的腕骨像大多数比它低等的猴类一样，包括9块骨头，而大猩猩与人类和黑猩猩一样，都只有8块骨头。
猩猩的脚（图19）更加异常。猩猩有很长的脚趾和短的跗骨、短的大脚趾、短而隆起的跟骨，小腿关节的严重倾斜度以及缺少一条通向大脚趾的长屈肌腱，这些都造成猩猩和大猩猩之间脚的差异要比大猩猩与人之间的差异更大。
图19 人、大猩猩和猩猩的脚
根据同一绝对长度来表示其各部分比例的差异。图中标明字母的注释与图18相同。（根据沃特豪斯·霍金斯先生的原图缩小绘成。）
但是，在某些低等猴类中，它们的手脚和大猩猩手脚之间的差异要比它们和猩猩的差异更大。美洲猴类的拇指和其他四指之间不能相对。蛛猴（spider monkey）的拇指退化，仅保留残迹，而为皮肤所包裹。绢毛猴的拇指直指前方，并且和其他指相似，且具有弯曲的爪，因此，这些情况无疑说明大猩猩的手和人手的差异不如这些猴类和大猩猩之间差异那样大。
至于说到脚，绢毛猴的大脚趾，在比例上与猩猩的大脚趾相比就更不显著了。而狐猴的大脚趾很大，它和大猩猩一样完全呈拇指状，并与其他四趾相向。但是在这些动物中，第二个脚趾经常成不规则变形；而在某些种内，两块主要的跗骨，即距骨和跟骨却大大延长，以致使它的脚与其他任何哺乳动物的脚完全不同。
至于肌肉的情况也是如此。大猩猩脚趾的短屈肌和人的不同处在于，它的短屈肌中有一条肌肉不与跟骨连接，却与长屈肌的腱相接。低等猴类与大猩猩的不同处，在这一性状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即有两条、三条或更多条肌肉（slip）附着在长屈肌的腱上，或者它们成倍增长。此外，大猩猩的长屈肌腱之间连接的方式与人的稍有差别；而低等的猴类和大猩猩的不同处，还表现在同一部位的肌肉排列的方式不同，有时排列非常复杂，偶尔也缺少附加肌束。
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脚绝未丧失它的任何一种基本性状。所有的猴和狐猴都显示它们跗骨的特殊排列方式，即具有一条短屈肌、一条短伸肌和一条腓骨长肌。尽管这一器官在大小比例和形态上可能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其后肢末端部分在结构的基本形态上依然是一只脚，在这些特征上绝不可能与手相混淆。
尽管，我们还找不到身体结构的任一种器官能够像手或脚那样，更好地用来说明这一真理：人和高等猿类之间的构造差异远不比高等猿类和低等猴类之间的差异更大。可是，或许还有一种器官，如对它进行研究，将会以更明显的方式得出与上述同样的结论，这个器官就是大脑。
但是，在讨论猿脑和人脑之间差别的要点这一重要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在大脑结构中，什么构成一个大差异，什么又构成一个小差异。为此我们应当对脊椎动物系列中脑所显示的主要变化做一简要的研究。
与进入大脑的脊髓和离开大脑的神经相比，鱼脑非常小，它由嗅叶（olfactory lobes）、大脑半球和后区等部分组成。在这些部分中，没有哪种结构因过于发达而超出其他结构，以致将其他部分遮蔽或覆盖。所谓的视叶（optic lobes），常常是结构中最大的结构。在爬行类中，脑量和脊髓相对说来是增加了，大脑半球开始超过其他部分；而在鸟类中，大脑半球的这一优势更加显著。像鸭嘴兽、负鼠和袋鼠等最低等哺乳类，脑子增大的趋势更为明显。它的大脑半球已经增长得如此之大，以致或多或少遮掩了相对较小的视叶。因此有袋类（marsupial）的大脑与鸟类、爬行类或鱼类的大脑截然不同。在演化等级上再上一层，即在有胎盘类哺乳动物中，大脑构造取得巨大变化，但这一变化既不表现在老鼠或兔子脑部外形上比有袋类有很大改变，也不表现在大脑各部分的大小有很大变化，而是在大脑半球之间出现一个明显将大脑两半球联结在一起的新构造，叫做“大联合”（great commissure）或“胼胝体”（corpus callosum）。这一问题必须认真加以重新研究，但是如果这一目前被采纳的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胼胝体”在有胎盘类哺乳动物中的出现，是脑器官在整个脊椎动物体系中所显示的最大和最突然的变化，也就是说，这是大自然在她的制脑工程中出现的最大飞跃。大脑的两半部一旦如此互相联结，大脑复杂性的演化，就可以通过低等啮齿类或食虫类到人类这一完整系列的演化阶段中加以追索。而脑的错综复杂，主要在于大脑半球和小脑，特别是前者，与大脑其他部分相比，其发达程度尤其显得突出。
在低等有胎盘类哺乳动物中，当我们从上面来观察大脑时，小脑本身的上半部和它的后面，由于未被大脑半球所覆盖，可以完全观察到。但在高等有胎盘类的哺乳动物中，每一大脑半球的后部和小脑的前部仅被小脑幕（tentorium）所分隔，大脑的后部向后和向下倾斜，并长出所谓的“后叶”（posterior lobe），以致最终把小脑重叠和遮盖起来。所有哺乳动物的每一个大脑半球内都包含了一个称之为“脑室”（ventricle）的腔。这个脑室一方面向前延伸，另一方面向后延伸，深入至大脑半球基质，据说由此形成两个角或“角”（cornu），一个叫“前角”（anterior cornu），一个叫“下角”（descending cornu）。当后叶充分发育时，脑室腔的第三个延长便深入至此，由此形成所谓“后角”（posterior cornu）。
较低等和较小型的有胎盘类哺乳动物的大脑半球表面或者光滑，或者呈均匀的圆形，或者具有非常少量的沟，这一沟在术语上称为“沟”（sulci），它把大脑基质分隔为脊或“回”（convolutions）；而所有各目的小型种都倾向于有相似平滑的大脑。但在高等的目中，尤其是这些目中的大型种类，它们的沟或回的数目变得非常多，而且其中的回在曲折程度上要更加复杂，在大象、海豚、高等猿类和人类的大脑表面，出现了完全如同迷宫似的迂回褶皱。
如果后叶出现并显示其常见的腔，同时伴随后角的存在时，通常就可以看到在后叶的内面和下面有一条特别的沟；它与后角平行，并位于后角底壁之下，后角如同以拱形横跨在沟的顶部。这条沟的形成就好比是，曾用钝器将后角的底壁刻成锯齿状，因此后角的底壁向上突起而形成一个凸丘（convex eminence）。这一凸丘即被称为“小海马”（hippocampus minor），而“大海马”（hippocampus major）就是下角底壁的一个较大的凸丘。至于这些凸丘在功能上到底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并不了解。
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猿猴类大脑在演化上一个近乎完整的进化系列：即从比啮齿类稍高等的大脑发展到比人类稍低等的大脑。通过这个显著的例证，好像表明人和猿类的大脑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屏障。就现有知识来说，尽管类人猿大脑的系列类型中确实存在一个真正构造上的间断，但是这一间断并不存在于人和类人猿之间，而是存在于低等和最低等的猿猴类之间；换句话说，就是存在于新、旧大陆的猿、猴类和狐猴之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事实上，就我们研究的每一个狐猴来说，它的小脑可从上面看到一部分，它的大脑后叶，已有或多或少后角和小海马的雏形。相反，每一个绢毛猴、美洲猴、旧大陆的猴、狒狒或类人猿的小脑的后面，全部被大脑后叶所遮盖，同时它还具有一个大的后角和一个完全发育的小海马。
在很多动物中（比如松鼠猴），它的大脑后叶覆盖小脑，并向小脑后部延伸很远，从比例上说要比人类向后延伸的程度更明显（图16），而且小脑后部被完全发育的后叶所遮盖，这是十分肯定的。只要具有任何一个新大陆或旧大陆猴类的头骨，就可以证明这一事实。由于一切哺乳动物的大脑完全充满着颅腔，因此，颅骨内部的铸模显然可以复制大脑的总体形态。虽然干的颅骨内没有包裹大脑的脑模，因此脑模会与实际的脑子有些微小差别，尽管如此，对我们现在要说明的问题，这点差别微不足道。但如果做成这样一种石膏模型，再与人类头骨内部相似的模型做比较，显而易见，这一代表猿类大脑腔室的模型，完全覆盖小脑并与小脑腔室重叠，其情形正如在人类中一样（图20）。一个粗心的研究者，忘记了像大脑那样一个具柔软结构的器官，一旦从颅内取出后，就会马上失去原来的形态。他确实可能将这个被取出后已变形的裸露小脑，误认为是脑的各部分原来所在的自然状态。但是，如果把大脑再装回到颅腔里时，他就会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因此，认为猿的小脑的后部原来就是裸露的看法是一个误解，这就好比当一个人的胸部被剖开时，肺由于空气压力的消失而使其失去弹性而不可逆地缩小，就误认为人的肺仅占据胸腔的一小部分。
如果一位研究者考察高于狐猴的任一种猿类的头骨切面，却又不愿费尽心思去制作一个头颅的模型，显然那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因为此类头骨都和人类的头骨一样，具有一条非常明显的沟，它被称为小脑幕的附着线。小脑幕是一种类似羊皮纸的隔板或隔层，在头骨未剥制时介于大脑和小脑之间，以防止大脑压迫小脑（图16）。
因此，这条沟是颅腔中大脑和小脑的分隔线。由于大脑正好充满颅腔，显而易见，颅腔内这两部分的关系立刻告诉我们这两部分内含物的关系。在人类中，在所有旧大陆的猿猴类中，在所有新大陆的猴中（除一种是例外），当面部朝向前方时，小脑幕的附着线（术语叫横窦压迹）则近于水平位置，而大脑腔总是覆盖在或者是向后突出于小脑室的上面。在吼猴中（参阅图16），附着线倾斜地向上向后延伸，大脑几乎完全没有覆盖小脑。而狐猴和低等的哺乳动物一样，这条附着线更倾向上后方，而小脑室则大大地突过了大脑室。
图20 人和黑猩猩的头颅内模图
（用同样的绝对长度和置于相对应的位置绘成）
a．大脑；b．小脑 上图是按照皇家外科学院博物馆内的模型绘成；下图是根据马歇尔先生于1861年7月在《博物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论黑猩猩的脑》中的颅内照片绘成。黑猩猩大脑腔内模下缘的鲜明界线是由于小脑幕仍保留在它的头颅内，而在人的头颅内则没有保存。黑猩猩头颅内模比人的更为精确；而人的大脑后叶明显地向后突出，超过了小脑。
正如权威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像后叶那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尚且还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那么，对于一些并不十分复杂，但仍需适当加以注意的观察对象，也许会产生更坏的后果就不足为奇了。对于一个不能见到猿脑后叶的观察者来说，就很难对于后角或小海马提出富有价值的意见，正像对一个从未见过教堂的人，却要他对教堂祭坛后面的屏风或窗上的绘画提出意见一样，同样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因此，我觉得对后角和小海马进行讨论是没有必要的。我将满足于让读者确信，猿类的后角和小海马至少像人类那样发达，而且往往更加发达，不仅在黑猩猩、猩猩和长臂猿是这样，而且旧大陆的狒狒和猴子以及新大陆的大部分猴类包括绢毛猴也是这样。［11］
大脑的后叶、后角和小海马是人类特有的构造这一论点至今被一再申述，甚至当与这一论点相反的确凿证据被公布后，有些人仍在固执己见。事实上，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所有丰富和可靠的证据（包括熟练的解剖学家针对这些问题所做的细致研究），促使我们坚信这些构造显然是人类和猿类大脑最明显的共同特征。它们是在人体上所呈现出来的最明显的猿类特征。
关于大脑的沟回情况，猿猴的脑呈现了演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即从绢毛猴近于平滑的脑，到比人类稍微低级的猩猩和黑猩猩的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大脑上主要的沟回一旦出现时，它们排列的方式与人脑上相对应的沟回是一致的。猴脑表面呈现出一种类似人脑的轮廓图式，在类人猿的大脑上，那个轮廓图中容纳了越来越多的细节，只是没有包括一些微小的特征，例如前叶上较大的凹陷，人类经常所缺的脑裂以及若干脑回的不同排列和不同大小，通过这些差别，就可以把黑猩猩或猩猩的脑从构造上与人脑加以区别［12］。
图21 人和黑猩猩的大脑半球素描图
（按同一长度绘制，以便表示各部分的相对比例）
前一图取自皇家外科学院博物馆，并请管理员弗劳尔先生帮我解剖一块标本后绘成；后一图是从前面提到过的马歇尔先生论文中一幅照片绘成的。a．后叶；b．侧室；c．后角；x．小海马。
因此，就大脑的构造而言，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同黑猩猩或猩猩的差别，要比它们和猴类的差别还要小，人脑和黑猩猩脑之间的差别与黑猩猩脑和狐猴脑之间的差别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可是，我们一定不能忽视，最低等的人脑和最高等的猿脑之间在绝对质量和重量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区别。当我们想到，一头完全发育的大猩猩的体重可能要比一个男性博斯杰斯人（bosjes man）或许多欧洲女人大致重一倍时，这个差别就更明显了。也许我们还不能肯定一个健康成年人的脑重是否会小于31唡或32唡，或大猩猩最重的脑是否会超过20唡。
这是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情况，无疑将来有一天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最低等的人和最高等的猿类之间在智力上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鸿沟。［13］但这并无系统分类上的价值，理由很简单，即从上面提到有关脑量的论述中，就可以推断最高等和最低等的人之间脑重量的差别，无论在相对或绝对重量来说，都要比最低等的人和最高等的猿的脑重之间的差别大得多。正如上面已经看到，后者脑的绝对重量差是12唡，或用32∶20来表示其相对重量。但是，人脑重量的最高纪录是65唡与66唡之间，人脑绝对重量差在33唡以上，或相对值为65∶32。就分类学而言，人和猿的大脑之间差别还未超过属一级特征的价值，而科一级的差别主要取决于齿系、骨盆和下肢特征。
因此，不管研究哪一种器官系统，在猿猴的系列中，通过对它们的变异进行比较，都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结果，即人类和大猩猩、黑猩猩在构造上的差别并不像大猩猩和较低等猴类在构造上的差别那样大。
但在阐明这一重要的事实时，我本人必须谨防一种非常流行的误解。实际上，我发现那些力图把大自然已经非常清楚地向我们展示的事情进行宣讲的人们，他们的见解易被误传，他们的措辞也易被断章取义，以致公众认为他们似乎在说，人和动物中最高级的猿类在构造上的差别微不足道。为此，让我借此机会明确声明：人和猿之间的差别不但不小，而且是举足轻重；在大猩猩的每块骨头上均可以找到与人类相应骨头的不同特征；而且在当今宇宙万物中，无论如何还没有找到人属和黑猩猩之间的中间环节来连接它们之间的空隙。
否认人猿之间存在着差别，固然是错误和荒谬的，但是任何夸大两者的差别、或者只停留在承认其存在差别，却拒绝追究其差别的大小，也同样是错误和荒谬的。假如你愿意，就要记住大猩猩和猩猩之间，或者猩猩和长臂猿之间存在鲜明的界线，也同样完全缺失任何过渡类型。我说它存在鲜明的分界线，即使它稍微小些。根据人和类人猿在构造上的差别，而把两者分为不同的科是合理的；但是鉴于人科和猿科之间的差别要比在同一目中其他科之间的差别要小，因此如把人归为不同的目是不合理的。
因此，伟大的动物分类学立法者林奈的卓见是正确的，而且，通过一个世纪以来的解剖学研究，使我们回到了他所提出的人和猿及狐猴一样属于同一目的结论（由于灵长目是林奈创立的，这一目的名称应当保留）。目前这一目分为七个科，它们均具有大致相等的分类价值：第一科，人科（anthropini），只包括人类；第二科，狭鼻猴科（catarhini），包括旧世界的各种猿猴类；第三科，阔鼻猴科（platyrhini），除了绢毛猴外，包括新大陆的各种猿猴类；第四科，绢毛猴科（arctopithecini）包括绢毛猴；第五科，狐猴科（lemurini），包括狐猴，但其中的指猴似应从本科划出而另成立第六科，即指猴科（cheiromyini）；而第七科，蝙蝠猴科（galeopithecini），只包括飞狐猴（galeopithecus），这是一种很接近蝙蝠的奇异动物，正像指猴穿上了啮齿类的衣裳，或狐猴模仿食虫类动物一样。
或许还没有一个哺乳类的目，能向我们展示如此卓越的渐变系列，引导我们不知不觉地从动物演化的顶峰往下追溯，似乎只要经过一步，就回到了有胎盘哺乳类中最低级、最微不足道和智力最不发达的动物。这就好像大自然已经预见到人类的傲慢，于是在人的智力中注入罗马人的刻苦节制这一美德，尽管罗马人凯旋而胜，但秉持这一美德，就应当收回在奴隶面前的架子，同时告诫征服者，他其实微不足道。
我在这篇论文的开始所提到的结论，就是直接通过这些重要的事实所得出的。我深信这些事实是无可争辩的，既然如此，这一结论在我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如果人类与兽类的区别，并不超过兽类之间在构造方面的差距的话，那么似乎可以依此得出这样的看法，即假如我们发现了形成一般动物的属或科的自然因果关系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就能充分地用来说明人类的起源。换句话说，譬如，假如绢毛猴有可能被证明是由普通的阔鼻猴逐步地变异演化而来的话，或者绢毛猴与阔鼻猴两类动物都是由一个原始祖先变异来的分支，在这一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合理的根据来怀疑人类很可能是由一种类人猿经过逐渐变异演变而来；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和那些猿类由同一原始祖先分支演化而来。
目前，仅有一种自然因果关系得到了证据的支持；换句话说，只有达尔文先生提出的有关一般动物物种起源的假说才具有科学的依据。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虽然是一个较严肃和谨慎的思想家，他的很多看法是明智的，但亦掺杂了不少粗糙甚至不合理的东西，从而冲淡了他的创造性可能产生的有益结果。拉马克曾经提出“生物按预定方式连续发生”的定则，但是，显而易见，科学假说的首要责任就是要使人能够理解。像这样一个涉及面广的命题，应该从反面、正面或侧面去理解，均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拉马克的假说虽然似乎可能做到这样，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做到。
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有关人类和次于人的动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最终归结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达尔文先生的观点是否能够站得住脚。但在此我们处于一个困难的局面，因此有必要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来表明我们的明确立场。
我认为无可置疑的是，达尔文已经令人满意地证明了他称为“选择”或“选择变异”的在自然界一定存在，而且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同时，他还证明这种选择足以产生在构造上不同的新种，甚至一些新属。如果动物界只给我们展示构造上的差异，那我就应当毫不犹疑地认为，达尔文先生已经证明存在一种真实的自然原因，它足以阐明包括人类起源在内的物种起源。
但是，在动物和植物种中，除了构造上的差别外，它们至少还大量表现出生理上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在构造上不同的种，要么大部分完全不能进行互相杂交，要么即使能杂交，但产生的杂种也不能与同类的杂种互相交配，来繁殖后代。
可是，一种真正的自然原因能得到承认，必须具备这一条件，即应当说明在它适用范围内存在的所有现象。如果它与某一种现象相矛盾，就应当将它抛弃，如果对某一现象不能进行解释，那就说明它的理由还很不充分，只是推测，尽管它完全有权利要求得到暂时的承认。
现在，据我所知，达尔文先生的假说同生物学上所有已知事实并不互相矛盾。相反，如果承认达尔文的假说，就可以把发育学、比较解剖学、地理分布学和古生物学的所有事实联系在一起，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内涵。为此，我完全相信达尔文的假说，即使它并不完全正确，但接近真理，就像哥白尼的假说是一种有关行星运行的真正理论一样。
但是，尽管如此，只要在这一系列证据的链条中还缺少一个环节，我们就得承认，达尔文假说应当是暂时的；只要是经选择性繁殖从一个共同祖先而来的所有动植物都具有繁殖能力，而且其后代之间也有繁殖能力，那么，就存在这一缺失环节。因为选择性繁殖尚无法证明有能力达到产生自然种的全部要求。
我将尽全力把这个结论介绍给各位读者，我很愿意在我最近表明的立场中，说明我是达尔文假说或其他相同观点的鼓吹者或拥护者。这一观点的拥护者应当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就是要排除实际存在的困难，并说服那些对达尔文的假说还不信服的人们。
因此，为了能客观公正地对待达尔文先生的假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有关繁殖和不育的条件还了解得很少。但是随着知识日新月异的增长，我们将会更充分地意识到，他提出的有关证据中存在的不足将越来越无关紧要，因为目前大量的事实，都与他的学说相符合，或者可以用他的学说加以解释。
因此，我认同达尔文先生的假说，是因为它提供了这一证据，即生理学意义上的种也许可通过选择性的繁殖而得到，正如一位物理学家，他可以接受光的波动理论是因为存在这一证据，即假设中的以太是成立的；或者正如一位化学家，由于证明原子的存在，才接受了原子学说。正是由于相同的理由，我才接受达尔文假说，也就是说，它拥有大量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它是眼下使得混乱的观察事实理出头绪的唯一手段；最后，它是自从自然分类系统建立和胚胎学系统研究开始以来，给博物学家们提供的最强有力的研究工具。
即便抛开达尔文先生的观点，自然各种作用机制的整体类似性却是如此强而有力地提供了一个论据，以此反对在宇宙所有现象的产生过程中，有所谓次级因干预的说法。也就是说，人和生命界的其他生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由后者所施加的力与所有其他力之间同样存在内在关系。我看没有任何理由来怀疑这一点，即，所有从不定形到定形，从无机到有机，从盲目力量到有意识的智慧和意志，都是大自然的伟大进程中相互协调的因素。
科学在确定和阐明真理之后便完成了它的使命；假如我这篇论文仅仅是为科学家而写的话，那么我现在就可以结束了。但我知道我的同事们学会了只尊重事实，而且相信他们的最高责任就是服从证据，即使事实与他们的意向相违背。
在这方面，我已竭尽所能做了最为细致和审慎的研究，并由此得出结论，如若惧怕大多数读者对我的结论持反对态度，我就不敢将之公布，那我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然而，正如我所做的，我渴望能将这些成果向知识界进行广泛的传播。
我将会听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叫喊声——“我们是男人和女人，而不仅仅只是高明些的某种猿类，比起你那些具兽性的黑猩猩和大猩猩，我们的腿长一些、脚更加结实些，大脑也更发达些。不管它们看起来和我们有多么相近，但是，知识的力量，即善恶的意识，和人类情感中的怜悯之心，都使我们要高居于那些具有兽性的同伴之上。”
对此我只能这样回答，假如这些点出了实质，也许就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表达，我自己对此也会深有同感。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根据人的大脚趾作为确定人的尊严与否的基础；也不意味着由于猿脑也有小海马，就以此来暗示我们人类因此而失去应有的尊严。事实恰恰相反，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来消除这种虚荣心。我还一直在努力证明，人类和动物之间，其分界线绝不比动物本身之间的分界线更为显著。而且，我还可以对我的信念加以补充，即企图从心理上来划分人类和兽类的界线是徒劳的；而甚至像感情和智力等最高级的能力，在某些低级的动物类型中，也已经开始萌发。［14］与此同时，没有人比我更加深信，文明人和兽类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或者，我更深信，不论人类是否由兽类起源，他决不是兽类。没有人会更少考虑或者轻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意识和智慧的居民的现有尊严，或者会放弃他们未来的希望。
我们的确听到一些自称是这方面权威的人士说，上述两种意见是互相矛盾的，只要相信人兽同源，这就涉及人类的兽化和退化。但是难道果真如此？一个明白事理的儿童，岂不就可以用这些显而易见的论据，来驳倒那些肤浅的雄辩家，正是他们把这一结论强加于我们。难道说，一位诗人、哲学家或艺术家，他们的天才是他们时代的光荣，会由于这种无可置疑的历史可能性，不说是必然性吧，亦即他是某种裸体或具有兽性野蛮人的后代，这种野蛮人的智慧只是刚好让他比狐狸稍有狡猾，并且比老虎更为危险，于是，这些天才的高贵地位便会因此而贬低？难道说，就因为他曾经确凿无疑是一只卵，并且不能采用一般的辨别方法与狗卵加以区别，所以他就得跳起来狂吠，并用四只脚趴在地上吗？难道说，因为对人类天性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人性只不过具有四足兽的利己邪念和兽性的欲望，慈善家或圣人就要放弃过一种高尚生活的一贯努力吗？难道说，因为母鸡表示出母爱，所以人的母爱就微不足道，或者因为狗具有忠诚性，人的忠诚性就变得毫无价值？
公众的普通常识就能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些问题。健全的人性，发现自己迫切需要从现实的罪恶和堕落中解脱出来，把诸多有害的胡思乱想留给讽刺家和“过分公正者”吧！这些人反感一切事物，对于现实世界中的高尚竟然愚昧无知，因此对人类所处的崇高地位竟然不能欣赏。
善于思考的人们，一旦从传统偏见的盲目影响中解脱出来，他们不仅会在人类的低等祖先中找到人类伟大能力的最好证据，而且还会从人类过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找到人类对达到更壮丽未来这一信心的合理依据。
人们应该记住，在把文明人与动物界进行对比时，就好比在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位旅行家，他只看到高耸云天的巍峨群山，却看不到在深山里还隐藏着悬崖和玫瑰色的山峰，也看不见天上云彩是从何处开始的。地质学家会告诉他，这些巍峨的群山，曾经是原始海洋底部硬结的泥土，或者是从地下熔炉中喷发到地面后冷却的火山熔岩，它们与上述暗色的泥土，原来就是同一物质，但是后来由于地壳内部力量的作用而形成了在外观上高不可攀的壮丽景象。的确，这位深受震撼的旅行家，如果一开始不愿相信地质学家的这番话，也许情有可原。
但是，地质学家的看法是正确的，应当考虑地质学家的教导，它并不会损害我们的尊严和减少我们的好奇心。相反，对于那些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观光者来说，地质学家的教导还会给单纯的审美直觉增添智力上的崇高趣味。
在激情和偏见消失以后，博物学家关于生物界里壮观的阿尔卑斯山和安第斯山脉的教导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我们对于人类高贵性的尊重并不因为知道人在物质和构造上与兽类相同而有所减少。因为，只有人才拥有这种非凡的天赋去掌握可理解和合理的语言，凭借这种语言，他得以在长期的生存期间逐步积累和创造经验，而这些经验在其他动物那里却随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结束而完全丧失殆尽。所以，目前人类就好像是站在高山顶上一样，远远超出他的更为低等的同伴们，并且通过反思褪去他那粗野的本性，从真理的无限源泉中处处放射出光芒。
关于人类和猿类大脑构造论战的简史
直到1857年为止，所有像居维叶、蒂德曼、桑迪福特、弗鲁利克（vrolik）、希莱尔、科尔克（schroeder van der kolk）、格雷蒂奥莱特（gratiolet）等从事猿类大脑构造研究的权威解剖学家，都一致认为猿类大脑具有一个后叶。
蒂德曼于1825年在他的《图解》（icones）一文中，描绘和承认猿脑的侧室具有后角，他不但在“后角处的小沟”（scrobiculus parvus loco cornu posteriors）这一标题下，作为事实列出于标题之中，而且还刻意保留在背景内。
居维叶在《演讲录》（lecons）第三卷103页中提到：“只有在人和猿类的前脑室或侧脑室内，才具有一个指状的腔（后角）……它的存在取决于后叶的出现。”
科尔克和弗鲁利克，以及格雷蒂奥莱特也对各种猿类的后角进行绘图和描述。蒂德曼曾错误地认为猿类并不存在小海马。但是，科尔克和弗鲁利克曾经指出，在黑猩猩中存在一种他们认为发育不全的小海马；而格雷蒂奥莱特曾经特意肯定这些动物存在小海马。所有这些信息都是我们在1856年掌握的。
但是，欧文教授在1857年向林奈学会提交一篇题为《论哺乳动物纲的特征、分类原则和原始类群》的论文，该文刊登于林奈学会的杂志上。他在文中不是对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熟视无睹，就是采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对事实加以隐瞒，他在下面的一段中是这样写的：“人类大脑在发育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上升态势，相比于更为低等的种类来说，这是更高级也是更为突出的标志性特征所在。大脑半球不但覆盖嗅叶和小脑，而且延伸到前面嗅叶，并进一步向后延伸到小脑。其后部发育如此明显，致使解剖学家将这一部分作为第三叶的特征。这是人属所特有的，同样每一脑半球后叶所特有的侧室后角和‘小海马’也是独一无二的。”［15］
正如上述引文所表明，欧文怀有对哺乳动物进行重新分类的不凡抱负，他可能想以特别负责的精神进行写作，而且特别小心地验证他已大胆提出的论述。鉴于上述抱负过于宏大，以致因过于匆忙或没有机会而进行仔细的考虑，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掩饰缺陷的理由，因为同样的主张，他在两年之后的里德讲座上曾多次提及，而且1859年以前在剑桥大学这样重要的学术机构中也讲述过。
上面摘录中用黑体字标明的观点，首先引起我的注意，它显然与当时的学说相矛盾，但那些见识广博的解剖学家对此的反应却是如此平静，真使我大惑不解；但可以想象，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所提出的慎重主张，事实上肯定有一些依据。在轮到我来讲课之前，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要重新调查这一问题。调查结果证明，欧文先生的三点主张，即“第三叶、侧室的后角和小海马”是人属所特有的三种器官的看法与事实大相径庭。于是我把这一结论告诉给班上的学生。然而，我并不打算介入这一场并不能为英国争得荣誉的辩论中去。因此，不管辩论结果如何，便一头转向我更加感兴趣的研究中去。
然而，情况却演变为，如果对这场辩论仍保持沉默的话，我就会陷入是非不分的尴尬境地。
1860年，在牛津召开的英国学术协会的会上，欧文教授当着我的面，反复讲述他的论点，我理所当然对他的观点提出直接和针锋相对的反驳，同时，我还承诺要在其他场合对那种非同寻常的作法进行辩护。我通过发表论文来履行我的承诺，1861年，我在《博物史评论》一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我对以下三个命题的真相作了充分的论证：
1．第三叶既不是人所特有的，也不是人的特征，因为所有高等四足类都有第三叶。
2．侧室的后角既不是人所特有的，也不是人的特征，因为它也存在于高等四足类中。
3．小海马既不是人所特有的，也不是人的特征，因为它亦发现于某些高等四足类中。
此外，这篇论文还包含了下面的段落：
“最后，虽然科尔克和弗鲁利克特别做了说明：‘这一侧室与人的侧室有所不同，它在后角处所占的比例完全不同于人类，在后角处只见到一条痕迹用以指示小海马的存在。’但在他们的第2图版图4中，显示了一个保存完整和明显的后角构造，它与人的构造中所常见的一样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文教授势必忽视了上述两位作者明确的陈述和图片，因为通过对比这些插图，就能明显地看到他的一只黑猩猩的木刻图正是上述两位作者第1图版第2图的缩小复制品。
“但是，正如m．格雷蒂奥莱特谨慎地指出的那样：‘不幸的是，被他们作为模型的脑，都已经做了很大的更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根据这一模型所绘制的脑的一般形态都是错误的。’的确，很明显，用这些图来作为黑猩猩的一个切面进行对比，就是出于这种情况。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竟采用这一很不合适的图作为黑猩猩大脑的典型代表。”
自此以后，欧文教授其实和其他人一样，显然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至此他应当收回导致他失败的这一重大错误，但是，他却一直坚持和反复申明他的错误主张。最初，在1861年3月19日英国科学知识普及会的讲座之前，他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被接受后于同月的23日原原本本地刊登在《学术协会》杂志上，也翻印在欧文教授于3月30日写给该杂志的一封信中。发表在《学术协会》的论文中附有一幅表示黑猩猩大脑的图解，但实际上，欧文教授虽然不是很明确，但大体上在那封有问题的信中意外地收回了这一误述。但欧文教授在改正这一错误的同时，却又陷入另一个更大的错误。正如他信中以此作为结尾：“有关最高等猿类大脑覆盖小脑的真实比例，应参考我在‘里德讲座上关于哺乳类动物分类等的报告（1859,25页，图7,8vo.）’中已做出的黑猩猩未剖开大脑的插图。”
不幸的是，这幅图不是真实的，然而，在把它推荐给轻信的公众时，欧文教授只字未作引证说明，就说这图是“有关最高等猿类大脑覆盖小脑的真实比例”，实际上这张图正好是科尔克和弗鲁利克所绘制的不被承认的复制品。格雷蒂奥莱特在几年前就指出这图是完全错误的。我本人也将该图放在上述我发表于《博物学评论》的论文中，以使欧文教授了解我对这张图的看法。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再次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注意，我在1861年4月13日《学术协会》杂志上发表了对欧文教授的答复。但是这个被否定的图解再次被欧文教授翻印在1861年6月出版的《博物学年鉴》论文中！而文中他对自己的过错并没有丝毫的表示。
这就证明该图原作者科尔克先生和弗鲁利克先生是多么的富有容忍心。他们两人作为阿姆斯特丹科学院的成员，曾向该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以明确的态度宣称，尽管他们确为各种进化演变学说的反对者，但对真理的追求是高于一切的。因此，尽管这样做客观上有利于他们所憎恶的观点，但他们还是感觉到有责任利用公开的机会，来否认欧文教授滥用他们的权威。
就在这份备忘录上，如上述所引，他们坦率地承认了格雷蒂奥莱特的公正批评，同时，用新的和审慎的图解，绘制了猩猩的后叶、后角和小海马。此外，他们在一次科学院的会议期间，在确证了这些构造以后，作了以下补充：“这一部分的无可争议的存在得到了与会解剖学家的共识。存在的疑问仅是有关小海马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小的痕迹显然有可能就是小海马的标志。”
欧文教授在1861年英国学术协会的会议上，重复他的错误主张，此外，这些报告既没有任何明显的必要，也没有引证一个新的事实或新的论证，甚至不顾基于大量猿脑的原始解剖标本中使人信服的证据。这些证据是在这一期间，由皇家学会会员罗尔斯顿（rolleston）教授［16］、皇家学会会员马歇尔（marshall）先生［17］、皇家学会会员弗劳尔（flower）先生［18］、特纳（turner）先生［19］和我［20］所提出的，于是这一论题的讨论，在1862年英国学术协会召开的剑桥会议上又重新活跃起来。欧文教授对d组分会场前所未有的会议记录对他持相当严厉的否定表示不满，他承认在他本人陈述的意见中，附有对我的一个观点的不可思议的曲解，我的这一观点刊载于1862年10月11日《医学时代》（medical time）中（通过与《时代》中的讨论报告进行比较可见到两者的区别）。我于10月25日在《医学时代》上增补了我对欧文教授回答中的结论：
“假如这是一个观点问题，或者是对器官或术语的解释问题，甚至仅仅只是一个观察问题，我借此观察来确证自己的观点同时反驳他人的观点，我应该会采取一种非常不同的语气来讨论这件事。我会以谦卑的态度承认这一可能性，即由于本人判断错误、知识缺乏或为偏见所蒙蔽而犯错。
“但是现在还没有人自称这是一场术语或观点之争。尽管欧文教授提出的某些定义新颖又缺乏权威性，但它们也许会被接受，若要被接受，前提就是这场争议的主要特征不发生改变。然而，在过去两年间，艾伦·托马森博士、罗尔斯顿博士、马歇尔先生和弗劳尔先生众所周知，他们都是在英国颇有名望的解剖学家，还有在欧洲大陆的施罗德·范·德·科尔克教授和弗罗利克（欧文教授曾过于自信地力图迫使其为自己服务），他们对此问题都有过特殊研究，而所有这些能干和具有良知的观察家，都一致证实了我的主张的正确，并且认为欧文教授的主张毫无根据。甚至德高望重的鲁道夫·瓦格纳，还未有人对他的进步主义倾向进行过指责，也提高了嗓音说，要站在和我相同的立场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还没有一个解剖学家，不管是声名卓著的，还是默默无闻的，曾经支持过欧文教授的主张。
“在此，我绝不是主张应当依靠投票来解决科学争端，但是，我认为可靠的证据必须根据事实，而不是靠空谈和不被人支持的主张。但是，在这两年期间，这场无谓的争论已陷入疲惫不堪的境地，欧文教授再也不能提出任何一个理由来支持他三番五次重复提出的主张。
“因此，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提出的主张，不但和最古老的权威及现代所有研究者提出的学说完全一致，而且，我要向他们展示我得到的第一个猴子的标本；相反，欧文教授的主张不仅与新、老权威的学说相抵触。而且，我还要附带说明一下，他并没有提出任何一个证据来论证他的主张是正确的。”
目前，我权且先搁置这一问题。为了职业上的荣誉，我本应当乐于对此永远保持沉默，但遗憾的是，争论无可回避。对术语的误解和混淆是可能发生的，故在确定某些猿类是否存在后叶、后角和小海马时，我将或者指出哪一个是真的，或者指出哪一个我知道一定是假的。这就涉及我个人是否诚信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不管问题如何严重，在目前的辩论中，我只能接受某些猿类存在着后叶、后角和小海马这一论点。
注 释
［1］必须了解在前面一篇论文中，我已选录了大量有关类人猿论文的描述，在我看来只有这些描述似乎是特别重要的。
［2］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的称呼。——译者注
［3］目前，我们对大猩猩的脑并没有充分弄清楚，因此，在讨论脑的性状时，我将以黑猩猩的脑作为猿类中的最高界限。
［4］（bosjesman），居住在森林中的南非人。——译者注
［5］产于西非——校者注
［6］彼德·坎佩尔说：“我多次见过在人身上有6块以上的腰椎骨……有一次我见到人有13对肋骨和4块腰椎骨。法罗皮乌斯（fallopius）记载过有13对肋骨和只有4块腰椎骨。”——《坎佩尔文集》，第一卷，42页。正如泰森所报道，他的“矮人”有13对肋骨和5块腰椎骨。有关猿类脊椎的弯曲度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7］已经证实印度人（hindoo）的头颅有时可容纳少至27盎司的水，它相当于46立方英寸。但是，我上面所采用的最小容量是根据r·瓦格纳（r. wagner）教授发表的题为《人脑的形态学与生理学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从一重要的表格中得到的。他在对900个以上的人脑进行了仔细称重后，得出半数脑的重量介于1200～1400克之间，而大约有九分之二的脑重（大部分为男性的脑）超过1400克。他还记录了一位具最轻脑重的成年男性，智力正常，其脑重仅为1020克。1克等于15.4格令（grain），而1立方英寸水含有252.4格令，这（指1020克脑重——校者注）就相当于62立方英寸的水；由于脑比水重，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此数据（即1020克——校者注）认定为是成年男人的最轻脑重，并且误差为最小。仅有的一个重量小于970克的成年男性的脑是一名白痴；可是一位智力正常的成年女性的脑，它的重量却小至907克（相当于55.3立方英寸的水）。里德（reid）还提到一个脑容量更小的成年女性的脑。但是，最重的脑（1872克，或约115立方英寸）是一位女子；其次是居维叶的脑（1861克），然后是拜伦（byron）的脑（1807克），最后是一位疯子的脑（1783克）。据报道，最轻的成人脑是一位女白痴的脑（720克）。对五位四岁小孩的脑的重量测量结果是介于992克和1275克之间。因此，可以确切地说，欧洲四岁小孩脑的平均重量，要比一头成年大猩猩的脑大一倍。
［8］anoplotherium，第三纪初期的一种原始偶蹄类哺乳动物。——译者注
［9］carajas,南美巴西的一种印第安人。——译者注
［10］泰森在谈到他的“矮人”的脚时（原文13页），曾提到：“但是这一部分在其构造上，也在功能上更像是手而不是脚，为了将这一类动物与其他动物相区别，我曾考虑过与其把它看做并称为四足兽（quadrupes）还不如称它为四手兽（quadru-manus），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四手动物而不是四脚动物。”
这一段描述发表于1699年，因此，杰弗瑞·圣·希莱尔把创立“四手兽”这一术语归于布丰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尽管“两手”（“bimanous”）可能是他的术语。泰森在他的著作里曾有好几次使用“四手兽”这个术语，如在31页上记述：“……我们的矮人不是人类，也不是普通的猿，而是介于人和猿之间的一种动物，它虽是两足动物（biped），但又好像属于四手类（quadrumanus-kind），正如我曾多次地看到过，有些人类也能运用他们的脚，就像用他们的手一样。”
［11］参阅本章后面关于人类和猿类大脑构造论战的简史的附注，在此处作了暗示。
［12］图21，原书漏注。——译者注
［13］我提到的“有助于……”的意思是指，因为我决不相信人类与猿类两个族系最早的原始分歧甚至现今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是由于原先的大脑在质或量方面的差别。所有功能的差异是构造差异造成的，或者换句话说，是生命物质的最初分子力在组合上的差异造成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反对者就凭这个无可辩驳的原理出发，偶尔貌似有理地提出异议，认为猿类和人类之间巨大智力上的差别就意味着在智力机能器官构造上存在相应的差别。这就是说，如没有发现这种巨大的差别，并不证明它们是不存在的，而是目前科学还无力去发现它们。但是，我只要稍加思索，就可以看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完全基于智能全部取决于大脑这种猜想。也就是说，大脑只不过是智能表现所依赖的许多条件中的一个，而其他主要是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尤其是那些与理解和产生发音清晰的说话能力有关的器官。
一个人若生下来就是哑巴，如果他只局限于生活在一个哑巴社会里，即使他有巨大的脑子和强大的智能遗传性，但其智能表现不可能比猩猩或黑猩猩高。与此同时，他的脑子与一位有高度智力和受过教育的人的脑子相比，可能不易识别出他们之间极细微的差异。哑病可能是由于口部或舌头构造上的缺陷，或者仅仅是这些部位神经感应的缺陷，或者也可能是内耳某些微小的瑕疵引起的天生性的聋病所造成。而这些毛病只有细心的解剖学家才能发现。
人的智力与猿类智力之间之所以存在很大的差别，一定是由于他们的脑子也同样存在差别的这种论点，在我看来，似乎和人们必须尽力加以证明的理由大致是一样的。正如一只走得很准的表和另一只一点也走不动的表之间，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别，所以这两只表之间也一定存在一个很大的构造上的差别。但是诸如在平衡轮上夹着一根毛，在副齿轮上一点锈斑，表的卡子内的一个齿有点弯曲等，这些情况是那样的细微，只有修表匠的熟练眼睛才可能发现它。而这点可能是产生所有差别的根源。
我和居维叶一样，都认为具有清晰的语言能力是人类最重要的特性（不管这一特性是否绝对只限于人类），我认为这就很容易理解某些同样的不显著的构造上的差别，可能曾经是人猿两族系之间广大无边和实际上无限分歧的主要根源。
［14］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欧文教授的见解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忍不住要引用他的论文《论哺乳动物》中的一段。他的论文于1857年发表在《伦敦林奈学会会报》。但两年后，他在剑桥大学“利德讲座”（reade lecture）的讲稿中，却莫名其妙地删去了这一段。除去删掉的这一段，它几乎就是上述论文的重印本。欧文教授在书中写道：“我不能理解或想象黑猩猩和博斯杰斯人（boschisman）（这一名词与上文中的bosjes应为同义——译者注）或阿芝特克人（aztec）［墨西哥的古代民族——译者注］之间在心理现象上的差别，就大脑生长这一点而言，这一性质是如此本质以至难以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或者这种比较也仅具程度上的差异。我不能闭着眼睛无视在构造上广泛类似的重要特点，即每个牙齿，每根骨头在严格意义上说都是异体同形的。仅这点就使解剖学家在区别人属和猿属这两属上增加了困难。”
诚然，有点奇怪的是，这位“解剖学家”在发现“难于确定”人属和猿属之间的差别之后，根据解剖学的依据，仍然将它们归为两个不同的亚纲中！
［15］（《林奈学会会报》，2卷，19页）
［16］“论猩猩脑的亲缘关系”，《博物学评论》，1861年4月。
［17］“论一只年轻黑猩猩的脑”，《博物学评论》，1861年7月。
［18］“论四手类大脑的后叶”，《皇家学会会报》，1862年。
［19］“论人和低等哺乳动物脑幕表面与大脑和小脑解剖的关系”，《爱丁堡皇家学会会报》，1862年3月。
［20］“论蛛猴的脑”，《动物学会会报》，18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