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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留恋的一个地方

悼戈公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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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提笔含泪写着这篇《悼戈公振先生》的时候,正在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从中国殡仪馆哀送戈先生大殓以后。为中华民族,为新闻事业,为个人友谊,想起他都不胜其凄怆悲痛。回忆戈先生于十月十五日下午由海参崴乘北方号到上海,我和胡仲持先生同到码头去迎接他,握手言欢,历历犹在目前,谁能想到七天后就在他的弥留榻前,和他惨然永诀!

我在码头上和他见面的时候,就感觉到他容颜苍白,和他往时的红润丰采迥异,精神也很萎顿,在当时以为只是旅途劳顿,而且在途中晕过船,所以这样疲乏,到后稍稍休养,便可无碍。他自己也对我这样说。我问他在船上夜里睡得怎样,他说夜里睡得不好,总要到东方既白,才在朦胧中睡着片刻。其实他此时已有了病,他自己不在意,我们也只想到他的长途辛苦,不曾知道他有了病。他在海参崴将动身的时候,给我一个电报,说乘北方号回上海,可于十六日到。我在十五日打听该船于十六日何时可到,才知道在当日(即十五日)下午四时半即到。仲持先生和他是《申报》旧同事,原和我约过一同去接他,我便临时匆匆通知了他,同向三马路外滩跑去。当时因戈先生的许多亲友都不知道轮船当天即到,所以到码头去接他的就只有仲持先生和我。

轮船湾在浦东,我们雇了一只小汽油船把他接到海关码头后,因等候行李,三个人就在那里谈了两小时左右。他孜孜不倦地问着上海报界的最近情形,一点没有想到他自己的疲倦。我请他在那里的板凳上坐坐,他略坐了一会儿,又立起来,询问上海报界老友们这个怎样,那个怎样,又谈到中国的时局。直到六点多钟,行李手续弄清楚后,我们三个人才离开了海关码头。他决定暂住四川路的新亚旅馆,因相距不远,主张我们一同步行;仲持先生和我因想到他的长途劳顿,在途中轮流着替他提着一个装得满满的皮包。他说这个皮包里所装的是他在考察所得的尤其重要的材料,放在其他行李一处,有些不放心,所以随身带着;他哪里知道这样辛勤搜得的重要材料,如今竟没有机会被他用到,我现在回想到当时他的这几句话,更不禁有无限的伤感。我们于灯光隐约人影憧憧中沿着外滩,经过外白渡桥,一路谈到新亚旅馆。此时他很健步,并对我说,晕船这件事很奇怪,一上岸就和在船上时不同。他在谈话里提到史量才先生的死,提到黄任之先生的病,他很替黄先生的安然渡过危病难关庆幸,说要抽出时间去看看他。我本想在那天夜里约几位朋友来吃晚饭,和他谈谈,他说身体疲倦得很,只想吃些粥,睡个好好的觉,他友另约吧。我说好,便约在第二夜七点钟晚餐一叙。我们一同到新亚订了房间后,出去到附近的一个小广东菜馆里吃了极简单的晚饭。因他晚饭后还有事接洽,要到通信社和报馆里去访友,未多谈,晚饭后即匆匆握别,临行时劝他早些安寝,不可过劳。

第二天(十六日)晚上我和几位朋友和他一同晚餐,他刮了胡子,穿了一套整洁的灰色法兰绒的西装,神采较前一天好得多,我很替他安慰,很畅快地谈了一番。十七日上午和十八日上午,我还因事在电话里和他谈话。他本打算十九日往南京去几天,所以我末次在电话里和他分别后,一直以为他到南京去了。不料二十二日早晨,他的妹妹绍怡女士来找我,一见即泪如泉涌,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急问何事,才由她呜咽着说戈先生患盲肠炎,很危险,已于二十一日下午五点一刻在虹桥疗养院开刀,现热度很高,叫她来找我,说有话要对我说。我听了好像遇着晴天的霹雳,赶紧叫了一辆汽车往虹桥疗养院奔。

转瞬间到了疗养院,轻轻地踏进了他的病室,看见他身上罩着白被单笔直地卧着,那脸儿已瘦削得两颊向内凹,脸色比第一天遇见时更来得苍白,他闭着眼睛,呼吸已不如平时的自然。梁福莲女医师刚在房里,我很轻声地问她戈先生的病危险不危险,她很轻声地说很危险。戈先生偶然睁开眼睛瞥见了我,还能略点头微笑,我因医师说他疲极不宜谈话,所以只走近他的身旁,轻抚他的额部,说病不要紧,请他静养,医师嘱咐不宜多谈。他略点头,大概因过于疲乏,只说“死我不怕……”仍闭着眼睛。我略立一会儿,轻轻请梁医师到房外来问个详细,据说腹膜炎的毒已传播于血液里,非常危险;我急问究有多少活的希望,她说恐怕只有百分之二三的活的希望了。我回到病房里,戈先生忽睁开眼,叫我走近他,对我说他在海参崴时,小便现青莲色,双十节那天在海参崴领馆参加行礼,忽然晕倒,不久醒来,因海参崴没有好医生,船期又近,只得匆匆上船,在船上时小便仍有青莲色;那天早晨(即我到疗养院去看他的那一天早晨)并没有吃什么,吐出的水也有青莲色;叫我请医生注意这个青莲色,我便把他的意思告诉了梁医师。我此时虽知道他的病势已经十分危险,但仍想不到当天就要和他永诀,又因自己职务的忙碌,所以静默地陪伴他约一小时后,叮咛医师和女看护细心照料,并请绍怡女士随时将病状由电话报告外,便匆匆离院。出院后,替他打个电报通知他的令兄,并请托一位同事打电话通知他的几位朋友。

刚回到办公室不久(将近十二点钟),即得到绍怡女士告急的电话,申报馆经理马荫良先生适亦因听到戈先生病危的消息,来找我,我们随即一同到疗养院。一到病房外,绍怡女士即哭告戈先生有话急待告诉我,这时马先生正向她询问病情,我便三步作两步地赶到戈先生的榻旁,见他的神色较上午更差,呼吸也渐在短促起来。他很轻微地很吃力地说:“韬奋兄……我的身体太弱……这次恐怕经不住……我有几句话……”他的声音非常地微弱,且因气喘渐甚,断断续续地说,我俯着头把耳朵就近他的嘴边才听得出。我想这是遗嘱的口气,便插着说,马荫良先生也来了,我去请他来一同听,他说好。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同在榻旁忍泪静听他说。同时他的妹妹伏在他的枕旁泪如泉涌地哀痛着。

他接着说:“我的著作……《报学史》原想用白话写过,现在要请你叫宝权(戈先生的侄子,现在莫斯科考察)替我用白话完全写过……关于苏联的视察记,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宝权接下去……你知道他是……很好的……还有关于世界报业考察记,材料都已有,可惜还未写出来……现在只好随他去……”

我呜咽着安慰他,对他说一切要照他的意思办,至于未了的著作,宝权一定可继他的志愿,请他放心。

他很吃力,简直接不下去,停一会儿,他才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

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虽在极端疲乏之中,眼睛突然睁得特别地大,语音也特别地激昂,但因为太疲乏了,终至力竭声嘶,沉沉地昏去。谁在此时看着这样的神情,都不免于万分沉痛中感觉到无限的悲壮,酸楚挥泪!

不久以后,戈先生又说:“死我不怕,有件事要拜托你们……我看已不行,请问问医生,如认为已无救,请她替我打安眠针,让我即刻睡去。把身体送给医院解剖,供医学研究……”我安慰他说:“你不要多想,今天早晨我很仔细地问过医生,她说你的病还是有希望的。”他说:“不,今天下午和早晨的情形已大两样。我看医生已没有办法……血已经抽不出来……”这时替他开刀的董医师已来看过,他们——董、梁等医师——的神情语气,大概都被戈先生发觉,因为他的神志是始终异常清楚的。我见他再三要把身体供医学解剖,以供科学研究,便出了病房,对梁医师商量这件事。我问她戈先生是否已绝对无救,照她行医的经验,病状像那时的戈先生,是否还有人能有生的希望。她说一百人中偶然也有一二人能逃过难关,所以她认为病势虽极危,但非到最后的一刹那,谁也不应结束他的生命。她对于戈先生的意思表示非常敬佩,说倘有不幸,医院可以容纳;但在未到最后的一刹那,他们还是要尽力救他的生命。我和梁医师接洽之后,又跑进病房去安慰戈先生,说刚才问过医生,据说仍有希望,请他静养,不必多想,万一有不幸,当然照他的意思办,不过在仍有希望的时候,不必再想到这件事;而且照医生的意思,病人自己须有自信心,不要抛弃希望,然后医生的努力才有效验。他听了闭着眼微点着头,对我请他安心静养勿失希望的话,连说:“好,好。”

不久以后,他的朋友周剑云夫妇、蒋光堂、黄寄萍等诸位先生也先后赶到。戈先生睁开眼睛,还能微微点头做微笑,从被单里缓缓伸出抖颤着的左手和围在榻旁的好友们一一握手,最后并和服侍他的女看护握手;看他的神情,是和诸友告别的意思。他的视死如归,那样的镇定,那样的旷达,把人生看得那样的清楚,那样的置生死于度外的态度,实给我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到了这个时候,他气喘更厉害起来,我们可看见他的胸部很急促起伏地升降着。看护和梁医师摸摸他的脉息,都摇着头。各亲友都很沉痛地静默着。我随着几位朋友到房外去商量后事。忽然女看护奔出来说不好了,请大家快进去。我们都慌忙着向病房里跑,我最前踏进了房门,见他的眼睛已开始圆睁着向上呆直,我赶紧跑过去俯头把嘴接近他的耳朵,问他还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我说。在他的知觉和感觉即将完全失去的最后一刹那,对于我的问句似乎还听得懂,因为经我一问,他动着嘴表示要说什么话的样子,但是只动了两动嘴唇,说不出什么,转瞬间连动也不能动了。亲友们都放声大哭,在旁的梁医师也不禁掉下了眼泪。我们所敬重的戈先生就此与世长辞了。

戈先生毕生尽瘁于新闻事业的已往历史,知道的人很多,所以我在这里不再赘述,我在这篇文里仅将戈先生最近回国后不幸因病逝世的情形,就我所知道的,略述一些,报告给痛念戈先生的朋友们。即就此简短的经过里,我们已不能不受戈先生的精神所感动:他对于环境奋斗的置生死于度外的无畏的精神,他虽在临危的时候,还不忘献身于科学的牺牲的精神。我以为比他后死的朋友们不但不应为他的死而发生消极的观念,而且要不忘却这位好友的不死的精神,共同向前努力奋斗。

我所最觉得悲痛的是以戈先生二三十年积累的学识经验,益以最近二三年来对世界大势的辛勤的观察研究,在正确认识上的迈进(我在莫斯科时和他做数次长谈,深感觉到他的猛烈进步),我们正希望着他能为已沦入奴隶地位的中华民族做一员英勇的斗士,不料他竟这样匆匆忙忙地撒手而去。我想到这里,回忆着他在弥留时睁大着眼睛,那样激昂地——我觉得他竟是很愤怒地——对于侵略者的斗争情绪,我不禁搁笔痛哭;但我转念,又深深地感觉到这是我们后死者同样要负起的责任,我们都当以同样的“置生死于度外”的态度,朝着民族解放的目标向前猛进。我认为这样才是不忘却我们的好友!这样才是能纪念着我们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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