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留美十年之后，上一章结尾刚才对美国说一声“再见”，可是我仍将第十一年在北京这一章包括在《在美十年》之中，这有几项理由：第一，我从未觉得永远离开美国，只是名义上从康奈尔休假。第二，我和杨步伟恋爱结婚之后，我们立即决定前去美国定居，所以那年不过是我旅美年代中的一个插曲。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自我结婚生女之后，一家数口多次往返于欧、美、亚三大洲之间，成为洲际旅行的常客：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在中国；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在美国；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在欧洲；一九二五—一九三二在中国；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在美国；一九三二—一九三八在中国；一九三八—一九七三在美国（一九五九及一九六八曾到中国台湾）；一九七三年春在中国；一九七三至今在美国。不过那是我们夫妻将要合写的另一本书《杂记赵家》的主题，而由我太太以第一人称所述说。现在回到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

自旧金山到上海这段海程，于七月廿四日上船，八月十七日到达，一共是二十五天——不对，我八月五日的日记说：“没有八月五日”，那天我们通过一百八十度子午线国际日线。我们还是在船上二十四天多一点。七月廿九日早晨我看到彩虹，晚间又看到月光反射的彩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到那种景象。经过火奴鲁鲁时，我像观光客一样参观悬崖及水族馆，也看到我哈佛的朋友钟（m.f.chung）。我和驾驶亨利（henry）先生交上朋友，他准我掌舵几分钟。奇怪之极，轮船居然达到目的地。经过日本时候，轮船停泊横滨，我甚至有时间到东京参观东京大学。然后我致电上海青年会“请于星期三为赵元任保留一房间”。到了上海以后，我去拜访好几位老朋友，其中有俞大维、晏阳初，我女友的未婚夫胡宣明等人。那时正是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开年度会议的时候，所以我匆忙赶去南京，自该社迁到中国后，我第一次出席年会。我会晤到当时的会长任鸿隽、编辑杨铨、三位胡先生，以及我在美国结识的许多其他朋友。那时离学校开学还太早，我回到家乡常州看阿姆娘（常州话“伯母”），阿姆娘娘家姓左，谈论往事以及我解除婚约的事。几乎每次我经过常州，我都要去天宁寺和清凉寺，并拜访清凉寺的方丈静波。然后我再去苏州拜候我外婆和姨妈大寄娘，一九〇五年我曾在她家住过一年。我仍然能够流利说常州话和苏州话，觉得毫不拘束。

八月十九日我在南京的时候，我从胡敦复、胡明复及胡适处听说，梁启超、张东荪等人领导的进步党要我为罗素做翻译，罗素即将来中国做学术讲演。三位胡先生警告我不要被该党利用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并告诉我不可让他们把我仅仅当作译员看待。我同意小心将事，同时也欢迎有此机会会晤这位学者并为他任译员，他的著作对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极大影响。因而我在清华任教的事便发生了变化，我在北京城的时间倒比在清华园的时间多（译者按：清华大学在北平西直门外，距市中心约一小时车程）。惟在罗素来到之前，我还有时间北上在清华教书。我在清华西偏院的西南角，称为学务处的建筑，找到一间房间。后来有人告诉我，那间房间是个幸运房间，任何单身汉住在那里，不久便会结婚——我也不例外。最初我本定教代数和英文，以后教务长赵国材要我改教中国史和哲学，最后决定教心理学和物理。可是我还没有教多少天，就得南下去接罗素。为了请罗素来中国讲学，特别组织了一个“讲学社”，由蒋百里和清华校长金邦正交涉“借”我为罗素做翻译。蒋氏咨询的著名学者有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阳等人。我请我的朋友王赓在我离开清华期间，用我的讲义大纲，代我授课。

在我开始为罗素翻译那年之前，有件事情使我伤脑筋、费时间，比为罗素翻译要麻烦得多，那就是我是江阴女孩陈仪庄（译音）的未婚夫，这个女孩我从未见过，是我家在我双亲逝世后为我订的亲。九月十八日整个下午我在“国语统一委员会”开会，会后太晚了不能回清华，城门业已关闭。因此我去到庞家，表哥庞敦敏是我大寄娘的儿子，他太太织文，我称为“五哥”，是我舅父冯聃生的女儿。那晚他们有个颇为盛大的聚会，大多数客人是中央防疫局人员和留日学医同学。聃生舅父也在那里，我解除婚约须付两千元代价的事，成为谈话资料。是合于逻辑呢还是偶然呢？那晚我遇到“五哥”和敦敏的在日本同学李贯中和杨步伟两位女医生，她们两人在绒线胡同合开了一家“森仁医院”。她们以前学医同学林贯虹早死，这三个人的姓，林、李、杨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两人，所以称“仁”，这就是“森仁医院”名称的由来。次日这两位医生请“五哥”和敦敏在中央公园吃饭，我是住在“五哥”家里的客人，所以也在被请之列。我在日记上说这两位女主人百分之百的开通，杨大夫也有个家庭安排的未婚夫，那个婚约被她解除了。全体人员饭后去到医院，被招待吃法式西点和美国巧克力糖。敦敏和五哥唱昆曲，我则唱annie laurie歌。第二天早晨我想回清华赶上八点钟课，可是没赶到，我的手表慢了一刻钟。此后我几乎每两天去森仁医院一次，到了九月廿五日我向两位大夫告别说，我恐怕太忙，如果我不能再来，希望她们不要介意；可是当晚我又去了。听到外面出了车祸找医生，我随着她们跑到大门，匆忙中我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自那时以后，每年在你们知道是谁的生日，我便买一盆菊花。

我该南下迎接罗素了。我先到汉口，由赵大夫介绍她两位堂兄弟赵缘生和赵雨生招待我，他们陪我参观汉阳铁厂、黄鹤楼等处，黄鹤楼很让我失望，被火焚毁之后，重修成方顶西式建筑。经过九江时，我短暂停留，纪录当地的方言。经过南京时，我不须纪录南京的方言，我在一九〇七—一九一〇，曾在那里住过三年。十月十三日我看到“波诌”（porthos）号轮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罗素一定大驾已到。我在日记上记载罗素极像我从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样，惟看起来比我想象的更强壮、更高，仪态更优雅。由于我们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于结识他。当天在上海，次日在吴淞有盛大的宴会和欢迎会。在欢迎会上，随同罗素来的豆拉·勃拉克女士（dora black）也讲了话。欢迎词以及罗素和勃拉克的答词都由我翻译，通常是讲完一段翻译一次。我发觉客气话极难翻，不过以后翻译学术演讲就比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讲演大纲的时候为然。

在上海短暂停留后，我和罗素一行经杭州、南京、长沙，然后北上去北京，沿途趣事颇多。在女子高等师范讲演的时候，人们兴趣浓厚，有一千五百人挤不进讲堂，那个年头并没有有效的音响设备将讲词播放于场外。我利用这种机会演习我的方言。在杭州，有名的西湖便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译罗素和勃拉克的讲词，杭州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吴语，因曾为南宋首都，故带官话语汇。在我们去湖南长沙途中，在江永船上有杨端六，他是湖南赞助人之一，我从他那里学了一点湖南方言。十月二十六日晚，我翻译了罗素的讲演，讲完后，一个学生走上前来问我：“你是哪县人？”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以为我是湖南人，说不好官话，实际上我能说官话，而说不好湖南话。次日有几次集会和餐会，我得有机会晤见蔡元培（以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比我年长同乡吴稚晖。在湘督谭延闿请宴席上，我为谭翻译，杨端六则为罗素翻译。那晚月全食，罗素在讲词中特别提到两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锅和放爆竹，吓走试图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处决。可是杨端六只翻译他说的客气话，而未翻月食的事！

回到北京，活动频繁，讲学社的蒋百里在东北城（译者按：以内城及当地习称而言，应为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找到一所住宅，由我和罗素同住。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我睡在东厢房，书房则在西厢房。在那个年头，结婚前，青年男女见面都有悖传统，而罗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议论。校长金邦正同意将我“借与”“讲学社”一年，于是我便从清华搬进城内。十一月五日进步党领导人梁启超先生来访，那是我第一次会晤这位著名学者和大人物，在二十世纪初，每个月我们都引领盼望阅读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

罗素在北京大学讲演，通常是在三院，在师范大学则在顺治门（译者按：又称宣武门）外。第一次演讲，约有一千五百人前来听讲。我在十一月十日第二次讲演后的日记上写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讲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后才引起听众反应。”在师范大学讲哲学问题，讲到老问题：什么是物质（matter）？不足挂齿（never mind）！什么是心意（mind）？无关重要（it doesn'tmatter）！我翻译起来颇觉困难，只能说那是一种英文文字把戏。“需要大加思考以证明没有思考”（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is no thought）这句话还较易翻译。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师大演讲，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中文的“婚”字，男子是“娶”，女子是“嫁”，我给翻拧了，成了“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当然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我只得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和罗素讲演有关的一连串活动开始进行了。十一月，蒋百里创刊《罗素月刊》，由瞿世英任编辑。不久，罗素赞助人之一的傅铜创立一个“罗素研究组”，第一次聚会是在“西方回国学生俱乐部”举行的，有时也在其他处所。

我既搬进城内和罗素住在一起，和我两位女医生朋友在森仁医院见面的机会更多。她们常请我吃涮羊肉，或在医院，或在附近的小馆。有一次罗素在师大演讲，我和杨大夫迟到了，罗素站在台上呆看着，毫无办法。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照那时的发展情形看，我觉得我确知我爱谁，或开始爱谁。不幸李大夫多少较为天真。我写给她一封长信，用友好的口气解释我的感觉，先给韵卿（杨步伟女士别号）看——我开始这样思量赵大夫——她说李大夫不会懂我的意思。我将信交给她，她果然不懂，我不得不直说我的意思是另有其人。不久李大夫便神经紧张不宁，不得不到汤山温泉休养，以后我和韵卿曾同去看她。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韵卿问明天早上能不能看她。她说可以，她会在家的。我说我要在中央公园西山坡上见她。七点钟她来到的时候，我已经在山顶上等了。

“你那么高啊，赵先生”，这是她说“早哇”的另一种方法。

我走下山坡对她说：“杨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可是我怕你可能伤害她，而对她没有好处。我愿意一切美好，不过我不能老让她误会。也许像我以前说的，我应该少来看你们。可是为什么我该——”我说了半句停住不说了，和她在公园里静静地走来走去，最后在“公理战胜牌楼”停下来，她说：“对了，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于你最好，于我也最好。”说了她就转身走开。

“韵卿！”我亲切地叫她，她回过头来。

“韵卿，”我又叫一声，“就那么样算了吗？——我是说咱们？”我怕她会回答：“咱们？怎么叫咱们？”但是她未作声，向我走过来。

“韵卿，”我说，“我不能。”

我们在公园里走着，又回到西山坡，走过“来今雨轩”，穿过松林，走“格言亭”底下，经过“社稷坛”，到了公园门口，一直到游人渐渐多起来，才提醒我这公园不光是属于“咱们”的，我们两个都还有工作呢。

要是没有李大夫，森仁医院显然就得关门或转与别人，后来真的转与别人了。当时的情况已很复杂，更复杂的事还未来呢。罗素大部分演讲是在北京，一九二一年三月，一百里以南的保定（译者按：北平距保定名义上四百里，至少三百五十里）育德中学请他去演讲。附带在此一提，我曾到我儿时住过的元宝胡同和扁担胡同一观旧居。像通常一样，儿时到过的地方，时隔多年之后，现在看起来，至为矮小。尽管罗素思想激烈，在日常习惯上，他却是一个完全可尊敬的英国绅士。他在不生火的大礼堂讲演，一向坚持脱掉大衣。结果，他回到北京即发高烧，住进德国医院，由狄博尔（dipper）大夫诊治。到了三月廿六日，左右两肺均发炎，身体极为虚弱，朋友们考虑请他签字委任状给勃拉克小姐，因为他们还未正式结婚。杜威为他拟好草稿。他虽然虚弱，可是却颇清醒，口中喃喃而言：“委任状？”然后试着签字。医生恐怕他办不到，可是他还是潦草地签了“b.russell”。他仍然认得我，小声叫我“尺先生”（mister ch’）。他叫杜威的名字说：“我希望所有我的朋友不离开我。”翌日，艾瑟（esser）大夫说罗素先生情况“更坏了”，但是杜威夫人则说鲁滨逊（robinson）大夫不那么悲观。到了四月十七日，他已无危险，五月三日已能接见访问者。同时伦敦报纸报导说罗素业已逝世。听到这个消息，他说：“告诉他们，我的死讯太过夸大其词。”他的健康恢复得很好，在回英国前，还做过若干次讲演，并参加几次盛大宴会。

我和杨韵卿恋爱日深，需要赶快解决我的老问题。我舅父冯聃生和叔祖赵竹君做中间人，两方同意男方给女方“教育费”两千元。我特别去到南方安排此事。我到苏州看大寄娘，在常州看阿姆娘；将我父母老早存在两家当店的存款提出，并将我买的一些“自由公债”（liberty bonds）换现，凑足“教育费”交与叔祖，正式解除了婚约。在沪宁铁路上跑了多次，车上一个泡茶侍者我竟遇到四次。回到北京，我以自由之身去看我的女友。几乎经过二十年后，我第一次可以说“我是自己的了”（她以前也那么说过）。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做我们喜欢做的事了，我们觉得该做的事太多了。森仁医院歇业后，转给以前所有人的同学朱徵小姐，韵卿称之为“湘姊”，更名为“继仁医院”，李大夫在西山另就职业。韵卿搬到箭杆胡同两位英国小姐李伏西家中，在那里我可以更私下会晤她。像通常一样，我把几个熨斗同时放在火中，结果都未烫完。不过我却写好第二次通函——或第一次绿函——寄给我的朋友，因为封面、封底是用绿色的。三月十九日，我寄出一六四封，七十九封寄给中国朋友，八十五封寄给非中国人。那时我开始接触到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杰作《中国音韵学》（以后罗常培、李方桂和我，我们三人译成中文）。有关“国语统一委员会”的活动，商务印书馆要我写一本教科书，并制作一套国语留声片；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翻译《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是我的处女作，由胡适命的书名，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出版。

我并不是尽在工作而没有玩，韵卿和我到各处去玩。四月十五日我们到灵光寺（译者按：为西山八大处之一），在那里我以文言为她作了一首诗。另一次我们到南口游明陵，骑在石骆驼上照了一张相。最后我们在东城美好角落找到一所住宅——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以前那个胡同叫作小哑巴胡同），一楼一底，房间极舒适，还有屋顶花园。住的地方是有了，还有许多别的事须待处理。我们到中央公园，自照了多张相片，决定以在格言亭拍的一张和我们结婚——或无仪式结婚——通知书一起寄给我们的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我的同班同学胡适劝我们至少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印花，才算合法。下面是胡适回忆那晚写的话：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文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小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chunkuo，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或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解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的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那晚，我们四个人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茶后，元任取出他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在我们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我们说接到这项消息的时候，我们已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三点钟东经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结了婚。除了两项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款给中国科学社。到了通知书上定的结婚时间，我们其实是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呢。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了我们的婚礼。后来我问罗素先生我们结婚的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湾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译者按：不知何故著者于此处及第三部分第四章，均作六月二十一日，实际则为六月一日）下午三点钟东经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年轻人开始学我们的结婚仪式，实际上没有一次学像了的，我们四个女儿也不例外，他们的婚礼总不如我们无仪式的结婚简单。

我们这种激进方式触怒了若干我们不想触怒的人士。我最喜欢的姑妈侬姑（杨梦龙夫人）送来一个花篮，我未听韵卿的劝告，退回了，因为既不是文字也不是音乐作品。此后我一直在追悔，那个花篮总可看作精心制作的祝贺卡片呀。为了弥补那次不愉快，我们试图和她儿子毕尔（译者按：原文为bill乃william之昵称，其中文姓名据杨时逢先生告为杨祺祚）保持友谊，他现在南加州大学任教。韵卿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刚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这一切事情发生得太快，我们无从对以后生活确定计划，虽然韵卿晓得我想回美国，在名义上而言，我仍是从康奈尔休假。可是如果她要继续医学工作，康奈尔医学院设在纽约，而非在伊萨卡。因此我们开始想回哈佛去，哈佛附近便有个医务学校。我和教过我的教授伍德斯一直在通信，六月间我接到他来信说哈佛哲学系可以收留我，让我做逻辑学和中文的讲师，我立即表示接受。接着是一连串的准备与活动。为了避免结婚喜宴麻烦，其实我们不得不分着举行许多次聚会，加起来比举办一次大宴会还要麻烦，可是分着办乐趣较多。我们请了两家的家眷亲戚们；有一次我的叔父li ch'ing（侬姑的兄弟）玩弄我的提琴，用力地拉，我说：“叔叔，你弄断了我的弦啦！”在中文里，断弦意思是太太去世。韵卿和我都喜欢说让人吃惊的话。另一次聚会是在屋顶花园请“中国科学社”的会员。还有一次屋顶花园聚会，请罗素、勃拉克和英国公使馆的班奈特。我冒昧说那天罗素照的相片极似“发怒的独居人”（mad hatter），他说不那么妙想天开的比喻也许更为适切。我请读者看一看那张相片，自己评断一下。为罗素、勃拉克及杜威送行的宴会多不胜数，我发现翻译那些客气话比翻译数学的哲学要难得多。为杜威翻译，有时我不得不自作主张，他的格调极难表达。例如，他提到“谈话、讨论及会议”（talks，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我不得不想出几个中文近乎同义字。另外一件占我许多时间和注意的事，是准备制作国语留声片，我到美国后，要为哥伦比亚留声机公司录音。在长串旅行准备当中，出现一个疙瘩，就是眼睛有了麻烦。医生说我的右眼有沙眼，去不了美国，在协和医院多次诊治后，总算好一点，为了确保不致被羁留，我从美国驻华大使（译者按：当时各国驻华使节最高为公使）舒尔曼获得一封介绍信，他以前做过康奈尔大学校长，我认得他。

最后，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日，我们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在东站和许多送行的亲友说再见。那天的日记是韵卿用文言文代写的：“今日乃与吾夫旅行之第一日。多人来东站送行，余觉吾等并非离开北京，似乎不久便到天津。余未晕车。经过许多麻烦，吾等获得极佳之买办仓票。吾等到岸上百乐门（belmont）餐馆吃顿西餐。”以后我恢复写日记。到了八月三十日，我们搭乘“西伯利亚丸”从上海经日本去旧金山。到船上为我们送行的有胡适、林炳南（她同学贡虹的兄弟）、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等人。我们为每人叫来冷饮。胡适看到韵卿在玩弄柠檬汽水，喝得并不多，他说：“杨大夫，也许我语无伦次，我想你不是晕船，可能是‘害喜’吧？”在中文里“有喜”便是怀了孕。

我太太计划到美国后从事医务工作，便这样变成生儿育女，及从另一面看听诊器。最后我们生了四个女儿，全都结了婚，有了六个外孙男孙女。我们以后的故事将在另一册书中加以叙述——《杂记赵家》，由赵杨步伟执笔，我则供应语言学及音乐的细节，加上通常不相干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