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可笑的老人姓费松，是我们省地方自治会[1]的档案官[2]。他的一切都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同事发噱：他对“档案官”这个太古旧的职称不但不感到滑稽，而且引以为荣；就连他的古老姓氏费松[3]以及八旬高龄，他也颇为自得。

他个头矮小，瘦骨伶仃的背深深地伛着。穿着一身旧得不能再旧的西装，上衣灰不溜秋的，和集市管理人员的制服差不多。脚上是一双士兵穿的大皮靴，靴筒高过膝头，两腿细麻秆似的，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他耳朵很背，自治会的门房说过：“把这位费松拉到钟楼上去，他也听不见钟声！”他常带着乌克兰人那种嘲弄人的神情望着老费松冷冰冰的、像蜡做的两只大耳朵。费松年逾古稀，脑袋总是摇晃着，说话声音低沉，嘴是瘪进去的，他那双褪了色的眼睛，除了无限的疲惫和隐藏着的寂寞忧伤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低低地戴着早已旧得掉了毛的羔皮帽子，真把耳朵遮得一点也听不见声音了。看看那皮靴上深深的皱纹，再看看他那副尊容，越发显得滑稽可笑。不仅如此，他的性格也是十分逗人的。

我们机关的秘书，是个神学校的毕业生，这就无怪乎他把费松称为哈隆[4]了。我已经说过，费松是一位非常非常忠于职守的档案官，他十四岁起就开始做事，而且除了管理档案，没有做过别的工作。你看，这个人在拱形棚顶的地下室差不多坐了七十年。七十年来，他在地下室半明不暗的过道里进进出出，一刻不停地把档案装订成册，封上火漆，给这天花板上面光天化日的生活盖上死神的印记。当生活走完自己的路，就进入这里。这些死寂的档案卷宗，成堆成堆地在书架上积压着，落满灰尘，变成了废物，再也没有一个活着的人需要它了！我们从旁观察，觉得这种场面简直吓死人，然而，费松却没有从他的命运中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相反，他认为，如果没有档案卷宗，人类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如果没有档案，需要查资料时怎么办呢？”他这样说，深信不疑这句话是无可辩驳的。

在这个地下室里，各种报告、总结一直堆到天花板。我当时是自治会图书馆的馆员、费松的近邻，也在这里上班，那就是说，也是类似哈隆式的人物。可是我在这里只坐了三年，而不是六十五年。我整日无所事事，拿着三十九卢布的薪俸还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可是费松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天天累得精疲力竭，薪俸只有三十卢布零五十戈比。但他居然手足无措了，因为不知道这么多的金币怎么花！可见他生活上的需要多么有限。他自从到监护人委员会[5]做事，就走上了管理档案的战场。开始，他为每月两卢布的报酬感谢上苍，“快活得要命”。等到在某个孤儿院又干了十年档案工作之后[6]，每月拿到四卢布零几个戈比时，他真是感激涕零了。但这绝非出自利欲之心，而仅仅因为这笔钱不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收入，而是档案宝藏的真正主人——一个档案官的薪俸了。

自治会刚一建立，他就在这里任职了。他真是不要命地工作！我不知道有哪一天他睡过一次好觉。我想，他早晨四点前就得起床，因为他不住在城内，他的家远在郊外的山谷里，是一所外表刷成淡蓝色的农舍。每天他拖着那双刷得干干净净的大靴子，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去上班。虽然如此，他总是准时六点就到机关。有时，太阳还未照进那露珠纷披、绿荫浓郁的花园；胸脯高耸的乌克兰女人肩挑大罐大罐的牛奶、大篮大篮的樱桃，正从容不迫而又神色高傲地在木板铺的人行道上颤悠悠地走着；市集空空如也，赶集的人还没有到来，干净的街道、洁白的房屋[7]，只有在清晨，城市才会显得这样整洁，而费松已经头戴长耳绒帽、脚蹬高筒皮靴，在街上匆匆忙忙地赶路了。自治会的门房被敲门声唤醒，不止一次地跑到门口，决心狠狠地揍他一顿。但是，在门房眼里，费松毕竟不是自己哥儿们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一位档案官，所以只好出来骂他几句了事。然而费松生性固执，不达目的绝不甘休，门房终于妥协了，继而也就对他披星戴月地敲门习以为常了。

他是如此克己奉公，你简直不能想象他每天什么时候离开机关！夏日的永昼终近黄昏，不但科股长们，就是职务最低微的文书们也都离开衙门回家了，在那些人人都下了班的各科室办公室里，传出守夜的更夫们粗声大气的闲谈声，以及乒乒乓乓移动桌椅的声响，[8]可是费松还在自己阴森的“领地”上走来走去。他弯着骨瘦如柴的腰，那因长期患关节炎而变了形的苍白的手举着一支蜡烛，正在仔细查看架子上的一捆捆卷宗。夕阳西下，教堂低沉的钟声在城市上空荡漾，召唤着残疾者和老太婆去做晚祷；庭院和花园都被阴影笼罩；市民们早已吃过午饭[9]，稍微打了个盹儿，振作了精神，在敞开的窗前无忧无虑地享清福。这时费松刚戴好长耳绒帽，把他的拐杖在地板上敲得咚咚响，正在训斥他的那位部下，责怪他今天早上又是七点钟才到衙门，比他的上司迟到了整整一小时。

“我谴责、我谴责您的这种行为！”他站在通向二楼的大楼梯下面的档案库门边，神色忧郁而愤怒，带着老年人那种不知所措的样子望着他的下属，声音低沉地喊着。

是的，费松居然也有一名部下，这又令人觉得十分滑稽可笑！他的这位部下时常一本正经地把费松叫作暴君。令人奇怪的是，他这种说法倒是有根据的，因为费松的确脾气古怪、难以相处。自治会里多少知道费松家庭生活的老头子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对待老伴真是厉害；而她呢，却生性怯懦，无限柔顺，在他面前大气儿也不敢出。”老伴对费松百般体贴，实在教人感动。她每天早晨站在门口替他擦皮靴，差不多每次都擦得汗流浃背，自己还在市集上做点小生意以贴补家用。听到有关费松的这些传闻，我们上文中提到的那位下属卢戈伏伊先生怎能不战战兢兢呢？费松因为牙齿都脱落了，说起话来呜里呜噜的，一点也听不清楚。当时，他正在生气，腰也伛得更加厉害了，上衣襟碰在靴筒子上，还使劲用拐杖敲打地板。然而他的部下虽然双眉紧蹙，却低着头一声不响。卢戈伏伊是个结实的乌克兰庄稼汉，大块头、短身材，生性忧郁，穿一身丝光半毛织品的西装。他曾在邮局工作多年，是个专门检信和在邮件上盖戳的工人。后来混到我们自治会来，得到档案官助手的职位。他只要动一下小指就可以要了这糟老头子费松的命，可是这里有个大家早就知道的道理：一时之力在于力，千古之力在于权。费松有点权，费松自我感觉是一位严厉的上司，他的这种情绪和状态就影响了卢戈伏伊，而费松对自己有权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凭良心说，档案库里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即使有些工作也绝非必须马上处理的急件。然而费松却有惊人的才能找到许多工作，而且做起来又是那样精雕细刻，所以这里的差事就日积月累，有增无减。他自己陶醉在卷宗档案之中，这种陶醉快把卢戈伏伊折磨死了。特别是在秋季自治会大会召开之前，机关里常常加晚班，虽然这些加班的事和档案库半点关系也没有，费松却“规定”他这里也非加晚班不可。

大家都明白（当然并非永远如此），费松正因为自己年过古稀，所以觉得拥有一种权力。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些门房、更夫就不承认他有这样的权力，不买他的账。当他们感到费松在楼梯下面妨害他们干活，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总是碍手碍脚”时，他们就对他大声呵斥。就是卢戈伏伊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在费松面前战战兢兢的。比方说，他们干活干得非常累了，需要休息一下消除疲劳，或者吃些点心，喝杯茶，抽一口劣等烟草，这时，费松对卢戈伏伊就几乎是完全平等相待了。他们坐在楼梯下面的小圆桌前，一面切着黑面包，收拾着咸鱼，在一个洋铁壶里泡上水果茶[10]，一面聊着天，此时此刻他们就完全像级别相当的同事了。使他们能够团结一致的还有一个原因，即他们对门房共同的仇恨，这些门房对卢戈伏伊也毫不客气。此外，档案库和机关其他各科室的关系是非常疏远的，因为这两只卷宗堆里的老鼠有一种坚不可摧的信念（当然，费松尤甚），即他们认为：楼上和地下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像永远也长不成一样高的两株麦穗。他们还认为：即便到世界末日，也都会有长幼上下之分。那么，上面的黄口孺子竟嘲笑他们，真是毫无道理……而他们自己的信仰和行为也证明了他们的这一信念：一个在统治，另一个在服从。

他们是如此冥顽不化、无知无识！费松并不愿了解他走进的这块天地，他是个因循守旧的老派人物。不消说，我们这些黄口孺子提到他总是不以为然地耸耸肩。有时想想也十分气愤，这位出身于监护人委员会那种地方的人，在我们中间是多么格格不入呵！诚然，当时是非常闭塞、极其反动的时代，然而我们毕竟还是在自治会里任职的人，何况我们的这个自治会非同一般，是以其自由和民主精神闻名于全俄罗斯的。我当时也在地下室办公，然而，我已经是站在走出地下室的门槛上了，而且很不简单，将要调升到统计室去。我也是个小人物，然而我已经出入那个离费松和卢戈伏伊十分遥远，且被他们视为禁区的世界。尽管档案卷宗里记载着“征服克里米亚[11]”，但在这个世界里，生活的指导思想却绝非是从那个久远的年代吸取力量。这里，“伟大的改革时代[12]”的活动家的相片挂在自治会主席办公室内，他们脸上留着漂亮的长鬓角。而“沙皇解放者[13]”的全身画像则镶嵌在开着上下两排窗子的会议大厅的墙上，从天花板直落到明镜般的打蜡地板上。就在他的像前，“最后的光荣的一群”所发出的呼唤，自60年代起直到费松的残年就被勇敢无畏地传颂着。这“一群”中的智者，它的最后的莫希干人[14]就是斯坦克维奇[15]。从他的口中发出了多少鼓舞人心的、热情奔放的号召，他振臂高呼，要求人们重温那些“被遗忘了的思想[16]”，号召人民去追求善、追求真理、追求人道，“在满地荆棘的道路上，一往直前地去寻求俄罗斯的人权”。我想重复一次，当我已经走进这个世界里，然后再回过头来走到楼梯下面，看一看我的这些有着古董般陈旧思想的同事，我不但觉得可笑，而且心里非常难过。有时，我甚至于完全不愿意去嘲笑他们，而是想走到费松和卢戈伏伊面前，用一句话、一个手势，比如说去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让这些人也振作起来，让他们认识到，对另一个世界，即楼上的世界抱有恐怖感是完全错误的。可是，当我举止随便地从楼上下来，打从他们身边走过，到图书馆去上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费松和卢戈伏伊用多么冰冷的眼神目送着我呵！要说这冰冷的目光倒也算不了什么，糟糕的是还有比这更不像话的事情。费松对我并不限于心怀敌意，也并不光是因为我在上级和同事面前随随便便，甚至放肆，而报以蔑视，不仅如此，虽然我是级别很低的人，可是当我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他立刻恭恭敬敬地站起来，两手笔直地贴在两侧的裤缝线上，然后躬下身去，竭力想使他那穿着高至膝盖的又宽又大的靴子的颤颤巍巍的两腿站得更好些。他感到那些从高山之巅来到他这昏暗的卷宗之谷的人，头上都闪着圣光。他知道，不知什么缘故，自治会的主席和我握手，我和秘书平起平坐，一块儿吸烟，随便聊天，因此费松觉得，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有一股暖流从有权势的统治当局那里向他流来。他虽然多少年来只不过是置身于这权势大山的脚下，过着卑躬屈膝的可怜虫的生活，但也有某种自我存在的意识，虽然这是微乎其微的存在，有时他对自己也有所认识。

这样，我们就看见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和档案库的生活同时存在。从而，我们也和这种冥顽不灵、滑稽可笑的老头子同时存在，而且我们每个人都绝对恪守各自不同的信念，都不能有所改变……可是，突然这个老头子一下子死去了。他的亡故，当然也和一切死亡一样不可能是什么滑稽可笑的事。他的老伴在郊区的那幢小农舍门前泣不成声，哀痛欲绝，还用刷子刷着那双士兵穿的大靴子，希望一家之主还能够披星戴月地去档案库上班。话虽这么说，然而费松之死犹如费松之生也是很奇怪的。发生了这样的事，说老实话，我们也有部分责任，因为我们在某段时间里，摧毁了他的冥顽不灵，使他传染了自由、平等、必胜的思想。可是话又得说回来，谁能想到，他一踏上自治会的二层楼竟会如此胆怯，以至恐怖到了极限？！他本来是个生性怯弱、屏声敛气的人，加上对二楼心怀畏惧的老习惯，一旦越过一切界限而走向了自由，他竟然死去了！这个结局，谁又能事先预料呢？

费松之死是这样发生的。

我在这里工作了一年、两年、三年，就这么几个年头……可是费松却已任职第六十六年、第六十七年了。

我想重复一遍：那是艰难困苦的年代，无怪乎我们省自治会医院的主治医生（他既是个好吃懒做的酒鬼，又是个大自由派）说过：“历史上有些岁月或许更为艰难，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卑鄙无耻。”这真是黑暗的时代。然而众所周知，“夜越黑，星越亮”。也有人用“黎明前的黑暗”来比喻它。那时，我们都深深地怀着“天将破晓”的信念。费松却依然故我，坚持他千古不移的信仰，认为两株麦穗绝不能长得一般高。然而，在自治会的老战士以及他们的接班人日益激昂、日益活跃的议论之下，这位死心眼儿的使徒多玛[17]一次又一次地吃了败仗。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当年11月，在上下开着两排窗子的自治会大厅里召开了大会，著名的“春之理想”行动感召着每个人的心灵。仿佛冬云渐渐消散了，春天的艳阳普照大地，从高高的云端飞来了报春的鸟儿，那禁锢着自由的江河湖泊的冰雪到处都已消融，对春天的憧憬涌上人们的心头。这些憧憬找到了一定的形式，它表现为激昂的抗议、强烈的意愿和要求，以及最激动人心的演讲！这一束热情温暖的春日的阳光也照进了自治会的地下室，虽然费松被这束阳光照得手足无措、心慌意乱，然而他也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睛，不能不看见，而且无法否认那些大家都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见到的无可怀疑的一切事物。在那个11月里，整个自治会像一个春日的蜂房，从上到下都是指点江山、情绪激昂的民众。在这些人里面，有大量非自治会的人，从讲习班的学员、大学生、医生直到市民，什么样的人都有，好像上下长幼，从自治会的巨头到门房，从首席贵族到卢戈伏伊都没有了任何区别。人们渴望互相拥抱，汇合成为一股巨流，勇往直前，奔向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到处都是一片“要自由！要自由！”的喊声。在这样的时刻，出乎人们的意料，费松也应着自由的呼唤走来了。他用一条红围巾绕在那冰冷的黄蜡般的耳朵上，伛着腰，上衣襟碰着他的高靴筒，一步一蹲地从地下室爬了上来，一直走到铺满红地毯的宽大的楼梯前，虽然他走得很慢，但却顽强地上了二楼，走到那开着上下两排窗子的大厅门口。从挂在墙上的两面大镜子中，他看见大厅里烟雾缭绕，一片人海。此时此刻，他也挤进这融成了一个整体的人海之中，然后他又在走廊上自由自在地进出于各个科室，这还不算，最后他还看见了我们小组的喉舌——斯坦克维奇！

呵！这天斯坦克维奇讲得多好呵！人们壮志凌云，向旧世界的堡垒进行勇猛冲击的决心已经成熟了，只要有一颗珍贵的火星，熊熊烈火马上就会燃烧起来[18]。金碧辉煌的沙皇巨像前，大会主席、首席贵族向着肃穆的、鸦雀无声的人海宣布请阿列克席·阿列克席耶维奇·斯坦克维奇发言，这时白发苍苍、身躯魁梧的“俄罗斯人权运动的巨狮”从长桌前站了起来。他的外貌确实像一头狮子，不过由于年迈的缘故[19]，又加上总是思考问题，所以显出点老态龙钟的模样：腰有些伛，面孔红红的，眼神既庄严又忧郁，而且暗淡无光。他慢慢地站了起来，颤抖的红红的手指按在铺着绿呢桌布的桌子上，他讲话了。开始声音很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得很清楚……然而在他那低沉的、字字清晰的话语里充满着巨大的信心。他穿着一身朴素的黑色便礼服，身材高大，厚厚的银白的鬈发披在肩上，显得多么威武！之后这位演说家的声音渐渐高昂起来，声如钢铁，号召人们无畏地去进行斗争，勇往直前。这时，从前排直到楼上包厢把整个大厅挤得满满的听众对他崇敬得五体投地。他一讲完，大厅里鸦雀无声，情绪紧张，接着，大厅沸腾起来，人们欣喜若狂，高声欢呼、喊叫，如醉如痴——这情景简直无法用笔墨形容！

演讲人自己也激动万分，虽然非常疲倦，却意气风发，在一片掌声和从包厢里投过来一束束鲜花的热烈气氛中坐下了。很长时间，他脸色苍白、神态庄严，身子靠在椅背上，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似的。然后他又站了起来，大厅里的自治会和非自治会的听众恭恭敬敬地让出了一条路，他迈着老年人缓慢的步子，走出了大厅。

这时候费松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出在这里：费松寻找的地方也正是斯坦克维奇离席要去的地方，不过费松比他到得早一些。费松本来在大厅门口密密麻麻的人群后面站了好半天，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听见，所以他觉得很累，直想瞌睡。之后又觉得应该去解手，就慢吞吞地，然而是自由自在地顺着走廊走去，待到了尽头，他停住脚步思考了一下，睡意蒙眬地向门上看了一眼。这门本来是只有自治会的主席和高级官员们才有资格进去的，可是这会儿，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门柄，走了进去，扭动一下钥匙，锁上了门，在里面待了很久，半天也没有出来。

这个可怜的人，如果他不聋，或者没有把围巾绕在耳朵上，他也许会听见有人已经转动了几次门柄，而且会听见有一个很不高兴的老人的声音已经在门外嘟囔着什么了。可是他耳聋，加之耳朵上又缠着围巾，这就糟了！这还不算，他动作又非常迟缓，这时还在整理他的衣裤。当他办完这一切事情，打开了门，他看见站在门口的正是那位斯坦克维奇！两位老头子都目瞪口呆了，一动不动地面对面地站着。接着两人都明白过来了：一个是愤怒异常，一个已经吓得半死了。

“岂有此理！”第一个人慢吞吞地说，他眼睛瞪得很大，腰伛了下去，“岂有此理！是你这无赖在这里上厕所吗？”

“没有，我不敢。”第二个人想把话说完，也瞪大了眼睛，然而他说不下去了，因为他说的这句话太不符合真实情况了。

“什么？你怎么敢到老爷们的厕所来解手？”第一个人话说得更慢，在逼问着，衬着一头白发的脸涨得绯红。

“没有，我不敢。”第二个人下意识地嘟囔着，面孔苍白得和死人一样，身子靠在墙上，两条穿着长靴、已经动弹不得的腿蹲了下去。

“你到底是什么人？”第一个人发了疯似的大喊起来，气急败坏地跺着脚。

第二个人，瞪着眼睛，由于头上扎着的围巾竖着两只角，看上去特别像一只兔子，这时，他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至于这场悲剧的结局读者们已经知道了：一小时以后，人们把已经失去知觉的费松送回家去。当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了二楼，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了马车之后，就见上帝去了……费松之死以及那些在“春之理想”行动后发生的其他一些事件，自然没有改变我们的理想以及理想即将实现的希望，依然像熊熊烈火，在我们胸中燃烧，然而他的死却使我们中的某些人深感不安和羞愧，我不否认，我就是其中之一。年复一年地过去了，岁月流逝着，我却常常想起费松之死。时间过去得越久远，我心中的疑虑就越发多起来。比方说，我现在对已故的费松曾献身档案的满腔热情，深怀敬意。平等自然是好事，然而费松也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生活里没有了档案，真就不可思议了，所以我们应该保存档案。如果没有像费松这样的人物存在，那么上述的一页就不会留下来，我又从何搜集费松的故事呢？正因为有费松这样的人存在，历史才得以保存，而且时间越久远，也就越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一个新人读了旧历史的一页时，他的感受会更强烈。费松说过：“如果需要查找档案资料呢？”是的，将来如果需要查看我们时代的档案资料的话，那么我写的这段资料也许会有些用处吧！

1914年7月21日写于敖德萨

[1]地方自治会是沙俄时代代表资产阶级观点、利益的地方组织。它是沙皇专制在革命压力下，对资产阶级的一个让步，1864年1月出现在俄国欧洲部分，是改良主义的产物。

[2]“档案官”原文用的是一个古老的希腊词。

[3]“费松”是个非常古老的姓氏，现在俄罗斯人的姓氏中已经少见了。

[4]哈隆为希腊神话中渡送死人灵魂到阴间去的渡手。

[5]沙俄时代管理孤儿院等事宜的慈善机构，行政管理非常黑暗。

[6]孤儿院归监护人委员会管理，是委员会的下属单位。

[7]乌克兰的房舍外墙都粉刷成白色。

[8]过去俄国的小机关里，守夜的人做机关的清扫工作。

[9]俄国人一般都是三点下班后才进午餐。

[10]用在炉子上烘干的苹果皮或野蔷薇果冲水，以代替茶，是农民常用的一种饮料。

[11]俄国的成语，出自《聪明误》，即指十分久远的时代。

[12]指1861年的取消农奴制的改革。

[13]指签署解放农奴法令的尼古拉二世。

[14]美国作者库柏的小说中描写的美洲的一个民族。

[15]h.b.斯坦克维奇（1813—1840），是俄罗斯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与别林斯基、赫尔岑齐名。这里借用他的名字用以讽刺那些空喊革命、民主的反动贵族知识分子。

[16]指“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17]泛指不肯轻信的人。出自《新约》；使徒多玛生性不轻信，他甚至于不肯相信基督复活的消息。

[18]原文是：只要把一滴珍贵的水倒进溢满的杯里，水就会四溢出来。

[19]民主革命家斯坦克维奇只活了三十七岁就去世了，这里把假革命者写成一个老年人，也是表示在当时民主思想已经陈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