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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史

第十五章 北魏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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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公元4世纪的中国北方,接踵而至的突厥—蒙古游牧部落,在一系列短命王朝的颠覆中自相残杀。在这场混乱中,最终脱颖而出的是一个更为持久的政权,即拓跋人的王朝,这是一个无论在文明史还是艺术史中均扮演重要角色的朝代。其王朝被称为魏(通常被称为拓跋魏,以便将其与三国时的魏朝区分开来)。

拓跋族是一个突厥部落,在大入侵时代的初期,他们生活在山西最北部。公元396到439年间,他们摧毁或兼并了其他所有在中国北方定居的部落,并将这一区域统一在自己的支配之下。正如在欧洲,当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伦巴第人消亡之后,法兰克人幸存下来,并在他们的废墟上建立了加洛林帝国。同样,就像法兰克人能够融合日尔曼文化与拉丁文化一样,拓跋人能在长期保持他们突厥民族活力的同时,又日益融入了中华传统。而且,他们在汉人眼中赢得了尊重,被视为北方抵御新入侵者的卫士,特别是蒙古部落的阿尔瓦人(柔然,当时是戈壁的主人)。通过一系列防御性的远征及决定性的反袭击,拓跋人迫使这些游牧民族退回到了蒙古腹地。

国王拓跋焘(太武帝,公元425—452年在位)将一生投入到了一场双重争斗之中,最终建立了家族大业。他在戈壁作战,保护中土不受北方游牧民族新的入侵;同时,他持续不断地对南京的南朝帝国施压。在一次奇怪的讲话中(这被史学家们记录下来了),他自己暗示说,他享有的优势是,相比蛮族,自己是半个汉人,而相比汉人,自己又是半个蛮人。“汉人(指南朝之兵)皆步卒,吾辈为骑手。一群小马小牛何以抗拒一头老虎,或一群狼?至于那些牧民,夏天驱赶着畜群于戈壁北部放牧,冬天他们回来沿我们的边境掠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春天去其草原攻击他们。在那个季节,他们的马毫无价值。公马一门心思取悦母马,而母马却只关心它们的马驹。到那时候,只要突袭他们,切断牧场和水源,短短几天之内,他们就得受我们支配!”公元425年,他按自己所言行动。四路轻骑兵从南向北穿越戈壁,他们的行军没有被供给车队所拖累,每人都携带了十五天的给养。柔然完全惊呆了,因此被赶出了蒙古大草原,逃到了靠近贝加尔湖附近和鄂尔浑河沿岸的山岭之中。公元429年,拓跋焘又亲自实施了另一次攻击。再度惊慌失措并陷入混乱的游牧部落,被迫献出数以十万计的马匹、马车、牛群和羊群。差不多四百年之后,同样是这些柔然人,他们最后的子孙被另一位文明的捍卫者——查理曼大帝给彻底消灭了。

就查理曼大帝协调日尔曼和拉丁两种文化的方式,以及拓跋焘融合本民族的突厥信仰及汉民族思想信仰的努力,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对比。天神(tengri,阿尔泰部落的神)很容易转化为天(t’ien)——凌驾于儒家哲学之上的天。而大地女神及各种春天与山顶之神,也可以认定为汉人自然崇拜中的神明,正如罗马人将周边国家的神明同化为自己的神一样。但拓跋焘比其前任们走得更远,他放弃了那些不能改造得与儒家信仰相一致的阿尔泰祭仪。不过,即使致力于通过这种方式汉化他的民族,拓跋焘并不允许他们丢掉自己的军事素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拒绝放弃其祖先在山西最远端的边境营地(位于大草原边缘),而迁到他的军队已经占领的汉人古都长安和洛阳。而且,他保留了一个野蛮而审慎的祖制,即一个新的拓跋君主继位时,就应该处决其母亲,从而避免这位未来太后或其家族成员的任何敌意或野心。最后,与许多其他蛮族君主不同的是,拓跋焘怀疑佛教令人丧失力量,以及僧侣的增加。公元438年,他颁布了一道直接针对佛教信徒的还俗法令,并在公元444及446年,用实际的迫害措施予以强化。儒教的史学家怀有敌意地坚持说,公元446年的法令,归因于在一座最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发现酗酒者及妇女。但是,对这一伟大的印度宗教,儒家文士所采取的主要控诉却更为严重:佛教禁欲生活“废除了家庭”,并最终动摇了祖先崇拜的根基;而且,它给了男人一个逃避兵役的机会(对拓跋焘这样的军人来讲,是很生动的论据)。

随着拓跋焘被暗杀及其孙子拓跋濬(文成帝)的最终继位,这场迫害也告一段落,时为公元452年。下一位统治者拓跋弘(献文帝,公元466—471年在位)公开宣布自己是一名佛教徒。公元471年,他放弃皇位并传给自己的儿子——一个五岁的孩子——并成为一名和尚。“他退隐到修建于皇家花园的佛塔之中,在那里与冥想的僧人为伴,他拒绝倾听一切消息,除非事情特别重大。”他的儿子,那位年轻的国君,也展示出了对这种伟大印度宗教的同样热情。在佛教影响之下,他对拓跋王朝的严酷立法实行人性化;杀头的刑罚为监禁所代替。佛教同情一切生命的精神,甚至导致了对用牺牲动物祭祀天地、祖先和神明的禁止,或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减少。公元494年,这位君主通过将首都从平城(在山西最北端)迁到洛阳(古代的东都),并命令其官员使用汉语、穿着汉服,从而完成了王朝的汉化。

公元515到528年间,拓跋王朝由胡太后统治。这位老蛮族首领的女继承人,是本朝最后一位伟大统治者。作为一个肆无忌惮且活力充沛的女人,为了保住权力她可以不择手段。她担心一位昔日对手,就迫使她出家为尼,并在那里将她处死。同样地,胡太后还处死了那些不再讨她欢心的情人。公元528年,她毒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后者对太后情人的监护日益感到厌烦。但就在此时,愤愤不平的政府官员们开始反叛。这位无情的太后预见到了她的末日,就割下了头发,并匆忙在一家尼姑庵内立誓出家。但叛乱者还是将她拖了出来,并丢进了黄河。这位胡太后尽管罪行累累,但如同之前的几位国君,是一位最真诚的佛教徒。著名的龙门石窟,其部分建筑要归功于她,也正是她,(公元518—521年)派出了朝圣者宋云出使印度。

流血的时期,通常也是信仰的年代。中国最伟大的宗教建筑,即山西北部的云冈石窟(建于公元452—512年),以及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从公元494年开始修建),都要归功于拓跋魏。

北魏建筑一直被称为罗马式及哥特式风格的远东翻版。后者是六到八个世纪之后才在欧洲成型的。它们的起点——中国的希腊—佛教风格,以及欧洲的高卢—罗马风格——是非常相似的。而正如哥特式或罗马式雕塑作者,使得希腊—罗马塑型艺术传统适应于纯粹的精神需要一样,北魏时期的艺术,也求助于犍陀罗的修饰技术及阿波罗式外部特征,其目的仅在于更完美地展现佛教的纯粹灵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古典的模型,当时尚未消失;衣着,当时还没有程式化为大尖褶皱或者小圆波纹;还有,这种特色的人性魅力,当时还没有几乎完全瘦弱——所有这些都追随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里只留下了虔诚、热忱及纯粹的信仰。云冈石窟中的某一尊佛像,就像是一种人格化了的冥想。另一尊云冈雕塑,带着一种感动人的微笑,如同兰斯(reims)的天使,表达了对尘世的超然态度,同时还有一种神秘的嘲讽,当然也许是无心的——但这种嘲讽却充满了对普遍的愚蠢与空虚景象的宽容。更为常见的是,这种超然的讽刺似乎在逐渐消失,因此从这种意味深长的冥想中,闪现的不过是解脱之后的无限平和。

云冈石窟一隅

云冈石窟的演变是可以追溯的。首先是来自阿富汗的希腊—佛教风格的影响,是由拓跋国王宫廷中数量众多的犍陀罗传教士带来的。因此,在这些洞穴中占支配地位的巨型佛像,其严肃的处理方式,让人回想起了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更引人注目的,是壁龛中那些更小的雕像,已经突破了犍陀罗艺术的经验。这些瘦小、细长,而且经常显得生硬的形象,有着刚健褶皱之衣饰,却保持着一种令人宽慰的俭朴及青春的典雅,呈现了某些在纯粹“标准”的犍陀罗雕塑中所缺失的元素。这是一种纯粹灵性的艺术。正如哈金(harkin)所写:“这些形式,以一种令人愉悦的严肃为特征,证明了艺术对信念需求的一种快速适应,它们预示着某种高水平的精神生活,其造型外表被小心地削弱,不再引人注目,不过那些温柔微笑,保留的是‘圣尊’对这个世界仅有的妥协。”这是一种从来未曾同时实现的和谐。据喜龙仁(siren)说,云冈石窟的艺术,是由一种极为神秘的瘦弱,向着造型形式的相对恢复发展的:“云冈艺术,一旦达到成熟,似乎就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起初的风格。其外形更圆更丰满,衣服的褶皱变得不那么僵硬,线条的相互影响更为灵活。不过,雕塑依旧保持着一种相对冷峻的外观。一种难以形容的内省、超然的氛围,令它们在宗教雕塑中处于很高的水平。”

龙门石窟的雕像,是云冈风格的一种延续。其神秘色彩与格式化甚至走得更远,例如出自公元509到523年之间的雕像。极大拉长的僵硬外形,固定的微笑及突然变成大褶皱的衣饰,或者琐细地沉淀为小波纹,这些都与任何专注于造型的思路相反。在围绕着它们的巨大光轮(这形成了僧袍的一种程式化符号)尖拱下,不再有实物的外形。这种僧侣的独特气质,赋予了龙门雕像(准确地说,是从6世纪起)一种最引人注目的神秘感。

龙门石窟

可以将这一时期的艺术与欧洲的罗马艺术做一次对比,如果我们明白,这样做是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出发,是出于分析及比较人类价值的目的。如果穿越时空的界限,北魏与罗马的艺术之间是有一种关联性的。这是因为,两者都源自古典标准,尽管这一标准不受习惯制约,且被一种巨大的神秘力量所革新,从此之后被用来表达纯粹的精神价值,而非肉体之美。云冈、龙门的艺术,和希腊佛教艺术之间相隔的时间距离,与罗马艺术跟欧洲大教堂艺术的距离很相似。伟大的宗教艺术高峰期是不多见的,而北魏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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