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下，长期和平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关于这一点，这一时期的艺术可以作证。

我们对汉代艺术有着特别的兴趣，因为它代表了佛教引入所产生的外来影响彻底颠覆一切传统之前，中国早期艺术发展的巅峰。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西汉时期）

我们已经描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首先是商朝，一个有着惊人创造力的时期，它有着充满活力、自然发生且形式多样的主题，是此后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接着是周朝初期，一个无论形态还是装饰都笨重和贫乏的时期。最后是战国和秦朝时期。这是一个创造力恢复的阶段，其装饰因一种活泼的风格而生机勃勃。随着汉代的建立，形态被大幅简化，以至于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尽管线条很纯净，有时却带有希腊花瓶式的严肃。在它们的装饰上（除了带有把环的饕餮之外，装饰没有彻底被禁止），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丰富与复杂被简朴所代替，后者同样引人注目。所有的过度装饰——在某些古代器物上被发挥到极致——都消失了。从此时开始，图案的优雅就存在于装饰的对称，巧妙地使用线条和标志，以及圆雕中立体感的“节制”。浮雕中的装饰，往往为雕刻的图案，或者镶嵌的绿宝石、孔雀石或银饰所取代。“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非凡的装饰效果，要么是几何图案，要么因真实或者虚幻的场景而生动活泼：妖怪的形象，跳舞的鬼神，以及狩猎或作战的场景，都因其异常的活力而引人注目。”类似的宝石和贵金属镶嵌，也在汉代的带扣上发现（其他一些则确定无疑地要追溯到战国时期）。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服装的装饰很可能来源于匈奴。汉朝时期在中国得到普遍发展的镶嵌技术，也许是从希腊—波斯世界引入，这也并非不可能。

在战国时期和汉代，铜镜首次出现，并很快传遍了这个国家。这些镜子与其说是为了实用，不如说是出于某些神秘目的，带有这两个时期的装饰特征。汉代的镜子上，同样显示了在青铜器皿上所发现的那种几何意义上之简朴，这种简单绝不会妨碍道教徒归因于镜子的那种神秘力量。

我们在汉代镶式青铜器上发现的隔行交错、卷筒及螺旋图案，也运用在了同一时期的漆器上。这些漆器不仅在中国本土可以发现，而且在韩国的汉人坟墓，在诺颜乌拉（蒙古的库仑附近）以及贝格拉姆（靠近阿富汗的喀布尔）都发现过。

在河南和山东发现的一些小墓穴中，出土的石雕及浅浮雕，也许是工匠们用凿子仿照消失许久的宫廷壁画复制的。它是一种线条与绘画的艺术，画面上的战车的队列及前行，亦或狂放起舞的神明鬼怪们，都充满了速度与动感。这些艺术具有双重意义，因为在贵族和军事生活场景中，它试图依照汉代知识分子的想象还原古代历史；在幻想的场景中，它唤起了一种因官方儒家思想所禁止而部分消失的神话，这种神话如不是保留在道家传说中的话，后人肯定知道得更少。我们有机会看到新道教在汉代末期的作用，以及它在导致王朝崩溃的宗教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河南和山东的墓穴浮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条溪流的暗流，它正在逐步侵袭着当时表面上稳定的儒家社会。

在四川出土的墓柱雕刻，特别是那些刻在著名的“神柱”上的，具有更高水准，其风格更接近于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尽管如此，这些都是艺术家的作品，而非出于工匠之手。顺便说一下，请注意一下某些汉代浮雕，例如陕西的狮子造型（这种动物在中国未曾发现），看起来，启发其灵感的原型即使不纯粹是波斯的（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至少也是希腊—波斯的。这很可能是一个受丝绸之路影响的例子。

圆形的雕塑，似乎在商代大理石雕之后就从中国消失了。在战国时期，它又以镶在青铜器盖子上的龙，以及诸如老虎和公牛一类的动物形式重现。这些造型的朴素现实主义在汉朝得到了发展。圆雕不再仅仅用来作为装饰图案，其本身也被当成一种艺术目的。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赤陶墓穴雕像，包括人物、动物及神话造型。正如在古埃及一样，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活物的替代品，制作它们，是为了使死者继续他们正常的每日生活。这些小雕像，特别是动物造型，其主要特征还是朴素生动的现实主义，没有过于发达的肌肉，并且充满了动感。

汉代艺术还没有让人感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某些技巧依然与草原的动物艺术相关，正如前一时期的战国一样。我们已经指出，这些草原艺术的特征，以作为装备及马具的青铜小物件为代表，如带扣、扣环及饰板等，装饰着固定风格的斗兽图案，或多或少地纠缠在一起，经常被置于不对称的相反方向。我们还看到，尽管根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许多变化，草原艺术，从南俄罗斯的斯基台—萨尔马提亚人领地，一直延伸到了鄂尔多斯和外蒙古的匈奴人控制区。在俄罗斯阿尔泰的巴泽雷克，考古发掘显示了这种艺术的持续性；出自公元前1世纪初的物品，属于斯基台—萨尔马提亚人或匈奴人的，数量看起来平分秋色。外蒙古库仑附近的诺彦乌拉（noin ula）古墓，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段的早期岁月，甚至更能让人感兴趣。在这座某位匈奴首领的墓穴中，可以看到并排放置着一件标注有日期的中国漆器，（公元前2年）一些中国丝绸，以及一件引人注目的羊毛地毯，其上以纯粹的草原风格刺绣着斗兽；此墓穴是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明证。作为进一步的证据，在（法国）巴黎的塞努奇（cernuschi）博物馆中有一件汉代青铜器，其主题表现的是草原动物间的一场争斗，是以一种纯粹的中原方式处理的。我们已经看到，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如何建立了一个匈奴边区，作为自己的蛮族同盟以及鄂尔多斯边境的守卫者。在这一地区，中原与草原的艺术风格的相互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成吉思汗时代。

这些匈奴同盟者在长城脚下建立的定居点，显示了汉朝对自身力量的信心。这种自信并没有用错地方。直到公元4世纪，鄂尔多斯的匈奴人，依然可以证明是易于管教的附属。与此同时，大约在公元前150年，上蒙古（鄂尔浑盆地）的匈奴人，丢失了他们在东蒙古的霸权，新霸主是另外一个游牧民族鲜卑，他们是兴安岭北部的土著，似乎还是历史上蒙古人的祖先。像其他所有新兴部落一样，鲜卑人当然也会攻击中华帝国边陲。公元2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在今天的满洲南部，这些入侵断断续续地一再发生，但每一次都被打退了。不同于罗马帝国，汉帝国从不屈服于侵略。它的衰落是内部危机的结果，这些危机既有政治和社会方面，也与知识分子有关。

从一种纯粹的政治视角来看，汉代在公元25年复辟之后，似乎获得了一种新的活力，但很快故态复萌，重新陷入衰弱甚至衰败之中。它的皇子们，在很小的年龄就登基，因年轻人的放荡而油尽灯枯，在人生盛年就死去。在宫廷虚伪做作的氛围中，奸党变得无所不能，而皇太后、嫔妃和宦官的影响力也能起支配性作用。不过，正当中央权力日益衰落之时，儒家文士却通过为帝国和社会提供一种官方教义而巩固了自己的基础。公元79年，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委员会，编撰了一部孔子及其学派著作的最终版本，从这时候起，它就有了规范的权威。而在此之前，儒家经典的的原文与解读，在不同的“书籍”与学派那里都会不同。公元175至183年间，为了永久流传，这部书籍被刻在一系列的石板上，从它们上面拓下来的墨汁拓片，就是印刷术的雏形——事实上，中国印刷术必定有着类似的起源。当儒家著作被确立为一种权威教义，其结果是文士们成了一个有组织的阶层。出于官方教义受托人的强烈意识，他们倾向于成立一个官方社团——国家的领导团体——并试图确保自己在朝廷中的权力。他们遭遇到了以宦官为代表的奸党，经过令人绝望的政治斗争之后暂时失利，公元175到179年间，他们中的几位因阻止汉王朝的衰败而失去了性命。

大约在同一时间，某些道教派别开始将他们自己发展成有组织的“教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道教起源于由一些巫师组成的古老学派，而且，尽管其形而上学很崇高，但它从来没有同巫术划清界限。直到这一时期，它还局限于少数先知的小圈子。但是，到了汉代末期，由于严重的社会危机及农村阶层日益贫困，道教获得了大量皈依者。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危机的早期表现，王莽的改革就是想解决它，而他失败之后，危机持续发展。“汉代的农村社会，”马伯乐说，“由少数富裕的上层地主，大部分是官员或者官员后代，以及下层真正的无产阶级——没有土地的农民，或者小土地所有者——组成。后者之中的最幸运者，耕种着分到的乡村土地，而其他人却被迫离开家乡，变成士兵或者强盗，或者被雇佣成为农业劳动者，或者成为大地主庄园中的佃农。但除了极少之外，他们从来都无法摆脱穷困。”

这个时代青睐政治煽动者。在四川及汉水上游，某张姓道教术士家族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的政治活动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张氏创造奇迹，治疗病患，宽恕罪过，并通过从疏于职守的地方当局处，接管了诸如修桥铺路、免费向饥民分发食物等公共事务，赢得了大众的感激。在短短几年之内，他们就拥有了数十万追随者。张氏兄弟将这些人武装起来，并组成了军事分队，由合格的指挥官领导，并以黄色头巾作为识别标志。随后他们宣布，根据星相组合，公元184年相当于一个新太平盛世的开端。

在得到信号之后，叛乱在河北南部、山东毗邻地区及淮河流域爆发。当局完全被惊呆了，各地纷纷陷落。朝廷被迫征募大批军队以重新夺回地盘。当黄巾军被逐出山东之后，他们重新集结在汉水流域，只有当其最后的堡垒南阳（位于河南西南部）被攻克时，叛乱才得以平定。所有能够发现的造反农民通通被处决。但经过这种恐怖之后，人民的苦难却日益加重。诗人王粲（177—217年）描绘了一幅这些可怕年月中的悲惨图景：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