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邓小平点名后，年广久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只会写五个字（分别是“年广久”和“同乙”——指“同意”）的小贩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每逢改革风云变幻，他的际遇便会随之跌宕摇摆。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三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但好景不长，国家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阵脚大乱，公司血本无归。1989年底，私营经济再度成为灰色名词，芜湖市突然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罪状是他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年广久是一个文盲，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的账本，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自是一本糊涂账。他说过：我只知道进腰包多少钱，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这个案件一直拖了两年，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据年广久自己说，在法庭调查中，法官问他：你是否以解决工作为名，奸污过10名女工？他回答：不是10个，是12个。他后来对记者说：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给你凑一打。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一点他的名，一个月后他就被宣布无罪释放。

年广久结婚四次。1987年，50岁的他同一个20出头的年轻女大学生第四次成亲，演出了一幕惊世骇俗的情感剧。在当时，他的婚姻成为人们鄙视暴发户的一个公证。年广久有了钱后，很希望邻里乡亲社会公众另眼看他。他想通过仗义疏财换取社会对他的尊重。在儿子上中学时，经班主任介绍，他准备给学校捐一笔奖学金，当学校就此进行讨论时，许多老师提出异议：给优秀学生颁发“傻子”奖学金，这不是往学校脸上抹黑吗？

年广久一直习惯于家庭作坊式的劳作，一直到50多岁，他都打着赤膊亲自上阵，在烧得通红的大铁锅前炒瓜子。当市场一大，他就忙不过来。瓜子不够卖时，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购，装入自己的包装袋，结果因为质量参差不齐而品牌大损。

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南风窗》记者多方寻访，总算在芜湖市再次找到61岁的年广久，他们用下列文字描述这位当年的“中国第一商贩”：他有些蓬乱的头发明显留着仓促起床的痕迹，一身藏蓝色的西装也不见平整挺括，被烟熏得发黄的手上留着长长的指甲，一颗硕大的金戒指在干瘦的手指上显得分外惹眼，瘦削的脸上透着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

年广久对自己的评价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许多跟他有过往来的人则说他：小事精刁，大事糊涂。

2007年6月我见到年广久，和他聊了一会儿，仔细打量着这个个体户的活化石，完全印证了媒体对他的描写。

民营企业的第二代我称之为“公司时代”，实际上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1年。所谓公司时代，就是自打有了《公司法》以后，所有的创业和经营活动是以公司形式展开的。这时个体户已经不吃香，由于民间注册公司越来越容易，所以大家都是以公司的形态开始做生意。而之前个体户、万元户都是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开展经营的。

90年代初，有一个浪潮叫做全民经商，人们纷纷下海办公司，于是开启了“公司时代”。公司时代企业的经营范围扩大了很多，业务形态既包括传统的简单服务业，又包括大规模的内贸外贸，甚至个别的走私。有炒房地产的，有做期货股票的，有做制造业的，也有从事其他的经营活动的。由于进入公司时代以后，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市场化的要素也越来越多，比如土地也变成了市场化的生产要素，还有其他领域，包括有价证券、银行也越来越商业化，金融业也在慢慢开放。

这时，参与市场经济的人发生了很大变化。前面提到的两种人当中的个体户还存在，实际上现在数量还很多，但大家已经不重视他们，因为他们在经济当中的分量越来越轻。再大的个体户，也不顶你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盈利可能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而多数个体户基本上只是维持个人生活，不能够积累财富、快速发展。

干部子弟这时也不太吃香了，官倒已经没了，为什么没了呢？因为现在所有的政府垄断资源越来越少，大部分资源已经市场化了；权力以及权力拥有者的亲属也没有太大优势了，加上做生意也越来越需要创业精神、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这些东西很多干部子女是不具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子女就变成了第一阶段残留下来的一些富人，有钱了，但无缘成为企业家。在公司时代很少看见干部子女了。

这个阶段出来经商的主要就是下海的机关干部，乡村能人、大学生、研究生，以及海外留学归来的人，这部分成为整个公司时代企业经营者的主体。这些人更懂得政策，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学习能力、竞争意识更强，风险承担的意识也更强。所以，公司时代迅速淘汰了个体户和官倒公司，同时也催生出一大批成规模、上水平的好公司。

吴晓波在研究当代企业史时写过这样一段故事：“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香港《亚洲周刊》引用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说，该省在1992年前后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于7月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1992年，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的常务副总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兴致勃勃地策划一个评价体系，想仿照美国《财富》杂志的模型，搞一个中国500家大企业的排行榜。就在这时，国家体改委出台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陈东升认为这两个“意见”的颁布“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他后来说：“当时想创立企业，可是不知道资本从哪儿来，有了这两个文件后，就可以去募集资金，可以去依据一种商业模式寻找投资人来投资。”同年5月，陈东升辞职下海了，选择当时在国内一片空白的拍卖业，成立了嘉德拍卖公司，“那个时候就是满腔热血，当时都没有拍卖的概念，除了在电视上看过，什么都不懂。今天请教这个，明天请教那个，还去香港把拍卖过程录下来，回家大家一起看。”很有学术素养的陈东升相信“创新就是率先模仿”，“要做拍卖，就得像索斯比（全球最大的拍卖行），对一流企业就要跟踪它、学习它、追随它”。到了1996年，嘉德已经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拍卖公司。就在这一年，陈东升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民营企业的第三代，从2001年到现在，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创富时代”，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创富加速器是资本市场。这时很多公司从业务和规模上看已经不是一般的公司，它们中有许多都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行业的领导者，一些大公司和超大公司开始出现。由于这些大公司的出现，加上资本市场的放大作用，大公司的领导者，包括股东，都变成了快速的财富聚集者。他们迅速成为第三代商人，成为市场经济中民营企业的一个主导力量。比如田溯宁和他创办的亚信公司，开启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创业历史，并且成功登陆纳斯达克。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些代表新经济的网络公司，阿里巴巴上市市值达100亿美元，百度的市值已超过60亿美元。最近几家房地产公司上市，就有100亿美元市值。所以在这个创富的时代，民营企业在某一个行业成为领导者已不稀奇，甚至成为垄断者，风光无限。像国美在家电的流通领域已成为一个垄断者。所以民营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创富的时代。这个时代商人的地位开始提高，商业道德成为一个主流的价值观。比如现在的小孩，对于做生意很接受，对于有钱也不觉得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另外，许多人越来越成为经济动物，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消费社会，买房买车和高消费成为一种时尚。

2001年以后也是阳光创业时代，市场更开放，没有“原罪”了，社会富起来了，海外风险资本开始进入；创业者全面进入各个领域，特别是it领域，公司治理结构比较清楚，财富开始呈现爆炸性积累，进入全球化创富时代；参与的人员结构也在变化，大量的海归精英和本土知识青年进入，创业成为积极的人生，财富健康化。这个时代的财富称为阳光财富，富豪是阳光富豪。不会有人再嫉妒别人赚了多少钱，而是羡慕。靠知识挣钱越来越成为主流，第二代企业必须转化，否则会死在商业技能上，这个时代需要商业人才。

民营企业的进化过程用了将近30年，几乎每10年一个阶段，最终得以完成。今天再说民营企业，早先的问题基本不存在，但未来跟政府的关系、外国资本的关系问题还在。第一阶段靠爹挣钱；第二阶段靠胆略挣钱；第三阶段靠战略管理、人才挣钱。靠的东西不一样，三个时代公司的特征和文化完全不同。市场越来越健全，第三代民营企业将占主流，前两代的会越来越少。面对变化，第一代要学会组织，第二代要把模糊的公司变成透明阳光的公司，才能进入第三代。第一代死在不会办公司，第二代死在原罪没有根治好，第三代也会死在商业技能上。

总之，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民营经济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形成了三代人，每一个阶段参与的人群又不同。第一阶段是边缘人口加干部子女；第二阶段是全民经商，鱼龙混杂，什么人都下海；第三阶段是创富阶段，实际上最主要的是一些精英，在商场上筛选出来的行业领袖。这些人相当于来到了水泊梁山的聚义厅。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有绝活，比如时迁偷东西是绝活，张顺浪里白条是绝活。当今大家都身怀绝技，业绩不凡，汇聚一起，成为工商界的主体和民营企业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