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哭爱笑，都有原有因。

——自题

我天生是个爱哭的人，小时候就这样，难过了，委屈了，痛苦了，高兴了都会止不住地流泪。看小说、看电一影 身边总要带一块手绢。人们说我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

人们都说动情的人是累心的人，是易老的人，是傻人。而我就是这样一个傻人，我并不以为然。傻就傻呗，有人坚强，有人脆弱，有人易感，有人冷酷，我大概就是那种典型易感又脆弱的人。

做了主持人后爱哭爱笑这个毛病帮了我也害了我，我 曾经努力地想改变，但本性难移终没改掉。据说当凯撒看到亚历山大的塑像时，他也哭了。我一介女子，为凡人的喜怒哀乐哭和笑实在是没法的事。主持人这份工作就像酒，它能在你的血管中引起如此多的一騷一动，在神经中引起如此猛烈的颤动，完全是情意的驱使！而我别无选择。

我很少放声大哭，母亲说只因为我总是默默流泪，小时候没挨过她的打，举起手看着我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她就不忍心了。爱哭本来实属一个人性格的特点，但是由于我做了主持人这一职业，一些人就把我的动情说成是我主持节目的一种风格了。且不说没有一种宗教是没有狂热分子的，且不说月有一陰一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人是情感的动物，就如同毛泽东主席所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样，世界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哭，无缘无故的笑。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的哭笑，因为我面对的不是一堆冷冰冰的机器或矿石，是在体验人类的情感，是在经历最具有典型和特别意义的事件，是在目睹存在于社会中的人们的命运，是一种生命的必需，是一种生命的必然。

我做主持人很匆忙，观众和我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时候，我已经站到了话筒前。我的主持风格还没来得及设计，谁也没有为我去策划和包装，我几乎是在纯自然的状态下出场的。我那种自然的笑，自然的哭也被观众自然地肯定了。热情是以付出生命的热能为代价的，老实说这是我的本质。我有很软弱的一面，我更有刚强的一面，面对感情我从不回避，被感动了就是被感动了，喜欢了就是喜欢了，愤怒了就是愤怒了，在情感面前我决不会虚伪，决不会装模作样，决不会矜持。我庆幸至今我还有一根敏感的神经，历经多少磨难我不曾麻木，历经多少人间悲喜我不曾冷漠。好与坏，是与非，在我眼里决不能调和。我的正义感是天生的，我的同情心极强，这也是天生的，甚至是要命的，然而，这对于一个职业主持人来说又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是尤为重要的。

我告诫自己，千万别把最好的东西丢掉了。可我又能告诉谁，我为此所付出的……

在电视台做主持人这七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七年，七年中我所经历过的人和事，苦和甜是许多人一辈子也难以尝到的。或许，这也就是我们这个职业的魅力所在。七年来，我打开了情感的闸门，用心灵去拥抱了所有被我采访过、被我介绍过的人。无论是一党一 和国家领一导一人 ，无论是英雄模范人物，无论是普通平凡的老百姓，我都视他们如一颗颗美丽的珍珠而被我用丝线连在了一起，献给大家的同时也永远地珍藏在我心里。岁月留痕，潜移默化，他们成为我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有人说，你不容易，这般年龄了，这样的位置了，还保持着单纯的心态。我说，是我的职业帮助我逐渐地单纯起来，是我工作中所接触的那些人使我不能复杂，我感谢主持人这个特殊的岗位，感谢中央电视台这个培养人、教育人的集体，是他们在规范着我，制约着我，修正着我，帮助着我，提携着我。

说实话，这些年在感情上我都被装满了，多少感动我的事情，多少让我不能忘记的人物，我都一一把他们装在了心里。

事实上，当你面对人世间硝烟烈火和山呼海啸时，你很难做到无动于衷。我的确是很难改变自己的本性。不！应该说那些充满了人世间最真实情感的人和事是很难让我改变自己的。

1991 年“三八妇女节”晚会，导演袁德旺向我提出，能否选一篇歌颂母亲的散文在电视上以主持人的身份来朗诵。当时，我没有把握会成功。娱乐性的节目，溶入一篇散文，一个人站在那儿说十分钟的话。观众能接受吗？袁导说：那要看你说什么样的话，怎么说。我动心了，在众多的散文中我选了两篇：一篇是梁晓声的《母亲》，另一篇是肖复兴的《继母》。这两篇都是让我边看边流泪的凄美散文，我为文中的母亲流泪，也为写文的儿子那份良知流泪。最终，我选了肖复兴的《继母》，也许是为“继母”在我们这个传统观念中从来都受到的那种不公正的待遇而忿忿不平吧，我想为“继母”讴歌一曲。

3 月8 日，直播那天，我站在了舞台中央，周围的光渐渐暗了，只留下了一束很弱的桔黄色的灯打在我那苍白的脸上。我像讲述一件普通故事一样开始了我的朗诵，台下安静得都能听到我的呼吸声。

当我说到：“寒风中母亲听到我第一次喊她妈妈的时候，她转过身来，不相信地看着我……”时，我哽咽了，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这是我第一次在观众面前流泪。我深知，最后打动观众的不是我的朗诵，而是这篇散文，是艺术本身，是那位伟大的继母！而我不过是其中一位被感动者，我从来没有想要去感染观众，更不敢喧宾夺主，我只是把我对这位继母的尊敬之情和对肖复兴同志的敬佩之心表达出来。

说实话，准备的过程，我并没有在语言的技巧上下功夫，更多的时间，是去生活中采访。我先后与六位继母一交一 谈，去感受她们的心灵，所以，当我站在舞台上朗诵的时候，我脑子中已没有了观众，有的只是我理解的那些母亲，那些儿女。

仅此一事，观众来信就有上千封之多。

其实，人们善良的心灵是多么容易沟通啊，其中有多少为继母做着儿女的人来信向我诉说他们心中的痛苦，表达他们向继母忏悔的心灵，又有多少身为继母的人在信中诉说她们的苦衷与艰辛。这就是文艺作品的力量，这就是我们这个职业的魅力。

1992 年“五一”晚会，“劳动者的歌”总导演是张晓海，由我和英若诚老师共同主持。晚会中导演决定要以专题片的形式向大家介绍华北油田的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和妻子。我提出一定要去他们家看一看，否则我只能空说，很难告诉大家一个生动的妻子。

那天，我们坐着吉普车去了河北任丘，去了那位劳模的家。这个其实都很难称之为屋的临时房子让我看了心酸，真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石油工人永远是这样，哪里人烟稀少，哪里条件艰苦，哪里自然环境差，哪里就安上了他们临时的家）。这个家里的女人、孩子真让我看了心疼，劳模的妻子已经被截断了一条腿，因为骨癌她恨快也要截掉另一条腿。五岁的儿子在灶台前烧火，她坐在锅台上炒菜，那条空裤管挟进了裤腰里。

这个女人才二十七岁呀。回来后，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次次地想，一遍遍地写，体味生命的真谛，感受生命的品质。我怀着很深的情感，写出了这个专题片的稿子，直播前我拒绝向任何人复述，我的心承受不了，我的心在悸动！

直播的那天，他们一家被电视台当做贵宾请到了晚会的现场，丈夫戴着大红的光荣花端坐在那里，妻子、儿子坐在丈夫的身边，我站在台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晚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本想平静地向大家介绍这位劳模的事迹，讲述模范妻子的贡献，讲述他们一家的艰辛！当我告诉观众这一家就坐在我们直播现场的时候，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劳模的儿子一直是双手抓住妈妈那已不复存在的空裤管而且是紧紧靠在上面……我哭了，劳模的妻子哭了，儿子哭了，现场的观众也哭了，当杨伟光台长代表中央电视台两千多职工把一台彩色电视机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观众席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晚会的盛况，题目就是《倪萍故事感动亿万观众》。

在我送他们一家三口离开北京的时候，我问劳模的妻子：“那天晚会上你为什么先哭了。”

她说：“我这是第一回坐在电视台里，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就想，我要是能活着就好了，再苦再累也比死了强，我真想活着。”

我又哭了。

听说他们回去后，收到了几十份捐款，人们希望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来帮助这为国家默默地做着贡献的而又不幸的一家。我的心得到了很大安慰，我感谢我拥有的这份职业。我再次哭了，人间自有真情在！

云南的陈维是个美丽纯净的女孩，当她来到北京参加我们“综艺大观”的时候，我才听导演黄海涛说：她也是个骨癌患者，为了保住生命，她的腿也留不住了。最为残酷的是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年仅十六岁，一个如花的年龄，一个诗一样的生命。陈维说她唯一的愿望是在还能走的时候爬一次长城。

我陪她去了，站在长城上，我问她：“还想跳舞吗？”

“想啊！”她高兴地在长城上伸出手臂为我跳起了孔雀舞。

我哭了，多么好的一个舞蹈演员，多么年轻的一条生命。或许，陈维也意识到了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跳舞了，她趴在城墙上失声痛哭，那一刻，伟大的长城和弱小的生命溶进了我的血液。

直播的时候，当我挥手介绍陈维，我又没能控制住感情和陈维一起哭了，她像个孩子一样偎在我的怀里，我像母亲一样紧紧地搂住了她。

分手时我给陈维买了一件花毛衣。她穿着花毛衣流着泪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我。一年之后，陈维去世了。

如果有人问我，我所主持的节目有什么幕后的故事，我说这些算幕后的故事吗？我信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当你在体验生活时，你就在积累情感，面对心与心的碰撞，我的情感无从逃避。

1995 年，陈雨露导演的以歌颂残疾人为主题的“综艺大观”，由我做主持人。那次我有幸在节目中向大家介绍了战斗英雄麦贤德，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多年来，无论是谁做嘉宾，只要在我的节目中出现，我都会提前到他们的住处进行采访，了解一些资料，体验对方那一份感情。这已经是我这几年做主持人的习惯了。

麦贤德，这是在我小学课本就学习 过的英雄叔叔，今天站在我面前，我完全不能相信这就是那个在战斗中奋不顾身，几次脑浆外流，仍继续在岗位上坚守的英雄战士。由于严重的脑损伤，他现在已经行动不便，思维和神智也已出现了混乱。他见了我的面，就不停地说：“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麦贤德的妻子在身边悄悄地扯他的衣角，我看见了妻子那双眼睛里噙着泪。

“倪萍，你别见笑，他激动了就这样……”

“那他平时在家什么样？”我问。

“由于脑子不好，老麦脾气特别急，急了就摔东西，家里的东西全让他摔坏了，我又怕不给他摔，他心里不舒畅，就把家里所有的怕碎的东西都换成塑料的了。”

……

那一夜 我们说了很多，她把我当成了普通的姐妹，我把她看成了普通的女人，我们说着，哭着，笑着……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几十年她就是这么做着英雄的妻子，这也是奉献呀！她完全有理由离开他，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没有，依然对老麦那么好。她一生只在付出啊！我被感动了。

后来在节目中，我介绍麦贤德的同时，介绍了他的妻子，我说：“这是一位最伟大的妻子！”我害怕自己流下眼泪，于是我背对摄像机。

也是同一期节目，一群聋哑孩子表演舞蹈。结束时我说，“这些孩子们听不到掌声，但是她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请观众们把手举高些，告诉孩子们，我们爱他们。”当森林般的手臂高高举起时，聋哑孩子们高兴地笑了，我也含泪笑了。

镜头记录了我的哭，也记载着我的笑。

爱笑也是我的本性，妈妈说小时候，谁给我一块糖豆，我也张开那没有牙的嘴欢笑起来。长大了，邻居们喜欢我，一是因为我嘴甜，爱叫人，再就是我有一张笑脸。来电视台后，看什么小品相声我都乐，蔡明说：“老倪是没见过包袱的人，什么样的烂包袱她都笑，有时台上听着她在台下 一个人乐，我们在台上都发慌。”春节晚会一审查小品，导演们就说，最好把倪萍和陈雨露安排在观众席里当“托儿”，多没劲儿的节目她们看着都乐。

生活中我爱笑，上了电视我也爱笑。这里有一个基本点就是，我希望让大家看娱乐性节目的时候，心情能快乐起来，我在节目中经常觉得自己像个家庭主妇，以最大限度的热情欢迎来我家做客的人，即使有时饭菜不那么可口，但主人的诚意是由衷的，也会让客人在你的家中心情舒畅。

在节目中我很放松自己，高兴了有时会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我也不在乎，只要这是真的，何须掩盖呢。有记者问我：“三百六十五天，你天天都那么精神饱满？”当然不是，我也是个人，正常人的苦乐我都有，正常人的病灾忧患我也逃脱不了。这些年我光医院就住了两次，每年冬天的第一场流感我肯定赶上，已经三年了，春节之前我都是在医院打完点滴再上舞台，对此我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你的职业就必须这样，除非躺倒不干，要上台就没有权力把痛苦带给观众，特别是娱乐性的节目，谁愿意看你那不高兴的脸啊！有一次我发高烧，直播那天还烧到38 度，那时还没有人替我，临上场我觉得脸都是木的，牙齿发紧，眼皮沉重，于是我绕着楼梯跑了三圈，才恢复了一些常态。像这样的时刻，每一个从事我们这行的人都会经历过。

而今节目做多了，人们对我的哭与笑也有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为观众对我的关注感到欣慰，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有一点我对自己是有原则的，这就是无论是哭还是笑，决不能成为职业的哭笑，模式的哭笑，一切都要用心去感受，感受到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始终记着并用心去碰撞观众的心，用平等的意识去为观众服务。但我也努力地保

持我的个性，也就是我的主持风格。

我所采访的人物、事件，这些都促成了我今天的主持风格，然而，更有观众对我的影响。是的，观众在塑造着我这个主持人：我的人格、品质……我是个对生活极其敏感的人。我经历了许多波折还没有变得冷漠，因为我觉得生活给我的美好东西很多。做节目不可能总去找英雄，访劳模。即使在每一期节目的普通人中，我也能发现许多平凡人身上的闪光点。这对我同样有着净化的作用。我的工作可以使我接触到许多高尚的人，与他们相比，我有由衷的渺小之感。

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工作，我恐怕会比现在境界差很多。

在“综艺大观”100 期时，我讲述了北京十六中的一位女中学生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女孩子得了癌症，，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我怀着最后的希望替她求了许多名医，终究没能救活她，在这个女孩子离开人世之后，每逢周末，她的父母都把女儿的照片摆在椅子上，让她坐在电视机前和他们一同看“综艺大观”，直到结束。

这就是我的动力所在。我曾说过，主持人只有百分之一是技巧，百分之九十九是阅历、知识、教养、人格再加上机遇。我将不停息地努力追赶着观众心中的高度。因为有那么多观众在注视着我，其中也有她们，已在另一个世界的美丽女孩。她们凝视着我，用我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的清澈目光。我爱她们，每当想到和说到她们时，眼泪会自己跑出来。

我说节目中的所有眼泪、欢笑都是我自己的，即使不做主持人，我依然是这个世界上爱哭爱笑的女人。这是改不了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