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你与我同样没有凯旋的心情，有的只是对昨天明媚轻盈的告终？
——自题
在北京居住的日子里搬了无数次家。每每搬动那些属于我个人的家什时，最沉重、最犯愁的就是那些演出服了。起先是十几件，而后是几十件，如今足足有上百件了。这些扔不掉又穿不得的衣服，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在冥冥之中我告诉自己，决不能亏待它们。就像老兵用的槍，老船长手中的罗盘。这些演出服也决不只是些衣服，它们是我苦战七年的主持生涯中与我相伴的战友，多少次就是它们把我装扮得如大家淑女，有着“夏之奕奕的容光”，又有多少回它们把我装扮得如同仙女下凡，即使是最普通的一套西装，也为我添上了朴实、大方。如今，这些被我穿过的服装犹如解甲归田的武士，失去它们的用武之地，原有的那份光辉也就消失了，原有的那份功勋也就渺茫了。
不是吗？每回搬动它们的时候，我都格外小心，心都会随之颤动……看着它们被冷落的衣容、看着它们被挤压的皱体，看着它们身上的尘埃，我始终不能原谅自己的这份粗心，这份不够意思。曾经，曾经多么地呵护这每一件我穿过的衣服啊，我对它们永远处在拿不起又放不下的情感中。从买布料开始，我那份细致，那份挑剔，到和服装师商量样子，我都寸步不让，尽可能地让它合身，让它与众不同。我以为衣服的高标达远可以透出我的心境，我以为衣服的独具匠心是我良苦的用心。上台前我总是挺挺地立在那里，即使还有两个钟头才直播，我也决不坐下，生怕衣服出现了一道多余的皱褶而失去它应有的光彩。生怕猝不及防有个什么闪失，衣服搞脏了。
诸如此类的担心早已属于我直播前心理压力的一部分。
就这样，，一场直播一套服装，上百场的节目我几乎不重样地在换着。
在我看来，综艺节目主持人的服装是你的开场白，是你给予观众的见面礼，是你与观众在认同感中无言的沟通。或许你频繁地换着服装观众不以为然，或许观众对你的服装未必像你那样上心，但是你只要连续三场晚会都穿同一套衣服，试试看，观众心里的那份失望，那份不舒服，那份奇怪，你就等着收信吧，观众决不能理解。生活中一个女人三天只穿一套衣服，你可能不会觉得她不讲究，但走上屏幕就不行了，一切走向了生活之上，甚至可以说演出服是要表达和演绎时尚的。
尽管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但我们的演出服都是自己筹备，或是买，或是做，或是借，或是租，或是接受。没有一个女主持人不会说，这些年服装把我害苦了，我亦如此，甚之更甚。工作之余，我会竖起耳朵，到处打听，探问哪儿有好裁缝，好设计师。光在北京曾经给我做过服装的大小设计师就不下十位。许多商店的职业服装我都借穿过，从最早的蒙妮莎，爱德康，到如今的名瑞， gbr，这些时装公司无私地帮助着我，装扮着我，我却没有能力给他们做一点儿宣传。
年年的春节晚会，潮州的名瑞公司都派专人来北京给我送几套他们一精一选的服装，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都溶入了我的节目中。其实，名瑞公司送给我的岂止是几套服装，是对我主持工作的认可和厚爱啊。
这些年挣来的钱相当一部分都买了服装，有时也为买服装而出门挣点钱。出国买的衣服也总是先留在屏幕上穿，不记得哪一件好看的衣服是生活中的那个倪萍先穿，而总是等到电视的倪萍穿过了，才轮上生活中的那个我。我珍惜每一次上镜头时的机会，生怕因为哪套服装使节目有所缺憾，可即使这样，七年的上百台节目中的服装也有许多是不尽人意的，这种遗憾便变本加厉地折磨着我，就像影子一样缠着我。事实上，犹如春天离不开春雨，夏天离不开彩虹，秋天离不开落叶，冬天离不开北风一样，演出服如影随形跟了我七年，它给我的甘甜我全部给了观众，它给我的烦恼我全留给了自己。我真是尽了力的啊。
望着满屋子的衣服，我告诉自己，到了该整理它们的时候了。我按照时间大约的顺序先给它们排起了队。打头阵的自然是那套我第一次上“综艺大观”的服装，天蓝色的丝绸上衣，一条齐膝盖的黑皮裙。天哪，这叫什么打扮，上衣是夏天，皮裙是冬天，不伦不类。这就是初上屏幕的我，也是一个原本的我，一个根本不会打扮自己的女人。
倒是多少年过去了，我才感到靠所谓的爱美之心来解释对演出服的嗜爱是片面的，分明那一件件的演出服与我的精神相得益彰，与我共同完成着主持工作，或许因为工作关系，它原来含混的朦胧变得明朗起来。它产生和影响的正是我气质的一部分，它逐渐成为我主持风格的一个标志。
女人不会打扮其实算不上什么大缺点，但是女主持人不会打扮问题就大了。
“女为悦己者容”。如今“悦”己者不是几个，也不是几百，而是上亿呀！“悦”在这里变成了公众的认同，公众的标尺，公众的审美趣味，我充分地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必须补上这一课。良好的服装审美成了我做主持人之后迫在眉睫的事了，美的鉴赏力并非一日之功，好在你把它摆进你的日程，你就有救了，什么事情只要上心，也就有了希望。这几年大小服装展示会，有时间我尽量去看，服装画报也摆上了我的书架，我爱上了服装，服装也爱上了我。
在我的演出服里，我最钟爱的是那套鹅黄短上衣配有黑色连衣筒裙的服装，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衣服.今天它拴在我的衣柜里是那么不显眼，从质地到款式，无不显出了它的陈旧，它的土气，和今日的许多华丽旗袍、晚礼服相比，它是那么寒沧、小气，那么单薄，可明明就是它，使我在那年的春节晚会上光彩照人，即使叫不出我名字的观众也会说，那个穿黄色短上衣的女主持人真大方。那一年果真流行了好一阵子黄颜色。我不敢说这是因为我率先在电视上穿了这种颜色的服装，但那一年各电视台的女主持人都相继穿了黄颜色的服装出现在屏幕上，这是事实。
服装的变化最能代表时代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进入八十年代开始，大踏步地向前走着，特别是首都的人们，日新月异地变化着自己的衣着。做为主持人的我始终在追赶着生活，追赶着色彩，追赶着时尚，今天的服装确实不能与昨天同日而语了。演出服就更需要深蕴，涵盖力，它与我似乎像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二者的统一，完美，超越是必然的追求。它变成了像作品一样的东西，我拿什么样的作品给观众，观众当然愿意日新月异，这是不争的事实和压力。
我的这些服装最终还是那么拥挤地跟着我搬迁，我尽可能地让它们少跟我受罪，终究不能。我被服装所累，有谁能拿走穿我即刻就送给她，可适合它的主人太少了，哪有多么多像我这么大尺寸的女人呀，身长合适了又太瘦了，肥瘦合适吧又太长了。我抱定了这些服装已成了我的魂了，注定我走哪儿，它们要跟我到哪儿了。于是我就好好地侍候它们了，买了许多大箱子，一件一件地叠好，放上樟脑，春天碰上太一陽一好的时候拿出来通通气。眼见着这些衣服一年一年地落伍，眼见着这一件件根本不可能再穿的衣服，我也就明白了，这些衣服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些演出服只是一道记忆的风景了。
一个女主持人拥有上百套演出服，它光荣地记载了我所走过的主持生涯，它证实了我对工作的这份认真，忠诚，更说明了我对观众的这份感情。服装可以作证，没有一台晚会我是凑合的，敷衍的，我竭尽全力。从这一点上我可以说，我没有愧对这个神圣的岗位。我感谢我的演出服，更感谢为我制作演出服的朋友，他们帮助了我，使我得体地逐渐接近我与观众共筑的那一座沟通的桥梁，让我与观众胜利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