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圣祖撤藩引起、三桂发动的大规模内战由此而爆发。刚刚安定的局面又陷入新的大混乱，广大人民重新被打入战争的火海之中，不断遭到流血牺牲。现在来讨论撤藩的后果及其政策是否得当，为时尚早。还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和它对全国局势的影响，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三桂反叛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判断出这场战争的性质与是非。

六、圣祖决策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差往贵州备办吴三桂搬迁所需夫役粮草、船只的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都员外萨穆哈，以十万火急，日夜疾驰到北京，直奔兵部衙门，一下马，上气不接下气，两手抱住柱子，说不出话来。他们已疾驰十一昼夜，累得筋疲力尽，一时气厥，口不能言。堂吏见状，知有紧急事，忙用水灌进他俩的口中，过了一会儿，党务礼二人慢慢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说：“吴三桂反了！”接着，他们便把三桂谋反的事详细地作了奏报……【《清圣祖实录》，卷44，12页。关于回京告变，《四王合传》载：“奉使笔帖式王新命乘间得脱，疾驰五昼夜至京师。”此记不确。核之《清圣祖实录》、《平定三逆方略》、《逆臣传》等书，均记为党务礼、萨穆哈等。又，《清史稿·萨穆哈传》，卷268，明载党务礼等疾驰到京时，“下马喘息，抱柱不能言”等详情。】

原来，党务礼、萨穆哈、户部郎中席兰泰、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奉命至贵州，为吴三桂搬迁置办船只、粮料。他们一到贵州，云贵总督甘文焜最先把三桂在云南造反的消息密告了他们。贵州提督李本琛已参与三桂的叛乱，他给贵州巡抚曹申吉写了封密信，约他起兵响应，投靠三桂。不料此信被甘文焜截获，始知三桂起兵迫在眉睫。他大吃一惊，意识到事态十分严重。他认为，事出猝然，党务礼一行继续留下筹备搬迁事宜，已无必要，当前最紧迫的是，速返北京，向朝廷报告，请兵赴援。

在甘文焜的掩护下，党务礼、萨穆哈、席兰泰三人偷偷出贵阳，直趋北京。但是，三桂的密令已到了贵阳，指令他们暗中据守城隘，严禁出入。

党务礼等行至镇远，守将不给驿马。他们好不容易地弄到两匹马，躲过了叛兵的追捕，疾驰至沅州，逃出了吴三桂的势力范围，进入湖南境内，才得到补充的驿马，日夜赶路，终于到达北京！不幸的是，兵部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没有逃出来。他们被叛兵逮住，劝降不从，被杀身死。【《清史稿·萨穆哈传》，卷268，9985~9986页。】与党务礼同去贵州的户部郎中席兰察，因没有马匹，在镇远乘船至常德，换乘驿马，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京。【《清圣祖实录》，卷44，20页。】

党务礼等逃走后，贵阳形势急剧恶化。总督甘文焜刚办完母亲的丧事，才返回贵阳不久，就赶上了这场突然到来的大事变。他得知吴三桂杀害巡抚朱国治、扣留折尔肯的消息后，立即派他的族弟甘文烱赴京报告。同时又写信给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向他通报云南的事变。他紧急命令贵州提督李本琛率部扼守盘江。本琛已怀二心。先以书信试探他的态度。文焜回信，表示誓死守贵阳。本琛知他无意从三桂，便不再听从他的调令。文焜直属的部队，已为三桂收买，拒绝服从他的命令，有不少兵士听到事变的消息，纷纷逃窜。这时，纷传三桂兵正向贵阳逼近，城内一片惊慌。文焜料到贵阳已不能守，决计离开贵阳。他先令自己的姬妾同府中七名妇女吊死，独自携第四子甘国城率十余名骑兵，赴镇远，打算招湖北兵扼守险隘，堵住三桂兵不得出贵州。十二月八日，他们父子驰至镇远（贵州镇远）。守城副将江义已接受三桂命令，拒不准进城。文焜只好渡河，行至一座寺庙吉祥寺，江义派兵把他们包围在寺内。文焜料到已无法逃出，又不甘心受辱，便朝北京方向向圣祖拜别，拨出佩刀，刚要自刎，其子国城忙阻止，请求先死，还没等父亲同意，他夺下刀，猛地朝自己的脖子一挥，迅速把刀还给父亲，身子随即扑倒在地，血涌如注，喷溅到父亲的衣服上。文焜不禁赞叹：“儿子的勇气超过我！”举起带血的刀，自刎而死。时年仅42岁。随从笔帖式和善、雅图甘愿从他们父子死。【《清史稿·甘文焜传》，卷252，9721页。】

党务礼等向圣祖仅报告吴三桂杀朱国治、扣留使臣的事，对贵阳事变、甘文焜父子之死还一无所知。圣祖当面听取党务礼报告的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二日，蔡毓荣提供了更为详细和最新情况的报告，【《清圣祖实录》，卷44，13页。】有关吴三桂的名号、国号、贵州提督李本琛从叛、钦差被扣、兵部主事辛珠、萨尔图及甘文焜父子之死等等消息接踵传来，“举朝震惊”。【《圣武记》，“康熙戡定三藩记”（上）。】圣祖在得到党务礼的报告的当天，虽说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三桂的叛乱将给清朝统治造成何等危害，但已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凭着青年人的政治敏感，迅速做出应变的反应。他紧急召见议政王大臣，商讨对策。

当初，在是否批准吴三桂撤藩的问题上，朝廷议政王大臣及各部官员始终存在着严量分歧。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人主撤，礼部尚书图海等多数人反对撤藩，还有很多大臣不表态，实际也是赞成图海等人的意见。圣祖做出了撤藩的决定，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们不敢再坚持。然而，他们最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吴三桂叛变的消息一传来，原先持两种意见的大臣们又发生了新的争论。主撤的人此时没什么理由可辩，而反对撤藩的大臣们把这场事变归咎于主撤者，纷纷要求追究他们的责任。以大学士索额图为首，要求处死主撤的大臣。圣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清史稿·明珠传》，卷269，9992页。】一句话，便平息了争论，当务之急，是如何应付这场事变。

毫无疑问，制止吴三桂叛乱和预防他把叛乱扩大，只能用军事手段来达到目的。圣祖和廷臣们都很自然地首先从军事上考虑，采取何种应急措施来阻止这场叛乱的继续发展。不言而喻，他们恨不得立即把吴三桂擒拿在手，以正国法。措施迅速制定出来，概括言之，第一，荆州（湖北江陵）系长江南北咽喉要地，关系最重。圣祖料吴军必犯湖南，而荆州必先设防。他特派前锋统领硕岱率每佐领前锋兵一名，兼程前往，保守荆州，固军民之心。然后，由荆州再进至常德（湖南常德），“以遏贼势”；第二，为争取时间，由户部负责，预先在沿途出征将士停留处备下粮饷，保证硕岱兵到粮饷亦到。圣祖责成议政王大臣如何遣派大军，后续部队如何增调到前线等问题，“速议具奏”。

议政王大臣不敢怠慢，很快议定：派满洲与蒙古八旗每佐领前锋各一名，护军各七名，骁骑各十名、汉军每佐领出骁骑各五名，领兵官员视兵数酌量派出。他们拿出此方案请示，圣祖挥笔批准。【《清圣祖实录》，卷44，12~13页。】此次为清朝平叛用兵之始，直到平叛结束，几乎不提用兵的具体数字，只说从某旗某佐领下抽调若干名组成若干军。因此，我们也难准确知道每次用兵之数。圣祖接到蔡毓荣的报告后，在军事上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调兵遣将，分守战略要地。圣祖考虑到广西与贵州邻境，不得不预先设防，立授驻防广西的已故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为“抚蛮将军”、线国安为都统，责成他们“统兵固守”；

（二）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兵四川。圣祖指示说：“四川与滇省接壤，今吴三桂已反，你可率副都统一员、全部骑兵，选拔将领，星夜赴四川。凡自云南入川的险隘之地，都必须坚守。大兵不日即进剿云南，等我师临境，贼势渐分，如有可乘之机，你即与提督相机进讨。至于西安等处，朕当刻期遣发禁旅，前去驻防。”【《清圣祖实录》，卷44，14页。】巴蜀乃是滇黔门户。圣祖料定吴三桂必有窥伺四川之心，趁他尚未挥军进川之际，速派兵扼守险要，进可取云南，退可以守，实为万全之策。在征调瓦尔喀进川的命令发出后，紧接着，又命都统赫叶为“安西将军”，率兵同瓦尔喀等由汉中入川，以护军统领胡礼布为副将军，率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颜布随同出征。【《清圣祖实录》，卷4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