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怕的战争的最后几年中，可能是1917年，正当我遭受一场大病折磨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确信的是什么：在我们一些著名的奥地利中学里（叫做“中等学校”和——使人可怕地联想到—— “实科中学”），我们正在惊人地浪费看我们的光阴，尽管我们的老师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都尽全力使学校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他们教的许多东西是极其令人厌烦的——几小时、几小时毫无希望地折磨——对我来说已经不新鲜了。（他们使我获得了免疫力：我从此不再遭受这种厌烦的折磨了。在学校里，如果你思考一些与课文无关的事情，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你不得不专心。后来，当一个讲师正在惹人厌烦时，你就可以想入非非了。）学校里只有一个科目，我们有一位有趣的、真正鼓舞人心的老师。这门科目就是数学，而这位老师的名字叫菲利普·弗洛伊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位亲戚）。然而，当我病了两个多月之后返校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班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甚至数学课也是如此。这是件使人恍然大悟的事：它使我渴望离开学校。

奥地利帝国的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果，饥谨，维也纳的饥谨骚乱，以及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这些常常为人们所描述。它们摧毁了我在其中成长的世界；在那里开始了时冷时热的内战，这场内战以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告终，而这一入侵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刚过16岁，革命激励我进行自己的个人革命，1918年未，我决定离校自学。我进了维也纳大学，在那里我开始是一名没有学籍的学生，因为我没有参加入学考试（“高中毕业考试”），直到1922年我才成为一名有学籍的学生。那里没有奖学金，但是入大学的费用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听任何一门课程。

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虽然不仅是政治动乱。在宣告奥地利共和国成立之际，当士兵们开始向聚集在通向议会大楼台阶顶上的临时政府成员们开枪射击时，我离得很近，近得可以听到子弹的呼啸声（这种经历导致我写了一篇关于自由的论文）。那时候缺吃少穿，大多数人只买得起适合民用的被丢弃的军服。我们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职业问题——没有职业（也许除了银行里的工作外；但是在我的脑海里从未有过要在商界找一个职业的念头）。我们学习并不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业，而是为了研究。我们研究和讨论政治。

那时有三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两个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即日耳曼民族党（当时是三大政党中最小的一个，后来被纳粹党吸收）以及一个实际上是罗马天主教党（奥地利有一个庞大的罗马天主教多数派），虽然这个党是反社会主义的，却自称为“基督教的”和“社会的”（基督教社会党）。还有一个为数不多的共产党。那时我是中学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中学生）的会员，而且出席他们的会议。我也出席社会主义大学生的会议。这些会议的讲演人有时属于社会民主党，有时属于共产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那时是十分相似的，而且他们全都正确地详细讲述了战争的恐怖。共产党人声称他们用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结束战争证明了他们在俄罗斯的和平主义。他们说，他们首先维护的是和平。在那特定的时刻他们争取的不仅是和平，而且至少在他们的宣传中，也反对所有“不必要的”暴力。有一段时间，我对共产党人表示怀疑，主要是因为我的朋友昂特曾经告诉过我有关他们的情况。但是1919年春，我和几个朋友一起被他们的宣传说服了。大约有两三个月，我甚至认为我自己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着魔状态。使我首先转而对当时的共产主义持有异议，并且很快导致我完全脱离历史决定论的事件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个事件发生在我17岁生日前不久。在维也纳，一些手无寸铁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受到共产党人的鼓动，企图帮助一些被关在维也纳中央警察局的共产党人逃跑，在他们举行示威游行时，突然发生了射击。好几个青年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工人被枪杀了。我因警察的暴行，也因我自己而感到恐怖和震惊。因为我感到，作为一个历史决定论者，我对这场悲剧要承担部分责任——至少在原则上。历史决定论的理论要求，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必须加强阶级斗争。它的论点是：虽然革命可能带来一些牺牲，然而，资本主义正在带来比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更多的牺牲。

这就是历史决定论的一部分。我当时不禁自问：这种计算是否能够得到“科学”的支持。这整个的经历，见其是这个问题使我产生了终生的感情突变。

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允诺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它声称基于知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我仍然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较少暴力和更多正义的世界，但是我怀疑我是否真正知道——我所认为的知识是否不仅仅是自以为是，当然，我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我已经真正理解了吗？我批判地考察过它吗？正如任何一个人在他接受以某种遥远的目的来为它的手段辩护的信念之前都应该做的那样。

使我震惊的是：我自己不得不承认，我不仅有点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个复杂的理论，而且在实际上我也在这个理论中以及实践中发现了不少错误的东西、但是我克制了这一点——部分是出自对朋友的忠诚，部分是出自对‘享业”的忠诚，部分是因为有一个使一个人越陷越深的机制：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性了自己理智的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他希望通过使自己确信那事业在根本上是善的来为这种自我牺牲辩护，这个事业在价值上要超过任何可能需要的一点道德的或理智的妥协。随着每一次这种道德或理智的牺性，一个人就越陷越深、一个人乐于用进一步的投资来收回自己对事业的道德或理智的投资。如同在亏损之后急于投入资金以求赚回。

我看到了这种机制怎样在我身上奏效，而且我感到可怕。我也看到它如何在其他人身上，尤其是我的一些共产党朋友们身上奏效。而且这一经验使我能够理解后来的许多事情，否则，那些事情我本来是不会理解的。

我不加批判地教条地接受了一种危险的信念。这种反应首先使我成为一个怀疑论者，接着又导致我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反对一切理性主义。（如同我后来发现的，这是一个失望的历史决定论者的一种典型反应。）

在我满17岁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反历史决定论者。我认识到这种信念的教条的性质及其难以置信的智力狂妄。狂妄地称自己为这样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使得为了一种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教条，或为了一种结束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不惜冒他人生命的危险成为义务，这是可怕的事情。这利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一个能够阅读和思考的人来说是特别糟糕的。掉进这样的陷阱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一旦我批判地看待历史决定论，它的差距、漏洞及其不一致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就以暴力为主要观点的无产阶级专政而论：谁是无产阶级？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其他领导人吗？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成为多数。他们甚至在工厂的工人中也没有掌握多数。在奥地利，当然他们是非常小的少数。显然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在我花费几年时间的研究之后，我才有信心觉得我掌握了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它是由一种历史预言所组成，这种预言又与不言而喻地诉诸以下的道德准则结合在一起：帮助实现不可避免的事！尽管这样，我不打算发表我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因为在奥地利，反马克思主义几乎与那些后来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主义运动是一回事。当然我向我的朋友谈了这个问题。但是直到16年之后即1935年，我才开始写作有关历史决定论的文章，并打算发表我写的东西。结果两本书在1935年与1943年间问世了——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但是，在我现在所说的那个时候（想必是在1919或1920年），引起我反感的一件事是我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朋友和同学的自以为是，他们几乎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未来的领导者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天资。他们能有发言权的就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献有所了解——甚至并不透彻，当然谈不上批判的态度。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对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比我了解得更少（我至少在战争期间在一家工厂工作了几个月）。我对这种态度反应强烈。我感到我们在能够学习这一点上享有特权——实际上并非理应如此——我决心努力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我也决心永不追求政党政治方面的任何影响。

事实上，我有几次努力想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我的第二次努力失败了，因为我没有夜以继日持续不断地用鹤嘴锄去挖混凝土路面所需的体力。我最后的努力是成为一个家具木工。这项工作在体力上要求不高，但麻烦的是一些引起我兴趣的思辨想法干扰了我的工作。

也许这是谈论我是何等钦佩维也纳的工人和他们的伟大运动——由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的地方，尽管我认为他们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持有的历史决定论是致命的错误。他们的领导人能够用对他们所负使命的不可思议的信仰激励他们，他们相信这种使命正是全人类的解放。虽然社会民主运动主要是无神论的（尽管有一个小而令人佩服的团体称自己为宗教社会主义者），但是整个运动受到只能被说成是一种狂热的宗教式的和人道主义的信仰的鼓舞。它是这样一种工人运动：工人们教育自我因而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因而帮助解放全人类，而首先是要结束战争。许多工人，年轻的和年老的，利用他们有限的业余时间上补习课，或者上“人民大学”。他们不仅对自我教育，而且对教育他们的子女和改善居住条件都怀着浓厚的兴趣。那是一个令人佩服的计划。在他们的生活中也许有时显示出有点一本正经，他们用登山代替酗酒，用古典音乐代替摇摆舞音乐，用严肃读物代替惊险小说。这些活动都是和平的，而阻是在受到法西斯和潜在内战毒害的气氛中进行的；同时最不幸的也是在受到工人领导者的那种重复而混乱的威胁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们威胁说，他们要放弃民主的方法，要诉诸暴力——历史决定论模棱两可的态度的一份遗产；这个伟大的运动以及它之遭到法西斯主义的悲剧性破坏给英国和美国的某些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g·e·r·格达伊）。

甚至在我摈弃历史决定论以后，我还做了几年社会主义者；并且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个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的了。我花了一些时间才认识到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认识到试图实现平等就会使自由受到危险；如果丧失了自由，那么在不自由者当中甚至不可能有平等。

与历史决定论的邂逅是我智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给了我许多永远忘不了的教训。它教给了我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它使我成为一个可错论者，它使我铭记智力上谦虚的价值；并且它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与这个邂逅相比，我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个人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些类似模式的邂逅——大约是同时发生的（都发生在1919年）——的重要性就比较次要了。

回顾那年我惊奇地感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影响一个人智力发展的事情竟会如此之多。因为在同时我知道爱因斯坦，这对我思想的影响成为支配性的。从长远来看，也许是所有影响中最重要的。1919年5月，爱因斯坦关于日食的预言被两个英国探测队成功地验证了。由于这些验证，一个新的引力理论和一门新的宇宙学，不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而且作为对牛顿引力理论的一次真正的改革——更好地接近真理——突然出现了。

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作了一次讲演，我聆听了这次讲演；但是我只记得我感到眼花缭乱。这件事完全超出我的理解力以外。我一直受到一种把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动力学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理一并接受的气氛的熏陶。甚至马赫在他的《力学的科学》一书中虽然批判了牛顿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理论，但还是保留了牛顿定律 ——包括惯性定律，他为这个定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引人入胜的阐释。他尽管考虑到一种非牛顿理论的可能性，但却认为在我们开始着手这种理论之前，必须等待新的经验，而这种新经验也许会来自新物理学或天文学关于空间区域的知识，那种空间区域中容纳了比我们太阳系中所能发现的更迅速更复杂的运动。赫兹的力学除了对它的描述以外，也没有背离牛顿力学。

对牛顿力学真理性的一般假定当然是它的惊人成功的结果，海王星的发现是成功的顶点。这个成功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正如我后来说的）牛顿力学反复地纠正了它打算说明的经验材料。然而尽管如此，爱因斯坦还是设法提出了一个真正可供选择的理论，并且看来是一个更好的理论，而并没有去等待新的经验。像牛顿自己一样，他在我们太阳系内（和太阳系外）预见到了一些新的效应。并且其中某些预见在检验时，已证明是成功的。

幸运的是，一位出色的学数学的年轻学生马克斯·艾尔斯坦向我介绍了这些思想，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于1922年去世，死的时候只有21岁。他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爱因斯坦在那时和后来几年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所以他强调爱因斯坦理论的客观方面：场论的探讨；电动力学、力学以及它们的新联系；关于新宇宙学的惊人的思想——一个有限而又无边的宇宙。他把我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因斯坦自己把牛顿理论看作非常接近事实的理论，是支持他的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且爱因斯坦虽然确信他的理论比牛顿理论更接近事实，但他把自己的理论仅仅看作是走向更普遍的理论的一步；而且甚至在日食的观察之前，赫尔曼·韦尔就已经出版了一本书（《空间、时间、物质》，1918年德文版），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普遍、更包罗万象的理论。

无疑，爱因斯坦把这一切，特别是自己的理论都铭记在心，因为他在另一处写道：“任何物理理论都不会获得比这更好的命运了。即一个理论本身指出创立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的道路，而在这个更为全面的理论中，原来的理论作为一个极限情况继续存在一下去。”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因斯坦本人的明确的陈述：如果他的理论在某此检验中遭受失败，那么他就认为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例如，他因此写道：“如果由于引力势的光谱线红移不存在的话，那么广义相对论就站不住脚。”

这种态度与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条态度绝然不同，与他们追随者的教条态度就更不同了。爱因斯坦那时正在寻找判决性实验，判决性实验与他的预见一致根本不会证实他的理论；而不一致的话，正如他第一个强调的，会表明他的理论站不住脚。

我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它与那种经常声称要为他喜爱的理论寻找“证实”的教条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于1919年未，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去寻找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