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甚至没有成为这个贫民窟居民的“荣幸”，他们原是被那些肥胖的农场主赶出来的零散劳工。对一些幸运的黑人母亲而言，最高工资每月也只有5兰特。这里的公共生活是夜间搜捕和葬礼。

流放听起来很可怕，然而也能给人清静。每时每刻都令人想到，只有黑人才是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受害者；这又使人心神紧张。毫不怀疑，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的事业多么神圣，但我们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不管我们的贡献如何微小，没有比投身这一事业更伟大的了。

在那3年中，正象国内外一些记者所了解到的，温妮·曼德拉在布兰德福特完全改换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采访她，谈论新禁令的影响。她从不自哀自怜，只有欢乐响亮的笑声，特别是当她谈到普林斯卢的献身精神时：一天晚上，她9时30分出去倒洗澡水时，他仍呆在那儿，从车中监视着她。她说过，在这个城镇的白人社会中，有3个人和她很友好；大多数人则视她为“某种可怕的威胁——阿非里卡人对自己灭亡的恐惧”。同时是旅馆和酒店主人的市长，对一位记者坦白说，“是的，当她刚到这儿时，人们都不高兴，但我们已经习惯和她相处了。我们现在接受了她。她正直而勇敢。她常来这儿买东西：香槟、新加诺酒，诸如此类的小物品。我和她说过话，她很有教养。”

她开始逐渐被她的邻居们接受，生活发生了变化，以致她可以这样说，“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们互相爱护。我到这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唤醒了他们，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做到这一点；非洲人国民大会会高兴的，我没有必要演说或高喊。”孩子们振臂呼喊“权力！”欢迎她。当看到温妮·曼德拉在邮局当着白人的面使用他们的公用电话时，广大黑人也跟着这样做。1981年，面包工人和清洁工人为提高工资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罢工。在布兰德福特，这些都是巨大的政治突破。

温妮创办了托儿所，为儿童准备午餐，为老年人提供热汤，还办起诊所和使妇女通过出售学生制服而赚钱的缝纫组——这都是西方国家使馆援助的。既然温妮不能外出，外面世界的代表就来这里会见她。

几年来，她在干旱的住地为营建绿洲付出了艰苦努力，效果很为显著。她的花园满种花草、蔬菜和果树，生机盎然。她的邻居受到鼓舞，靠南非基督教会提供菜种，也跟着她学种起蔬菜、花草来。

她住的房子一直没有洗澡间，但安装了一个喷头，朋友们送来一台冰箱和电池电视机，还有许多书、精制的非洲壶和邻居送给的几片漂亮的绣花彩布。现在来访的人可以进屋，并坐在诊所边的柳树下喝茶。

在1981年初《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位记者采访了温妮，获悉了她对里根总统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的看法。她说，美国政府继续充当南非白人少数政权的庇护者，甚至是支持者，美国总统也摆出一副“不需要黑人朋友”的姿态。温妮指出，南非政府的政策正在加剧黑人的不满情绪，以致于暴力革命现在已“不可避免”。她严厉批评西方投资商，斥责他们在南非参与对黑人工人的剥削与奴役。

她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推翻一个少数人政府、一个殖民者政府。”接着她指出，南非政府正自行毁灭：“如果你剥夺人们的各项权利，你只能促使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必须对付的力量。政府实际上正在为我们发动群众。”南非政府对暴力活动的升级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他们引发了一场革命，却反过来指责我们。”温妮解释说，黑人有权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援助，其中包括苏联集团的援助，借以促进黑人实现自身的解放。美国如果不结束对白人少数统治者支持，至少应该中断与南非当局的所有贸易关系和体育、外交上的联系。

20年来，温妮·曼德拉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资格成长为一名领袖。她变得很漂亮。当人们议论这件事时，女儿泽妮说：“我想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孩子们的确使她快乐而且不得空闲，当他们玩耍时，你会发现她眼睛闪光。”她有四个孙子女：泽妮夫妇的两个女儿(扎基韦生于1977年、扎马斯瓦吉生于1978年)和一个儿子(津赫莱生于1980年)；津姬的小女儿佐莱卡，生于1980年，她的父亲是约翰内斯·奥帕·塞卡马拉。温妮生活在布兰德福特的艰难时期奥帕给了她极大帮助，甚至在与津姬的关系破裂后，他仍象兄弟一样对待津姬和泽妮。津姬后来又有了一个儿子，就是宗德瓦。

与此同时，温妮坚持学习社会学，偶尔还获准参观南非大学，该学校位于比勒陀利亚城外，温妮的丈夫和其他政治犯曾经也在此地学习过。

有人问泽妮：“你母亲从没有情绪沮丧过？”她回答说：“如果她有过沮丧的时候，她也藏而不露。”奥利弗·坦博一次谈起曼德拉时也说过，他从没有发现纳尔逊·曼德拉沮丧过。当身体不舒服时，曼德拉仅在信中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比如他在1979年9月给温妮的信中就这样写过：“8月16日我去找整形外科医生，他给我那令人不安的右脚跟进行检查。”

接着他描述了去开普敦看外科医生的旅程：

海水汹涌，尽管我站在甲板上的隐蔽处，仍看到象下雨一般。船不停地颠簸，船头劈开一个又一个浪头。在从罗本岛到开普敦的途中，象一群恶魔在横冲直撞，当船在颠簸摇晃时，那情景看起来如同无数铁块在崩落。在几步开外我看到一条救生带。在我距救生带之间有五名警官，其中两名年轻得象孩子。我心中想：如果出事，船要沉没，我将在这世间犯下最后一宗罪行，到地狱后再低头谢罪。我要跑过去冲开他们，第一个系上救生带。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遇险。

1981年3月，他接受了与英国安妮公主和杰克·琼斯竞选伦敦大学名誉校长的建议。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

7199票的支持鼓舞了孩子们和我们的国内外朋友。对你来说，那更加振奋人心，它会变蹩脚的小棚屋为楼房，使窄小的房间变成象温莎别墅厅堂一样宽敝的大室。我要让我们的所有支持者都知道，我没有期望得到过100张选票，更不要说7199票，竞争对手是一位英国公主和令人尊敬的英国改革家杰克·琼斯先生。

他希望温妮能在1980年8月代表他去德里——他被授予尼赫鲁国际交流奖——但南非政府拒绝给她签发护照。曼德拉计划提交印度方面的声明遭监狱当局拒绝，但后来还是被私带出岛，由奥利弗·坦博宣读了这个声明。

回忆起约翰内斯堡的学生时代，第一次阅读尼赫鲁的《印度的统一》一书之后，曼德拉谈论青年联盟的“强烈而狭隘的民族主义”：

可是，根据经验，伴随着国内外一系列事件的出现，我们得出了新的看法。当眼界放宽后，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些青年人观点的不妥之处。

时间教育了我们，正如尼赫鲁所说的那样：“民族主义有它特殊的优点，但却是一个不可信的朋友和惹麻烦的历史家。它使我们盲目地面对许多事件，有时甚至歪曲真理，特别是当它涉及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时。”

今天的世界，科技突飞猛进，通讯缩短了以前无法逾越的空间距离，过时的信仰及人们间想象中的差别在迅速消失，排外主义正被合作与相互依存所取代。我们也认识到应抛弃狭隘的观念，适应新的现实。

“全印度大会”是殖民世界最早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象它一样，我们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估计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我们很快领会了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导师的告诫，即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在其他地区的兄弟们仍处于外国统治之下，都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他接着说，圣雄甘地对印度和南非的历史“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正是在南非土地上，圣雄创立并信奉了‘非暴力不抵抗不合作’的思想”。曼德拉对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给予高度评价。她在50年代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曾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予以声援。

声明接着说：

对共同遭遇的理解，虽然这种遭遇的程度令人生畏，但它唤醒了我们人类的整体意识，并且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世界责任。它有助于我们增强对未来的信念和信心。(他援引尼赫鲁的话：“在一个充满冲突、敌意和暴力的世界中，更有必要在一切时候对人类命运保持信心。如果我们为之奋斗的未来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则现在的苦难便无关紧要，我们会无愧于为之奋斗的未来。”)

基于这种认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坚定不移地奋勇向前。朋友们的忠诚与团结加强了我们的斗争。当然，首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和雄心，对我们必胜的事业充满信心。